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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解釋清理工作的必要性分析

司法解釋是對法律作出的解釋，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實效性，隨著法律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司法解釋的清理工作與法律法規的清理工作一樣，需要常抓不懈。分析司法解釋需要及時予以集中清理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三種：

1．司法解釋與現行法律之間產生沖突或被替代。近年來，隨著法律體系的形成，法律制度的不斷健全完善，每年立法任務繁重，有相當一部分法律法規被修訂，為此針對這些法律所做的司法解釋也需要及時調整，如果出現司法解釋與新修訂的法律沖突，或者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被新法吸收替代，或者司法解釋所依據的法律失效，則需要及時進行清理。比如，2012年3月14日全國人大對《刑事訴訟法》作出了較大幅度的修改，之前針對原《刑事訴訟法》所做的一系列司法解釋就可能存在需要調整或廢止的情形。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公布了《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全文共計548條，同時廢止了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2日公布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并規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的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準。

2．司法解釋彼此之間產生沖突或被替代。由于司法解釋數量龐大，制定的時間差異較大，所解釋的法律發生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因此司法解釋之間也會存在沖突或相互之間有所吸收替代，需要根據法律變化適時予以調整。比如，199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逾期付款違約金應當依據何種標準計算問題的批復》因被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逾期付款違約金應當按照何種標準計算問題的批復》所代替而被廢止。

3．司法解釋與社會形勢或國家政策產生沖突或矛盾。隨著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各項經濟社會制度也發生了相應的劇烈變化，許多司法解釋都是依據當時社會的形勢政策和價值理念制定的，或是對特定時期下個案問題的處理意見，現時已不適用，需要予以廢止。如197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管轄區劃變更后復查案件審批程序問題的批復》、1982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逮捕前交群眾監督勞動問題的的日期可否折抵刑期的批復》等據此而被廢止。

二、司法解釋清理工作的實踐現狀探析

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法院集中清理司法解釋九批，共廢止部分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性質的文件740件。其中，第一批（1994年）11件，第二批（1996年）69件，第三批（2000年）10件，第四批（2001年）20件，第五批（2002年）16件，第六批（2002年）14件，第七批（2008年）27件，第八批（2012年）144件，第九批（2013年）429件。從清理的時間上來看，近十年來（2003年-2013年初）僅集中清理了三次，上一個十年（1993年-2002年）共清理了六次，平均兩年一次，相比近來要更為頻繁。從清理的數量上來看，近十年來共清理司法解釋600件，上一個十年共清理140件，可見雖然頻率減少，但數量顯著增加，增至近5倍。尤其是最近一次大規模的清理工作，其數量超過過去20年的清理總量，力度之大可見一斑，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后要求加大對司法解釋的集中清理力度的直接成效。從清理的對象上看，第一至第三以及第六、七批清理的對象與新法律頒布的時間都很接近，應是具有針對性和時效性的清理工作。第四、第五批的清理工作主要是為我國“入世”所進行的司法準備重點工作之一。2012年第八批的清理是針對1979年底以前的司法解釋，時間比較久遠，對當前的司法實踐影響不大，筆者認為，其清理的主要原因是前七次的清理較少涉及1979年底前的司法解釋，為此對這一時期進行了一次較為系統全面地清理工作。最近一次第九批的清理工作是延續2012年的清理，從1980年的司法解釋清理至1997年，是一次大規模、地毯式的集中清理，清理對象涉及到刑事、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仲裁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婚姻法、著作權法、專利法等多個領域法律。從清理的理由上看，主要是與當時頒布的新法規定相抵觸，或者被新法的規定所吸收代替而被廢止，此外，也有部分是由于被其他司法解釋的規定所代替，或者是所依據法律失效，或社會形勢發生變化而不再適用的。通過上述四個方面的清理情況分析來看，當前司法解釋集中清理工作主要呈現以下特點：一是清理頻次逐漸減少；二是清理規模逐步增大；三是清理內容相對分散；四是清理時效略有減弱。

三、當前司法解釋清理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從司法解釋清理工作的現狀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清理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清理工作缺乏統籌安排。從目前公布的九批司法解釋廢止決定的時間看，司法解釋的清理工作缺乏統籌規劃，似乎不是常規工作，有時一年清理二次，有時數年不清理一次，而最近兩次的清理工作明顯是結合法律體系形成后的工作要求來進行的，且清理的對象涉及面寬泛，不具有時效性和針對性，未能及時回應現階段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多部重要法律修改的形勢變化，清理工作似乎顯得“不合時宜”。

二是清理工作缺乏深入調研。司法解釋數量龐大，彼此之間關系錯綜復雜，條文相互交叉、重復、沖突、矛盾的情況絕非鮮見，亟需系統性、條理性、層次性清理，而不是在缺乏充分調查研究的情況下，“腳痛醫腳、頭痛醫頭”、“東一棒子、西一錘子”的隨意清理。比如《經濟合同法》失效后，共有4批清理工作涉及相關司法解釋。類似情形并不鮮見，如此就會使清理的內容非常分散，讓公眾“一頭霧水”，甚至讓法官無所適從。

三是清理工作形式單一。目前的清理基本采用的是廢止不適用的司法解釋的形式，但對司法解釋本身條文的內容予以修改卻極少，更多的是以新的司法解釋替代原有的司法解釋，各司法解釋條文間也缺乏系統的整合梳理。

四是沒有開展清理工作的專職部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第十五條規定，司法解釋清理的具體工作由研究室負責，各審判庭、室參加。當前司法解釋的清理工作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下屬的司法解釋及案例指導處負責，這個處室并非專門從事清理工作，因此從人力和組織保障上都顯不足。

四、完善司法解釋清理工作的若干建議

結合上述問題和司法解釋的工作實際，筆者認為，隨著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為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現行法律體系，順應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變化的需要，今后的立法任務會更加繁重，每年都會有一些重要的法律出臺或修訂，大規模集中清理涉及數以萬計條文的司法解釋工作，不可能是一蹴而就、一勞永逸的，應是循序漸進、逐步開展、有序推進的。

因此，首先要構建常態化、規范化、有序化的清理機制，清理工作的開展應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而非盲目清理，隨意清理，建議最高人民法院結合全國人大全年立法規劃，在年初工作安排中專門列出這項工作，以避免清理不及時、不適時，無法有效應對新法的實施。在針對新法實施而制定司法解釋的同時，應及時、全面、系統公布予以廢止的司法解釋目錄，或是以附件形式出現，或是另行公布司法解釋予以廢止，不再使用籠統、泛泛的規定。

其次要形成專門化、專業化、固定化的清理工作隊伍，而非“散兵作戰”，要由專人專職負責此項工作，從而使職責清晰、任務分明，既可以有效完成地毯式的集中清理工作，又可以應對小規模多頻率的適時清理工作，盡量避免“積累成批，因為每件司法解釋的運用可能時時刻刻都會發生”。

再次是加強對清理工作的調查研究。清理司法解釋，必須經過系統、全面、充分、深入的調查研究，不能只是簡單的相加相減，還要有機整合各司法解釋的內容，在廢止的同時，也要注意合并“同類項”，防止針對一個條文、一個問題，出現多次解釋或多重解釋的情況。最高人民法院還可以通過廣泛聽取各級法院的意見或主動征求專家學者、社會大眾的建議，及時發現和總結現行司法解釋中存在的問題，避免“主觀臆斷”、“被動清理”。

此外，還要做好預防清理的工作，即確保新頒布的司法解釋在法律術語的使用和表達上與以往一致，避免出現司法解釋間因措辭不一、表述各異、稱謂不同而造成新的需要清理的情形。（本文作者：高佳運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