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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體對司法反功能的有限性

1.媒體影響案件范圍的有限性隨著人民法律意識的覺醒，中國似乎也進入了西方社會那樣的“訴訟爆炸的時代”。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2086件，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700263件；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867件，地方各級法院受理案件1220．4萬件。數量如此眾多的案件中，只有極少案件引起媒體注意。能引起影響媒體關注的案件必須具有一定的影響因子，比如“案件是否牽涉及名人以及是否為某某領域第一案”。涉及名人的案件比如2005年的顧維軍案和2008年的陳水扁案；屬于“某某領域的第一案”比如：2006年的證券公司破產第一案（南方證券公司破產案）和新交法第一案（即奧拓車撞人案），2007年的強制保險第一案（即900車主狀告保監局案）、電影分級第一案（即《色．戒》案）和勞動教養第一案（即陳超訴勞動教養委員會案），2008年的人肉搜索第一案（即王菲訴網站案），反壟斷第一案（即四家防偽企業狀告質監局行政壟斷案）、通過訴訟捍衛姓名權第一案（即趙C案）、高考移民第一案（即12名學生狀告西安教育部門案）以及反乙肝歧視勝訴第一案（即高某訴用工方歧視案）。鐘瑛、余秀才在對新媒體事件進行研究時，提出了判斷新媒體事件的兩個標準：一是在谷歌和百度兩大搜索引擎上出現的相關報道超過一萬條，二是在大范圍內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7]案件只有達到媒體事件的程度才會產生相應的影響。實際上能達到這個標準的案件是非常少的，和法院實際審理的大量案件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

2.媒體影響案件方式的有限性（1）司法程序本身對媒體負面影響的抵制“正是由于程序正義價值的存在及其所具有的獨立性，才決定了裁判者絕對不能為了達到正確的裁判結果而不擇手段，而必須通過公正的法律程序實施實體法或者實現實體正義。”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是：所有參與裁判結論制作過程的人，不論他們是一般的公民，還是國家機關的代表，都只有訴訟角色和訴訟地位的不同，而沒有身份上的高低貴賤之分；參與者各方影響裁判結論形成的方式是理性的對話、交涉、論證、辯論和說服，而不是以強力進行壓服或者憑武力取得勝利；裁判者通過法律程序所認定的事實是“法律上的事實”，而不是一般經驗或者邏輯意義上的“事實”，它們經過控辯雙方的辯論和質證并在裁判者確認為具有證明性和法律資格以后才成為判決的根據；判決一經生效，由它所認定的事實就被視為真實情況，裁判者或者其他機構和個人均無權再隨意加以推翻。這種追求程序正義的司法程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制媒體報道案件產生的負面影響，將這種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2）法官自身的專業素養對媒體負面影響的抵制中國法官專業素質曾經一度較低，主要表現為學歷層次低和大量非法學專業人員（比如退伍轉業軍人）成為法官。但隨著統一司法考試的推行以及大批具有碩士或者博士學歷的法律人才加入法官隊伍，目前中國法官隊伍的專業素質已得到很大提高，法官和律師、檢察官等逐漸形成了一個法律職業共同體。法律職業共同體首先是一個法律知識共同體。法律人是法律知識和技能的載體，這種專業的法律知識和特殊的法律技能在法律人與法律外行之間樹起了天然屏障。法律人有專業的法律語言，有共同運用的法律邏輯，有自己獨特的思維習慣，有專門解決法律問題的模式以及共同的職業傳統；法律職業共同體又是法律信仰共同體，這種信仰上的一致使他們成為一個精神上高度統一的群體。他們把贏得同行的贊譽作為衡量自己成就的重要標準。法律是法律的忠實捍衛者。他們既為弱者服務不畏權勢，也為強者服務不避嫌疑；他們對為兩毛錢而打官司的錙銖必較者大加贊賞，對“知假買假”的“刁民”王海之流佩服有加；他們小心翼翼地解釋那些枯燥的法條，堅信“信守偉大的傳統比媚俗更符合時代的精神”。對他們來說，法典就是圣經，世界上再沒有比法典更崇高的東西了。我國的庭審或者完全由職業法官或者采取職業法官與陪審員組成合議庭的審理模式。盡管沒有受到專業訓練的陪審員可能受到媒體報道案件的影響，并且法律也規定陪審員與職業法官權利義務相同，但我國的庭審實際上都是處于職業法官控制之下的。專業法官長期形成的職業理性可以有效抵制媒體報道案件形成的沖擊，將這種負面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3）政治權力的介入與媒體本身影響的有限性盡管我國憲法和法律明確規定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但實際上，“司法權力又是受到諸多權力擠壓的權力系統。司法權力本應采取一種‘遁世’的立場，但是目前法官卻常常被迫而為‘入世’之事”，法官常常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甚至直接幫助當事人去實現對實質正義的訴求。因此，法官在作出判決時，不僅依靠證據與法律規范，還要在上級領導、人大、行政機關的意見及民心所向之間作出平衡。在中國，媒體對案件傾向性的報道主要是容易影響上述政治權力架構，從而對司法產生負面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媒體的影響本身確實有限，真正有影響的是政治權力。

3.媒體對案件本身（個案）負面影響的有限性那些被認為是起到反功能的案件實際上主要是建立在推測的基礎上，如“藥家鑫父狀告張顯名譽侵權案”。參與案件的律師張顯為了謀求訴訟利益，通過微博向公眾報告藥案的進展和他掌握的各種信息，虛構藥家鑫是“富二代”、“軍二代”的事實，形成了廣泛的社會輿論。對此，有學者指出，法院正是迫于強大的輿論壓力，最終判處藥家鑫死刑。本案起因于律師“案件事件化”的訴訟策略，媒體的不當報道在其中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最終達到借助輿論影響司法裁判的目的。在本案中，律師虛構藥家鑫是“富二代”、“軍二代”確為事實，但說輿論審判使藥家鑫被判死刑卻沒有任何證據。另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張金柱案，此案雖發生于十年前，但至今仍被眾多學者當作“新聞審判”和“媒介殺人”的例證。他們認為交通肇事罪不可能判死刑，是輿論影響了司法獨立，造成了司法不公。張金柱臨刑前也哀嘆：“我死在你們記者手中。”但從二人的惡劣情節來看，對其判處死刑完全符合法律規定。新聞媒體確實還經常超越司法程序對案件當事人作出主觀的定罪量刑的結論。“邱興華殺人案”案發后，各地媒體均對此案進行大篇幅報道。大多使用“殺人狂”、“殺人魔王”等吸引眼球的字眼對犯罪嫌疑人的殺人手段和偵破過程進行深入細致的追蹤報道。閱讀這些報道的一般受眾會可能會在內心中先入為主地對案件當事人作出評斷，但這是否會干擾法官依據法律和案件事實作出公正裁判確實沒有相關的證據予以證明。筆者認為，法官做出的上述判決至多只能算作有爭議，得不出案件判決有失公平和正義的結論。

4.社會整體負面影響效果的有限性媒體對司法負面影響的評論都是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談論的，包括上文吳如巧的觀點。本文認為，從社會整體來看，這種負面影響更是有限的。從整體來看，媒體對我國司法的正面影響遠遠超過負面影響。實際上，在我國媒體影響司法的案件基本上都以新媒體的報道為中心，可以構成新媒體事件。我國新媒體事件基本上都在發揮正功能，這一點也得到大多數研究者的認可。鐘瑛等學者對160個新媒體事件解析，發現新媒體在推進事件發展中作用多向正面傾斜。其中起正向作用的案例106起，比例為66%，起中性作用的案例為39起，比例為24%，起負向作用的案例有15起，比例為10%。本文認為，在我國媒體影響司法的案件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類型：一是司法人員刑訊逼供，踐踏人權，典型的案件比如趙作海案件；二是司法人員枉法裁斷，徇私舞弊，典型案件比如“七十碼”事件；三是司法人員知錯不改，一再拖延，典型案例如聶樹斌案件；四是司法人員貪污受賄，利欲熏天，典型案例如毫州法院法官“窩案”等。在這些案件中媒體對案件的報道都起到正功能作用，有效地矯正了司法制度的先天不足。在作者收集的媒體影響司法的案例中，未發現由于新媒體事件的發生而導致司法不公，進而導致社會總體正義降低的任何一個案例。

二、結語

應該說在我國媒體對司法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媒體對司法的監督。由于我國沒有經歷上述媒體自由的充分發展，媒體自由的功能遠遠沒有發揮，媒體對司法的監督也遠遠不夠。媒體報道對司法可能產生的反功能是極其有限的，這種有限的反功能即使存在，也是為保障自由而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應該采取措施積極保護和鼓勵媒體發揮好對司法的監督功能，促進整體社會正義提高。對其限制做法自然不可取，而“規制”這樣貌似中立的字樣，在中國目前的語境下也暗含著對媒體監督功能的限制。

作者：孫永興蘇慶松單位：中共天津市委黨校法學部副教授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速裁庭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