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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克思主義的閱讀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雖然最廣泛的動員民眾參與到革命斗爭的行列中來,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的主要目標,但是廣大人民群眾并非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被動的接受者,他們的情感和主觀意愿也參與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進程中,甚至改變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閱讀者對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影響有兩種方式:一是書寫者在書寫的過程中考慮到閱讀者的社會心理和認知能力主動進行有針對性地書寫;另一種就是讀者自身在閱讀中會進行解讀和挑選,甚至會主動填補話語的空白。對中國大多數讀者來說,馬克思主義經典的著作是晦澀難懂的,不僅理論內在的邏輯性和學理性由于文本的不完整并沒有在讀者面前展現出來,而且由另外一種語言和文化逐字翻譯過來的術語和語句對當時的大部分讀者來說是陌生甚至是莫名奇妙的,比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形而上學”等概念很難使讀者產生共鳴,而帶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做派”的思想作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具體化的“馬克思主義”則擁有更大的讀者群體。在讀者的閱讀中,馬克思主義成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一切之問題的學說和方案”。這種解讀與當時讀者的社會心態有關。新文化運動從文學出發,立足思想改造,然而知識青年在新文化運動的感召下被激發出來的試圖通過個體解放、社會運動從而改造社會的努力在社會實踐中并未獲得多大的效果,魯迅在《傷逝》中讓子君悲慘的死去表明個體對社會反抗的無力,即便是一些“工讀組織”、“新村運動”等組織理想社會的群體實驗也都以失敗而告終,面對現實出路何在?“我從此覺悟,……改造社會要用激進的激烈的方法,鉆進社會里去,從根本上謀全體之改造。(施存統)”這種心態構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閱讀群體的普遍社會心理背景。讀者迫切期望能在文本中找到直接具體的行動方案,而不是進行冷靜理性的學術研究。文本的遺漏和觀點的差異性在這種閱讀中被忽略掉了,對文本解讀的多樣化也被統一行動的呼聲所淹沒,馬克思主義主張用階級斗爭和武裝革命的方式推翻舊的政權,從而成為了最進步、最革命也是最徹底的拯救中國的方案。受到閱讀水平和環境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更多的是被簡化成了某種“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直接被讀者所接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往往以某種具體的形式呈現,“馬列主義的方法,實質上是批判的與革命的,它在思想上就是要具體地認識現實世界,深刻地熟知發展規律,正確地定出方針政策,切實地進行改造工作”、“以批評與革命為實質內容的馬列主義的方法”(黎平《思想方法上的革命》),“革命的科學的方法就是辯證法”、(王子野《馬克思的治學方法》)、“將尊重現實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最通俗的立場”(社論《獎勵自由研究》)等等,這種“馬克思主義”的簡易版不僅使得馬克思主義不再深奧難懂,而且使得它具有很強的現實操作性,能夠直接融入到具體的革命和生活之中,提供一個現實可行的立場和方法,如階級分析的方法也成為了當時最有說服力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許多人在分析社會現實問題和自我批評與剖析中,會采用階級分析的工具,并將問題的實質歸結為階級性的根源,在運動時期,知識分子在反思工作和生活作風上存在的問題時,最為深刻的便是將一些不良的生活和工作作風最終歸結為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本性。
二、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傳播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活動,傳播方式以組織傳播為主。中國共產黨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的傳播者。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后,就開始有組織的傳播馬克思主義,出版印刷馬克思主義刊物,開辦各種講座和學堂,1938年延安成立了馬列學院,這是我黨創建的第一所攻讀馬列主義理論的比較正規的學校。這種以組織傳播為主的傳播方式保證了傳播活動即使在最為困難和危險的環境下都能得以持續進行,同時也使得傳播者的身份開始一元化,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不再是個體知識分子的自發行為,而成為了政黨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公開出版的印刷物成為“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主要媒介。瞿秋白1923年從蘇聯回國之后就重辦《新青年》雜志,并將它作為共產黨的理論季刊,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瞿秋白公開宣布《新青年》是“無產階級的思想機關”,具有鮮明確定的階級性、黨性、革命性。之后,中國共產黨還相繼創辦了《共產黨》、《向導》、《前鋒》、《中國青年》等理論刊物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在這些刊物中,不僅有季刊、月刊和周刊等區分,還有不同的針對性,如《學習月報》是針對領導干部的中級刊物,《中國青年》針對的是青年群體。1941年《解放日報》創刊,這是中國共產黨出版的第一個大型日報刊物。這些報刊雜志以普通大眾作為閱讀對象,一方面針砭時弊,揭露社會現實矛盾;一方面介紹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來動員群眾身體力行參與革命改造社會,同時還充分地借用文藝作品小說、詩歌等形式用新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來感染大眾。除了報刊雜志之外,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的通俗讀物也得以發行,比如艾思奇于1936年出版發行的《大眾哲學》一書成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最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通俗讀物,在解放前就再版了32次之多,許多知識青年和學生都是在讀了這本書后走上革命的道路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借助于公開出版媒介這一主要傳播途徑得到廣泛的傳播,而且通過政論時評、學術文章和文學作品等不同的形式使馬克思主義的內涵得到了多元的呈現。唯物史觀在時評中揭露現實矛盾中所體現出來的力度和深度使得馬克思主義批判性得到充分的體現;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在政論文章中的鼓動性和針對性使得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性得到充分的體現;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知識的普及和介紹使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得到充分的體現。此外,一些現實主義文藝作品的創作使得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價值觀沁入人心。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工人和農民替代了知識分子,成為馬克思主義傳播最大的受眾群體,這也使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遠比學術研究要復雜得多,大眾化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中最重要命題和任務。費正清在《劍橋中華民國史》中描述了最初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農村所遇到的障礙。“澎湃最初的嘗試是令人沮喪的。……當澎湃回答,現在是地主向受剝削的佃戶還債的時候了,開始沒有人相信……。”
對于農民來說,不僅“剝削”、“解放”、“鎖鏈”等話語是陌生的,而且衣冠楚楚的形象也是拒人千里之外的。不過,澎湃很快適應了這種形勢,他不僅換了裝束,調整了說話方式,像一個變戲法的人和魔術師那樣帶去了留聲機和木偶戲逗他們開心,而且盡量尊重農民的傳統,包括不冒犯農民的神靈,這漸漸使得農民們開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并且在海豐地區建立了中國最早的蘇維埃政權。澎湃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從事農民運動最為成功的一個革命者。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在“馬克思主義”形象的大眾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盡管在書中通篇都沒有出現“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概念,而是以“新哲學”、“大眾哲學”而代之,但是它用通俗活潑的語言,生動貼切的事例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知識和理論,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抽象的哲學概念和日常的生活柴米油鹽結合起來了,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沁入到現實世界和傳統社會中,因果律轉換成了“無風不起浪”,孫悟空的七十二變被用來生動地說明事物現象和本質的關系……正是這種話語形式的轉換,使得《大眾哲學》成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最為成功的馬克思主義的讀本,它在1949年之前就被再版了32次,連同志都極力盛贊和推薦這本通俗讀物。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推進并不限于在哲學領域,而且更多地借助了文學和藝術的形式。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從“馬克思主義”的“存在決定意識”的基本觀點出發,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創作必須服務于革命斗爭的實踐,號召文藝工作者“深入現實斗爭”,“改造世界觀”,“學習馬列主義”來“歌頌人民”,“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用群眾習見常聞的語言,用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反映人民大眾革命斗爭的現實生活,來歌頌革命和群眾、打擊敵人。這種馬克思主義文藝創作模式在革命時期發揮了重要的革命動員功能,使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斗爭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詩歌、小說、散文、繪畫等形式都被充分地調用,這些作品構建出的激情的生活、火熱的革命、樂觀向上的精神構成了革命生活的主基調,至今都能激發現代人的熱情和向往。
三、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傳播的特點
從大眾傳播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在這個時期的傳播是最為成功的,它不僅樹立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科學領域的科學權威,而且確立了它在政治斗爭中的政治權威,并且還成為了無數青年志士棄小我而圖大家的人生信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傳播之所以能成為典范,除了馬克思主義自身理論魅力的顯現之外,對它的成功傳播也功不可沒。它在大眾傳播方面做到的幾個統一,仍然能對我們今天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傳播有所啟迪。馬克思主義話語主題和社會歷史背景的統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所處的時代主題是革命與戰爭,構成這個時期馬克思主義話語結構主要是“無產階級革命”、“階級斗爭”等,它直接回答了中國應該怎樣革命的問題,與當時整個中國革命的時代主題和國際背景相統一、相呼應。今天和平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而全球化、一體化是世界性浪潮,面對這樣的浪潮,馬克思主義就不能還是拘泥于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理論,而是應該用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批判理論,去分析這種浪潮的特點、預見它的趨勢并分析它的限度,這種主題的介入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深入傳播是非常必要的。馬克思主義的書寫、傳播和社會實踐的統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書寫還是傳播都具有鮮明的目的性,即喚起民眾的斗爭意識,為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而戰斗。這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是統一的。馬克思主義為革命的合理性辯護,并指導著具體的革命策略的制定。如階級分析的方法對于制定革命的路線:應該團結誰、打倒誰是非常有效的。而革命實踐的成功則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正確的印證。馬克思主義在傳播中實現了知行信的統一。正如這個時期所強調的,“馬克思主義絕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可和信仰能夠直接轉化成革命的行動。無論是書寫者、閱讀者和傳播者對馬克思主義都不是只停留在文本和書齋中的探討,而是身體力行投入到火熱的革命斗爭中去實踐馬克思主義,從而進一步傳播馬克思主義,人們在革命根據地無差別的集體生活中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民主平等,在無私忘我的革命斗爭中表達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成為了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
馬克思主義在傳播中保持了理性和情感誠實的統一。在民族危亡之際,相比其它學院派的“純正”科學和“無厲害關系”的學術探討,“馬克思主義”卻能將理性的誠實和民族的情感有效地結合起來,能將“科學的理論”直接運用到革命實踐之中,解決國家和民族的危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除了出于對真理的追求和民族救亡的情感沒有什么其他的因素能夠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動力。在國民黨統治區,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書寫甚至能導致生命的危險。這種傳播境遇使得馬克思主義的書寫和傳播即便存在著某種誤讀和偏執,但卻是建立在理性和情感的誠實基礎之上的,這種理性和情感的真實性增加了馬克思主義的可信度,維護了馬克思主義知識層面的內涵和情感層面內涵的統一。
作者:易如單位:華東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