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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是在哲學探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論爭和“民族形式”討論基礎上，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內涵提出的。此后，中共分別從政治經濟層面采取了“三三制”、“減租減息”、實施公營經濟和合作社等措施加以貫徹落實，極大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為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堅實基礎。

【關鍵詞】

新民主主義實踐;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社會主義道路

新民主主義理論最終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一種理論轉化成實踐，它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落地并且經過實踐檢驗后不斷完善和理論上得以確證，從而為中共七大最終提出思想奠定了基礎。也可以說，新民主主義的實踐是實現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飛躍的關鍵一環。政治層面主要是三三制政權，經濟層面主要是減租減息、公營經濟和合作社，這些政策在實施過程中，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思想，又反過來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飛躍的實現，也就是為思想的成熟提供了實踐基礎。①

一、政治上:三三制

應該說在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之時，中共就立即向國民黨明確表示出實施民主的訴求，希望陜甘寧邊區建成抗日與民主的示范區，后來在新民主主義憲政的演講中也提出這兩大任務，可見這兩項任務是貫穿抗戰始終的。1939年國民黨反共愈演愈烈之后，中共寄希望于國民黨實施民主的希望破滅，轉而尋求自主探索中國民主之路。1940年，接連發表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接著，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黨內指示。該指示明確提出了抗日民主政權的民族統一戰線性質，并提出“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1］170。但在這一指示中也明確提出了“必須保證共產黨員在政權中占領導地位”［1］170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形式問題。

此后，“黨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都已開始實行，晉察冀邊區已作出成績，陜甘寧邊區之隴東分區及清綏分區也獲得初步成績。”［1］553但從后來林伯渠對三三制政權的講話及現今的研究成果來看，這一政策在貫徹初期也存在著一定問題。筆者認為這主要是中共黨內特別是高層領導人對“三三制”政權初衷的理解差異造成的，特別是由他們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理解差異造成的，包括、劉少奇等當時黨內的高層領導對這些新問題的認識也不盡一致［2］343，更不用說黨內的中下層干部，這不僅造成了當時“三三制”落實中的“位差”，更是新中國成立后在何時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上黨內高層出現不同意見分歧的根源所在。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根本問題就是前文黨內指示中所說的共產黨的領導權和民主集中制問題，深層次的表達便是沒有正確把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中階級聯合和階級立場的關系問題，或者說“一度忽略了革命政權的階級本質”。新生事物的實踐總會有曲折，但不管怎樣，“三三制”政權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踐是毫無疑問的，在這一點上黨內也沒有分歧。這一點從1941年1月31日《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關于實行“三三制”的選舉運動給各級黨委的指示》中能夠看出。指示明確說:“邊局決定在今年選舉運動中，要以真正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模范政權，為我們黨的中心任務。”［2］61“我們在邊區所要建立的‘三三制’的新民主主義的政府……必然會大大提高邊區在全中國的政治地位，更好的影響全國，促進全國新民主主義的實現。”

［2］61并且，在這一指示中只字未提“三民主義”，這說明中共和已經對自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制度有充分的信心并力行實施了。到1941年4月，李富春在《對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政策的意見》中明確說“抗日根據地已經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權”［2］270。1941年6月、7月和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還專門聽取了晉察冀邊區關于政權建設和黨的建設的匯報。彭真在代表晉察冀邊區的匯報中說“三三制的規定仍是十分必要的”，“今天政權的性質已經有了本質的轉變”，“三三制雖不可能普遍嚴格實現，但大體實現是可能的”［2］368。1942年《陜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提出鞏固三三制，1943年3月6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專門發出《陜甘寧邊區政府為充實“三三制”給各縣的指示信》，這都說明在還沒有找到一種比三三制更加切實可行的制度設計貫徹落實新民主主義理論時，三三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更確切地說是中共對民主的探求和姿態。事實也證明，三三制確實起到了最大程度地展現中共和提出的“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性質”的目的。“事實證明三三制是鞏固根據地政權及團結抗日的有力武器”［2］368，“加強了邊區內部各階層的抗日團結”［3］612。這些至少說明三三制作為貫徹新民主主義政治的一項具體措施起到了最大限度檢驗新民主主義理論的作用。與此同時，無論是在制度設計還是在具體落實中三三制還存在著一定問題。彭真在代表晉察冀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匯報中就說:“因為在法律條文上規定三三制，是和真正平等普選原則相違背的。同時，在平等的直接的真正民主普選中，要想百分之百實現三三制也極為困難。”

［2］368同時作為國民政府的特區，陜甘寧邊區還必須遵循國民政府的規章制度，國民政府現實存在的各級參議會制度與三三制政權之間必然存在著一個銜接問題，這期間事實上存在著一個普選的參議會制度與三三制之間的雙體制運行的并行期。彭真的匯報和中共對普選的執著，又使得中共對三三制不斷作出思考。這種矛盾狀況導致到1942年12月《陜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頒布時，陜甘寧邊區有“八個縣還遠未實現”三三制。三三制政權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林伯渠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十分精煉地作了說明。“對新民主主義的認識問題。這是黨在邊區政權工作中最根本的政治立場和階級立場問題。但有些同志，在這個根本立場問題上卻發生了偏向。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強調形式，忽視內容。新民主主義的內容，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民族民主革命。要鑒別新民主主義，首先就要看政權的階級性與政策的階級性。……第二，強調民主，忽視集中。只有民主集中制才能真正有效地表現民主的意志和力量。共產黨歷來是主張民主集中制的，不因統一戰線而動搖改變。第三，只要團結，忽視斗爭。……三三制不是無原則的各階級各黨派大聯合……在三三制政權中，黨一定要領導，一定要在政治上占優勢……對新民主主義認識的三個方面，右傾都是主要的危險。”［3］631－634林伯渠的這一講話與對三三制的設想是完全一致的，可以看作是毛的講話的翻版。這說明經過一段時期的實踐之后，當初對三三制的設想和定調是準確的，所提原則中暗含的預計到的問題也毫無懸念地出現了。因此，隨著事態的發展，三三制就逐步退出了歷史的舞臺，從1943年開始中共轉而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問題，在政權模式上或者說在政體上逐步探索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到中共七大思想確立之時，三三制也明確為聯合政府所取代。但是“無論在抗戰以前以后，無論參議會成立以前以后，邊區政權都是新民主主義政權，對此是不能懷疑的”［3］632。這充分說明了三三制在實踐思想核心理論———新民主主義理論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經濟政策上:減租減息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第一次提出“在中國建立這樣的共和國……在經濟上也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4］678。并且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基本概念內涵:包括大銀行等歸國家所有，國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采取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允許富農經濟的存在，實行“耕者有其田”，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等等。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4］678－679。這里點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基本點。之所以能夠得出這一理論，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摸索實行了一段時間減租減息政策的結果。但在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概念之后，在他起草的黨內指示《論政策》中卻明確指出“必須向黨員和農民說明，目前不是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的時期，過去土地革命時期的一套辦法不能適用于現在。現在的政策，一方面，應規定地主實行減租減息……另一方面，要規定農民交租交息”［1］703。這至少說明，雖然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基本成型，但是落實到現實層面卻顯得不合時宜。減租減息其實對應著政權上的三三制，這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配合的政策組合，兩者都是在提出新民主主義論之后逐步成為中共在經濟和政治層面的兩大支柱政策的。如果說三三制更大程度上實現了新民主主義政治的政策，減租減息卻是一種不屬于新民主主義經濟內涵的經濟政策，但這一政策恰恰是與三三制政權相配套的。這一矛盾說明，在新民主主義的實踐上，政治上的或上層建筑上的政策是走在了經濟基礎的前面的。也正是經濟與政治的不一致使得減租減息政策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走向消亡成為一種必然。因此，看起來減租減息并屬于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范疇的。那么如何理解新民主主義經濟實踐對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呢?減租減息政策是一個彈性很大的政策概念，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力度和強度在逐步加大，掌握這一政策執行力度的是抗日民主根據地執掌政權的共產黨。這一政策的初衷在于國共合作后，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地主、開明紳士一致抗日。

但這一政策的底線是不能否定中共以前所領導的土地革命成果，不能觸及中共所代表的工人階級以及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在國共合作后，一方面雖然中共宣布放棄土地革命的政策，轉而采取減租減息交租交息的政策，但對原有的土地革命成果是堅定維護的，多次發出指示要求，堅決反對否定以前土地革命成果的現象，不允許“反攻倒算”。這一政策的前提就是民族矛盾大于階級矛盾。也就是說，隨著前提的變化，這一政策隨時有被調整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因此，“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政策表明中共在抗戰條件下對地主的策略性后退，其所表達出的階級性訴求和土地革命訴求絲毫沒有因為這一策略性后退而發生根本變化，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發強烈，特別是隨著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中共在逐步反思這一政策的過程中，才提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概念作為將來發展的目標，更大程度上是作為減租減息政策執行的方向和尺度。雖然，在《論政策》中說出了上述一番話，在1942年1月《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中也承認“我黨在各抗日根據地實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減租減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3］19，但是該決定還準確地闡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及其土地政策的三個出發點:即充分發揮農民、開明地主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抗日積極性。在1942年2月4日的《中共中央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中更加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指示說:“它(指1月28日的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及其三個附件———引者注)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夠把廣大農民群眾發動起來……在群眾發動起來之后，又要讓地主能夠生存下去。”

［3］501942年12月9日，劉少奇在晉西北干部會議上的報告對這一指示作了很好的闡釋:“這就是以馬列主義教育農民，是新的啟蒙運動，也就是階級教育。這個教育搞好了，農民跟上我們走，就不會因為受一點波折而懷疑動搖。……農民起來了，就進行減租減息斗爭。……進行減租減息，農民要斗理、斗力、斗法。”［5］237這里劉少奇是從發動群眾運動以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考慮減租減息的，但是他在該報告中所流露出的階級觀點、群眾觀點和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群眾的主體性地位的認可，都與的認識是基本一致的，這本身也就成為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隨后，后來國共摩擦的尖銳，特別是1943年5月共產國際的解散，中共對這一土地政策的執行的力度和強度更為加大，更大程度上是偏重于站在農民的立場力圖組織群眾，而較少考慮交租交息的問題。1943年10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減租生產擁政愛民及宣傳十大政策的指示》中明確提出“必須于今年徹底減租”，因為“現在根據地已縮小，我黨在根據地上細心地認真地徹底地爭取群眾、和群眾共生死存亡的任務，較之過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義。”［6］582在此表明，形勢的發展不僅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土地政策的重心發生了向“減租”的絕對傾斜，而且使中共的群眾觀、群眾路線有了更為現實的實踐支撐。因此，可以說，這一土地政策是中共在階級分析基礎上從當時國內矛盾出發作出的策略性調整，而不是戰略性后退。也正因如此，筆者才把減租減息而不是交租交息作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實踐的一項內容。比較三三制和減租減息政策可見，中共對地主階級采取了政治上從寬，經濟上從嚴的方針政策，這保證既發揮他們的抗日積極性，在政治權利上保證其人身和財產安全，又在經濟權利上必須向農民作出更大程度的讓步，以使中共能夠動員農民群眾。在經濟政策上，還可以看出，中共采取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寬，對地主為代表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從嚴的經濟方針，也就是“在經濟上，目前我黨的政策，以獎勵資本主義生產為主，但同時保存地主的若干權利，可以說是一個七分資本三分封建的政策。”［3］50這種寬嚴相濟的政策配合，有效確保了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各抗日階級的團結，更為重要的是在綜合平衡中確保了中共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實施，鞏固了中共的領導權。到1945年中共七大時，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對新民主主義土地政策作了更為徹底的表述，從發展方向上根本否定了減租減息的政策，而提出“必須實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農民”的革命訴求，雖然他也承認抗日戰爭時期減租減息政策的讓步是正確的，并宣稱“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的阻礙，我們準備在戰后繼續實行下去，首先在全國范圍內實現減租減息，然后采取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7］1076。的這一設想最終因國共內戰爆發沒有實現，土地政策問題又不得不靠土地革命的辦法來予以解決，但這僅僅是途徑和手段問題，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作為一種既定的土地制度是必須要實現的，只要這一目標沒有改變，封建土地制度的徹底改變是早晚的事。從以上論述足可以看出減租減息政策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實踐，這一實踐也反過來極大地豐富了思想的內涵。

三、經濟形式上:逐步實施“公營經濟”和“合作社”

在給秦邦憲的信中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8］484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4］678“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4］678對于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李富春作了較為細致的闡發，他說:“所謂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而是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作骨干的，各革命階級的經濟聯盟。”［2］267并認為“承認私有財產與財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經濟的基礎”，提出“任何公營的工農商業，決不是壟斷統制的與民爭利的，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一部分”［2］274。

陸定一的論述更加詳盡地說明了所設想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重要內容，但具體到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實踐層面，應該說是不完全實現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說它實現了主要是因為延安時期在陜甘寧邊區和根據地有了公營性質的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形態，允許了富農經濟的存在。說它不完全，一方面是因為還遠未達到建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更沒有實現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的國家所有;另一方面主要是因為抗日的需要，沒有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也沒有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而是采取“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的調和折中的政策。這是不符合新民主主義經濟特點，但卻不得不采取的一種經濟和土地政策。因此，如何確保這一政策措施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方向成為一個重要問題，也是理解新民主主義經濟實踐的關鍵所在。在經濟層面，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實踐在政策上當然主要是減租減息的政策，其更深的層面是中共的土地政策和對富農、資產階級政策問題。當然，在經濟實踐中，還有著公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這兩個因為內外封鎖的外部原因和外來人口大規模進駐根據地造成經濟結構失衡、原有的經濟形態被打破的內因所產生的新的經濟形態，它們是新民主主義的，但卻有著社會主義的因素。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土地政策執行中，事實上改變了以往土地革命中中共及其政權的財政來源渠道，特別是隨著國民黨對邊區財政撥付的急劇減少和摩擦，更加加劇了邊區的財政困難。應該說，這一困難有著大量外來人口涌入根據地，大量干部、知識分子和軍隊需要財政供養的現實，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共缺少了打土豪分田地這一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財政來源的渠道。從1940年開始，中共和根據地的財政狀況變得極其困難。這樣中共一方面掀起大生產運動以開源，另一方面采取精兵簡政的辦法以節流。與此同時還采取了很多戰時的經濟政策和措施，并且很多措施連自己都覺得違背了社會分工的原則，但是這些措施卻實實在在具有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雛形意義。公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這兩種經濟形態中，公營經濟雖然遠未達到所說的國有資本的程度和水平，合作社也不是在耕者有其田基礎上實現的，但是毫無疑問也有著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性質和特點。

出于自救的考慮，和中共對公營經濟是高度重視的。“公營經濟事業成為我們保障財政供給兩大來源的一個主要基礎，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3］622并且他認為“我們之注意公營經濟建設事業，是從一九三八年開始的。”［3］623這與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同一年，這是歷史的巧合?當然不全是，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一種理論上的自救與公營經濟建設作為一種經濟上的自救是相輔相成的。故此，我們就更容易理解公營經濟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對于公營經濟的范圍，明確認為是三部分:“(一)政府經營的鹽業、工業及商業;(二)軍隊經營的農、工、商業;(三)黨政機關經營的農、工、商業。”［3］622與此同時，和中共牢牢把握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的不沒收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反而采取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方針，具體到公營經濟上，他們一再強調要“公私兼顧”。在1941年兩次寫給謝覺哉的信中都明確表示了這個意思。前信中指出，“今年的八百萬投資僅顧及公營事業，全沒有顧及私人農業貸款與合作社貸款”［2］546，后信中則說:“最大的一條經驗，就是在公私合作中(八萬人與一百四十萬人合作)解決了問題，證明政策是對的，辦法是有的。”［2］579這充分說明對公營事業發展中“公私兼顧”的重視，事實上反映出他堅持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中對資本主義的政策。陜甘寧邊區政府的《為制訂生產計劃給各級政府的指示信》，認真吸收貫徹了給謝覺哉前信的指示要求，提出了“政府辦的公營工業主要是為的倡導和供給的作用”和“應以發展民營商業，繁榮市場為主”［2］577，這說明發展公營經濟中的初期偏向得到了及時的糾正。由此帶來了兩大不可忽視的歷史作用:一是公營經濟沒有可能發展成為官僚資本主義，進而阻礙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保證了中共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及解放戰爭時期的聯盟);二是將公營經濟嚴格限制在保障供給之上，從根本上杜絕了機關軍隊黨政不分、借發展公營經濟之機的腐敗，為保證黨和軍隊永不脫離群眾，保持先進性和戰斗力提供了基本保證。在《一九四三年生產運動的基本總結》中，李富春詳盡列舉出了“公私合作、公私兩利”的七種新形式新辦法，這說明這一政策形式確實是得到了實踐的檢驗和發展。任弼時在《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基本方針》中也明確提出“公私兼顧，互助合作，一致對外”［8］163作為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第二個基本方針。公營經濟的豐富實踐給了理論以極大沖擊。這主要是對公營經濟中勞動性質的理解問題。“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公營工廠的勞動性質，是一個新的問題，不僅有許多職工們沒有弄明白，即知識分子也還有不少人弄不清。”［3］263這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問題，也涉及到如何處理公營企業與工人的關系以及如何處理黨、政府與工人的關系問題。時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的鄧發希望對這一問題作出解答，但“都存在若干理論上的分歧(例如對于公營工廠是都有剝削的問題)，但都沒有展開討論，沒有答復實際問題”［9］359，鄧發給出的是模棱兩可的答案，但他的回應卻把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思想、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思想都引入到中國理論的視野之中。

無形中從另一方面刺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探索，但這一問題在當時沒有再引起理論界和中共高層的極大關注。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實踐特別是公營經濟的實踐出發，中共最大的收獲是對工業化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和思路。在1944年5月22日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為陜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舉行的招待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與中國的工業化的”要求。在1945年1月10日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中，更是提出兩年內陜甘寧邊區做到花、紗、布、鐵、紙及其他很多用品的完全自給，“所有這些，由公營、私營和合作社經營三方面完成”［10］12。這樣就對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與工業化的任務以及實現工業化的主要經濟形式都作出了初步的簡要的概括。這既是對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重大發展，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幾年實踐的結果。在中共新民主主義政治綱領《論聯合政府》中，明確提出:“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7］1058在這一報告中，還專列一節講述工業問題，但他把政治問題的解決作為了工業問題解決的先決條件，“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起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7］1081。這一經從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發端，經由抗戰時期的公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實踐，所得出的經濟制度設計和工業化追求，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發展的碩果和重要內容，也是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四、結論

全面抗戰前，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礎”，緊接著日本侵華的加劇，華北事變爆發，抗日的緊迫形勢使得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集中思考理論問題，其他領導人也是如此，而是投入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所以，1938年和1939年，中共主要的活動是政策層面的調整與調試，理論層面的突破之處，就是在與王明的右傾主義對抗中一鳴驚人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確切提法，把原本暗藏于下的道理亮出了旗幟，但此后對這一概念的闡發卻不是那么直接和明確。這一時期的理論探索主要是在文藝界就“民族形式”問題展開了討論，但即使在左翼文藝界對這一問題仍然存在著不同意見。這說明，雖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概念提出，但其作為一種思想概念甚至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為大家所認識了解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與此同時，國民黨及其御用文人也看到了中共民族主義轉向對其的威脅，一方面從思想文化上針鋒相對地展開對中共及其理論的攻擊;另一方面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不斷制造與邊區的摩擦。所以，中共此一段時間的精力主要是用于處理與國民黨維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系上，同時也從這一國共苗頭性的矛盾中得出了必須要“自救”的結論。經由“民族形式”討論所帶來的對文化問題的深切思考，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逐步形成。這是文化論爭的直接結果，更是對現實層面的政治形勢不得已的選擇。在這一復雜糾結的變化之中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產生，事實上標志著“兩個決裂”:一是標志著中共與“三民主義”制度設計的決裂，這一制度設計不管是中共抗戰后所說的真三民主義，還是國民黨所主張的三民主義，其核心仍是孫中山確定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制度。中共原本想在抗日的大形勢下，通過中共與其他民主勢力的聯合而迫使其施行憲政民主。但是，現實教育了中共，使中共徹底對國民黨死心。但在此之前，中共至少從口號上宣稱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一切的制度設計也是按照這一點來部署的。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標志著中共不再堅持三民主義的制度設計，而是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全新政治理念和系統的制度設計。新民主主義1成為與所宣稱的三民主義相抗衡的一個核心概念，這突破了此前中共與國民黨就三民主義論戰時的理念和制度設計局限。二是標志著與以蘇聯為代表的傳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決裂。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與蘇聯革命道路的根本不同，在于僅僅依靠井岡山式的游擊戰并不能真正實現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目的，即使單憑戰爭可以奪取政權，也不可能長久地立國。新民主主義論恰恰給出了如何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一整套政治經濟政策和制度設計。對于如何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來看，選擇了與蘇聯頗為不同的道路。蘇聯是采取奪取政權后立即進入社會主義的道路，而則提出了經過新民主主義的過渡階段然后再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新民主主義理論從逐步摸索到形成提出，再到形成適用于全國的作為社會主義過渡形式的理論，是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正如在1940年2月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中所說:“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同時，也還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1］147這“兩個決裂”標志著思想開始形成，以此為開端，思想逐步從一種哲學理論形態進入到了政治經濟文化的實踐層面，并且以此為據逐步探索出一系列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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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2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作者：許華卿 單位：求是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