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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實踐育人觀既是其教育思想的有機構成，又自成體系。它以培養革命實踐所需的干部和人才為出發點，強調在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各級各類學校中必須加強科學理論教育、歷史文化知識教育，倡導采用諸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啟發式教學、因材施教等教育方法以及教育制度和辦學模式的創新，不僅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培養了大批人才，推動了革命運動的發展，而且還具有不容忽視的現實價值。

〔關鍵詞〕

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育人觀

翻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撰寫的講話稿及書信，不難發現其中蘊含著豐富的實踐育人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實踐育人觀既是其教育思想的有機構成，又自成體系，具有深刻的背景、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特色。在大力提倡教育教學改革、注重實踐育人的今天，重溫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實踐育人觀，其歷史與現實意義不言而喻。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實踐育人觀的主要內涵

(一)教育目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一系列指導革命教育的方針、政策和制度。20世紀30年代，中央蘇區推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小學制度暫行條例》，規定“要消滅離開生產勞動的寄生階級的教育，同時要用教育來提高生產勞動的知識和技術，使教育與勞動統一起來”〔1〕。1934年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提出了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于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于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在于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在于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1937年在《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一文中提出著名的“十大救國綱領”，其中第八個綱領是關于抗日的教育政策:“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3〕1938年還提出“改訂學制，廢除不急需與不必要的課程，改變管理制度，以教授戰爭所必須之課程及發揚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的原則”〔4〕。上述方針、政策明確了三個問題，第一，為什么培養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級各類教育都是為了培養革命實踐所需的干部和人才。說:“蘇維埃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是什么?……是創造大批領導斗爭的高級干部。”〔5〕1937年，為陜北公學的題詞寫道，要造就一大批革命的先鋒隊，他們有政治遠見、有斗爭和犧牲精神而又品德端純、腳踏實地，“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的解決”〔6〕。第二，培養什么樣的人?首先，要有堅定的政治方向和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教育是人才生長的搖籃，各級各類學校都應該以是否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來考察培養對象的政治素養。列寧指出:“在任何學校里，最重要的是課程的思想政治方向。這個方向由誰來決定呢?完全只能由教學人員來決定。”〔7〕1939年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針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這三者，是造成一個抗日的革命的軍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職員、教員、學生，都是根據這三者去進行教育與從事學習的”〔8〕。為提升學生包括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在內的政治素質，必須加強對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時事政治教育、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此外，也必須對他們實施優良作風與傳統教育，因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與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不能脫離的，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發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沒有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執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9〕。其次，有實際工作能力。以能否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為是否真正擁有實際工作能力的評判標準，他說:我們“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10〕。為了培養學生革命和生產的知識與技能，強調學生不但要學習一般的文化知識，還要學習與革命實踐如戰爭、根據地建設以及工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各種知識，講求學以致用。第三，怎樣培養人?必須改革舊教育，創造新教育。之所以擯棄舊的教育制度，是因為他早就認識到舊教育是培養革命現實所需人才的桎梏，它培養出的所謂人才不僅知識陳腐，而且脫離實際，無法實現學以致用的目的，“試一觀當世諸老先生，若舉人、翰林、秀才之屬，于其專門之業，不可謂不精，若夫所謂常識，求公例公理，繩束古今為一貫，則能者不甚寡哉!”〔11〕與此同時，在等人的提倡和建議下，一批新的教育設施如雨后春筍般建設起來，涵蓋了學校教育、干部教育與社會教育，為培養所需人才提供了物質載體。

(二)教育內容1．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主要在干部學校進行，強調:“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干部應當著重地研究這些，中央委員和高級干部尤其應當加緊研究。”〔12〕這里的“干部”包括軍隊干部、地方干部如工農干部及除軍事干部以外的各條戰線中的干部，有黨員干部與非黨員干部之分。為什么要學習與研究馬克思主義?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具有科學性、實踐性、革命性特征，“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13〕，是能夠幫助我們實現民族解放的“最好的武器”〔14〕，但現實中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掌握與運用不盡人意，說:“近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讀的人也多了。……我們的理論水平是比較過去高了一些，但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還不能夠和革命實踐相平行”〔15〕。提高作為革命中堅力量的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尤為重要，故而強調在各級各類干部學校中，開設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選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作為教學和學習材料。指出，必須采取正確的態度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方面，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方針原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的實踐，沒有這后一個條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16〕。另一方面，批判、克服教條主義錯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曾經反復地講，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17〕，而現實中，許多人包括一些領導干部熱衷于只背誦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章甚至某些個別字句，以為自己是“知識里手”、“理論行家”，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能實際應用，說:“對于這種人，應該老實地對他說，你的教條一點什么用處也沒有。”〔18〕只可能危害革命，為革命帶來慘痛損失。2．文化知識教育。視文化知識為學好理論、搞好實際工作的工具，強調各級各類學校都必須注重文化知識教育，以提高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文化素養。1936年，在審查紅軍大學工農干部班培訓計劃時強調:“我們的工農干部要學理論，必須首先學文化。沒有文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就學不進去。”〔19〕在為《文化課本》撰寫的序言中，寫道:“一個革命干部，必須能看能寫，又有豐富的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以為從事工作的基礎與學習理論的基礎，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論也才有學好的希望。”〔20〕認為有了《文化課本》這樣的教材，就能幫助打開學習文化知識的大門。他建議采取靈活多樣的辦學形式，合理的課程安排及選用、編纂有針對性的教材，作為實施文化知識教育的載體和依據。小學開設國語、算術、歷史、鄉土地理、自然常識、政治常識、社會常識、科學常識、唱歌、運動、手工、圖畫等課程;干部學校開設讀書、識字、寫文章之類的課程來幫助他們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識，以改變部分領導干部文化知識貧乏、文化素養較差的局面，“沒有這個基礎，就是說不識字，不能看，不能寫，其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限于直接見聞的范圍，這樣的人，雖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學得好是不可能的;雖然也能學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學得好也是不可能的”〔21〕。3．歷史知識教育。深知歷史的重要作用和育人功能，提倡對廣大干部和群眾實施歷史教育，他說:現在我們許多同志“對于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22〕。“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23〕在他的積極倡議與實踐影響下，延安時期的歷史學習與研究逐漸成為風尚，一些學校相繼成立專門的歷史研究機構，如馬列學院、中央研究院先后設立了歷史研究室、中國歷史研究室等。

(三)教育方法1．理論聯系實際。要求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要積極參與中國革命實踐，用所學的書本知識和理論知識指導實踐，接受實踐的檢驗并豐富和發展，他深信:“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24〕“真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著的人。”〔25〕他對于理論與實踐相背離的人與事堅決反對:“在學校的教育中，在在職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26〕2．啟發式教學。歷來重視教學中的啟發誘導，他在1929年就提出了包括“啟發式”在內的“十大教授法”〔27〕。1941年，又重申:“在教學方法上，應堅決采取啟發的、研究的、經驗的方式，以發展學生在學習中的自動性和創造性，而堅決廢止注入的、強迫的、空洞的方式。”〔28〕3．因材施教，教學相長。要求教師應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了解學生的歷史、個性和需要，做到因材施教，他說:“教員不根據學生要求學什么東西，全憑自己教，這個方法是不行的。教員也要跟學生學。”〔29〕因材施教，教學相長的方法不僅適用于學校教育，在社會教育中同樣適用。認為對于鄉長、鄉支書的培訓，應該教給他們農村工作的實際方法;軍隊也可以開展官兵互學互教，“去年一些干部在延安訓練了五天就回去練兵，一個連有一百多人，其中總會有一個好漢，干部和他比一比，不一定比得過他，就可以讓他出來教”〔30〕。他特別看重干部與群眾的互學互教，要求黨員干部要有甘當群眾小學生的精神，虛心向群眾學習，共產黨員應該成為“學習的模范，他們每天都是民眾的教師，但又每天都是民眾的學生”〔31〕。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實踐育人觀的價值

1．培養了大批人才，推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發展。革命需要人才，人才出自學校。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實踐育人觀的倡導下，中共興辦了一大批形式多樣、種類齊全的學校或培訓機構，為黨的事業發展培養出眾多人才。陳云曾經說:“從遵義會議到抗日戰爭勝利，同志的一個無可比擬的功績，是培養了一代人，包括我們在內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32〕事實也即如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等人倡辦的湖南自修大學培養了大批革命骨干，推動了湖南的革命運動;抗戰時期，特別注重干部人才培養，興辦大批干部學校及各種類型的培訓班，教育并培養了大批干部，如抗日軍政大學總校辦學9年間，“前后共培訓了8期干部，計培養干部29072人”，其12所分校“共培訓出10多萬名抗日軍政干部”〔33〕。大量的領導骨干和人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組織保證。

2．創新教育制度與教育模式，推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教育發展。有著勤于思考、善于總結的過人能力，且具有“懷疑”與“批判”的精神特質，1915年他在給友人信中寫道:“弟近年來所有寸進，于書本得者少，于質疑問難者多。”〔34〕1919年，指出:“我們住在這繁復的社會，詭詐的世界，沒有批評的精神，就容易會做他人的奴隸。”〔35〕勤于思考、善于總結與“懷疑”、“批判”等因素的結合造就了的創新思維并體現在他的實踐育人觀之中。等人主持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所干部學校，開創了中共干部教育的先河，民國時期著名教育家李石曾盛贊自修大學創立了“新教育制度的紀元”，是“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導”，也是“社會自由制度思想之先導”〔36〕。在主持制定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教育政策中，多次提到廢除或改革舊的教育制度、課程而代之以新的制度、課程、教材和教育教學方法。他批判國民黨實行的封建落后教育制度及剝削階級掌控、獨占教育資源、剝奪民眾受教育的權利與機會的教育和法律政策，主張以平民主義教育如義務教育、普及教育予以取代。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大批中小學、干部學校及面向工農群眾的各種社會教育的蓬勃興起，正是其推行平民教育的產物。

3．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實踐育人觀為當今我國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提供了諸多有益的啟示:其一，重視思想政治教育。歷來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十分重要，它不僅是各項工作順利進行及其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證，也是塑造人們正確的政治觀念、培育良好道德品質的有效途徑和手段。歷史實踐證明，我們黨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抓得扎實與否，是關系到能否團結和純潔隊伍、凝聚人心及各項革命工作能否順利進行的大事情。關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認識與分析對于我們當代加強和改進黨員干部及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指導價值。現實看來，無論是黨員干部隊伍還是大學生中，某些人的思想觀念及思想政治素質的確存在比較嚴重的問題，如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價值取向扭曲、誠信意識淡薄、社會責任感缺乏、艱苦奮斗精神淡化、團結協作觀念較差、心理素質欠佳等等，致使他們缺乏或喪失抵制錯誤思潮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侵蝕的能力。某些黨員干部在金錢、美色的誘惑下喪失原則，背離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淪為腐敗分子而被繩之以法。對于這樣的情況，除加強制度建設，加大懲處力度之外，還必須加強思想政治教育，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培育他們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樹立他們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堅定他們的理想信念、用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他應該做怎樣的人或干部。

告訴我們:“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精神缺“鈣”是導致某些領導干部“政治上變質、經濟上貪婪、道德上墮落、生活上腐化”〔37〕的重要根源，因此，“要煉就‘金剛不壞之身’，必須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不斷培植我們的精神家園”〔38〕。要求廣大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認真學習科學理論，只有真學、真信，才能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觀察和解決問題。其二，注重實踐育人。之所以重視實踐育人，是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實際決定的，一方面，革命時期物質生活極為困難，中共既要堅持革命又不能過于加重人民負擔，于是，軍隊始終都肩負打仗、生產雙重任務。抗戰時期，黨中央針對極為嚴峻形勢，決定開展大生產運動，號召一切機關、學校、部隊都要從事生產勞動，以保證機關、學校、部隊的生活自給或部分自給，從而將“生產勞動”融入教學活動之中，實現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另一方面，新民主主義革命需要既有文化知識、理論知識，又長于實際并有實際工作能力的人才。培養這樣的人才，必須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教育與生產相結合的原則，堅持調查研究，把學生參加生產勞動納入教育計劃，作為必修課之一。當代中國仍大力提倡并推行強調的教育與生產相結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以及注重調查研究等思想，一方面在于教育與生產相結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注重調查研究十分重要，認為調查研究是我黨做好領導工作的傳家寶，“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39〕;另一方面是由于現實生活中的確存在一些輕視教育與生產相結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調查研究的現象，曾說: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強調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40〕。有些人掌握了書本知識，而不善于將書本知識應用到生活和實際之中，“有什么辦法使這種僅有書本知識的人變為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他們參加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使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實際問題”〔41〕。歷史上對這些今天仍存在問題的批評以及提出的解決方法，在今天仍極富實踐價值。其三，倡導創新的思維與實踐。重視創新，也是創新的典范，他曾說:“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于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

〔42〕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其實踐育人觀中有許多創新的思維和實踐，如在教育制度、課程、教材、人才培養目標、辦學形式、教育內容與方法等方面都有創新，正是這些創新成為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的動力。的創新思維被當代中共領導人所繼承，強調:“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生活從不眷顧因循守舊、滿足現狀者，從不等待不思進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將更多機遇留給善于和勇于創新的人們”〔43〕。既然創新如此重要，那么我們必須用創新的思維和眼光，用敢于懷疑和批判的態度與精神關注現實中的一切，要“打破迷信經驗、迷信本本、迷信權威的慣性思維，摒棄不合時宜的舊觀念，以思想認識的新飛躍打開工作的新局面”〔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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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世剛 單位：黃岡師范學院 研究生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