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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世紀40年代:地主階級抵抗派——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構想

鴉片戰爭中國的失敗,說明文藝復興后誕生的西方文明,比中國傳統的封建儒家文化優越。由此,也把中國引入了一條向西方學習的路途。抵抗派是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催醒的第一批中國人,其代表人物是林則徐、魏源。林則徐注意收集外國制造戰艦、火炮的書籍和圖紙,“日日使人刺探夷事,翻譯夷書”。50余年后,康有為認為“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公始譯洋報,為講求外國情形之始。”百余年后,歷史學家范文瀾稱贊林則徐是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受林則徐囑托,于1842年編成《海國圖志》一書,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為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提出了一個全新命題。

鴉片戰爭前后,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侵略,面對中西文化的沖突,他們敢于拋棄“夷夏之辨”的思想,突破傳統的不經遠略、以侈談異域為戒、深拒夷事不言的藩籬,公開倡言放眼世界,了解西方,并進一步提出師夷制夷的主張。雖然還保留著地主階級的鮮明印記,帶有濃重的封建綱常色彩,目的也是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但在當時這不失為一種比較正確的態度,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堅決抵抗外來侵略的愛國精神。林、魏率先提倡、實踐的“師夷”之說,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精神世界的一次巨大飛躍,在近代中國開端史上具有石破天驚的啟蒙意義。可惜由于客觀條件限制,“師夷長技”的主張未能深入地進行實踐。

2.19世紀50年代:太平天國——改造上帝與效仿西法的設想

洪秀全向西方學習,從基督教的宣傳中悟得單一神權與平等教義兩點主張。他以宗教抱負服務于政治目的,提出《天朝田畝制度》,描繪出一個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幻境。洪仁玕的《資政新篇》,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主張實現工業近代化的綱領,主張發展近代工業來“與番人爭雄”,開創“新天新地新世界”,實現“太平江山萬萬年”。

《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篇》是太平天國前后期的綱領性文件,它反映了太平天國領導人思想由傳統向近代轉變的軌跡。前者力圖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勸世良言》與中國傳統思想糅合的產物,亦中亦西而又不中不西,是一個帶有革命的幻想性的構想。后者則因向往發展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成為那個時代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經典性文獻,但它雖極為推崇資本主義,對怎樣發展資本主義卻言之甚少。由于社會條件的限制,二者均未能具體實施,但兩大設想在近代中國史上卻閃耀著思想者的光輝,太平天國領秀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足跡和認識、接納西方文明的心路歷程,也對后人有著深刻的啟示和借鑒意義。小農階級的局限,使得這一時期的學習帶著盲目與空想。

3.19世紀60年代:地主階級洋務派——“中體西用”、“自強求富”的夢想

洋務派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逐漸形成、壯大的清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個政治派別。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面對倚仗先進武器和雄厚經濟實力在中國肆無忌憚的洋人,面對南方重新振作的太平軍和長江以北的捻軍,以倭仁為首的頑固派,侈言“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用“洋人以勢力勝,中國以禮義勝”,“所恃者,中國數千年禮義廉恥之維”等荒唐言論來公開抵制向西方學習的近代化潮流。洋務派多為鎮壓太平軍、與洋人辦理交涉出身,因而對西方國家有著一定認識,尤其是對其強大的軍力記憶猶新。故他們認為在外患頻來,形勢變幻的情形下,不可拘守古法,主張“中體西用”,打著“自強”、“求富”的旗號,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民用工業,創建近代海軍和新式學堂,試圖在堅持中國傳統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制度的基礎上仿效西方建立現代的軍事、工業和教育,以維護清朝統治。

二者相較,頑固派抱殘守缺,愚昧顢頇,一味沿襲陳規舊習,對中國社會的進步,有阻礙而無促進。洋務派力主向西方學習,創辦近代企業和學堂,引起了整個中國社會領域的深刻變化,揭開了中國近代工業近代化的序幕。使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被動的開放到主動的向西方學習走出了實質性的一步。洋務運動歷經三十年,以甲午中日戰爭中遭到重大打擊而告終。“自強”、“求富”的夢想雖然破滅了,但它為了國家所做的努力,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一定程度提高了中國與列強較量的水平與能力。比之林、魏,其長達三十多年的實踐,涉及軍事、民用工業、近代教育等,學習的內容更全面,實踐更深入。洋務派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然而方向的迷失注定其行動只能無疾而終。

4.19世紀90年代:資產階級維新派——“立行憲法、大開國會”的君主立憲方案

資產階級維新派是從早期維新派發展來的。自甲午中日戰爭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力量開始增長,出現了以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嚴復等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他們從挽救民族危亡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現實出發,提出了“外采東西之強,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的君主立憲方案,主張吸收西藝、西政,興民權、立憲法、開國會,企圖把中國引向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其掀起的維新運動曇花一現,以不流血開始,以流血告終。然其對封建文化思想的抨擊,對西學的倡導,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在當時具有進步的意義。這一時期,代表當時時展方向的資產階級,試圖從制度層面向西方學習,傳統與西方兩種異質文化的碰撞非常劇烈,由于中國資本主義的孱弱使變法維新舉步維艱。

5.20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派——“創立合眾政府”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道路

20世紀初期,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力量逐步增長,出現了孫中山、黃興、章炳麟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他們從美國獨立、法國革命中尋求自己的理想,在中國最早提出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并鼓動人們“提自由之空氣,振獨立之精神,拔奴隸之惡根”、“奮不顧身地為未來而斗爭”。“朔風變楚,天下響應”,封建帝制結束,中華民國誕生,《臨時約法》頒布,民主共和成為不可抗拒的潮流。

孫中山把研究西方民主共和的政治與考察西方國家的社會弊端結合起來,創立了三民主義這一方案,并且嘔心瀝血地奮斗,最終譜寫的不是勝利的交響樂,卻是一曲悲歌。繼運動失敗后,辛亥革命的失敗再次證明了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資產階級革命派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學說作為革命的思想武器,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且“在中國人民中散播了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標志著中國在向西方學習的以及同反動力量斗爭的水平上不斷提高。將學習西方民主政治與防止西方國家的社會弊端結合起來,是孫中山思想的一大特色。

6.新文化運動時期:資產階級激進派——扛起“民主”、“科學”的大旗

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的果實后,喪心病狂地向皇帝寶座推進,在全國掀起一股尊孔復古、復辟帝制的滔天黑浪。面對革命的失敗,面對文化思想領域泛起的沉渣,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欲從文化的深層去探索共和國成而復敗的原因,探尋把中國從黑暗引向光明的道路。陳獨秀、等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猛烈地批評專制、愚昧,對封建的倫理綱常不遺余力地攻擊,指出“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和人權并重”,他們從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及民主、自由、平等學說中得到啟發,主張“輸入西洋式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建設西洋之國家,組織西洋之政府”。

新文化運動把中國放到世界文明發展的大格局中去考量,以西方現代文明為參照,進行了一次沉痛的民族思想的自省,較為徹底地沖擊和批判了封建思想,使中國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特別是后期引進馬克思主義,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縱觀鴉片戰爭后數十年,西方文明不斷沖擊中國,中國在沖擊下由被動進而主動求變,不斷向西方學習。隨著學習層次的步步升級,中華民族一步步走向世界,中國社會的現代文明因子愈來愈多。在這個進程中,不同時期顯示出不同時期的特色,不同階級顯示出不同階級的特色。就時間看:有兩個分水嶺,19世紀末和1915年。19世紀90年代前是“器物”變革時期(洋務運動);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制度”變革時期(運動和辛亥革命);1915年之后則深入到“觀念”變革時期(新文化運動)。從階級看:農民階級由于小生產者的局限性,其斗爭綱領具有明顯的空想性;地主階級由于其階級屬性和階級利益,始終以維護封建制度及儒家思想的神圣性為目的,故學習只能止于“器物”;民族資產階級則認識到只有砸碎封建枷鎖,變更制度,中國才有生命力和前途,故學習深入到“制度”乃至于“觀念”。新晨

摘要: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的過程以經濟技術為開端,繼而深入到政治制度以及觀念文化方面,以最初的中國被迫開放為開端,繼而到后來主動向“西天取經”,中間的過程是復雜的。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分化產生的多個政治派別,左右著中國的發展道路和模式,使得這一進程在不同時期體現出了較為明顯的階段特征。

關鍵詞:近代中國;政治;文化;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