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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權理論

(一)黨政關系政黨政治是近代以來國家政權建設和政治生活的一個普遍現象，以黨治國亦成為近代中國構建憲法政治的重大背景①。而在全民抗戰的特殊時期，黨組織和政權組織是何種關系，應當堅持怎樣的原則，這也是謝覺哉在延安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時期進行了大量思考的一個問題。而實際上，“怎樣搞好黨政兩方面的具體工作職能分工，防止以黨代政現象的發生，不論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現在和今后，這始終都是一個需要從理論上不斷加以研究、在實踐中不斷加以正確解決的重大問題”［3］。謝覺哉對黨政關系的認識包括兩個方面:他一方面強調黨政工作是為著共同的目標而展開的，都應當作為黨和人民的整體事業來看待，二者本就不可分離，應當堅持在實行黨的統一領導、執行黨的統一方針政策的前提下將二者緊密結合起來，各自發揮其優勢與特長。而另一方面，他還特別強調，黨、政兩方面各自擔負著不同的使命與職能，應當遵循不同的工作原則和指導方針，在具體工作中二者必須有所區分才行。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黨政不分的現象，謝覺哉專門進行了深入具體的研究。他提出一定要進行黨政分管、現實工作中不能以黨代政。關于黨、政職能上的區分，謝覺哉在1942年1月31日的日記中寫到:“黨的主張，經過政去實現;黨員努力，是做政的事。本來是不可分的。但黨是黨員的，政權是人民的，黨員雖然是人民，而人民最大多數不是黨員，所以黨政必然要有分。分者分際也。”［4］他所說的“分際”就是對職能、權限進行合理區分，在具體工作職權和事務管理上就要有分工的意思。而要做好這種分際，關鍵就在于明了黨、黨員、政權、人民之間的相互關系。黨和黨員雖然都來自人民，黨政之間也有密切的聯系，但并不意味著可以完全取代人民，二者之間實際上是有所區別的。因此就要做到黨政分離。而現實中，當時的陜甘寧邊區政府也確實存在著一定的黨政不分的現象，謝覺哉也都對這些現象一一進行了總結與分析。例如:黨委直接管事，縣區鄉長反而像旁觀者;黨政分管，缺乏溝通;黨會議的決定不經政府會議同意就執行;黨政會議不分，把政府的會當作黨會的翻版，黨會議所討論的事和政府會議討論的沒什么兩樣。這樣做帶來了嚴重的后果，那就是混淆黨政的界限，致使“民知有黨，不知有政”，政府反而沒有了威信，根本沒法建立信用。而同時，中國共產黨以外的民主人士也就沒法加入到政府決策過程中來，他們自己覺得無權，于是對政權活動更加不感興趣，也就沒有了工作的積極性，因而也就極大地妨礙了“三三制”的實現。基于此，謝覺哉提出:必須實行嚴格的黨政分離，彼此分工，界限要清楚明了。首先，要明確黨和人民的關系，黨組織和黨員并沒有什么特權。固然要堅持黨的領導，但是黨的領導也并不是說人民完全被牽著鼻子走，所有工作事務都由黨來包辦代替。他說:“要懂得黨只是階級的一部分，更只是人民的一部分，黨的政策必須由人民了解，變成人民的政策，人民是不可包辦的，且不可強制的。包辦與強制不僅不能發揮政策的作用，且可得出相反的惡果。”［4］其次，在具體做法上，黨組織要堅持:“黨的決定只是經過黨員以工作人員或人民的資格(有時也可以黨員資格)，在人民中得到多數同意。如未能得到多數同意，黨就要從自身找問題，檢查改進。黨不能強迫各級民意機關服從自己，不能用非民主手段，使政權中非黨干部服從自己。”［4］他進一步指出:“黨的職責主要是決定、掌握政策和一切帶有原則性的問題。”［4］對于財政、教育、土地等政策問題，黨必須以全力做好，而且只能做這些事情。至于政策如何實施，具體還要怎樣的細則落實，那是政府工作人員的任務和職責所在，黨不能包辦，更不能代替。因此，黨的會議應該主要是以研究為主，而不必像政務會議一樣，每次會議都一定要作出具體的若干項決定來。

(二)統一戰線保證“三三制”得以順利推進，正確處理好黨政關系，就要同時將統一戰線①工作進行有效推進。此三者是密切相關、不可分離的一體性問題。謝覺哉說:“保衛西北的前提是各方面的團結，是統一戰線的展開。”［5］在抗戰時期，針對西北部地區的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實際的開展狀況，謝覺哉形成了系統的統一戰線思想。首先，要推進“三三制”政權的建設，就要處理共產黨、國民黨及中間人士以及三者背后所代表的階級之間的關系。謝覺哉提出，在奉行民族大義和堅持憲政民主的前提下，要利用好一切有利條件，做好國民黨上層的統戰工作。他認為，要搞好同國民黨上層的關系是件十分重大的事情。這是由于，一方面抗戰以來國民黨政府方面消極抗戰，因而就有必要積極團結他們共同抗戰;另一方面，共產黨方面要團結一切力量進行抗戰，就必須做好國民黨的統戰工作。基于此，謝覺哉提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用不同態度和政策對待不同人的統戰原則。積極爭取國民黨內部那些支持和同情抗戰的人士。而對那些消極抗戰甚至于破壞抗戰的分子則要堅持既團結又斗爭的策略。既要通過各種途徑對其進行說服和引導，又要堅決地與其進行路線之爭，最大限度地孤立頑固勢力。與此同時，對于那些中間人士則要多多溝通，積極爭取。他在日記中寫到:“中間勢力動搖于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爭取他們為的是削弱反革命力量，中間勢力的左翼可以走到進步勢力中，也即削弱中間勢力。中間勢力的代表人物必須是真能代表中間階層利益的，因此爭取他比較麻煩，有讓步也有斗爭。完全跟我們走，沒有主張的人，爭取了他作用不大;有主張，必須修正其主張，使其合乎革命利益，才算爭取了。”［4］他不僅這么說，而且還親身操作將自己的理論投入到實踐中積極踐行，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其次，謝覺哉還看到了處理好民族關系的重要性。西北地區回族等少數民族占據一定比例，在當地有較大影響。而同時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風俗又與漢族習俗相差很大，因此常有矛盾發生。要處理好這些事情，謝覺哉也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思考。他提出，要發動當地的回民積極抗日，就必須要制定好系統的運動綱領。這包括回族有自治權、組織建立回民軍事武裝、在回民區域實行普選民主制度、在回漢雜居地域建立混合政府，積極吸納回族同胞參政議政，賦予其充足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文化自治權。他還主張，要最廣泛地發動群眾抗日，組織民族性質的抗戰團體。為了做好這些工作，謝覺哉還制定了詳細而周密的計劃，積極有效地推進回民的統戰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外，在推進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進程中，謝覺哉還注重運用多種方式方法的手段和途徑，以保障黨的統戰工作有序順利進行。

二、人民民主觀

謝覺哉堅持認為民主應當是政權建設之基礎，人民民主觀是謝覺哉憲政思想的重要內容。抗日戰爭期間，謝覺哉作為陜甘寧邊區政權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推進人民民主選舉和民主代議制度建設過程中，依據當時的實際情況，進行了不少的思考。針對邊區在推行“三三制”政權建設過程中由于選舉原則變化所產生的問題，他主動釋疑答惑，就民主選舉和代議制度進行理論闡釋，提出了“選舉是組織民主政治的頭一件事”，“選舉是人民對政府工作的大檢閱”［5］等觀點。同時，謝覺哉的代議制思想也是其憲政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有的學者所說:“謝覺哉對人民民主的理解和解釋，既深刻又樸實。”［6］謝覺哉的人民民主和民主代議思想來自于政治生活的實踐，所以樸實具體。而恰又因此而深刻反映了民主選舉代議制在現實實踐中所出現的問題及其應對措施。第一，謝覺哉對民主做了一個整體性的解釋和理解。在《民主政治的實際》一文中，謝覺哉寫道:“大家的事，大家來議，大家來做，在大家公認的條件下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全體……等，誰都能發表意見，好的意見一定能被采納，誰都有出來做事管事的義務與權利，這是民主的實質。”［5］可見，在他看來民主就是一個集思廣益，匯聚眾人思力、智慧的渠道。實現民主的形式則是選舉，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集體。謝覺哉還指出:“民主即民權。人民有了權，又知道行使權，才能算民主，才不會被野心家篡竊，才能發展到無限。”［7］在他看來，民主就是實現人民權力，體現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方式，它的正當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他明確提出了民主是實現民權，人民大眾維護自身合法利益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民主也是保證國家人民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他在《關于工作作風問題》一文中寫道:“防止官僚主義有效的藥劑是發動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評、監督、控告以至要求罷免對上級人員或直接實行罷免對鄉村人員”，并明確表示，要將這種民主監督的檢查方法，在第二年的選舉運動中普遍實行。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民主代議制在謝覺哉心中占據極重要之地位。第二，謝覺哉認識到在中國現有的國情下推行民主的難度，但卻并沒有因此而選擇回避。他并沒有如有些人那樣，在面對現實困難時就退而放棄對民主的追求，而是積極地從既有條件出發尋求解決之道。身為陜甘寧邊區主要領導人和根植于中國文化土壤之中的革命學者，謝覺哉對在中國推行人民民主的難度可謂心知肚明，但并沒有因此否定民主。一方面，他十分清楚中國人民的參政能力、民主意識、權利意識的薄弱，承認要真正實現民主必定要經過艱苦的努力和長久的過程。但他同時也認為，并不能因此就停止或者放緩民主進程，他并不認同國民黨式的“訓政保姆”理論①。他主張民主是可以在實踐中提高，邊做邊學的。在一個國民普遍缺乏民主意識的國家，若不想辦法盡快提高民眾的民主意識，光有少量的民主精英分子在上頭搖旗吶喊，民主遭受挫折是必然的結果。謝覺哉說:“我們不贊成說人們落后不夠參政，需要伊尹、周公之流來訓政的胡說，但也不是說人民政治覺悟與能力已經很高，不要再學，沒有問題，我們還要經過相當長的過程來不斷推進人民的政治知識。怎樣推進呢?主要的辦法，是人民從自己的實際經驗中來認識政治，提高自己。”［8］他堅持認為，要提高人民民主意識和參政意識，最主要和有效的辦法就是讓普通老百姓“從自己的實際經驗中來認識政治”，提高自己的民主意識和能力。他用十分幽默的口氣說:“睡在床上學泅水，絆住腳跟學跑步，是不會學出什么來的。”［5］這樣的說法通俗易懂，叫普通人易于理解而又印象深刻。第三，對于如何有效推進民主制度，謝覺哉也有他的建議。首先，謝覺哉認為民主是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的，必須以一定的物質條件為基礎，而不能空講民主。所以他說:“人民必須在經濟上有了民主，然后對政治上、文化上的民主感到興味，然后才有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政治上與文化上的民主，才能使人民的經濟生活更加發展和提高。”［5］他的這種觀點歸根結底就是“經濟上的民主是基本的”。其次，謝覺哉也并沒有一味強調經濟物質條件的重要性，而是同時將政治民主作為對經濟上民主權益的一種保障來看待。在他看來，要實現經濟上的民主須要以政治上的民主作為保障才可以。只有人人都獲得政治上的民主權利，真正將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訴求通過合理的方式在政權組織中有所體現，這就是民主代議制的本質所在。這樣做有兩個好處:其一能夠讓人民群眾對政權有發自內心的認同感，其二能夠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智慧與能力。正如謝覺哉自己所說:“要政權組織搞得好，所有人民認識政權是自己的，積極參加政權的建設工作，發揮他們共同的智慧和力量，各種建設才會有更大的成績。”［5］再次，謝覺哉在強調民主選舉重要性的時候，也沒忘記將之與法治結合起來。他認為，民主與法治也是“分不開的”。無民主，則不能推進法治;無法治，就無法保障民主。他要求干部“必須注意于法治精神和民主作風的養成，要由上而推行到下，要重視大的，也不忽視小的”［5］。這種將民主與法治結合起來加以思考的思維模式，是十分具有超前性的，在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革命活動中是比較罕見的。謝覺哉可謂高瞻遠矚，深刻透視出民主與法治二者之間的深刻關系。最后，民主選舉活動的開展和民主制度的完備需要一定的組織形式，這就是他十分在意的民意機關。他說:“有些人如在陜甘寧邊區的，又以為這里是共產黨執政，他永遠在為民眾謀利益，議會開會固然好，不開會還是在做，重實際不重形式，因而也對選舉和議會不大關心。我以為都是不對的。大家的事，大家來議，大家來管。這個權利既已取得，就要拿來實行、練習，不僅把大家的事議得管得更好，而且可以提高和發揚人民的積極性和能力。若還沒有取得，就要努力去爭。”［2］由他的話可見，民主實際上是需要一定的形式的，必須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和機構程序加以體現，否則就成了空談民主。由謝覺哉主持制定的《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對普遍選舉制的原則進行詳細而又明確的規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之投票選舉制，選舉邊區、縣及鄉三級參議會之議員，組織邊區、縣及鄉參議會。”此外，在選舉資格上，謝覺哉認為應該實行最普遍的選舉。所以《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也做出了規定:“凡居住邊區境內之人民，年滿18歲者，無階級、職業、男、女、宗教、民族、財產與文化程度之區別，經選舉委員會登記，均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三、鄉村民主自治

第一，謝覺哉著重強調了鄉村民主與鄉村自治①的重要性。如前所述，謝覺哉的民主憲政觀念具有樸實而又深刻的特色，這一點在其鄉村自治的思想上也有十分鮮明的體現。謝覺哉十分注重鄉村的民主自治，將之看做國家整體民主的基石，認為“民主政治的支柱，在于廣泛的鄉村”。他說:“鄉市民主是民主制的基本，‘百尺高樓從地起’，地基不結實，上面的寶塔縱修得好，是無用的。我們一切工作的實際在鄉市人民來議國事管國事，最先而且最多的是鄉市……人民不滿意的對象多是鄉市機關。”［5］他所謂的“鄉市”實際上指的就是鄉村基層社會。在他眼里，鄉村基層的民主自治是國家一切政策決策的信息來源、落實對象和效果檢驗的終極落腳點。所謂民主，歸根結底還是要落實到鄉村民間基層。鄉村基層民主和自治建設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培養和提高人民的民主知識、民主意識和民主能力，讓人民在直接參與民主選舉活動的過程中去親身體驗民主。而謝覺哉正是看中了鄉村民主自治的這種獨特的作用，所以他在鄉村自治的理論設計和實踐操作上都下過不少的功夫，這在謝覺哉的文字作品中還有很多體現。謝覺哉在《共產黨人》、《新中華報》等報刊雜志上發表了大量文章，對鄉村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意義以及如何搞好鄉村民主政治建設作了深入的理論闡述。例如，謝覺哉在1940年4月的《共產黨人》雜志上發表的一篇題為《民主政治的實際》的文章就提出:“民主政治的支柱，在于廣泛的鄉村下層，沒有這，上層建筑是不會充實與鞏固的。”［8］同年6月在他又在《共產黨人》發表了《論鄉市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實施》一文，他在這篇文章中再次強調:“越下層越要民主，下面的基礎打得廣大而且結實，民主政治的力量與成績才能出人測度的發展起來。反之下層沒有民主，或雖有民主而沒有把它開展起來，法定起來。那上面盡管有些民主，也許是裝樣騙人的，即使不是騙人的，而沒有設施，一下去就走了樣，有民主也等于不民主。……新的民主政治，需要有極其豐富，極其徹底的內容，而這些內容埋藏在廣大的下層群眾中，也只有下層廣大群眾才能開發。”［8］在這以上的幾段文字中，我們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謝覺哉對基層民主的深切期待和極端重視。第二，對于如何推進鄉村民主自治，謝覺哉也有一套系統的看法。首先，謝覺哉認為要在幾乎是毫無民主基礎和民主傳統的鄉村實行民主選舉和自治，需要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民意形成機制以及簡便易行的民主形式，這就是民意機關。他認為民意機關十分重要，是鄉村基層民主自治的關鍵性要素。一個好的民意機關的存在可以較好地貫徹村民自治的精神，實現較好的自治效果，因而這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一個問題。正如其所說:“選舉及議會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現。如果沒有選舉，沒有議會，那民主的精神無所附麗，也就說不上民主。”［2］因此，他十分堅決地強調:“民主，就必得有選舉，有民意機關，有真的選舉與民意機關。忽視它，是不可以的。”［2］他還特別強調，參議會必須成為真正體現人民意愿和呼聲、反映人民訴求的民意機關和權力機關。要保持參議會的有效運行，提高參議會召開會議的頻率和質量，健全和增強常務委員會的效能。不僅如此，謝覺哉還認為僅僅有鄉議會這樣的民意機關還不夠，乃至于各別群眾都有自己的組織，可以以各種形式積極參與民主選舉和鄉村自治。其次，謝覺哉還對村民選舉的程序和模式進行了一番設計。按照謝覺哉的主張，在鄉村不僅僅要有民意機關———鄉議會，還要將之與鄉村的直接民主結合起來，因此他倡導一種“議會制度與直接民權的合一”［8］的模式。什么是直接民權?他說:“一是人民直接來議，不必經過代表。二是人民直接來管，直接參加政府工作。直接民權———最徹底的民權，在鄉市以上的機關，很少可能實現，但在鄉市則可能且需要實現。就不能全部實現，也應是兼議會制度與直接民權之長。”［8］謝覺哉的具體設計是:第一，議員應與其所代表的居民發生相對較為固定的關系，二者之間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具體來講就是將全體居民按照一定的原則和方式適當地進行分配，讓他們置于各個議員的領導下。如果居民有任何事情或者對政府、公家有什么意見就可以直接去找與其相匹配的議員，而這些議員則要帶領他所代表和聯系的居民一起，按照既有的程序和途徑，將他們的意見如實地反映給上級參議會。這樣一來，最基層的民主意見就可以逐漸地反映到上面去，這種形式就等同于人民直接管理政權，同時也使得政權因而具備了充足的民意基礎和堅實的民眾支持。總而言之，這對普通民眾和政府機關都是好事情。第二，農村的村民大會也應當經常召開，鄉市民大會也要定期舉行。只有這樣才能夠讓民間意見經常能夠反映到上面來，同時也讓基層民眾更好地接觸和了解上面的政策精神。同時，這樣做還可以讓鄉村的民意機關真正起到一個上傳下達，融合民意與政策的作用，充分發揮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的職能，而不是僅僅流于形式，變成毫無實際價值的請客飯店。第三，有生活在最基層的人民群眾直接選舉選出議員，然后再由議員組成參議會依照民主的原則選出鄉市長及鄉市政府委員。這樣做到政府機關由選舉產生，一方面能夠增強人民群眾對政府機關的認同程度和支持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真正選出合適的人選擔任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發揮出民主的效力。然后，再規定由參議會決定的事，鄉市政府領導做，各議員也在做，大家要一起遵守共同履行，使這些體現了民意的決議落到實處，得到真正有效的執行。鄉市參議會是議事的，同時又是做事的，它監督大家，同時也被大家監督。彼此互相監督，共同促進。第三，謝覺哉對鄉村自治的思考不僅僅停留在純粹的理論階段，而恰相反，他的這些思想內容都是源自民主實踐同時又能夠反過來指導民主實踐。在實踐方面，謝覺哉曾經親自負責組織了陜北地區一次直接選舉活動，在以保安縣為試點的選舉過程中，真正做到了實質性的民主選舉，選舉堅持直接、公開、平等、普遍、匿名等現代民主選舉的原則，是陜甘寧邊區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民主選舉工作。但是在選舉過程中存在一個最重大的難題，那就是當地村民普遍不識字，無法認知和填寫選票，如此選舉就難以進行。針對這種情況，謝覺哉獨具創意地設計出一個獨特的選舉方式———“豆選”的投票方式［9］。通過這種投票方式，也就使得盡可能多的村民能夠參與到基層選舉的過程中來，就將基層民主選舉的范圍延展到盡可能廣泛的范圍了。至于鄉村基層民主自治的好處與積極意義，謝覺哉則從現實的工作狀況進行了一番比對研究。謝覺哉將實際工作中的例子展示給大家，然后通過這種方式來說明基層民主建設的意義。他指出，有的村莊的基層民主建設搞得比較好，那么在這些村莊里面，農民參與村務工作的積極性和熱情較為高漲，積極配合上級工作，所以這些村莊的征豆、征糧和公債銷售等任務往往能夠進行得較好乃至于經常能夠超額完成。此外，在村民參加革命武裝隊伍方面，這些基層民主自治搞得較好的村子也是能夠非常好的完成任務，村民報名參軍的熱情較高，積極踴躍。而在民主建設比較差的村莊，情況則剛剛相反。這些村子想要按照要求完成任務都是十分因難的，更不要說超額完成了。而這些村莊里面，黨政的各種任務都成為當地村民的一種負擔，以至于搞得黨群關系十分緊張，各項工作向前推進都十分困難。這樣的例子擺在面前，就十分生動地說明了鄉村民主自治的積極意義。所以謝覺哉十分感慨地說道:“建立了徹底的民主制的鄉村，民眾力量表現多么偉大，而進行工作又多么輕而易舉。”［8］

四、謝覺哉憲政思想之特征與歷史意義

(一)謝覺哉憲政思想之特征首先，謝覺哉憲政思想的最大特征就是其實踐性。“中國法治運行中所存在的問題依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化的問題，中國實踐中的問題只有在中國的法律實踐中一步一步地克服和解決，難以通過文本的制定而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的問題。”［10］謝覺哉腦海中的憲政思想第一步是從外部直接照搬過來，第二步就是緊密以實踐需要為指向。我們知道，謝覺哉本身并沒有受過什么法學科班教育，也不是從教科書里面得到的憲政思想。這固然影響了其對憲政理解的基礎和起點，但是他同時還是一個肯學習、善于學習的人。謝覺哉在確定了要以憲法作為構建新民主主義法制切入點的基本定位之后，自己就開始積極主動地去學習和研究憲法。從今天得以見到的謝覺哉的日記中，我們就可以約略知曉，他曾先后研讀褚玉坤的《中國憲法大綱》［11］、王世杰的《比較憲法》①、章友江的《比較憲法》②、汪馥炎的《憲法綱要》［11］等憲法類專著。盡管王世杰是著名法律學家，其所著《比較憲法》是法學教育的基本讀物，但謝覺哉卻在對王、章兩著進行比較后，認為章著“引用了社會主義者對憲法的材料，比王世杰編的較勝”③。可見，通過對此類專業書籍的研讀與學習，謝覺哉初步了解了憲法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原則，對于憲法的各種不同類型有了宏觀的認識，而且已經初步有了自己關于憲法的較為獨立的看法。而這些看法都對其后來主持起草的憲法草案帶來深遠影響。但同時，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謝覺哉并沒有被其所學習和掌握的憲法理論所束縛，沒有停留在理論層面上，而是積極將之運用到陜甘寧邊區的憲政建設實踐中去，并且通過實踐矯正以往的理論，并嘗試著去摸索新的憲政理論———新民主主義憲政理論。他尊重外國特別是蘇聯的憲政經驗，也尊重國內外的憲政理論專家，但他卻并不迷信外國經驗和專家理論。他說:“抄襲、模仿不能免，參考參考，模仿模仿，但絕不頂事。凡是抄的，外國的，總不盡合于中國邊區情形;中國的，以前所謂憲草大部關起門寫的，不合實際。一經研究，非改不可。在他是好東西，在我不定是好東西。不要以來頭大，就輕于接受。”［11］又說:“專家的意見要尊重，因為專家曉得我們所不曉得的東西。但不是聽了就得，而要去考究其來源是否合乎實際。這里非專家應向專家學，把經驗提升到理論。專家應向有實際經驗者學，把理論與實際結合，有助于實際，且可開展新的理論。”［11］其次，謝覺哉憲政思想具有人民性。法律總是具有某種階級屬性，這是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基本理論。早在1921年的時候，謝覺哉就已經逐步接受了這種思想。他在11月26日的日記中所記載閱讀《無政府主義思想大綱》的筆記中如此記道:“人類本是依據相互扶助的本能營自由社會生活的，可是有少數為自己欲望忘卻多數人的本性的人出來，蹂躪自由合意的生活，造出法律、政府、國家和權力階級。”［11］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整個運轉過程中，謝覺哉做出了大量工作，將邊區民主代議制作為其憲政思想的重要實踐內容。他站在憲政和民主的高度看待參議會制度，對其進行權力結構的設計和定位。還對參議會的組織規則和參議會制度實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并提出了改進的意見。例如，他就曾提出過一些具體的建議:“政府某些依法應經過參議會的法案，而不在開會期間，可以送常駐會審核，常駐會如同意也只能說將來轉送大會追認，不同意，政府也可執行。這叫‘緊急處分’，組織條例第13條有‘追認閉會期間常駐會及邊區政府主席或政府委員會關于緊急措置之重要事項’，就是指此。”［11］這些貢獻都是在貫徹著謝覺哉的人民民主憲政觀，并力圖努力通過完善具體的民主代議制度來保障憲法關于法律體現人民意志的規定。從而使其憲政思想從最初就體現出強烈人民性。最后，仍然值得重視的謝覺哉憲政思想的預見性。謝覺哉曾經說過:“所謂‘立法技巧’，即條文嚴整，字句不繁，這是要的。但重點在要而盡在不煩，要考慮其內涵及將來解釋不發生毛病。”［11］在制定邊區憲法草案的時候，謝覺哉組織起草委員會的同志進行逐條逐句的討論，字斟句酌，就是要求大家在具體的內容規定上盡可能避免將來出現對憲法內容理解上的歧義和爭議。

(二)謝覺哉憲政思想之歷史意義范忠信教授說:“懂不懂憲法學，是不是致力追求憲政，是一個人能不能成為‘近代法學家’的關鍵，這也是中國傳統法學與中國近代法學的根本分界所在。”［12］早在大革命前夕，謝覺哉在湖南主辦《湖南通俗報》時期，他就已經開始接觸和宣傳諸如民主、地方自治等帶有憲法色彩的思想理論。到了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在自己的革命根據地政權開始了制定憲法和憲法性法律文件的嘗試。例如1934年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等。而謝覺哉親身參與的制定《選舉法》活動，也開啟了他對憲法的深入思考與理解。到抗日根據地時期，在國共二次合作、國民政府實際承認邊區政權獨立性的背景下，制定邊區憲法就成為時代的需要。謝覺哉成為制定邊區憲法的主要參與者，在此過程中，他也展開了系統深入的對憲法和憲政問題的學習與思考，并將之付諸實踐，構成新中國憲法政治的重要淵源。如前文所言，謝覺哉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一，密切關注憲政問題。在全民抗戰時期的大背景下，謝覺哉在深入進行理論探討和對實踐總結的基礎上，初步形成了系統的憲政思想。這些理論和思想關乎到中共抗日根據地的存亡和民主革命的興衰，從正面應對了時代提出的難題，較為有效地解決了抗日根據地的若干重大憲法問題，擴大了政權的民主性和階層基礎，理順了黨政關系，更好地鞏固了抗日政權。謝覺哉從憲法層面進行的若干思考所得出的理論成果，也成為共產黨革命時期十分有益的憲法理論嘗試，為日后建立政權和進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因而具有十分深遠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影響。關于政權組織的問題，他對抗日民主政權提出的“三三制”原則的宗旨、作用以及具體實施的方式方法都進行了系統的論述說明。關于黨政關系問題，他則提出堅持實行黨政分離、保持一種分工合作的關系，黨掌握政策原則，政負責具體事務管理和制度設計，以求二者互不干擾，有效合作。他的人民民主思想則集中在對民主代議制的重要作用和實施辦法上的思考與論述，他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經驗都為后來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提供了寶貴的理論依據和歷史經驗，成為新中國政權組織形式可資借鑒的重要理論。而其中，鄉村民主自治思想尤其是謝覺哉憲政思想的亮點。他對鄉村民主自治重要性的論述、他對鄉村民意機關的重視、對鄉參議會運行機制的設計以及他所發明的“黃豆投票法”等等理論與實踐，都為中國共產黨的民主建設提供了十分寶貴的歷史經驗。對于抗戰時期初步形成的憲法觀，謝覺哉不僅進行了理論上的積極探索，而且他還能夠以之為指導，將這種理論轉化為現實的憲法草案的書面文本。謝覺哉親身經歷了起草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陜甘寧邊區憲法草案等一系列憲法文件的重大立法活動。作為邊區參議會副議長，為了制定起草一部成熟的憲法草案，謝覺哉在整個起草過程中曾先后廣泛而又深入地研究了西方英美資產階級憲法、社會主義蘇聯的憲法、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權能分治的憲政思想、清末以來的歷次憲法文本。在此基礎之上，參與制定《解放區代表會議綱領》、《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自治憲法草案》和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憲法草案等四個憲法性文件。在這些起草活動中，謝覺哉為新民主主義憲法草案的制定付出了巨大努力，同時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憲政是以憲法為前提，以民主政治為核心，以法治為基石，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或政治過程。”這個概念將民主、法治、人權三大要素加以綜合考量，“是一種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廣義上的憲政概念”［14］。若以今天的憲政概念去衡量謝覺哉的憲政思想，固然有以今律古的問題。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謝覺哉早在60多年前形成的憲政思想，確實就已經存在著這三個方面的因素。這不能不說是謝覺哉憲政思想最為值得重視的地方。

綜而論之，謝覺哉的憲政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年代民主法治建設過程中取得的重要法律理論成果，對于當時的共產黨領導的邊區政府的民主政權建設和法制建設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正如有的學者所稱:“謝覺哉抗日戰爭時期的鄉村民主政治思想，對當時中國共產黨在邊區的基層民主政權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促進了邊區基層民主建設，同時也豐富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民主政權建設的理論，對我國當前大力推進的村民民主自治建設也不無啟迪和借鑒意義。”［15］而他在邊區為了落實其憲政思想而進行的實踐活動也將被載入中國共產黨憲政史，成為中國憲政發展歷史中不可抹殺的重要一頁。

作者：周鵬宇單位：吉林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