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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法治建設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已三十余年，在新的形勢下，我國的行政法治工作進展到何種地步？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又出現了哪些難題？執政者們如何在新的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情況下，交出令人民群眾滿意的答卷？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只有堅持“知”與“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社會主義的法治建設才能始終沿著正確的軌道前行。

一、行政執法要求“知行統一”

早在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小平同志就提出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在隨后的若干年，政府又相應出臺了若干相關的政策和法律法規，旨在真正確立在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中法律至高無上的地位。最近，政府又出臺了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可見治理國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那么，當今中國行政執法的現狀又如何呢？

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傳統的國家。雖然我國現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但不能否認的是，近年來地方性群體事件層出不窮，老百姓視為青天的政府在處理一些突發性事件上的手段不當、力度不夠導致矛盾的片面激化，不利于大局的穩定和整個社會的長遠發展；在一些領域，腐敗問題也沒有得到切實有效的遏制，政府的公信力和執行力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在處理人民群眾和政府關系的時候，行政不作為現象比較突出，執法不公，知法犯法問題嚴重。從執法者領域看，如果不能繼續深化體制改革，不能應對經濟社會環境的新變化，不能準確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新形勢，就不能在根本上增強法治政府建設的使命感、責任感和緊迫感。

古語說“不知者不為罪”，不知者，沒有發言權。就比如去一個地方，首先看到的肯定會是這個地方外在的一些東西，這就是所謂的感覺和印象。一個合格的執政者，就必須首先從最基本的感覺和印象開始。必須先學會“知”，由膚淺的“知”到進一步深入的“知”，由外部世界和內心印象所建立起來的實踐來逐步檢驗認識的正確性。時時在“知”，時時在更新“知”，更要時時把“知”應用到具體實踐中即“行”當中去。

從最基本的層面就要求我們的執法者提高自身的法律素養和職業素質，要在執法過程中有一個基本的對法的認識，執法為民不是停留在口號上，而要各級政府充分運用到切實為人民服務上去。感情用事和私情處理解決問題，都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

同志曾經說過，“真正的革命的指導者，不但在于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的時候須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階段向另一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于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著推移轉變。”

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用發展的眼光、觀點看待和處理問題，不能死扣教條和過時的法律，要根據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轉變自身的思維，及時充電，及時應用到處理問題和解決矛盾的具體實踐中去，通過實踐繼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時時更新解決問題的依據，只有這樣，在處理矛盾解決糾紛的時候，才能做到游刃有余，把矛盾危機化解在萌芽狀態中。

二、以權壓法現象的“知行背離”剖析

據11月4日人民網來源于《羊城晚報》的消息，江西省萬載縣縣委書記陳曉平在一次講話中這樣說道：“今后凡是到北京非正常上訪的，第一次訓誡談話并罰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勞教”。一語出則語驚四座。信訪有信訪條例，罰款和拘留有治安管理法，勞教更是有刑法。一言如何以蔽之？著實耐人深思。權力凌駕于法律之上的時候，責任又意味著什么？

這次政府出臺的《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里明確提出，要以法治國，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任何事情都以“法”字開頭，“依法”成為政府辦一切事情的最基本依據。不知法要先學法，學法要會用法，不能知法犯法，更不能以權壓法。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權力本身沒有限制，缺乏長效的監督和制約機制，導致執政者的官本位，人本位思想，這種思想泛濫的后果只有一個，就是小矛盾演化為大矛盾，大矛盾變得不可收拾。這不是我們的當政者所要看到的，國務院在《意見》里明確提出了以權壓法的解決措施，對于執政者來講，更多的則是反思和學習，在意識上培養其為民富民的服務觀念，在行動上弱化其權力的上限，突出強調法律的終極意義，使之更行之有效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化解糾紛。

現實生活中，也確實存在著這樣一種干部，以個人利益或者小團體的利益為其辦事情想問題的出發點，忘記了其職責所在，背離了其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表面上奉行一套自己為官作宰的理論，背地里做著一些陽奉陰違的事情，不僅損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感情，而且有損黨的聲譽。

一方面，一個國家需要法律來規范行為人的言行，制度建設不可或缺，《意見》里針對我國的實際，提出了許多有創意性的見解，“法”需要在實踐的進程中率先被執行，“法”執行程度的好壞可以說直接關系著國家建設基石的穩定，不容忽視。規范嚴謹合乎實際需要的立法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對違法亂紀的事情，不能無所謂，更不能聽之任之，也不能因為某些形象工程、面子問題不依法處理。

另一方面，讓執政者“知”其可，“行”其“知”，更要讓其“知”不可，“知”其“行”的后果與責任。意識有能動性，這要根據每個執政者的素質而定，“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同志說過：“世界上最可笑的就是那些‘知識里手’，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為‘天下第一’，做知識，做學問決定需要的則是誠實和謙遜的態度。”執政者更應如此，在行使權力的時候要時時刻刻想到權力是人民所賦予的，不是官位本身帶來的，官位帶來的更多的則是責任。身處其位，要設身處地的為人民群眾著想，真正做到想人民群眾之所想，急人民群眾之所急。辦人民群眾需要你辦的事情，做人民群眾交口稱贊的事情。

這就要求各執法部門細化各自責任，細化各自分工，最后求得一個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首先，立法必須緊跟形勢和時代的腳步，落后的法不能指導發展著的實踐，法也必須要在具體的實踐中不斷地豐富和完善。執政者要先學法，會用法，知法要從人人被動地接受變為自覺地遵守和應用。知法更要守法，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以史為鑒，貫徹行政執法知行合一

20世紀三十年代的黃克功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黃克功是我黨高級將領，因為戀愛不合繼而槍殺了女方，同志在聽說此事后，不因黃是我黨高級軍事將領不因其立有赫赫戰功而下令處死了黃克功。當時此事在我黨內部引起了極大地反響。鑒古思今，我們又應該做些什么？

《意見》里著重強調了行政執法過程中的以權壓法的處理措施，更鮮明地指出，領導干部的問責制，但細究起來不難發現，文件精神里是在出現嚴重后果時黨政干部的責任承擔問題，那試問，如果沒有出現文件精神里所講的嚴重后果呢？干部們的責任還要不要追究？怎樣追究？這都是不得不令我們深思的問題。

從根本上來講，執政者的思維必須是實事求是的，緊跟時展要求的，一旦脫離了社會的實踐，一旦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當向導的工作的時候，問題也就隨之出現了。

我們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府行使權力的根源來自于人民，權力是人民所賦予的，當人民把權力交付于政府手中時，也同時交付了一樣東西，這便是責任。沒有責任的權力是可怕的，是恣意妄為的，是病態的，是當今法治政府建設過程中不應該出現的怪胎。因此，執掌權力者對于權力的本質、來源、使用等問題能否有正確的認識，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思想基礎和重要前提。

在社會的發展、國家的建設中，有一個比較精辟的論斷：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執政者們只有處理好“知”和“行”的關系，才有可能防范以權壓法現象的出現，人民才有可能真正安居樂業，國家才有可能實現長治久安，中華民族才有可能實現最終的偉大復興。

我國的行政執法究竟該怎么去執行，而不是僅僅停留在一句口號上，這是每個社會中人都應該積極思考的問題。在法律面前，沒有人可以得到特殊的照顧，執政者必須和人民站在一起。任何違反法律法規的人和事情都要得到應有的追究，沒有任何逾越法律的鴻溝。

我國實行依法治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具體到社會實踐中，每個公民都應當積極培養自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主人翁意識，參與到社會建設當中來；每個執法者都應當樹立執法為民的公仆意識，責任意識，危機意識，投入到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中去。

行政執法中的以權壓法，這不僅是一個執法者對法的認識問題，更是一個對法的行為問題，還是“知”和“行”是否統一的問題。中國的行政法治建設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中國的法治政府建設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