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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利主義視角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19世紀，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出現了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新發展，這就是邊沁的功利主義，他為自由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新思路。功利主義將功利原則作為道德與立法的根本原則，作為衡量個人行為與集體行為的唯一原則，作為衡量現存法律、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唯一標準。［4］功利主義認為，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性，兩害相權取其輕，而所謂道德的行為，也就是能夠給人們帶來快樂或避免痛苦的行為。效果原則、功利原則和最大化原則是功利主義的主要原則，其中，最大化原則集中體現了功利主義的主要思想，他的基本內涵是“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也就是說，衡量一個行為或是一項政策制度是否合理，是否正當，其基本原則應該是看這一行為或是政策制度是否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當然，這里的絕大多數并不是整個人類的絕大多數，也不意味一個社會或是一群不相干的人的絕大多數，而是指這一行為或是政策制度所涉及的人的大多數，也就是說，與這一行為或是政策制度有利害關系的人的大多數。從功利主義最大化原則出發，探討我國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合理性具有著特殊的意義。根據這一原則，如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一制度安排能夠滿足與其相關人群的大多數人的利益，那么它就是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務是每個人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基本條件，關乎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因而，每一個人都與這項制度設計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判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合理性，就要從它對于每一個人的作用出發，確定它能否給最大多數人帶來快樂和幸福。正如薩拜因所說的:“最大幸福原則的效用乃在于這樣一個事實，即它是對擬制的巨大消解，因為它意味著，一項法律或一項制度的真正意義必須根據它的作用來判斷，而且必須盡可能的根據它對具體個人的作用來判斷。”

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比較落后，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極不平衡，社會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仍然處于較低水平，基本公共服務的發展狀況也參差不齊，部分城市、發達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狀況比較理想，而在廣大的農村和一些落后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根本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發展水平極其落后。而我國的農村人口占我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二，顯然，這樣的社會保障制度沒有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提出，正是為了改善這一狀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差距，讓更多的人分享到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成果。國家為全體社會成員，不分階級、階層，也無論城鄉、地區，提供大致相當的公共服務水平，滿足多數社會成員的需求，正如邊沁所強調的，政府必須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服務。

二、分配正義論視角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20世紀70年代，羅爾斯的《正義論》的發表，讓自由主義有了新的發展，從而分配正義觀為人們所關注。羅爾斯的理論基于一個重要的概念———無知之幕。他認為:理性的人在無知之幕下，由于對現實中實際狀況和環境缺乏必要的認識，為了對自己最有利，因而會做出最正義、最公正的選擇。在《正義論》中，羅爾斯提出: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是正義。“社會正義原則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一種合作體系中的主要的社會制度安排。”建立基本社會制度的正義原則是機會平等的“平等自由原則”，即“每個人對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和結果不平等的“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原則”，也就是“差別原則”，后者適用于收入和財富的分配。羅爾斯認為:“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這樣安排，使它們被合理地期望適合于每一個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這是羅爾斯正義論的一個關鍵，前者要求在進行分配的時候，如果不得不產生某種不平等的話，這種不平等應該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們的最大利益，就是說，利益分配應該向處于不利地位的人們傾斜;后者要求將機會平等的原則應用于社會經濟的不平等，使具有同等能力、技術與動機的人們享有平等獲得職位的機會。

由此可知，羅爾斯企圖通過某種補償或再分配使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處于一種平等的地位。羅爾斯對功利主義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他認為合乎“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并不合理，這可能會對少數人或是一部分弱勢群體造成傷害。然而，在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設計上，羅爾斯的分配正義論和功利主義卻有著共同的契合點。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滿足多數人的利益的，這是符合功利主義主張的。而從羅爾斯的角度審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知，這一制度設計是符合分配正義觀的。羅爾斯正義理論的核心規范是實質平等，而不是抽象的形式的機會平等。對實現實質平等來說，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樣的收入或財富，而是說，凡是涉及到人的尊嚴、自由和正常成員資格的社會基本物品，都應該平等分配，只有這樣，才能為法律意義的個人自由和政治權利提供實現條件。

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樣強調結果均等和機會均等，結果均等是指讓全體社會成員享有大致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這里并沒有說是一定要平均分配，不同于“平均主義”所說的均等;而機會均等則指全體成員有權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不會因為外部原因而被排除在政府公共政策之外，這里不僅包含了法律和權利意義上的平等，同時也要求政府對貧窮落后及利益受損者給予適當補償。這與羅爾斯的正義兩原則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平等自由原則”要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全體社會成員參與基本公共服務分配的機會平等，而“差別原則”又要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弱勢群體給予適當的幫助和補償。例如:我國對西部地區公共事業的扶持以及不斷完善落后的廣大農村地區的公共政策等，都是在對經濟發展中利益受損群體或是相對弱勢的群體進行補償和幫助，從而不斷的縮小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設計就是為了實現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分配平等，它旨在建立覆蓋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讓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平等地享受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果。這正是羅爾斯公平正義理論的發展實踐。

綜上，不同的自由主義者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著不盡相同的看法。在亞當•斯密看來，國家制定政策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不必要的，國家只需要做好“守夜者”即可。而從功利主義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和羅爾斯的公平正義理論出發，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有切實意義的，它滿足了多數人的利益，是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功利主義和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存在著嚴重分歧，在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上卻意見相同。盡管自由主義并不是我國的主流價值形態和主流價值觀，但從自由主義的視角進行分析，可以拓展我們的思路，開闊我們的視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為我們的制度設計提供更好的理論源泉。

作者：戰慶慧單位：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