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施米特的自由主義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解釋學原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在其評論的一開始，施特勞斯就強調，只有通過施米特的解釋學原則，才能理解施米特的國家理論以及作為其基礎和前提的政治概念。在施特勞斯看來，施米特的種種解釋原則既是歷史的，也是存在論的。它們之所以是歷史的，是因為施米特贊同歷史主義的原則，即“所有精神只不過是時代精神”。它們之所以又是存在論的，是因為對施米特而言“，精神領域的所有概念”都只有“從它們具體的政治存在狀態”才能得到理解。分析施米特的解釋學原則之時，施特勞斯實際上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從字面上看，他似乎是要如實理解施米特，實際上，他卻是根據施米特的解釋學原則來批評施米特自己的思想。因此，施特勞斯指出，施米特的政治概念本身也是歷史的，因為這一概念只反映了當代的精神，只指明了當代的真理。由此可以推論，隨著歷史的變遷，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也會被時代拋在身后。另一方面，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也是存在論的，因為它逃不開具體的政治存在狀態。這種狀態就是在一個中立化和去政治化的時代，視自由主義為其實質對手。隨著具體情境的變化，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也會不再適用于新的情境。在解釋學的根本原則上，施特勞斯把施米特與歷史主義以及存在主義劃到了同一個陣營。對施特勞斯而言，歷史主義最終可以被視為自由主義的危機，存在主義則是“激進的歷史主義”或“極端的歷史主義”。①對此，可以對比考察施特勞斯后來在《自然權利和歷史》中所陳述的歷史主義觀點：“由于所有的人類思想都屬于特定的歷史處境，因此所有的人類思想必定隨著其所在的歷史處境的消失而消失，然后被新的、不可預知的思想所取代?！雹谶~爾（HeinrichMeier）對施米特和施特勞斯的對話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在其研究中，邁爾也提到了施特勞斯所謂施米特的整體解釋原則。但是在這個問題上，邁爾實際上有意無意地偏離了施特勞斯自身的批判視角。在邁爾看來，施米特的歷史主義植根于其基督教信仰之中，即“末世論所構建的歷史事實”之中。

③通過結合基督教信仰和施米特的歷史主義，邁爾實際上回避了施特勞斯對施米特的解釋學批判。在其評論接近尾聲的時候，施特勞斯回到了施米特的解釋學原則問題。施特勞斯明確指出，是施米特自己的解釋原則未能讓施米特成功地肯定政治，因為這樣的解釋原則“完全受制于自由主義的前提”。④在邁爾看來，施米特應該被視為基督教政治神學家，而且施特勞斯在其評注中也以這種方式來理解施米特。但是，即使邁爾對施米特的解讀是合理的，他也還需要解釋，施特勞斯是否確實同樣以邁爾的方式解讀施米特？當邁爾把施米特的歷史主義解釋為“末世論的”，而非僅僅只是“歷史的”，邁爾至少沒有體現出施特勞斯對施米特的批判意味，因為施特勞斯認為施米特的解釋原則“完全受制于自由主義的前提”。當然，邁爾的思路傾向于把施特勞斯的這種批判，看作是一個政治哲學家批評一個政治神學家的表面策略。不過，像施特勞斯所說的那樣，表面其實恰恰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實際上，施特勞斯對施米特解釋學原則的批判表明，施特勞斯在根本上就把施米特理解為反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而且這個批判并沒有任何神學所指。那么就具體情境來說，施特勞斯又如何分析與施米特的政治概念相關聯的具體政治狀態？正如施特勞斯所見，施米特因認識到自由主義的失敗而重新提出了政治的概念。根據施米特的分析，自由主義的失敗在于，否定政治的自由主義并沒有成功地消滅其對手，主要原因在于自由主義本身不僅沒有擺脫區分敵我的政治，而且也陷入政治的邏輯之中。只要自由主義仍然是反政治的，自由主義就仍然屬于政治領域，因而仍然還是政治的。不過，自由主義并不是在每一個方面都失敗了。反政治的自由主義話語至少已經埋葬了敵我政治的理解。換言之，作為一種思想體系，自由主義是連貫一致的；作為一種政治形式，自由主義則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自由主義的失敗最終可以被簡化為自由主義的思想和自由主義的政治之間的不一致。鑒于自由主義的這種失敗，施米特想要把政治概念從自由主義的“煙幕”中拯救出來，因為這層煙幕掩蓋了對政治的理解。這樣一來，施特勞斯強調，施米特就不得不使用自由主義思想的元素，因為當時還沒有任何其他體系可以取代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就這一點來說，施米特自己也明白承認。施米特診斷了自由主義的失敗。施特勞斯掌握了診斷邏輯，并把它運用到施米特自己身上，以此來診斷施米特的失敗之處?？梢哉f，反政治的自由主義對施米特而言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于政治，施米特反自由主義的政治概念對施特勞斯而言就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于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從施特勞斯的分析，就可以推出這一層意思。

施特勞斯多處強調施米特的自由主義批判對“自由主義思想體系”的依賴。除了說明施米特使用自由主義的術語之外，施特勞斯至少還在其他三個地方展現了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依賴。首先，在其評論第一部分的結尾處，施特勞斯將反自由主義的施米特與自由主義的奠基人霍布斯進行了對比：“霍布斯在一個非自由主義的世界完成了自由主義奠基，施米特則在一個自由主義的世界對自由主義進行了批判?！雹倨浯?，施特勞斯把對政治的肯定看作是“另一極的自由主義”（aliberalismwiththeoppositepolar⁃ity），而后他立即補充道：當施米特說“具有驚人一致性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仍然盛行”時，施米特的確并不自相矛盾。這里蘊含的批判意味是，作為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施米特對政治的肯定恰恰落入自由主義的思想邏輯，從而是“另一極的自由主義”。②最后，在評論的最后一段，通過明確地說明施米特的“非自由主義傾向受制于仍然未被擊敗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③施特勞斯解釋了評論第一部分末尾對霍布斯和施米特進行比較的含義。這也就是說，施米特批判自由主義的思想邏輯依然停留在霍布斯所奠基的自由主義傳統之中。所有這些都表明，施特勞斯把施米特理解為反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者”，或者說帶著自由主義前提的反自由主義者。

二、純粹政治還是權威政治

施特勞斯認為，施米特的反自由主義立場前后并不一致，原因在于它仍然依賴于自由主義思想。在施特勞斯看來，施米特無奈地運用自由主義所鍛造的武器發動了對自由主義的攻擊。通過比較施米特的政治概念和自由主義的文化概念，施特勞斯呈現了施米特攻擊自由主義時的無奈處境。施特勞斯把施米特的政治概念理解為一個論戰概念，與自由主義的文化概念相對立。在施米特看來，政治首先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文化領域，獨立于其他的領域或文化區域，比如道德、經濟、美學等等。施特勞斯指出，施米特使用自由主義思想的術語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即好像他意欲聲稱，政治只是與其他領域并立的一個自主領域。在這個問題上，施特勞斯暗示，施米特因無奈地使用自由主義術語，而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他自己的真正目的。施米特試圖把覆蓋在政治概念之上的自由主義“煙幕”移走，施特勞斯卻在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中嗅到了自由主義思想的煙火味。施特勞斯強調，施米特其實并不打算聲稱，政治是一個新的文化領域。在這個節骨眼上，施特勞斯非常明確地道出了施米特自己也認同的意圖。施特勞斯強調，政治對施米特而言“并不等于、也不類于”經濟、道德、美學等領域，政治的標準“并不等于、也不類于”其他任何文化領域的標準。正如薩托利（GiovanniSartori）所強調指出，“對施米特而言，政治是第一位的、包含一切的?！雹偻ㄟ^著重強調政治的權威性，施特勞斯把施米特的政治概念理解為“至少是對流行的文化概念的徹底批判”。

施特勞斯指出，施米特使用自由主義的術語給自己帶來了被誤解的危險。用邁爾的話來說，就是被誤解為是“純粹政治的辯護者”。所謂純粹政治，也就是僅僅把政治理解為一個自主的、與其他區域平起平坐的文化區域。不過，邁爾并不像施特勞斯那樣，認為是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依賴而使其身處于被誤解的危險之中。與此相反，邁爾聲稱，施米特使用自由主義概念是一種精彩的策略，而且這種策略使得施米特能夠自由而精彩地在自由主義的世界里發起對自由主義的攻擊。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依賴被施特勞斯認為是施米特自由主義批判中的重要漏洞，邁爾卻將此解釋為是施米特攻擊策略的成功緣由。邁爾甚至還暗示，即便是施特勞斯自己也察覺到了道德家施米特的策略！③這一暗示其實相當于說，施特勞斯其實非常清楚道德家施米特的意圖，也看穿了“純粹政治的辯護者”只是施米特的一個面具而已。但是，在這樣的解讀中，邁爾一方面犧牲了施特勞斯對施米特的批判立意，另一方面成全了施特勞斯關于啟示和理性之緊張的著名觀點。正是圍繞著這個緊張，邁爾闡述了他自己關于施米特與施特勞斯之間思想對話的基本立場。實際上，施特勞斯并沒有將其對施米特的批判與他自己所解釋的啟示／理性之間的緊張這兩者聯系在一起。

換句話說，施特勞斯事實上并沒有通過啟示與理性的緊張使其對施米特的批判復雜化、神學化。在對施米特的批判中，施特勞斯主要只想表明，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自由主義思想，因此不可避免地導致其動機和結果之間的自相矛盾。因使用自由主義思想元素，施米特使自己置身于被人誤解其意圖的危險之中。指出這一點之后，施特勞斯暫時停止了對施米特的考察，轉而開始討論他自己的關注點，即當代文化哲學的現代性起源問題。在這個討論中，施特勞斯自己的視角開始浮出水面。施米特為了對流行的文化概念進行批判，不得不依照流行的概念，把文化劃分為眾多擁有自主而相互獨立的領域。施特勞斯則開始思考這種理解方式的起源。他著重強調了這樣的事實：在被劃分為眾多自主的領域之前“，文化作為整體已經是‘自主的’，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創造，是人類精神的‘純粹產物’”。

這樣，施特勞斯就從眾多獨立文化領域的自主性談到了文化自身的自主性問題，從當代文化哲學談到了現代文化概念：文化是人類精神的創造。施特勞斯的這一考慮并沒有離開批判施米特的主題，而是由此進一步建立施米特的政治概念與霍布斯的自然狀態概念之間的關系。然后，施特勞斯比較了將文化理解為“文化自然”的兩種方式。其一是悉心化育自然，其二則是與自然的斗爭。用我們中國的老話來說，第一種是化成天下，第二種則是人與天斗。施特勞斯強調，這兩種理解方式的區別，主要就在于它們對待自然的不同態度。前一種理解將自然視為“供人效仿的秩序”，后一種理解則將自然視為需要克服的“無秩序”。對于施特勞斯來說，一種理解是古典的，另一種理解則是現代的。施特勞斯認為施米特深深地根植于現代自由主義的前提之中，尤其是霍布斯的自由主義奠基之中。所以，施特勞斯對施米特的批判應該首先根據古今之爭這一框架來理解才是恰當的，而不是根據耶路撒冷與雅典之爭這一思路來理解。文化的當代流行概念發展了文化的現解，但同時也遺忘了自由主義奠基人秉承的基本立場。從這個方面而言，施特勞斯聲稱，為了從根子上批判自由主義，施米特應該回到自由主義的根基之處。在自由主義的根基之中，文化的前提仍然很明顯。這個前提就是一種斗爭性，具體地說就是人類自身的自然狀態。于是，施特勞斯成功地建立了施米特的政治概念與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之間的聯系。將這兩者聯系起來，是為了表明，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其實很尷尬地依賴于自由主義思想根基及其構成要素。

三、施米特的政治概念和霍布斯的自然狀態

在其評論第二部分的后半部分，施特勞斯花了較大篇幅來分析施米特和霍布斯的不同。首先，戰爭狀態對霍布斯而言是個體之間的戰爭狀態，但對施米特而言則是群體之間尤其是國家之間的戰爭狀態。其次，構成霍布斯自然狀態概念的唯一因素是敵意，而施米特的政治概念則由敵友劃分來定義。因此，在施米特的定義中，政治同盟是可能的，盡管敵意始終先于友誼。第三，根據霍布斯的政治理論，人類終將拋棄自然狀態，因為人類不可能持續生活在一個混亂的戰爭狀態之中。與此不同，施米特則認為，人類不可能拋棄自然狀態。恰恰相反，對人類的生存而言，這種狀態就是人類的“自然”而根本的生活狀態。施特勞斯這里強調的第四點也是最后一點就是，在霍布斯的政治理論中，國家只要求個體有條件的服從，但在施米特的理論中，政治實體需要個體的無條件服從。②這四個方面的比較，最后兩個方面值得特別注意。一個方面與霍布斯政治理論的意圖有關，另一個方面則與霍布斯有名的辯證法有關，即霍布斯關于保護和服從的辯證法。通過特別地從這兩個方面來區分施米特與霍布斯的不同，施特勞斯顯然試圖糾正施米特對霍布斯的理解，或者說施特勞斯認為施米特誤解了霍布斯。施米特本人秉持這樣的觀點：在霍布斯的政治理論中，對國家的服從是無條件的。因此，霍布斯首先是一個國家理論家，對霍布斯而言，國家權威先于個體權利。不過，施特勞斯在這一點上與施米特針鋒相對。他毫不含糊地聲稱，霍布斯實際上是一個自然權利理論家。在他看來，對霍布斯而言，個體權利先于國家權威。①所以，在如何理解霍布斯的問題上，施特勞斯和施米特之間出現了根本的分歧。顯然，施米特并沒有被施特勞斯在其評注中表達的觀點說服。在其1938年關于霍布斯的專著中，施米特非常清楚地表明，霍布斯的利維坦，也就是國家“，要求無條件的服從”。②在這一著作中，施米特從整體上論證，霍布斯主要是一位國家理論家；他的思想雖然暗含了個體自由，但始終將這種自由留在其思想的幕后。這種自由思想從幕后走向臺前，施米特歸之為是斯賓諾莎的過錯。他認為，斯賓諾莎對霍布斯思想中暗含的內容進行了詳盡闡釋，也就是說，他將霍布斯政治理論暗含的內核顯露了出來。由此，施米特指責斯賓諾莎是猶太民族“為民族之生存而摧毀國家”這一典型程序的始作俑者。③因此，施米特保留了他在《政治的概念》中的基本觀點：對霍布斯來說，個體需要無條件地服從國家。不過，施米特的確也對施特勞斯的批評做出了一點讓步。這個讓步就是，他承認了霍布斯政治理論中的個體條款。不過，施米特只是承認而已，而且明確強調，這一附帶條款只是暗含在霍布斯構建國家這一真正的意圖之中。

施特勞斯對施米特的批判與這樣一個問題緊密相關：霍布斯是否可以被認為是一個政治——施米特意義上的敵我政治——思想家。在《政治的概念》第一版中，施米特把霍布斯描述成“迄今為止最偉大、或許也是唯一真正系統化的政治思想家”。在第二版中，正如施特勞斯所察，霍布斯變成了“一位偉大、真正系統化的政治思想家”。盡管語調有所減弱，但施米特并沒有改變自己對霍布斯的基本觀點，即霍布斯是一位真正的政治思想家。在施特勞斯看來，施米特在這點上犯了個錯誤。他認為，施米特把霍布斯誤解成一位政治思想家，但“霍布斯事實上是反政治——施米特意義上的‘政治’——的思想家”。④在這句話中，施特勞斯對施米特的批判意味十分清楚。換句話說，施特勞斯明確地批判施米特把自由主義奠基者霍布斯誤解為一位施米特意義上的政治思想家，而這位奠基者的意圖在本質上卻是否定施米特所定義的政治概念。根據邁爾的看法，施米特通過把施特勞斯的批判融進自己的觀點而對施特勞斯進行了回應。邁爾注意到，施米特之前將霍布斯描述為“一位偉大、真正系統化的政治思想家”，但在第三版中，施米特去掉了“政治”這個詞。①措辭上的細微變化似乎暗示著，施米特對霍布斯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改變。但是，針對施特勞斯的批判，施米特所做出的讓步非常有限。正如邁爾所注意到的，施米特把霍布斯描述成“一位偉大、真正系統化的思想家”時，后面其實還跟了個句子“：盡管具有極端的個人主義，但由于對人類的看法如此‘悲觀’，其學說始終保持了對政治的鮮活理解”。②“盡管”這個詞極好地表明，施米特并沒有真正對施特勞斯的批判進行妥協。對施米特而言，霍布斯仍然主要是一位決斷主義者（decisionist），即一位施米特意義上的政治思想家。施特勞斯興奮地看到了，施米特在其1934年的著作《論法學思維的三種模式》③中不再贊同霍布斯。在施特勞斯于1934年10月10日寫給其終生好友克萊因（JacobKlein）的信件中，施特勞斯提到了施米特這本剛出版的書，并說施米特“現在反對霍布斯的決斷論，由于我在書評提出的觀點，他現在贊成‘秩序思想’，當然他并沒有援引我的評論”。

④不難理解，對一個年輕的學者而言，看到自己被一位著名政治理論和公法學家所承認，是何等幸事，即便這只是有限的承認。當然，施特勞斯這句話中也包含著一種小小的抱怨，抱怨施米特因他的評注而改變立場，卻沒有公開說明這個緣由。施特勞斯很清楚，施米特并沒有放棄霍布斯是“政治思想家”這個觀點。施米特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一定程度上了遠離了霍布斯，但這并不表示施米特放棄了霍布斯是施米特意義上的政治思想家的觀點，也不表示施米特采納了施特勞斯的觀點。實際上，施米特繼續稱霍布斯為“（法學思維）決斷主義模式最重要的代表”。對施米特而言，“在動蕩不安的自然狀態時刻，也就是在前國家和亞國家的狀態下，至高無上的主權決斷為國家專政創造了法律和秩序”。⑤后來，在《大地的秩序》中，施米特也毫不猶豫地把霍布斯形容為“最偉大的決斷主義思想家”，并且談論霍布斯式的悲觀主義準則：“即便是算數和幾何的確定性，如果落在政治——緊張的敵我區分——領域之內，也會變得問題重重?！雹蘅傮w來看，就施米特把霍布斯理解成一位“政治思想家”或決斷主義思想家而言，施米特并沒有對施特勞斯的批判做出較大妥協。施特勞斯的批判只是讓施米特承認霍布斯思想中暗含“極端個人主義”，但施米特馬上又否認這是霍布斯政治理論的真正意圖。施特勞斯最終也不會對施米特有條件的妥協感到滿意。根據施米特的觀點，霍布斯的政治理論雖然帶著個人主義條款，但他仍然是一位決斷論意義上的“政治思想家”。施米特的妥協只是表明了程度的不同，但施特勞斯的批判卻顯然要強調類型的不同。對施特勞斯而言，霍布斯并不是帶著個人主義條款的施米特式政治思想家，而是根本意義上的“反政治思想家”和“自由主義的奠基人”。在其評論第二部分接近尾聲的時候，施特勞斯聯系霍布斯來談論施米特。在施特勞斯看來，施米特回到自由主義的“創造者”霍布斯，是為了直搗霍布斯因明確否定自然狀態而奠立的自由主義根基。

①面對這一陳述，讀者需小心謹慎。初看之下，施特勞斯認為自己是施米特的代言人。但仔細思考就會發現，施特勞斯實際上把施米特當成了自己的代言人。在施特勞斯所評論的著作中，施米特完全沒有把霍布斯看作是自由主義的創始人，而只是討論作為“一位偉大、真正系統化的政治思想家”的霍布斯。因此，施特勞斯的那句話其實是批判了施米特對霍布斯的理解。在表述這一批判時，施特勞斯引導“膚淺的讀者”形成了這樣的印象：施米特也把霍布斯理解為自由主義的創始人。施米特并沒有將其政治概念的意圖與霍布斯的自然狀態理論相對立，而是將其與后者聯系在一起。將施米特和霍布斯建立聯系又使其對立的，其實是施特勞斯。施特勞斯將兩者的理論意圖相對立，同時將兩者政治理論的基礎相聯系。這么一來，施特勞斯便悄無聲息地否認了施米特對霍布斯的理解，并且挑戰了施米特政治概念的基礎。當施特勞斯說施米特通過回到霍布斯而摧毀自由主義根基時，他其實暗示了相反的內容。也就是說，只要施米特還把自由主義的奠基人霍布斯理解為決斷論意義上的“政治思想家”，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就遠未摧毀自由主義的根基。這一暗示很快就被評論第二部分的最后一句話所證實：“霍布斯在一個非自由主義的世界完成了自由主義奠基，施米特則在一個自由主義的世界對自由主義進行了批判?！雹?/p>

四、結語

施特勞斯早年對施米特的思想批判，因為邁爾的研究，而為學界所重視。根據邁爾，這種批判是一個政治哲學家對一個政治神學家的思想批判。政治神學是建立在神圣啟示基礎上的政治教義，而政治哲學則只求助于人類理性理解范疇內的內容。施米特是否將其政治學說奠基于基督教信仰，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不過，從施特勞斯出版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任何文本證據，表明施特勞斯認為他自己與施米特的碰撞是政治哲學和政治神學的交鋒。③借助邁爾對施米特和施特勞斯的對話的研究，德魯里（ShadiaB.Drury）也突出了施特勞斯政治思想中的德國元素。關于施米特對政治自身的肯定，德魯里的論述并不像邁爾那樣強調施米特思想的宗教特征。不過，德魯里同樣認為，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極大地影響了施特勞斯自己的政治哲學，也影響了他對自由民主制的批判。不同于邁爾，德魯里認為，施特勞斯不僅像施米特一樣把政治浪漫化、規范化，而且也通過將政治和信仰相結合，從而把施米特的純粹政治激進化、神學化。在德魯里看來，對施特勞斯來說，政治高于宗教和道德，從而比施米特意義上的政治更為危險。德魯里之所以如此解讀，部分原因在于她否認了施特勞斯提倡古典政治哲學時的真心誠意。對德魯里而言，施特勞斯是一位戴著柏拉圖面具的尼采式哲學家。①不同于邁爾和德魯里的解釋，上文論證了，施特勞斯實際上把施米特理解成一位反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者”，或帶著自由主義原則的反自由主義者。只有從這個角度來看，才能夠真正理解施特勞斯對施米特政治概念的解釋和批判。施特勞斯并沒有像邁爾所認為的那樣把施米特解讀成一位政治神學家，沒有在《政治的概念》的文本表面之下看到一位隱藏著的道德家施米特，更沒有像德魯里所認為的那樣把施米特的方案重新神學化，通過把政治極端化、浪漫化、英勇化而完成施米特的自由主義批判。②或許有人會提出異議：在1932年的評文中，施特勞斯難道沒有清楚地表明，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不夠激進，有必要完成施米特未完成的批判嗎？的確，施特勞斯認為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是不完全的。然而，這并不一定表明施特勞斯就必須跟隨施米特所采用的原則來完成這一批判。在一定意義上，施特勞斯確實把施米特的思想激進化了。但是，施特勞斯并沒有以施米特的方式把施米特的思想激進化。激進化同時也是重新定向。正如豪斯（RobertHowse）正確地注意到，施特勞斯并沒有尋求“比施米特更加充滿敵意的反自由主義立場”，而是找到了超越自由主義領域的視角，以此來“回應施米特的決斷主義?！?/p>

③施特勞斯實際上認為，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非自由主義批判進一步加深了自由主義危機。通過求助于確定什么是“政治生活、所有的政治行動、所有的政治方案的界限”，④施特勞斯與施米特和霍布斯兩人同時分道揚鑣。在尋求古典政治哲學家之最佳城邦和探索最佳政治秩序的過程中，施特勞斯找到了政治生活的限制。在這種探索最佳政治秩序的過程中，施特勞斯說道，“超越政治（transpolitical）的生活，高于政治（suprapolitical）的生活，與政治生活相反的精神生活，僅僅作為政治（thepolitical）的界限而出場。”⑤

作者：陳建洪單位：南開大學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