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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戰時期福建省立醫學院內遷沙縣辦學，在艱難的環境下，師生在教學科研、抗日救亡、社會服務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適應福建省情和抗戰大局的需要，政府對醫學教育的重視，師生的艱苦創業是福醫發展壯大的主要原因。福醫內遷發展有力地支持了全民族抗戰，推動了閩西北醫衛、文化和社會的發展，為福建現代醫衛事業、醫學高等教育以及醫學科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其內遷時創造的文化精神啟示我們辦大學要有精神支撐，大學要立足為地方社會服務，大學師生應當堅守責任和使命等。

關鍵詞：福建省立醫學院；抗日戰爭；醫學教育；內遷

學術界對抗戰時期高等醫學教育的研究，關注的重點多為西遷川、渝、陜的醫學院校，對于處于邊緣地界的醫學院校只字不提，或寥寥數筆。1937年7月誕生的福建省立醫學專科學校（以下簡稱福醫）是戰時創建的四所公立醫學院校之一。閩海淪陷后，學校及附屬省立醫院被迫于1938年6月至1946年1月內遷沙縣辦學。與遷川的12所醫學院校一遷再遷、協作辦學、部分中途停辦等情況不同，福醫一次遷定，獨立辦學，規模不斷擴大。僻處東南一隅的福醫何以建設發展？其辦學有哪些特點？其創建發展又有何重要意義？文章對此進行考察。

一、抗戰時期福建省立醫學院的內遷建設歷史及特點

（一）福醫內遷建設歷程學校遷沙縣后，校址設在城內廢棄的東岳廟和關帝廟內，粗加修理后即行遷入上課，以彌補遷移時被延誤的課程。時廟堂房屋“幾無可利用之處”，以后經過改造、修繕、收購、增建，范圍逐漸擴大，實驗室暫借省立科學館。據福醫致福建省政府的遷校報告顯示：教職員實到41人，學生實到93人，圖書1523冊，儀器370余件，財產損失17400元。［1］同年9月，附屬省立醫院部分人員、設備也搬遷沙縣，與縣醫院合并，設8個科室。內遷后，由于路途險阻，人才極不易羅織，但侯宗濂校長抓住抗戰軍興北方文化精英南移的契機，延聘了一批知名的教授、專家，到1941年，教師由創校時7人增加到47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8人，均齡27歲至40歲。這些教師大多數畢業于國內外著名大學，理論學養深厚，教學、科研和臨床經驗豐富，精通外語，為學校發展奠定了厚實的根基。1939年8月，省政府為“促進高深醫藥學的研究及醫藥專門人材的培養”，將學校升格為“福建省立醫學院”。鑒于福建醫衛的現實以及師資的學緣背景，學校采用德日派大眾化短學制辦學模式，以班為單位，醫專學制五年，學院學制六年。隨著師生人數增多，沙縣校區不到9畝的面積已不敷使用。1940年冬，省政府在永安黃山嶺興建分校，面積240余畝。1941年8月首期在建工程大部分遭敵機炸毀，該年秋季招收的新生暫借三元政干團作為臨時校舍，次年1月新校舍修建完成，隨即遷入。1943年2月永安分院遷入沙縣福高校址，至此，學生學習和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在教師們的辛勤耕耘下，福醫擴大了辦學規模。首先，組織結構日臻完善。1941年修訂的《福建省立醫學院組織大綱》調整了機構，在教學方面，設基礎科、普通科、解剖病理科、生理藥理科、內科、外科、婦產科、衛生科8個教室，并設附屬醫院等三個附設機構。學校采用“教授治校”的成例，設立13個特種委員會。其次，學科專業發展壯大。建校前三年只設醫科專業，1940年8月招收高級醫業職業班和藥學專修科，1941年8月增設高級藥職班和鄉村醫師訓練班。至此，學校形成了醫學本科班、醫職班、藥職班、醫師訓練班四種醫學教育模式。第三，學生人數不斷增加。1937年首屆招生40名，到1945年8月達542名，沙縣期間畢業4個醫學本科班共102人。由于抗戰道路受阻、經濟困難等因，省內著名中學的學生無法報考省外大學，東南各省學生亦不便去西南大后方，致使學校有較充裕、優質的生源。第四，附屬醫院頗具規模。1940年學校在沙縣另設附屬醫院（原附屬醫院遷建獨立），醫院集中了一批醫術精湛的專家和教授，如陳禮杰、董天崙、蹇先器等，充分保證了醫院實習教學水平和醫療質量。醫院建立了一整套先進的管理制度，即醫護人員崗位責任制、各部門工作要求、住院管理等。到1944年全院員工81名，病床45張，極大地方便了病人就診。第五，圖書設備與儀器較為完備。學校歷經艱險從香港、上海、北平購置藥品、儀設和圖書。至1940年末，儀器設備已達到部頒標準，總價值40余萬元，在國內醫學院校中“算是數一數二的了”。1940年1月設立圖書館，至1943年共有中外文藏書4313冊，總價值13800元。［2］

（二）艱難時期創造出一套特色的戰時醫學教育模式1.重視教學保證較高的培養質量。福醫雖然辦學條件艱苦，但始終沒有放松對教學質量的監督，無論在課程設置、教學、考試、管理等方面都嚴格要求，保證了學生的培養質量。其課程的設置、教材的選用、實驗及臨癥時數均照部頒標準，在此基礎上依抗戰實際和社會需求精密編配，如新增化學防毒、法醫學等實用新課，增加了戰時救護、預防醫學等與抗戰相關的課程時數。學校重視基礎課程的教學，三分之一時間講授原理，三分之二用于實驗實習，為后期醫學專業學習、研究、應用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教材除外文使用原文課本外，其他大多由本校教師自編，采用國語綱要，但所有術語、譯名則兼用拉丁文、德文、英文標注分釋。學生必修英文和德文，選修日語，外語課平均每學期108學時，其中英文占了總課時的6.2%。學校的教學方法力求理論簡明，講演時多用圖表、幻燈、標本、模型指示，要求學生少做筆記而靜聽，只記重要事項，不需完全筆錄。學校確立“理論與實習并重”的施教原則，千方百計地從基礎到臨床為學生創造較好的實習實驗條件，重點培養學生的觀察分析、動手實踐的能力。學生考試除臨時考試、學期考試外，還增加隨堂5分鐘測驗以重平時考核。學生需經實習各科主任詳細提問和嚴格鑒定實習報告合格后方準畢業。學校實行嚴格的導師制以培養學生做人為醫之精神，每班5至10人為一組，設1名導師，由各科專任教師擔任，指導學生活動，記錄、評價每生的思想、性情、健康、服務等操行，促進學生的發展。2.注重開展與地方實際緊密結合的醫學科學研究。福醫自成立之日起就重視科學研究工作，并確定主攻方向為“注重福建省人體之研究，探求福建地方流行病之原因，講求撲滅及根治之有效方法。”［3］為此，教師針對福建的地方性疾病、福建人營養狀況、土產藥物等30多個方面開展研究。經過努力，教師們總結并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論文和統計數據，部分成果達到國內一流的學術水準。到建校6周年時，已完成各類研究項目37項，出版專著或編著11部、翻譯著作8部、講義9本。為了使師生的學術成果有發表的平臺，也使醫藥科學的發展也能配合抗戰的進程，學校出版了《閩醫院刊》《閩醫譯林》《新生命》雜志。在教師的影響下，學生中也形成了“自由中研究學術的風氣”，學生自治會成立了生理學會、生物化學會等10多個研究團體。其研究活動有三個特點值得推崇：一是主動熱忱。全校學生絕大多數都加入學會，有的甚至一人參加了5個。二是師生配合緊密。各學會由該科教員擔任指導，舉辦講演，開展辯論會，共同研究問題。三是研究具體問題。如生化學會調查沙縣居民膳食狀況，翻譯《生物化學》；寄生蟲學會調查本省瘧疾及絲蟲病流行問題等。師生將教學理論和地方實際相結合開展科研工作，促進了教學科研水平的提高。3.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福醫師生除了夙興夜寐埋頭書業和研究學術外，還認識到醫學配合抗戰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積極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例如，廈門淪陷后，林建神、姚明珠等13位同學主動請纓奔赴沿海莆田、仙游等地救助民眾。以福醫為首的沙縣藝術團聯合其他6所學校發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學校兵役宣傳隊寒暑假活躍在沙縣城鄉，以生動的故事、慷慨的演講、豪邁的歌聲鼓舞壯丁踴躍出征。師生還積極響應抗戰獻金運動、征募寒衣運動、籌集征屬優待金運動、傷兵之友運動等，用點滴力量支援抗戰。福醫師生多次以公開通電、致信的方式宣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信心和決心。侯宗濓曾率全體師生發表討汪通電曰：“汪逆兆銘，背黨叛國，罪豈容誅……愿戳力邦家，滅彼倭寇，翦除逆賊，以正國典，還我河山！”［4］學生自治會也致信淪陷區青年同學，抨擊漢奸賣國求榮，為虎作倀的行為，號召同學們“發揮五四之精神，闡揚先烈之遺訓，殲彼敵逆，還我國光!”［5］師生及附屬醫院醫護人員充分發揮專業專長以救護配合救亡，成為戰時一支重要的救護力量。例如，1939年9月22日沙縣遭空襲，救護隊于敵機肆虐后迅速奔赴被炸地點施救，之后沙縣政府專門致函感謝救護隊敏捷、高效的戰績。師生戰地救死扶傷，既鍛煉了緊急救護的能力，也在戰火銷煙中堅定了抗敵決心。4.注重服務社會民生。除了抗日救亡運動外，福醫師生還不遺余力地在沙縣開展衛生宣傳，防治地方疾病，兼辦社會教育，以社會服務支援抗戰。學校每年春秋兩季舉辦抗瘧運動宣傳周，四季舉行公共衛生運動，向民眾宣傳瘧疾、鼠疫等疫病防治常識，幫助清理住房、疏通溝渠、撲滅蠅鼠、改良廁所、注射疫苗等。學校《民眾之友》周刊、《醫報》日刊，以通俗的文字和漫畫編寫醫藥衛生常識、習俗改良等，遍貼街衢。福醫抗建實驗民眾學校，向民眾開展識字教育、衛生教育，教授兵役法、防空防毒常識等。學校中山室專門出版民眾讀物，辦理各種訓練班，設置問字處，開放書報閱覽室，教授戰時技能等。民校將社會教育與抗戰救國緊密結合，增強了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間接動員了民眾抗戰。

二、抗戰時期福建省立醫學院內遷建設的歷史動因

（一）福建省情和抗戰大局的應對是福醫創建和發展根本原因醫學教育關乎民族強弱和國家盛衰，在外敵入侵、缺醫少藥、疫病肆虐的戰爭年代，其承擔歷史任務的特殊性與超越性就更加明顯。如果說福醫是為了應對疫病，改善國民衛生以及近代民族意識覺醒的知識分子為了收復醫學教育失地而生，那么，其發展壯大就應與抗戰的特殊需要相關。就省情而言，戰時福建傷亡人數高達17786人［6］，福建在兵員征召和航校、軍校招生時，因體檢不合格被剔退者又遙領各省，而福建醫事人員的匱乏使得救護和防疫工作舉步維艱。據統計，1938年全省注冊的西醫師約300人，每4萬人中僅有1名，如何救傷，如何防控疾疫，如何增強體質以應抗戰，實為刻不容緩，因此，1940年后學校新增設的專業均與此密切相關。為了實施醫衛人才總動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也支持醫學教育。1940年頒布的《軍政部征集各醫藥學院校軍醫志愿生暫行辦法》指出，每年向公立醫藥院校招收60名18至25歲男性軍醫志愿生，合格者每月發給學習補助費。1942年航空委員會亦頒布辦法，每年招收50名男性醫學畢業生擔任空軍軍醫，合格者給予全部學習費用。這些法規對福醫的發展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該校就有黃文瀾、王祖鑑等志愿生獲得獎助金，人年均5000元。可以說，正是中華民族的抗戰決定了福醫的發展必然循著實現民族自救、民族解放的道路前行。

（二）國民政府對醫學教育的重視是福醫發展壯大的重要保障1941年國民政府推行公醫制度，為了培植公醫醫生，中央和地方政府無論在法規政策，還是在財政經濟上均給予醫學教育一定的發展空間，如設立公立醫校，補助私立院校，支持醫學師資進修等，《公醫學生待遇暫行辦法》還規定免除公醫學生的一切學雜費。公醫制度的推行加速了福醫專業的發展，也保證了生源的充裕和穩定，以后新增的專業和短期訓練班（學制2至4年，畢業后由政府分配），有效地促進了戰時醫衛人才的培養，也提高了學校的整體教育水平。與此同時，國民政府也著力提高待遇以穩定本已竭蹶的醫學師資隊伍，例如1938年頒布《資助醫學教師薪給暫行辦法》，1940年教育部每月特補學術研究費，福醫也自1941年起依教師薪俸的40%發給補助費。省政府內遷永安后，制定了建設“新福建”計劃，并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對醫學教育“也著實下了最大決心”，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仍不斷增給福醫經費以充實設備、提高工資、另設附屬醫院，例如，1939年學校臨時費和經常費分別比1938年增加了84.7%和86.7%。［7］為了使學生安心向學，省政府在創校之初就規定醫學生免費入學，每月補助膳食津貼，學校還訂立《公費學額辦法》《學生工讀辦法》，資助品學兼優的清寒學生。1943年頒布的《福建省立醫學院農學院公費生待遇暫行辦法》，將公費生名額增加到80%以上，到1944年福醫各類公費生已達90%，共249人。［8］學校對淪陷區困難學生和僑生給予甲種公費生待遇，免收學宿雜費，品業甲等者免于償還助貸金，徐瑞萸、曹洪霖等人均享受了免償待遇。

（三）師生的艱苦創業是福醫發展壯大的根本保證內遷時，學校百廢待興，到抗戰后期物價飛漲，一些師生陷入無法生活的窘境。然而，在生死存亡的國難當頭，師生懷著教育救國、醫學強國的大任，精誠團結，艱苦奮斗，心理學教授李為曾說：“本院同仁過去在日益艱難的環境之中不屈不撓，認真教學，孜孜研究，其不畏艱難，自強不息的精神實令人欽佩。我們深信這種精神，無論將來遇到任何困難，也必能積極發揮，克服一切障礙，以貫徹我們的意志，成就我們的專業。”［9］

三、抗戰時期福建省立醫學院內遷建設的歷史貢獻和啟示

戰時福醫確立以“發展而成為改善國民衛生的先鋒，全國的尤其是東南醫藥界的柱石”為辦學目標，在遷建中排除萬難，并徐圖發展，該校的發展壯大無論是對抗戰，還是對福建醫衛事業均具有重要的意義，當時創造的許多教育教學理念、文化精神等仍具有承啟當下的價值。

（一）福醫內遷建設的歷史貢獻1.有力地支持了全民族的抗戰。抗戰以來，前線和后方均需大量的醫衛人員，僅各類軍隊醫院就需要2萬余人，而當時軍醫中科班出身的僅11.76%，司藥人員3.51%［10］，這無論在質和量上均無法滿足救護工作的需求。為了應對急需，全國各類醫校均擴大招生，福醫也于1939年開始擴招，1940年醫學本科就招收了63人，占全國30所公立醫校的19.9%［11］，福醫學生人數的增加，使國民政府軍醫署、中國紅十字會在閩征用的醫衛人才也隨之增多，多一名醫生就可多救護一名戰士。據1947年統計，福醫21%的畢業生投身于軍事醫療機關，如林建神、吳崇和等人。不僅如此，抗戰末期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中，報名應征的師生占學校總人數的48%（163人），最后有25名師生如愿參加青年軍的醫衛工作。前述，福醫師生開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活動，使福醫融入到了全民族的抗日大潮中，為抗戰的最終勝利貢獻了力量。2.福醫培養的人才為福建現代醫衛事業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到1949年，福醫共畢業278名學生，在讀學生290人，這與近代福建教會醫學校零星培養的人才相比有了巨大的飛躍。福醫畢業生67%被分配到了本省公共醫療衛生機構，成為福建醫學領域的先鋒力量，為福建現代醫衛事業、醫學高等教育以及醫學科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這些歷經抗戰洗禮的學子，深知醫學對于國家民族的重要意義，促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砥礪奮進，許多優秀學子后來成長為醫學名家和杰出人才，他們和80多年來福醫培養的10余萬學子一道共同為保障人民身體健康、發展閩醫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福醫的一部分師生還為臺灣光復重建、抗美援朝貢獻了力量。福醫培養的一批進步青年和優秀共產黨員如孟琇燾、姚明珠、薛介民、林建神等，他們積極領導抗日救亡活動和解放戰爭“第二條戰線”的運動，推動了民族民主革命事業的發展，多名同志因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3.福醫內遷推動了閩西北醫衛、文化和社會的發展福醫與省內外11所內遷閩西北的高校一樣，不僅是“謀員生教學的安全，但同時也有開發內地繁榮內地的抱負”。［12］附屬醫院優質的醫療服務有效地提高了閩西北的醫療水平，也吸引了大量軍民前來就診，僅1940年門診量就達37252人次，日均出診量100多人次。［13］福醫內遷使閩西北醫學生從無到有，至1941年，沙縣、永安、南平、三明等地醫學生已有19人，1943年至1945年畢生業中就蔣亭镕、魏承忠等7人留在閩西北工作。福醫在沙縣開展社會服務，不僅促進了當地公衛事業的發展，也使民眾樹立了文明觀念和對新醫的信任。福醫兼辦的社會教育，“不僅輸送給了民眾簇新的戰時文化食糧，也喚起了民眾政治意識的覺醒，推動了閩北文化的發展。”［14］

（二）福醫內遷建設的當代啟示1.辦大學要有一種精神。福醫沙縣辦學得以克服萬難、發展壯大，依靠的是精神的支撐。這就是愛國愛校、艱苦創業、團結一致、堅韌不拔的奮斗精神；就是不怕犧牲、敢于斗爭的革命精神；就是崇尚科學、嚴謹治學的學術精神，這些精神品格和學術傳統成為寶貴的精神財富，融入了福建醫科大學的傳統之中。80年來，福醫師生正是接續秉持了這些精神，在傳播知識、人才培養、學術研究、服務社會中不斷追求卓越，“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續譜了閩醫之源的華彩篇章。2.大學要立足為地方社會服務。福醫自覺地把教學科研活動與地方社會緊密結合，達到了推動了福建醫衛事業發展以及自身發展的雙重效應。今天，福建醫科大學為福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醫衛人才支撐，傳播文明衛生理念，提供醫藥科技服務等，都是很好地秉承了戰時學校為地方社會服務的優良傳統。3.大學師生應當堅守自己的責任和使命。戰時福醫師生安貧樂道、樂觀向上，教師認真教學科研，學生勤奮刻苦學習。侯宗濂曾說：“我們的共同目的在救眾生，我們的重大使命在完成‘富強康樂’之國家。”［15］學校今天的辦學環境與戰時已截然不同，但培養具有科學精神、人文素養和專業素質，富有社會責任感的高素質醫學人才的教育目標始終不變。面對市場經濟潮流及多元文化的沖擊，師生應學習先輩校友濟世救民、振興中華的擔當精神，堅定醫學初心，牢記醫學使命，增強為推進健康中國戰略，奉獻社會，服務人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參考文獻：

［1］福建省立醫學院財產直接損失報告表［A］.福建省立醫學院、福建省政府、教育部關于抗戰期間直接間接損失調查表、報告表，1940，福建省檔案館藏，0071-001-000268：80.

［2］專科以上學校概況調查表［A］.福建省立醫學院、福建省圖書雜志審查處關于學校概況調查表、文化界動態等的文件，福建省檔案館藏，1944，071-001-000195：28.

［3］侯宗濓.省立醫學專科學校創辦之意義及其經過與將來［J］.閩政月刊，1937（2）：22-23.

［4］本院學生自治會討汪通電［G］.福建省立醫學院青年節紀念特刊，1940：18.

［5］本院學生自治會為青年節與游擊區青年同學一封信［G］.福建省立醫學院青年節紀念特刊，1940：19.

［6］福建省檔案館編.中國抗日戰爭全景錄•閩臺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103.

［7］三年來的本院概況統計［J］.閩醫院刊，1941（1）：32.

［8］各級學校學生人數調查表［A］.福建省立醫學院、福建省教育廳、教育部關于公費生、公費生付食費特別補助費的文件和學生名冊、學生人數統計，福建省檔案館藏，1943，檔案號：0071-001-000381：15.

［9］李為.院慶四年［A］.福建省立醫學院四周年紀念特刊，1941：8.

［10］張建.抗戰中的軍醫教育［J］.軍醫雜志，1942（1）：8.

［11］芳淵.推行公醫制度與訓練各級干部人才［J］.社會衛生，1945（7）：3.

［12］志堅.協大與邵武［J］.協大周刊，1938（6）：26.

［13］省農院、省醫學院、省軍人監獄、鄉鎮警察所、城區學校調查表［A］.沙縣檔案館藏，1940，檔案號：26-1-3.83：4.

［14］曉林.邁進中的福建省立醫學院——光芒初露的南海明星的誕生［N］.南方日報，1939-10-13（4）.

［15］侯宗濂.共同努力完成我們的使命［J］.閩醫院刊，1941（1）：2.

作者：蘭雪花 單位:福建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