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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家》2017年第10期

摘要：為數不多的民國工業衛生調查，揭示出工廠的工作環境和衛生條件惡劣，工人健康狀況堪憂、職業病盛行。近代中國工業的發展極大地損害了勞工群體的健康，勞動力身體素質低下也制約了工業化的進程。工業衛生問題恰能反映出當時國家主權不完整、經濟形勢變化、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和社會結構的調整，社會學者倡導工業衛生本身也具有某些環境正義的色彩。

關鍵詞：工業衛生；工人健康；環境正義

工業化帶來了近世經濟的起飛，同時也造成對自然環境和對人兩方面的損害。如奧康納所言，由于忽視了“生產條件”，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存在著與生產條件之間的“第二重矛盾”[1]，經濟危機之外還面臨著生態危機，“生產條件”包括自然與勞動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批評19世紀60年代英國工廠立法的“衛生條款”非常貧乏，痛陳“他們實際上就是宣布，工人的肺結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資本生存的一個條件”[2]。這既表明了工人健康權利的缺乏，又告訴我們工業化的后果不只是自然環境破壞，還有工業廢物病菌導致的疾病激增，工人的健康受到威脅，反過來，這也制約了工業化的進程。近代中國工業的發展不僅對自然環境造成深刻影響[3]，工人的健康也受到最直接的威脅。當下我國應對工業衛生與職業病已經有很成熟的學科體系，也難免出現“開胸驗肺”“塵肺病”等嚴重的社會問題，在生產力和衛生條件低下的中國工業化起步時期，工業衛生和疾病問題更加嚴重，已經出現血汗工廠。近年來，隨著環境史、衛生史的興起與發展，關注人類健康的生命史學日益受到關注，謀求健康史和環境史的結合成為一些學者和研究機構的學術訴求①,工人運動史研究也形成了轉向工人工作環境和社會網絡的“新工人史”。既有研究缺乏對這方面的關懷，因而有必要從這一角度切入考察，本文主要依據民國工業衛生調查資料，對近代中國工業衛生和工人健康問題做初步探討。

一、工業衛生調查的興起

民國社會調查是一批近代以來特有的新型史料，學者們用西方科學的方法對社會的方方面面進行調查，為我們留下珍貴的一手材料[4]。中國的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發展，民國北京和南京政府時期都有過黃金時代，取得了較大的進步。工業衛生作為公共衛生的一部分，與工業化相伴相生。在中國工業普遍發展之時，中國勞工問題當然有調查的價值，學者們對勞工經濟狀況與勞工社會狀況有過比較充分的調查討論，對勞工的醫藥衛生調查卻少有過問。中國公共衛生改進會在編送中英庚款保管委員會的備忘錄中，曾痛述中國新舊工廠一概設備簡陋，“毫無安全與衛生設備，當局須計劃并促進其改良”[5]102。工業擴張的背景下，工業影響工人健康狀況的研究，對勞工進行全面的身體檢查，掌握他們的身體缺陷和疾病，是有其學術和現實價值的，“近世工業發達，工人人數驟增，而各種工業，多各有能影響于工人健康之特質，生理家、公共衛生專家等，漸注意于工業之危險，與其對于工人之健康影響。”[6]117正當此時，吉爾等人感到這類調查資料非常缺乏，遂開展了中國最早的工業衛生調查，希望能促使更多的學者從事這一活動，“特作此報告，以資倡導”[5]103，他們的調查始于對上海勞工狀況的表面觀察，注意到無論家庭手工業還是新機械工廠，勞工們大都迫于生計，工作艱辛，又工作在危險環境及缺乏健康保障權利中。吉爾等人于1935年和1936年先后進行了兩次全面的工業衛生調查，調查對象分別是上海的印刷業工廠和鍍鉻業工廠。此后受其影響，更多的工業調查報告中開始囊括工業衛生的內容。與一般的醫療衛生調查相比，進工廠調查并非易事，會遇到方方面面的障礙，可以說困難重重。工廠及員工調查的困難，當時是世界所公認的難題，在中國則更加困難，因為進入工廠做檢查，還沒有明確法律上賦予的權利，檢查方式也沒有詳細規定。檢查者在執行檢查前，必須小心謹慎地遵循檢查標準逐步進行，以期獲得勞資雙方的共同信任。當詢問到工廠盈利情況、工作細節、生活水平及健康事項時，資本家和工人都會懷疑這樣的詢問是否與政府有關，因為他們擔心可能會因此加稅或被罰款，甚至會懷疑是不是會因此失去個人自由。所以檢查人員事先應該予以非常詳細的解釋，才能打消他們的疑慮。檢查人員的選擇上，外國人會引起諸多麻煩，保險起見也最好使用本國人。因此，吉爾等人對于繁冗的檢查事項，“盡量委諸中國同事之手，采取種種非正式調查，向雇主聲明此舉純為個人學術上之興趣，與任何團體或組織無關”[5]104，才得以進行。從為數不多的工業衛生調查和報告中，我們能看出民國時期我國勞工所處的工作和衛生環境，以及他們的健康狀況。

二、工業衛生調查揭示的狀況

（一）工作環境與衛生條件

工業衛生調查中發現的最突出問題是“變相工場”的普遍存在，中國幾乎所有的輕工業均脫胎于傳統的家庭式工場，廠房一律不規范，“其不合衛生已臻極度”。被調查的上海五處印刷工場（見表1）[5]106中：其中兩處房屋建筑稍微符合工廠建筑原理，雖然建筑粗仿工廠外形，但場房都是磚屋，有些地方原來是堆貨倉庫，屋頂用波形馬口鐵板遮擋，沒有充足的光線、流通的空氣，而且灰塵堆積。工廠內機械排列緊密，甚至有兩臺機器相互疊在一起的情況，工作空間非常狹小。所用的電燈照明不充足，屋內黑暗污穢。其中一個廠，換氣排塵竟然采用早已淘汰的帽形換氣筒，另一個廠則僅僅開啟小窗，只能將濁氣流出，而不足以換入新鮮空氣，至于排塵基本沒有專用的設備。這兩個工場雖然給工人單獨安排了宿舍，但里面擁擠不堪，排塵、采光、換氣均不充分、不衛生。其他三處都是租用民房略加改造而成，設備簡陋且設在巷子內的民房之中，遠遠望去就知道這里人煙稠密，從巷子進入場內，必須經過一條狹窄的水泥小道，兩旁有兩排小房屋，巷子兩旁，行人往來，非常擁擠。機器安排同樣甚密，檢查人員在場內行動深感不方便，逼仄的空間使得員工飲食與住宿都只能在工作間中完成。場內糞便處置僅用木桶，且管理不周到使其經常處于不潔凈狀態，不堪使用。因沒有盥洗和浴具等設備，員工需要用水時，就直接使用自來水龍頭的水，包括喝茶。民國時期，“變相工場”不僅廣泛存在于印刷工業，其他工業部門中亦是常見，是工業發展中非常惡劣的現象，“為近年中國工業一嚴重問題，尤為上海工業之一嚴重問題”[5]105。上海工部局1935年的報告書里力陳其危險性，認為民國以來工廠安全事故的發生，大多是根源于這些由民房改作的小工場，里面不僅工人環境衛生設備極其缺乏，而且員工遭遇事故時沒有安全出路導致死傷倍增。再者，工業的噪聲污染對社區影響甚多，巷內的工場工作時聲音震動鄰屋，社區居民安居不得，故常有房客向屋主訴苦，希望能設法取締這些變相工場。

（二）工人健康狀況

民國的勞工群體大部分處于不健康狀態，調查表明其低于當時的普通國民健康水平。上海印刷業工人中，沒有疾病、適宜作工的人數僅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一[5]108。印刷業中看到的狀況，足以代表當時中國勞工群體的健康狀態。根據吉爾（H.S.Gear）等人的調查，勞工群體的健康問題突出地表現為兩類：一是中國勞工的普遍疾病。中國勞工工業疾病的主要病癥，以沙眼、皮膚病、牙齒缺陷及結核病四種疾病為主。這與之前姚尋源等對北平地氈工業的疾病狀況統計和上海紗廠工人的病例報告所得的結論相符。印刷業中，如營養不良、沙眼、中耳炎、齲齒、皮膚病、結核病及寄生蟲等癥之繁多，在印刷工場的工作環境下，更顯得加重了。多項社會醫療衛生調查顯示，沙眼在中國是最普遍的疾病。雖然沙眼未必與職業有關，但大多數的結合膜炎卻與工作空間的幽暗污穢有關，如印刷廠排字等工序，對視力損害頗多，所以印刷工人視力損壞癥狀的發現不足為奇。耳炎在中國下級社會是甚為普通的疾病，因為耳炎導致聽力損毀，嚴重者甚至耳聾，只得艱難度日。結核病在中國是公共衛生的重大問題，全國的結核病患者，比其他國家多出幾倍，而且無論貧富均患有此癥，結核病引起的住院病人人數最多，繁華都市或工業區域患病率比普通區域為高，印刷工業勞工疾病調查顯示，患結核病的病率最高，工作環境惡劣加上經濟落后與衛生知識缺乏，隨地吐痰、與別人共用餐具等，因此得結核病的勞工數量眾多。其他工業部門中同樣有此發現。云南個舊錫礦廠區常有傷寒、霍亂、痢疾等流行以及腸胃病、寄生蟲病、皮膚病、呼吸器病等發生，致使礦工健康大受損害，礦工死亡時有發生。天津紡紗廠中，因廠內廠外之間空氣冷熱不均勻，致勞工多患感冒，因起居睡眠不規律，偶有傳染肺結核，夏季室內溫度過高，中暑、霍亂在所難免，疾病發生具有季節性，“春季多瘟疫，夏季多霍亂，秋季多瀉痢，冬季多咳嗽”[9]。二是不同門類的工業導致勞工有特殊職業病，“未進廠以先之工人，體力、目力均甚強健，漸次流于孱弱”[9]。如印刷工業由于青銅粉的吸入，鉛中毒、結合膜炎、鼻炎可謂印刷工業職業病。又如鍍鉻工業中的鉻毒，是公認的慢性損害，侵染部分主要是皮膚及呼吸器官上半部分，結果造成皮膚被刺激，可能在鼻子和喉嚨暴露在外的部分形成潰瘍，最初時候僅有皮膚上一小塊裂痕或擦破的痕跡，但經液質或氣質的鉻化物長期侵染，隨即逐漸成形，時間久了就化為皮膚上巨大的創傷，因為中毒是慢性的，故不覺疼痛。天津紡紗廠內漫天飛絮的小氣候，造成勞工的職業病主要是眼病。年輕工人身矮體輕、體格發育情況低劣，與膳食不良有很大的關系，勞工們每天攝入的食物熱量不足，食物營養成分過于單一?！肮I之特種危險，已使常人難于抵抗，況于無良好營養之工人乎。”[6]134由于身體缺乏抵抗疾病必需的儲備，工人的普通疾病和職業病也直接歸因于營養不良。工人們面對長期缺醫少藥、生活凄慘的景象，只剩自嘲和絕望，如云南個舊錫礦工人在歌里唱到：“廠地最極潮濕，便溺又無糞缸，飲食毫無節制，冷熱不分青黃。年年五六月內，疾病大得非常。你看荒郊野壩，尸骸盡埋道旁。試問誰無妻子？試問誰無爹娘？試問誰無惻隱？試問誰無肝腸？睹此傷心慘狀，只為銀錢難忘！”[7]776

三、工業衛生與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關系

令人恐懼的工業危險不是發展工業本身的錯誤，時人的研究表明其危險性是可以避免的。生活狀況低劣、空氣惡濁、工作時間過久、飲食不良及不講衛生等，似乎是影響工人健康的主要原因，而工業本身的特有危險，反倒成了次要因素。所以工人健康狀況不良更多是人為的，小半由于工業自身的危險，多半由于工廠管理不完善，這是可以改良的。工廠改善管理，“一日不能貫徹實現，則工人健康即一日不能改善”[6]125。以資本家為何不去改良管理為切入點，看到的是更為復雜的社會面相。

（一）工廠檢查中的主權之爭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后很重視工業衛生問題，立法和管理上較早就有了依據。中央衛生行政系統里，設有工業衛生的組織，職責是防止工廠事故與疾病，并操辦勞工醫藥衛生事項，1929年12月30日頒布《工廠法》，其中有關于勞工醫藥衛生的事項規定。但這些與當時其他法規一樣，大都沒有真正落到實處。嚴格的工廠檢查制度是推行工業衛生的必要保障，民國時期國家主權不完整，中國政府制定的《工廠檢查法》對租界等工廠大量聚集的地方沒有約束力，領事裁判權尚未解決，因而進入租界的各項手續特別麻煩，需要談判協商解決，交涉的核心問題是管理權，工廠檢查過程中租界當局依然希望行使管理權。上海是民國工業中心，商議出上海工廠檢查辦法對其他地方具有示范作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主管部門工部局認為，進入租界進行工業檢查事體重大，必須經過較長的時間才能達到中國政府《工廠檢查法》所定的標準，工部局屢次敦促中國政府制定妥當折中的辦法。租界內工廠檢查與政府的計劃始終也沒能一致進行。

（二）工業衛生與經濟形勢變化

為了走出大蕭條帶來的經濟不景氣，世界各工業國都需要傾銷過剩的商品，引起了國際貿易上的競爭加劇，日本、印度以及中國沿海發展工業的地區，在競爭市場上頗占優勢。原因何在？恰恰是中國長期生活水準低、又沒有工業的衛生安全設備，導致人力成本低，反而工業制成品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中國對外貿易競爭中略占優勢。對外貿易的優勢，是犧牲勞工的安全與健康而取得的。換言之，在那樣一個競爭極其激烈的國際市場下，不管怎么倡導工業衛生也都無濟于事，即使有些工廠主有意愿設法改進工人衛生條件，出于成本考慮他們也不得不放棄改進主張，除非中央政府愿意放棄經濟上的巨大利益嚴令工廠改革，“是故假使無政府明令，而欲使資本家個人建造昂貴之工廠，備有流通之空氣、充足之光線、適當之機械房及適宜之工人膳宿處，又使工人每日工作8小時，有充分之休息與例假，同時對于不健康與受傷工人有充分之保障，無異于與虎謀皮”[5]116。抗戰時期，考慮到錫礦資源在國民政府經濟戰略上的重要性[7]655，個舊錫礦漸次開采量增多、存量減少，工人們必須到更深層也更危險地帶才可以開采新的礦產出來，故錫礦工人衛生條件和健康狀況逐漸惡化，除前所述的原因外還應該加上資源的耗竭。工業化帶來的人口遷移還加速了傳染病的流行，腸血吸蟲病本是長江流域一些地方的地方病，從這些地方招來的勞工人數不斷增多后，上海勞工所患傳染病以腸寄生蟲病最為普遍。

（三）工業衛生與勞動力市場

勞動力市場上供求關系不平衡，使得資本家不需要通過改善衛生條件保障工人健康，就可以擁有源源不斷的年輕勞動力，因此資本家缺乏改良動力。資本家之所以能夠不斷雇傭年輕的勞工，在于補招勞工時采用包招制，“上海工業，誠一慘酷之機關，其最惡劣之點，則在采用包招制”[5]107。這種制度之下，招工者享有支配工人工資及工作時間的權力，從中取利。相比于被工廠直接雇傭的工人，補招進來的工人生活狀態更加惡劣。比如鍍鉻業本身就特別危險，如果能減少工作時間，工人遭受鉻中毒的不幸結果可能也會減少，休息時間越長，抵抗未能預料的危險能力就越強，但在包招制之下這是種奢求。應招者供過于求，因此雇主也可以任意規定苛刻條件，如果勞工工作效率變低，或勞工稍不滿意資本家的刻薄待遇，便加以懲處或者驅逐出廠。對于患病或因公病傷的勞工，暫時不能工作或殘廢的勞工，不僅沒有津貼撫恤，而且有從各處農村涌進城市的勞工跟他們搶奪工作機會，致病員工時遭罷免。不能忽略的是，當時盛行的學徒制度起到了同樣的作用，學徒制無契約可言，充當學徒的多是從鄉村雇來的年幼兒童，資本家毫不顧及他們的健康和安全，工作繁重，罹患疾病不能繼續工作的，“弱者、病者、長者漸被淘汰，新者、幼者即前來補充”[6]119。從調查結果來看，招進工廠之前的勞工也不是完全健康的，其實大部分已經孱弱不堪，不能適應長時間的勞動，再加上工作的辛苦、工場的不合衛生，很容易誘發其潛伏疾病。但是向雇主透露真實的健康狀況會導致生計喪失，為謀生路、離開經濟機會有限的農村，年輕的勞工們可能會避免報告，直到出現健康問題。同時，中國傳統經濟模式中，男性是養家糊口者，在許多失地農民構成的工礦社區，男性只能靠做工維持家用，如果不能頂上去，他們會擔心失去家庭開支的靈活性，因此也會隱瞞自己潛在的健康問題。

（四）工業衛生問題的根源

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來看，公共衛生不健全、營養缺乏是社會下層民眾都存在的問題。勞工們工作環境不合衛生、生活慘痛的境遇，不是勞工群體獨有的，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因為政治經濟和其他方面的落后，不足為奇，且當時亞洲人口眾多的國家都基本無法保障民生，“即在東方人口過密之諸國，亦常見此”[5]115，工人的生活水準僅限于維持生存方面罷了。從工業衛生調查中可以看出，雖然勞工所患疾病多為貧困人群都會患有的普通病癥，但長期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工作，會增加患有這些普通疾病的幾率。工人普遍缺乏衛生觀念、不注意個人衛生，已經足致這些傳染病癥迅速傳播，加之很多工業門類如冶金、工礦等的特殊危險性，會引發多種惡性的職業病，工人常常從幼小年紀開始就掙扎在這類危險職業當中，日常生活本就苦不堪言，工作環境惡劣“更能漸漸屈服青年之健康，故工人健康之危機，日趨嚴重也”[6]125。當然如果工人生活狀況、經濟狀況都有提高的話，樹立衛生觀念就容易得多，而工業危險，也會逐漸減少。倡導工業衛生的直接原因何在？從當時英國的經驗來看，若要工業化進程加快、工業更好的發展，工業衛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衛生和健康缺陷帶來的曠工、工作效率低下極大影響了產出。當時西方工業衛生的專家曾預言說：“工業在東方諸國，尚在幼稚時代，特如中國，將來必有根本上之變更”[5]102，根本上之變更就是指畸形發展的工業組織及制度的徹底改革，輔以有組織的工業衛生出現，而這些在中國尚在幼稚時期，沒有健全的公共衛生方針和國家工廠法，來規定并協助中國工業衛生的實施，沒有強有力的醫藥衛生組織去扶助與引導，工業難以達到充分的發展。進一步來說，要想解決這些問題，那么除非中國普遍公共衛生得以改進，同時人民的貧困問題得到解決，工業也有相應的規則和管理，否則刻意追求工業的繼續發展和進步，是絕對不可能的?！疤葍烧咄瑫r進行，則不僅有助于醫藥衛生事業之組織，且可防止勞工因工廠災變等事所受之慘痛，增加生產效率，同時減少廠方之損失?！盵5]103回顧這段歷史，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就是在生態制約中頓挫前行的，不僅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也被健康問題帶來的勞動力素質低下所拖累。

四、余論

吉爾（H.S.Gear）等人對鉛字印刷業工人衛生健康有所考查與研究后，引起當局注意，“最近我國政府于工業場所已漸加注意，對于教育方面及管理規則等，亦漸次改進”[6]117。他們的倡導得到了社會力量的反饋和積極的響應，余新恩醫師等成立專門機構——上海工廠聯合醫務處，并辦起刊物《工業衛生通訊》[10]，抗戰期間活躍在孤島上海，其后一直致力于此。倡導工業衛生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出于人道關懷，批評政府和資本家的行為。當然，學者們的倡導不僅可以被看作工業批評，而且也是早期爭取環境正義的形式。工業衛生的改進需要公共衛生水平的提高，這表明，環境和社會問題似乎是密不可分的，工業化開始以后，對于環境正義的追求一直在萌芽?？梢哉f，與當代美國興起的環境正義運動相比，他們的看法中只是缺乏政治上的激進主義，沿此思路，或許可以把裴宜理對工人運動的研究[11]加上一個維度，即追求工作生活環境和健康。近代以來此起彼伏的工人運動中，提高工資是工人最根本的訴求，我們還應該看到的是，改善生活境況包括衛生和健康是這其中不可忽視的潛在動力。

作者：劉少航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