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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校衛生雜志》2015年第十二期

【摘要】

目的探討影響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行為的因素，為制定大學生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措施提供依據。方法采取兩階段分層整群抽樣法對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9所高校2500名在校大學生的生理、心理及認知、家庭、院校等基本情況和健康生活方式進行調查，通過建構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影響因素的結構方程模型來分析變量間相關性和因素的標準化效果。結果生理特征、心理及認知特征、家庭特征和院校特征對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的標準化影響效果值分別為0．037，－0．389，0．159，－0．053。路徑生理特征→心理及認知特征、生理特征→院校特征、家庭特征→生理特征、家庭特征→院校特征路徑系數分別為－0．30，0．23，－0．09，－0．27。結論生理特征、心理及認知特征、家庭特征和院校特征對大學生的健康生活方式均有影響，且因素之間存在相互影響關系。學校應針對這些主要因素特征制定相應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對策措施，引導大學生采取健康生活方式。

【關鍵詞】

生活方式;健康素養;因素分析，統計學;學生

生活方式對健康的影響日益受到重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多種疾病尤其是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主要危險因素［1］，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則能促進健康，降低疾病風險［2］。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和高校的擴招，大學生在同齡人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其生活方式將會極大影響我國未來的人口素質。既往研究表明，我國大學生較多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3－4］。為了解影響我國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的因素，在前期采取探索性統計方法對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的影響因素初步分析的基礎上［5］，本研究采取結構方程模型進行驗證性分析。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于2011年4—5月，采用兩階段分層隨機抽樣法，從9所高校共抽取2500名在校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第一階段按照三大經濟帶的劃分，采用單純隨機抽樣方法在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內陸地區和西部邊遠地區分別選取4所、2所和3所高校。第二階段采取整群隨機抽樣方法，從每個被抽中高校中抽取2個專業，每個專業內隨機發放問卷140份，最終回收問卷2236份，其中有效問卷2108份，有效率為94．28%。男女生有效人數分別為1096，1012人。

1．2方法

1．2．1一般情況包括生理特征、心理及認知特征、家庭特征和院校特征4個方面內容。具體因素及賦值情況為性別:男=1，女=2;年齡:≤18歲=1，19～21歲=2，22～24歲=3，≥25歲=4;體型:偏瘦=1，中等=2，偏胖=3;血型:O型=1，A型=2，B型=3，AB型=4;民族:漢族=1，少數民族=2;自測健康:非常好=1，好=2，一般=3，差=4，很差=5;自感成績:優=1，良=2，中=3，合格=4，不合格=5;是否患慢性病:是=1，否=2;氣質:多血質=1，粘液質=2，膽汁質=3，抑郁質=4;是否經常生病:經常=1，一般=2，很少=3;出生地域:東部=1，中部=2，西部=3;家庭月收入:1999元以下=1，2000～4999元=2，5000～9999元=3，10000元以上=4;入學前居住地:農村=1，城市=2，城鎮=3;父親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專/大學=4，碩士及以上=5;父親職業:公務員=1，企事業單位職工=2，個體經營者=3，無=4;母親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專/大學=4，碩士及以上=5;母親職業:公務員=1，企事業單位職工=2，個體經營者=3，無=4;是否獨生子女:是=1，否=2;父母是否離異:否=1，是=2;父母是否一方死亡:否=1，是=2;年級:大一=1，大二=2，大三及以上=3;專業:醫學=1，理工=2，人文社科=3;院校地域:東部=1，中部=2，西部=3;院校性質:醫學院校=1，專科學校=2，綜合性大學=3;和誰住一起:獨居=1，室友=2，戀人=3，父母/其他親戚=4;是否學過健康教育課程:有=1，無=2。

1．2．2健康生活方式評價量表采用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評價量表修訂版［6－8］。調查內容包括運動鍛煉行為、飲食營養行為、健康責任行為、規律生活行為、健康危害行為、人際關系行為、壓力管理行為和生命欣賞行為8個維度。各維度按照5分制Likert評分標準，“從不、偶爾、約半、經常、總是”對應分值為1～5。

1．3質量控制采用現場調查方式，由培訓后的調查員以專業為單位進行，要求學生根據自己近4周的實際情況當場填寫。調查員嚴格審查每份調查問卷，以避免缺項、漏項和邏輯錯誤。問卷收回后，再次對數據進行仔細審核。

1．4統計學分析用EpiData3．02軟件建立數據庫，采用雙錄入檢錯。用SPSS20．0和AMOS20．0軟件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2結果

2．1模型擬合經對理論模型(圖1)適當修正，得到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影響因素結構方程最終模型的標準化路徑圖(圖2)。各項目的概率性P值均＜0．05，誤差項也未出現負值，且模型的擬合效果可以接受，其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值)為0．072，＜0．08;擬合優度指數(GFI值)和調整擬合優度指數(AGFI值)分別為0．855，0．879，接近0．90。

2．2影響因素分析生理特征、心理及認知特征、家庭特征和院校特征均會對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行為產生影響。其中，生理特征包括性別、年齡、體型、血型，心理及認知特征包括自測健康、自感成績、是否患慢性病、氣質、是否經常生病，家庭特征包括出生地域、家庭月收入、入學前居住地、父親文化程度、父親職業、母親文化程度、母親職業、是否獨生子女、父母是否離異和父母是否一方死亡，院校特征包括專業、院校地域、院校性質、和誰住一起和是否學過健康教育課程。生理特征、心理及認知特征、家庭特征和院校特征對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影響作用的標準化效果值分別為0．037，－0．389，0．159，－0．053。

3討論

Gillis［9］分析發現，人口學特性是許多探討健康促進生活方式研究中最常選用的修正因素，其中，以年齡、教育程度、性別、收入和婚姻狀況最常被探討。結構方程模型可以對多個因變量同時處理，能夠獲得自變量對因變量影響的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和總效果等，因此被廣泛地用于分析一些涉及潛變量的復雜關系［10－12］。從標準化影響效果值來看，心理及認知特征、家庭特征是影響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行為的兩個主要因素。具體而言，自測健康、是否經常生病、氣質、自感成績、是否患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母親文化程度、父親文化程度、是否獨生子女對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影響作用較大。健康自評可以客觀反映健康狀況，或作為客觀健康指標的一個補充［13］。本研究結果顯示，自覺健康與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之間呈正相關，即自覺健康狀況越好，越能夠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慢性病源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大學生是否患有慢性病和是否經常生病對于其健康生活方式水平具有影響作用，且影響作用較大;未患慢性病、生病次數越少，越能從事健康的生活方式行為。本研究發現，氣質對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行為的影響效果值位居第三，說明氣質類型對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行為具有一定的預測力。父母親文化程度對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行為有明顯影響，父母親受教育程度越高，可能使其教養方式、家庭經濟狀況、家庭生活方式等越趨于正向，從而可能影響其子女的生活方式更趨于健康。是否獨生子女亦對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行為有較大影響，這可能與獨生子女在其成長過程中，擁有父母及家人充分的關懷、較為優裕的物質生活條件、豐富多樣的智力投資有關。

生活方式的影響因素有很多方面，且關系錯綜復雜。生理特征、心理及認知特征、家庭特征和院校特征不僅各自影響著大學生健康生活方式行為，而且生理特征與心理及認知特征、生理特征與院校特征、家庭特征與生理特征、家庭特征與院校特征之間也存在著影響關系。即生理特征可以直接影響大學生的健康生活方式行為，也可通過生理特征→心理及認知特征→健康生活方式、生理特征→院校特征→健康生活方式來間接影響。家庭特征可以直接影響大學生的健康生活方式行為，也可通過路徑家庭特征→生理特征→健康生活方式、家庭特征→院校特征→健康生活方式來間接影響。鑒于此，提出如下建議:(1)營造良好的校園環境和氛圍。高校管理部門要通過完善校園運動設施、增設健康教育課程、設立健康咨詢室等措施，利用同儕策略組成各種小組或團體組織，充分調動學生從事健康生活方式的積極性。(2)加強健康生活方式教育，提高學生的健康生活方式自我認知水平。高校管理部門要認真制定季度或年度健康教育方案，采用榜樣示范法、案例分析法、討論辯論法等諸多形式進行健康生活方式宣傳。(3)推行差異化的健康促進介入計劃。高校管理部門要重點關注自測健康較差、患有慢性病、經常生病的學生群體，將其列為優先和重點服務對象，充分了解其健康需求，制定差異化的健康促進介入計劃，并對計劃執行情況和效果進行定期的檢查和調整。此外，學生家長也要時刻關注學生生理、心理等各方面健康狀況，及時與學生進行溝通，并引導和督促學生養成健康生活習慣。

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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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焦建鵬 王冬 單位：河南省人民醫院醫療發展部 南方醫科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