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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數字金融作為新興金融業態能否助推家族企業產業轉型，其互動方向與路徑機理又呈何種態勢？針對上述問題，本文擬基于制度基礎觀、不確定性理論等視角，研究數字金融影響家族企業多元化的微觀機理。研究發現：一方面，數字金融削弱了企業集團在緩解融資約束、戰略緩沖所具有的特殊價值，從而抑制企業多元化動機；另一方面，數字金融也是豐富家族企業多元化的備選項，從而對企業多元化存在正向機理。

一、引言

傳統普惠金融的發展依賴權威主體推進，具有鮮明的外生性。高服務成本、商業可持續性不強等現實困境，使得規模紅利始終難以覆蓋長尾群體的有效需求。近年來，得益于大數據、生物識別、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對傳統普惠金融的創新賦能，數字金融在保障自身商業可持續性的同時，將更好地滿足不同群體的金融需求。目前，已有文獻研究表明，數字金融在經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消費結構、區域創新創業水平以及商業銀行行為等方面存在重大影響。其研究視角大多以宏觀為主，在為數不多探討數字金融對企業經營行為影響的研究中，也僅僅考察了數字金融對企業創新、融資約束的緩解。但融資、創新難以涵蓋企業經營的全貌，尤其是在供給側結構改革持續深入的今天，數字金融能否促成企業多元化經營，進而助推企業結構升級的研究還鮮有涉及。更為重要的是，數字金融還帶有彌合理論與現實矛盾的契機，融資約束與制度領域的研究表明，市場缺陷使得新興市場企業傾向于采取多元化經營，構建內部資本市場以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隨著制度環境以及金融環境的優化，多元化經營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及企業開展多元化經營的動機也將隨之減弱，然而現實生活中卻難以見到企業主動剝離非相關業務以明確自身行業特性。同時，伴隨著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持續深入，傳統行業利潤空間遭到持續壓縮，企業普遍具有開展多元化進入高附加值行業以助推企業產業升級的動機。企業究竟該何去何從，現有的研究難以對上述問題提供合理的解答。數字金融不僅可以通過優化金融、制度環境從而削弱企業多元化的動機，也可以通過緩解企業流動性約束、提升風險管理、資源配置等基礎能力從而助推企業開展多元化。因此，數字金融為進一步理清上述爭議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在數字金融的背景下企業究竟該何去何從，這一切都有賴于后文的論證。為了使研究更具針對性，本文將研究主體聚焦至家族企業。家族企業作為我國經濟結構中的長尾群體，由于其資產質地、資信狀況良莠不齊，長期以來飽受融資約束的困擾。作為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其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將更為敏感，因此本文的研究主體將聚焦于創業板與中小板內的家族企業。

二、理論分析

1. 數字金融與企業多元化的負向機理

權變理論與戰略基礎觀的研究表明，多元化經營是企業面對內外部環境的自適應行為。因此，外部金融環境的改變，可能是數字金融影響企業多元化的一條潛在路徑。信貸配給與金融服務高門檻作為金融環境缺陷的重要表征，深刻影響著家族企業的融資過程。受融資約束的影響，企業開展多元化緩解融資約束的決策動機將被賦予更高的權重。而伴隨著數字金融的持續演進，優化企業外部融資環境，多元化在緩解融資約束過程中的比較優勢及家族企業開展多元化的動機也將隨之減弱。具體而言：家族企業作為資本市場的長尾群體，其資產質地普遍難以滿足大型商業銀行信貸轉移的要求，大型商業銀行所具有的天然謹慎性，抑制了其將信貸資源流向家族企業的傾向。融資約束是長期以來困擾家族企業的癥結之一，即便是在觀念上具有融資優勢的上市實體也面臨廣泛的融資約束。企業開展多元化經營不僅可以憑借規模優勢在與商業銀行談判的過程中獲得更多的對價，借助資本市場聲譽機制和信息傳播機制增強個體的借款能力，還可以通過構建內部資本市場以關聯擔保、資金拆借等資源配置方式緩解成員企業的融資約束。因此，家族企業開展多元化經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在緩解融資約束過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價值。傳統金融發展理論強調規模與總量的擴大，但由于銀行業結構與經濟結構的不匹配，金融深化所帶來的紅利也難以延伸至家族企業。而普惠金融從誕生之初便是一個與信貸配給相對立的概念，旨在為社會各階層提供成本合理的金融服務，尤其是那些難以通過傳統渠道獲得金融服務的群體。同時，數字金融還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務的門檻，金融科技可以構建企業與銀行之間的信息橋梁，向商業銀行提供更為全面的客戶信息。可以有效地利用客戶在社交平臺上的社交偏好、言論等軟信息，以及企業經營的過往歷史、財務報表所提供的硬信息，實現對不同行業、企業、個人行為數據的提取，有效整合數據，建立可靠的第三方征信體系。實現對客戶群體更為真實完整的資信評估，從而降低商業銀行對硬信息的要求以及金融服務的門檻。因此，數字金融可以通過彌補金融缺陷，緩解家族企業所面臨的融資約束，從而弱化多元化經營在緩解融資約束過程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弱化家族企業開展多元化的動機。數字金融在改善企業外部交易環境過程中也具有特殊價值。第三方征信體系的構建不僅有利于減少企業外部交易過程潛在的機會主義行為，還緩解了由信息不對稱所引致的交易成本、行為偏差等現實困境，數字化交易手段的應用顯著減少了煩瑣的交易與審批流程，有助于降低外部市場交易成本。另外，除人為因素介入以外，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差異決定了不同地區政府的治理行為。低效的市場配置水平迫使政府在承擔自身監管義務的同時，不得不直接參與各分化領域的要素資源配置，而數字金融為上述亂象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治理契機。利用數字金融平臺海量用戶信息進行市場需求分析，為企業精準高效迎合客戶需求提供了新途徑。將傳統業務活動互聯網線上化，不僅能夠全面掌握交易細節及隨之伴生的資產運動狀況，實現交易數據互聯化、資產管理透明化，還可進一步減少由人為因素所衍生的交易摩擦對各類資源配置活動的負面侵蝕。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將弱化政府參與的治理效應，在加速政府治理行為轉變的同時，政府可憑借數字化平臺所積累的歷史數據實現更好的監管。得益于數字金融的創新賦能，外部市場交易風險、政府過度參與等制度縫隙將得到有效改善。隨著制度環境的改善，企業將更傾向于強化和明確行業特征，采取專業化經營戰略。因此，當數字金融推動外部環境趨于完善時，內部市場所具有的比較優勢以及家族企業多元化經營的動機也會隨之減弱。

2. 數字金融對家族企業多元化的正向機理

對于任何決策而言，能力與意愿兩者缺一不可。數字金融雖然削弱了家族企業多元化在緩解融資約束、替代制度缺陷中所具有的特殊價值，但多元化經營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局限于此，家族企業是否具有構建多元化的其他動機？如果有，數字金融又是如何提升家族企業開展多元化所需的基礎能力？對上述問題的回答將有助于構建數字金融作用于多元化的完整閉環。因此，下文將延續環境決定企業行為的論述邏輯，結合能力與意愿相統一的研究視角，試圖對上述問題給予合理的回答。近年來，隨著國際貿易局勢持續動蕩與國內供給側改革的持續深化，企業面對的環境日趨動態化與復雜化，環境不確定性正逐漸成為企業經營過程中的一部分。環境不確定性導致企業經營偏離正常經營軌道，同時也使得管理層難以準確預測決策執行成本及成敗的概率，加大了企業的經營風險。管理者為應對不確定負面沖擊將促使企業戰略轉向，即在“多元化”或“歸核化”中做出選擇。第一代家族企業普遍處于傳統制造業，其本身面臨著產業升級、更新換代轉向高附加值產品的轉型需求，過于明確的行業特性不僅難以適應家族企業治理轉型的需要，也將使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中陷入后發劣勢。而且隨著繼任者逐步進入企業實際經營的中心，一味地追求在原有領域的延伸不僅難以對代際間的貢獻差異進行有效區分，也不利于繼任者構建屬于自身的權威合法性，跨代知識結構的異質性與獲取積極認同的需求將推動繼任者“另創領地”。而多元化企業在不同行業、不同時期收入來源的異質性不僅可以有效平滑整體盈余波動，將雞蛋放入不同籃子也可降低資產組合風險，新興行業所具有的高附加值將為企業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來源，提升家族企業整體競爭能力。因此，相較于“歸核化”，家族企業更傾向于借助“多元化”以分散風險、助推企業產業轉型。在環境不確定性影響下，政府只有通過一步步試錯才得以實現最優政策組合，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也伴隨而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主要是指，經濟主體難以預測政府是否、何時、如何改變現行經濟政策，但企業可以合理地預期經濟政策更替的目的及方向。政策更替目的在于營造更為健全合理的營商環境，而且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政策也將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展開。因此，雖然政策變更帶來政策的實施與資源分配的不連續性，但同樣也會增加市場對未來經營情況的樂觀預期，并不會減少企業對未來的價值投資。同時，家族企業落后的產業結構正是削產能、調結構的政策對象，隔岸觀望將使企業被變革的大勢所淘汰，家族企業必須將資金流向前景更為明朗的項目，以助推企業治理轉型。

三、研究結論

數字金融背景下，家族企業將同時具備開展多元化與抑制多元化的動機。微觀企業是否開展多元化取決于企業對于內外部環境的綜合判斷。從負向機理來看，數字時代的到來，也帶來差異化產品的規?；a的可能性?；ヂ摼W特有的邊際成本遞減特性，將逐步延伸至傳統制造業。即高資產專用性企業可以實現個性化產品的規?；a，同時伴隨著用戶群體規模的提升，其單位生產成本甚至要低于均質化產品。注重專用性資產的培養，從而提升產品的差異化、個性化質效，才有利于形成企業獨特的競爭優勢。而從正向機理來看，第一代家族企業普遍處于傳統制造業，其本身面臨著產業升級、更新換代轉向高附加值產品的轉型需求，過于明確的行業特性不僅難以適應家族企業治理轉型的需要，也將使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下陷入后發劣勢，數字金融也是豐富家族企業多元化的備選項，從而對企業多元化存在正向機理。

作者：姜智鑫 單位：甘肅政法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