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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農村金融市場體系的對策

一、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的主體及地位

1.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的作用主體——農信社。

1.1在中國，農村信用社全面的長期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等是農業國家政策補貼的發放工作，是最廣泛分布在農村分支機構的，這樣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服務功能得以充分利用。據統計，目前，農業相關貸款的農村信用社貸款占全部銀行業金融機構超過三分之一以上，農戶貸款占78％，在金融服務空白鄉鎮具有98.4％和67.7％的覆蓋面和服務覆蓋任務。

1.2在一些地方農村信用社的創新，給我們提供了不少的寶貴經驗。首先，發展農村金融服務，就必須始終堅持以服務“三農”為目標，致力于廣闊的農村市場。其次，下沉服務中心，了解和掌握農民的真正需求，有針對性地創新金融機構，以及開發具有農戶“雙贏”的理財產品。第三，要改變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從過去等待農民們進入活動現場談合作，到現在與農民緊密聯系，避免信息和合作的不對稱沒安排和合作的失敗。第四，全面完善的服務。通過擴大網絡和服務覆蓋范圍，使用簡單的營業網點、定時服務、開設金融便利店、小額支付方便點及其他金融服務，這樣得以真正的走近村莊。

2.資金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

2.1在發展和擴大農村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聯系的過程中，資金要素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以該基金為載體之間的經濟聯系，已經成為各種經濟關系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這就要求資本市場的公開和發展，以滿足農村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或為適應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橫向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相應的農村金融市場，農村商品經濟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

2.2農村經濟體制經過30年的改革之后，在中國的農民之中勞動力市場機制已經形成了，但在市場資源配置過程中，還是有明顯的滯后。相關的，投資結構和產業結構，在農村的變化，也沒有根本性的突破。其原因是，農村發展，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不同步，即要素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發展嚴重滯后，滯后阻礙了市場開發和產品開發。目前，中國的農產品采購和銷售價格已經放開，農產品市場已基本形成，政府也試圖規范市場經濟參數。

二、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存在的問題

1.農村信用社歷史包袱仍然沉重。

在中國農業銀行時期的改革過程中，在農村金融市場中的農村信用社已經顯示出重要性。有資料顯示，各金融機構中農村信用社擁有有80％以上的農業貸款。然而，農村信用社商業背離合作金融物業的發展影響了“三農”服務的效果。這主要表現為：歷史包袱問題，與具有一定的信貸資產相比，農村信用社有更多的負債。在商業化改革的影響下，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過程中，這種片面實現的功能和有選擇性的貸款已經越來越明顯的存在于農村信用社中，貸款結構顯示了越來越多的“非農業”和“城市”的傾向，廣大農民獲得貸款持續下降，為農民提供覆蓋金融服務是非常有限的。

2.金融體制不完善，尚不能適應新農村建設的要求。

2.1目前，農村金融體系是不健全的、是不完整的體制、基礎設施建設薄弱、機制功能也不健全、政策扶持還不太到位，這些問題使農村金融已經成為整個金融體系的“瓶頸”和“短板“，這些問題難以滿足多元化的金融服務在農村地區的需求，難以滿足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需要，難以滿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需要。

2.2農村金融體系存在著明顯的組織不完善，服務功能不健全等問題。一是在信貸管理系統中的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采取的是貸款審批權，降低了信用的基層分支；并引進通用業務策略轉移、信貸集中到中心城市并提供優質的客戶。在領先的經營策略中，銀行貸款集中于少數重點企業，而鄉鎮工業、特色農業生產和農產品加工企業貸款是少之又少的，這使支農作用減弱。二是農業發展銀行功能單一，受限于許多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支持農業綜合開發、基礎設施建、，農業科技推廣等方面的政策有效性的產業化。

三、解決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問題的辦法

1.拓寬融資渠道，服務經濟發展。

1.1一是擴大銀行理財產品。通過信貸資產證券化，出售貸款，加強信貸資產結構調整。二是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設立企業產權交易平臺，探索建立產權交易市場，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產權流動。開發和支持股權投資機構，引導產業資本和風險投資基金進入投融資領域。三是保險功能的融資。該基金會積極引導企業加強保險業，加強管理和內部控制，以提高公眾意識；努力培養挖掘，以提高保險市場；強化服務意識，以提高潛在的宣傳服務水平。特別是在建立基金股權投資行業的發展，以及其他形式的重點項目，高新技術產業和基礎設施支持的。

1.2與產業優化升級和發展要求相結合，進一步推動金融機構中小企業信貸支持力度，促進轉型升級緊密結合，不斷提高金融服務行業的關聯性。為了鼓勵創新導向的中小企業信貸和金融產品，融資對于中小型企業來說，具有需求量大，并承擔少的特點。積極宣傳中小企業股權質押和推廣、倉單質押、票據融資、債務追討、專利權質押等金融產品，加強適當的保值避險的發展，適合不同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非信貸金融工具多樣化的金融產品。

1.3加大自助銀行，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和網絡輸入等電子金融服務，方便解決市民的日常金融需求。通過采用聯保，小額貸款業務的貸款支持農民工，大力推進中間業務的創新發展，在融資，信用擔保，金融企業在農民工的生產和生活展開。

2.完善金融市場體系要制度先行。

2.1推進制度建設。激烈的市場競爭，價格競爭將顯示為工具，優勝劣汰的情況就會出現。如果普通的企業被淘汰可能不是對整個行業的影響很大，但如果金融出現在市場上，企業被淘汰出局，可能會導致金融市場的連鎖反應，這就對市場有很大的形成性影響。因此，如何建立風險控制制度，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

2.2完善法律法規體系使得金融監管系統的安全得以有效運行。目前的分業監管制度在我國，無論是宏觀、微觀審慎監管的部門或中央或地方機關，從自身風險防范角度來看，所有的監管機構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其中一些相關法規的銜接與連貫存在問題。

2.3核心問題，經濟體制改革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關鍵的財務管理制度改革，是解決政府過度干預和調控不到位。從中國的中央和地方財政管理制度中不難看出，財務管理職責過于集中在中央，因此，不能很好地適應經濟發展在現實中的局部差異。

作者：王雷李維剛單位：佳木斯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第二篇：金融市場對出口結構的影響

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金融發展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出現了日益融合的趨勢，成為近年國際經濟理論研究的一個學術前沿。自Kletzer＆Bardhan（1987）開創性地把金融部門引入H－O模型，指出金融發展影響一國產業比較優勢變動的可能，之后，這方面的研究開始大量涌現。Beck（2002，2003）認為金融部門發展存在眾多影響比較優勢的渠道，他考察了金融部門為企業融資動員儲蓄，幫助克服流動性制約的功能渠道，證明金融部門發達的國家將在收益遞增的制造業上具有比較優勢。其他研究則從信貸約束、資本市場不完全的角度，考察了金融發展對一國貿易結構和模式影響（Kletzer＆Bardhan，1987；Matsuyama，2005；Ju和Wei，2005，2008；Manova，2008等）。也有學者將金融發展與制度因素結合來研究其對貿易的影響（Hur，Raj＆Riyan－to，2006；Ju和Wei，2008）。國內關于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方面的研究大都基于國家層面，對區域差異的研究很少。齊俊妍（2005）在H－O模型中引入了金融因素，發現金融發展水平提高可以提高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比重。包群、陽佳余（2008）研究了金融發展對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比較優勢的影響。陳恩、黃桂良（2009）以廣東省為例，發現金融發展對廣東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珠三角地區金融發展對進出口貿易的促進作用明顯大于東西兩翼和山區。趙靜敏（2011）以江蘇省為例也發現了，不同區域金融發展對對外貿易的影響不同。汪浩瀚、徐娟（2010）利用泰爾指數計算了我國金融發展規模與對外貿易總體的區域差異分解，并基于跨省面板數據檢驗了區域金融發展與對外貿易的互動關系，結果表明金融發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存在區域差異性，總體來說東部地區的影響效應更為明顯。與現有文獻相比，本文的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做出了改進。首先，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重要的是出口了什么，而不是出口了多少。因此，本文研究金融對出口結構的影響，而不同于大多數文獻僅研究金融發展對出口規模的影響；其次，在中國金融改革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本文重點研究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對出口結構的不同影響，以及不同區域之間的差異，從而深化對中國金融發展與貿易的關系的認識，并從金融發展的視角提出優化出口結構的區域政策建議。

二、我國金融中介、金融市場發展與出口結構的區域差異

（一）我國金融中介、金融市場規模的區域差異擴大，金融中介效率的區域差異縮小

我國總體金融發展迅速，但是區域間的金融發展卻極不平衡，各區域間金融發展差異十分明顯，并且東、中、西部間的區域金融差距有逐漸擴大的趨勢。下面將從金融中介規模和效率、金融市場規模等三個方面來比較分析我國區域間的金融發展情況。1996－2009年間三大區域金融機構存貸款之和均持續增長，但是東部地區的金融機構存貸款額明顯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并且自1996年起差距逐漸擴大。但中部和西部的存貸款額差距較小，中部地區略高于西部地區。從各區域金融相關比率（FIR）即各區域金融機構存貸款總額占GDP的比率來看，各區域均呈現出先升后降再升的發展態勢。各區域FIR指標也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地區最高，西部其次，中部最低。其中，2009年東部的FIR值為3．318，西部為2．713，中部為2．170。從1996年到2009年期間，三大區域的金融相關比率的差異擴大。信貸轉換率（SLR），又稱貸存比，它衡量了金融中介機構將存款轉化為貸款的效率，反映了經濟體中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通常用一個地區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額與存款總額的比值表示，可用來衡量各地區的金融中介效率。全國及各區域的信貸轉換率總體處于下降趨勢。1996－2004年中部最高，西部次之，東部最低；2004－2006年東中西部的貸存比基本持平；2007－2009年東部的貸存比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東部的SLR值一直小于1，即東部一直處于存差狀態（即存款額大于貸款額）；中部、西部分別從2000年、1998年開始出現存差，同時三大地區的貸存比均向（0．6，0．8）的合理區間收斂。各區域信貸轉換率均下降，區域間的差異縮小。我國的金融市場以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主體，其中資本市場仍以股票市場為主。因此，本文采用資本化率（CR），即股票市價總值與GDP的比值，來衡量金融市場的發展規模。1996－2005年期間，我國各區域資本化率經歷了先升后降的發展過程，CR值基本都低于0．5，但是，在2005年后，股票市場發展迅速，2007全國的CR值達到1．19，比2006年的0．36提高了3倍多，2008年又大幅回落。該數據表明，我國股票市場總體發展迅速，并且波動加大，大起大落明顯。從區域角度看，在研究期間內，東部的平均資本化率為0．67，中部和西部分別為0．20、0．29。表明東部地區的資本化率一直處于領先地位，西部次之，中部最小，區域間差異明顯。總體來看，我國各區域間金融發展不平衡。金融中介、金融市場規模差異明顯，東部地區金融規模均遠高于中西部地區。金融中介效率差異相對較小。

（二）我國出口結構差異明顯

我國優化出口結構的內涵之一是提高資本、技術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重。因此，本文采用高技術產品出口占總出口比值來衡量出口結構，各區域出口結構變化如圖5所示。1996－2009年間，我國各區域的高技術產品出口比例均呈上升趨勢，表明全國的出口商品結構持續優化升級。從各區域間的比較來看，東部地區高技術產品出口所占比重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區域差異明顯。

三、我國金融中介、金融市場發展對出口結構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影響機制與模型構建

金融發展影響出口結構的機制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金融市場的發展水平影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從而進一步影響資本存量。資本稟賦差異的改變不僅能改變一國的勞動資本比率，而且還能為新項目和新技術提供資金支持，進而促進一國出口結構的提升；其次，發展完善的金融體系，可以為技術創新提供規模巨大的資金支持，同時減少創新活動中的不確定性風險，因此，金融發展差異會導致技術創新的差異，進而影響一國的出口結構；第三，金融發展影響人力資本的積累，信貸約束會限制一些國家教育融資的能力，而教育有助于培訓出技術熟練的工人。個人擁有的物質資本數量不同，由于信貸市場的不完善會影響比較優勢的模式，進而成為影響出口結構的因素；第四，金融發展促使金融機構能提供更多的融資量和較低的融資成本，使得擁有規模經濟特征的行業獲益更多，因此，金融發展更高的國家就會刺激更多利用外源融資且具有規模經濟的行業的發展，在規模報酬遞增行業上具有動態比較優勢，進而影響一國的出口結構。因此，為定量研究金融中介、金融市場發展對出口結構影響的區域差異，本文構建立如下實證分析模型：STRUit＝αi＋β1iFIRit＋β2iSMVit＋β3iLDit＋γXit＋δi＋μt＋εit（1）其中，i代表各截面單元，t代表各個年度，STRUit代表第i個省第t年的出口貿易結構，FIRit表示第i個省第t年的金融中介發展水平；SMVit表示第i個省第t年的金融市場發展水平；LDit表示第i個省第t年的金融中介效率；Xit代表除本文考慮的解釋變量外的其他影響出口貿易水平的指標，即控制變量；δi、μt分別代表地區特定效應和時期特定效應；εit為模型的隨機擾動項。

（二）指標選取及數據說明

出口結構（STRU）：隨著經濟的發展，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高技術產品是典型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代表，且各省市高技術產品出口比例差異明顯。因此，本文采用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比例來衡量出口技術結構，數據來自于《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金融中介發展規模（FIR）：采用國內大多數學者的做法，用全部金融機構的存貸款之和與GDP的比值來衡量。數據來自于《中國金融年鑒》、Wind數據庫。金融市場發展規模（FIR）：考慮到我國金融市場以股票市場為主，以及數據的可得性，采用股票市價總值與GDP的比值來衡量金融市場規模。數據來自于《中國金融年鑒》、Wind數據庫。金融中介效率（SMV）：考慮到區域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額與GDP存款總額的比值來衡量。數據來自于《中國金融年鑒》、Wind數據庫。控制變量（X）：由于每個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參考相關文獻，本文加入人均GDP（即地區生產總值／地區人口總數）作為控制變量，用PGDP來表示。外商直接投資（FDI）是一種外部的資金供給并且具有技術溢出效應，因此，需要控制各區域的FDI，以準確衡量金融對出口結構的影響。數據主要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各期、《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及各省市統計年鑒。為研究區域差異，本文將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分為東、中、西三大部分。①考慮到剔除金融危機的影響，本文研究的親本時間為1996—2009年。為了消除異方差問題，將各變量指標取對數值，分別用LnFIR、LnLD、LnSMV、LnSTRU、LnPGDP、LnFDI來表示。

（三）各區域金融中介、金融市場發展對出口結構的長期影響

1．變量的平穩性檢驗

為了避免偽回歸，確保估計結果的有效性，在回歸前需要對各面板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檢驗數據平穩性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單位根檢驗，根據對面板序列繪制的時序圖，本文選擇只含截距項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除序列lnSMV、lnFDI水平平穩外，其他序列lnSCAL、lnSTRU、lnFIR、lnLD、lnPGDP的水平值都存在單位根。再對所有序列的一階差分值做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拒絕原假設，即認為所有序列是平穩的。綜上所述，經單位根檢驗，所有變量為一階單整I（1）。因此，可以通過對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區域的面板數據模型回歸得到的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來檢驗各區域金融發展和出口貿易各指標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如果殘差序列平穩，則表明變量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2．面板回歸結果

由于樣本個體間存在特征差異，因此選擇變截距模型，然后用F檢驗確定固定效應模型還是混合效應模型，最后再進行Hausman檢驗。

3．殘差檢驗

對三大區域的面板殘差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3。表3所示的為既不含趨勢項又不含截距項的單位根檢驗結果，由LLC檢驗、Fisher－ADF檢驗和Fisher－PP檢驗的相關統計量和P值可知，三大區域的面板殘差序列都不存在單位根，說明所有模型的估計結果都是穩定的，我國東、中、西部的出口結構LnSTRU與金融發展指標及兩個控制變量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4．結果分析表2的估計結果表明，在控制了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FDI之后，東部和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對出口結構產生顯著影響，而中部地區金融發展對出口結構的影響不顯著。由此可見，中部地區不僅在經濟發展、金融發展等方面表現出“中部塌陷”，而且缺乏金融影響出口結構的機制，因此，中部地區“崛起”，需要注意發揮金融對出口結構的作用。對于東部地區，FIR對出口結構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系數估計值達到了0．9850，可見金融中介規模對東部地區出口結構提升影響顯著；金融中介效率（LD）對出口結構的影響為正向，但系數小于FIR的系數。金融市場規模（SMV）對出口結構的影響為負向，說明股票市場發展并未促進出口結構提升。對于西部地區，FIR和SMV均對出口結構產生負向影響，即這兩方面的發展都沒有促進出口結構提升，金融效率（LD）對出口結構具有正向影響。以上數據表明，東部地區金融中介規模擴大和金融中介效率提升均促進出口結構升級，西部地區則主要依賴于金融中介效率提升促進出口結構升級。

（四）各區域金融發展對出口結構的短期影響

理論上來說，即期出口結構不僅受到即期金融發展水平的影響，還受到前期出口結構的滯后影響，因此，在分析金融對出口結構的影響時，為了反映這種短期動態關系，需要加入滯后一期的出口結構指標作為自變量，為此，構建如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2）：STRUit＝αi＋θSTRUit－1＋β1iFIRit＋β2iSMVit＋β3iLDit＋γXit＋δi＋μt＋εit（2）其中，STRUit－1表示滯后一期的出口結構。其它變量解釋與數據來源與模型（1）相同。由于加入了滯后一期的變量，為解決內生性問題，采用GMM估計方法對動態面板數據模型（2）進行估計。Sargan過度識別檢驗的P值接受工具變量的選取滿足過度約束識別檢驗條件的原假設，表明所有回歸模型所選的工具變量是合理有效的，動態面板模型回歸結果是比較理想的。短期內，東部地區滯后一期出口結構指標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但估計值不大，中、西部地區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前一期的出口結構對東部地區本期的出口結構具有略微的推動作用，從前文現狀分析可知，東部地區的高技術產品出口比例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前期較高的高技術產品出口比例能夠促進即期更高比例的出口，中、西部地區上一期較低的出口結構制約了本期的出口結構提升，從而形成一種“馬太效應”。三大區域金融中介規模（FIR）的系數估計值顯著為正，并且估計值很大，東、中、西部分別為0．8622、0．9132、1．0376，反映出短期內金融中介規模的擴大有助于優化出口結構；金融中介效率對東、中部的回歸系數值顯著為正，西部地區顯著為負；而金融市場發展對三大區域出口結構的影響不顯著或者顯著為負，意味著金融市場未發揮提升出口結構的作用。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在現有文獻基礎上，分析了我國各區域金融中介、金融市場發展和出口結構的特征，并運用1996—2009年數據實證研究了金融中介、金融市場發展對出口結構影響的區域差異。研究結果表明：1．我國各區域金融發展不平衡，金融中介規模和金融市場規模差異明顯，金融中介效率差異較小。東部地區金融中介規模和金融市場規模均遠高于中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則落后于東西部地區。出口結構也具有明顯區域差異，東部地區優于中西部地區。2．總體來看，金融中介規模和金融中介效率對出口結構具有促進作用，金融市場規模對出口結構無顯著影響或影響方向為負。該結果可能與我國長期以來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有關，經濟發展和貿易結構更多依賴于金融中介的發展。金融市場并未發揮優化出口結構的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我國金融市場在整個金融體系中所占據的地位相對于較弱，雖然中國已建立中小板、創業板等資本市場，但總體來看，資本市場對于結構轉型和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支持仍然不足。3．金融中介、金融市場對出口結構的影響具有區域差異。東部地區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金融中介規模和效率均對出口結構具有顯著影響，且影響系數較大；西部地區短期內金融中介規模對出口結構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在長期內金融中介效率對出口結構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中部地區在短期內金融中介規模和效率均對出口結構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在長期內，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均不具有顯著影響，中部地區長期內的出口結構提升依賴于地區經濟發展和FDI。

（二）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認為金融發展有助于優化出口結構，制定差異化的金融政策措施有助于協調各區域出口貿易發展。具體應采用以下政策措施：首先，創新銀行信貸融資模式，進一步發揮金融中介對出口結構優化的支持作用。在當前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下，金融中介仍將發揮金融體系中的主要作用。優化出口結構，提高出口結構的技術含量，需要金融中介更多的支持。科技創新和高新技術企業具有不同于傳統企業的融資特點、融資需求和風控機制，這對傳統的銀行業務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銀行業應創新信貸融資模式，努力滿足科技創新和高技術企業的資金需求；其次，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加快金融市場建設。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在固定資產密集型的企業融資中占有比較優勢，而以市場為基礎的金融體系在知識技術型企業的融資中具有比較優勢。因此，中國要實現貿易結構的升級和提高出口的技術含量，需要金融體系的改革，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發揮金融市場對科技創新和高技術企業的支持作用；第三，制定區域差異性的政策措施。西部地區短期內可以通過擴大銀行規模提升出口結構，但長期內更依賴于金融效率的提升，因此，在規模擴張的基礎上提升金融效率是西部地區金融政策的重點。中部地區擴大銀行規模和提升金融效率可在短期內提升出口結構，長期內，中部地區仍需通過提高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利用FDI，走出“中部塌陷”是中部地區提升出口結構的根本對策。

作者：金運成郭晶鄭雯單位：浙江外國語學院浙江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第三篇：工業園金融市場體系建設

一、優化銀企關聯

首先銀行要建立科學的風險管理體系。銀行應與企業加強交流，多了解企業的資金與經營狀況，詳細研判投資項目的可行性、可持續性以及資金的安全性，注重控制貸款的集中度風險和關聯交易，降低銀行信用風險。其次企業也應從經營觀念與方式上進行根本轉變，在融資與經營過程中，堅持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注重提高自我約束力，切實控制好投資和經營風險。再次園區管理部門也應充分發揮職能優勢，利用好銀行的間接融資作用，宏觀調控優化銀企關系，促進銀行服務園區經濟能力的不斷提升，讓金融體系成為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者和企業的監督者，激勵金融市場發揮內在活力，強化資本市場實力，促進資本源頭的升級與活力，形成金融市場的集團化效應，實現銀行與企業互惠雙贏。

二、擴寬貸款形式

首先是靈活放貸形式。積極發展使用新型貸款形式，做好宣傳引導工作，擴大貼息貸款規模，建立適合園區企業的授信體制、政策和程序，使更多企業能夠在較短的時間里取得貸款支持。銀行對企業融資的管理應區別對待，不能一刀切，要認真解決企業貸款評估時間長、手續繁雜、貸款周期短等問題，為企業發展創造更多發展機遇，真正做到園區經濟產業帶動、銀行扶住的發展態勢。其次是貸款形式要依據經濟發展與時俱進。應大力扶持自主創新型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注重銀行放貸模式的創新，在綜合傳統信貸和風險投資互補優勢的基礎上，以重項目質量、重成長潛力作為項目準入理念，通過眼前與長遠相結合的模式開展業務，為企業量身定制多樣性、專業性的融資解決方案。

三、發展直接融資

首先，應充分調動民間資本參與開發建設的積極性。在政策允許范圍內發展直接融資，活躍金融市場，促進投資種類多樣化，合力開發出業務交叉、捆綁銷售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把證券、衍生工具、外匯產品、互惠基金及其他銀行業產品、貨幣市場產品、黃金市場產品、公司可轉換權益等金融新產品作為銀企合作的新途徑，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提高資金監管和為企業服務的技術和能力，滿足企業未來的需求。其次要強化對直接融資的引導，加快工業園區企業融資服務體系建設。合理規范民間投資和融資投向，通過培育孵化，將民間資金直接導入園區。構建民間融資市場監測機制，及時把握民間融資的總量規模和結構變化，督促民間營資規范、健康、適度發展，最大限度的發揮其作用。

四、重視基金建設

投資基金建設是保障園區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在諸多影響和制約企業進一步發展的因素中，融資問題首當其沖。很多企業因為自有資金不足，缺乏有效抵押擔保，許多依靠抱團互保向銀行借款，而一旦一家公司因經營不善而蒙受損失，就會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造成較大的金融風險。因此，必須要在企業、銀行之間建立起一種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風險分散補償機制，通過投資基金更好地平衡各方的利益沖突，從而降低金融風險，為新興企業贏得更好融資環境和發展機會。目前，我國比較穩固的基金組織有很多家，要積極打通園區與金融基金組織的溝通渠道，鼓勵金融界、企業界入園創建各種風險投資公司，同時針對高科技企業投入高、風險大的特點，相關職能部門也應積極爭取一部分資金建立自己園區的風險投資基金，完善管理機制，促進科技項目向現實成果的轉化步伐。

五、加快國際融合

工業園區是國內外企業的集聚地，國際化進程加快是其自身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目標方向。園區銀行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自身國際化的探索實踐，在經營運行中積極融入創新元素，不斷尋求現行制度下的創新空間。另外，園區也應不斷強化人才對金融市場體系國際化的基礎保障作用。現代社會的競爭主要是人才的競爭，只有精通國內外有關法律制度、熟悉財務、金融業務的人員才能構建園區一流的金融市場體系，也只有他們才能推進與國際公司的更深層次合作。因此，為盡早實現園區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應通過多種渠道加快人才培養步伐，為園區金融體系的建設儲備好智力資源庫。

作者：徐宗風單位：泰安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第四篇：金融市場與資產評估綜述

一、金融市場與資產評估

從世界范圍來看，關于資產評估的起源，特別是關于現代資產評估起源，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是現代會計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分離出來的社會經濟活動（于艷芳、宋鳳軒，2010）。現代資產評估在中國起源于國有資產改革，是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產物，在中國的發展時間并不長。但無論資產評估如何發展，其與金融市場的聯系卻是越來越緊密。周勤業（2009）認為，資產評估行業經過20多年的發展，資產評估的服務對象已由國有產權主體擴展為多種所有制產權主體，業務涉及諸多領域。特別是在上市公司的資產重組、資產的收購與出售等方面，資產評估在價值發現、價值判斷與價值實現中扮演重要角色。資產評估行業為資本市場提供了專業服務，推動了資本市場的發展，同時資本市場又推動了資產評估行業發展，二者相互促進。鄭冬曉、齊曉安（2003）認為，當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以后，證券信用逐漸在商業信用和銀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有價證券的發行和交易逐漸成為金融市場活動的核心組成部分。有價證券的出現加快了資本集中的速度，滿足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規模擴大的需要，也成為資產評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金融市場的發展推動了資產評估的產生和發展，而資產評估的發展又不斷完善金融市場，二者相輔相成，彼此促進，共同發展。

二、資產評估方法

傳統資產評估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種：成本法、收益法、市場法，但具體采用哪種方法還要根據評估對象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隨著金融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大量金融創新產品進入市場，對這些金融產品監管的缺乏導致國際債務危機的爆發。隨后，銀行紛紛介入國際證券市場，將流動性較差的資產集中重新組合，以這些資產作抵押發行證券，也就是所謂的“資產證券化”。資產證券化自其產生以來，在金融市場上發展迅速，成為金通創新的一種主流融資技術。李傳全（2001）認為這種信用體制的確立改變了全球的金融機構和信用配置格局。胡威（2012）認為資產證券化與其它金融工具相比降低了投資者的融資成本，在風險厭惡者和風險偏好者間進行風險再配置，緩解流動性風險。資產證券化把企業各種要素以資本的形式進行流動、整合、重構，進一步優化配置，推動企業通過并購重組的方式做大做強。在這一過程中，資產評估的收益法獲得了較大發展。徐文才（1994）提出，收益現值不能真實和較準確地反映企業本金化價格，雖然與投資決策相結合，應用此法評估為各利益關系人所接受，是理想的資產評估方法，但是預期收益額預測難度較大，并受較強的主觀判斷和未來收益的不可預見因素影響。傳統收益法在計算上存在局限性，IgnacioVélez-Pareja（2001）等人在傳統計算方法的基礎上進行改進，對資本成本加權平均后折現。王玉娟（2007）也進行了權重分析，以品牌價值評估為例，品牌價值=品牌強度因子*未來若干年品牌收益現值*R*b，其中R為反映品牌未來收益風險的品牌經營風險系數，b為反映品牌產品修正系數，可能大于1，也可能小于1。賦予權重后，可以彌補傳統方法“一刀切”的缺陷，更加真實地反映資產的狀況。李延喜（2003）在對企業價值評估方法的研究中提出了在預測未來現金流量時使用指數平滑法，用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企業壽命預測理論來確定評估期限。董直慶（1999）等則對MM模型進行修正，考慮破產風險對評估的影響，重新對折現率進行確定。這些方法都是在傳統收益法基礎上進行創新，更加符合當今社會的發展。理查德•貝克米爾（2006）提出巴塞爾新協議成為全球金融業首要的標準，它引入了營運風險的資金要求和評價方法，鼓勵金融機構更積極地進行營運風險管理，為國際評估行業提供了發起抵押物風險管理討論和制定有關參數的機會。除此之外，劉學毅（2007）也提到了德爾菲法，他認為德爾菲法本質上是一種反饋匿名函詢法，是一種利用函詢形式的集體匿名思想交流過程。汪柏林（2006）則認為，德爾菲法主要基于以下兩個原理：群體的預測比個體的預測正確性可能更高；各個體的預測估計隨著實驗倫次的增加存在著趨于一致的趨勢。不論是何種方式的改進，都是為了滿足金融市場的新發展。

三、金融風險與資產評估

金融市場形成后，發達金融市場的政府一直采取放任自由的態度，金融衍生品缺乏足夠監管，直到金融危機的爆發，政府才意識到宏觀調控的重要性以及對金融創新工具進行風險管理的必要性。以抵押資產評估為例，高志剛（1999）認為作為資產評估業重要業務領域的抵押資產評估，由于其尚處于自發狀態，缺乏約束和規范，隨意性很大，導致企業合資、兼并過程中產生一系列問題。劉萍（2009）指出資產評估是資本市場和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資產評估離不開資本市場的發展。證券交易所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方面嚴格把關，可以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披露質量顯著提高，這對資產評估行業也是一個非常有效的促進。劉麗（2012）認為資產評估具有資產流動的價值“媒介”和“底線”的作用，可以有效抑制和減輕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市場安全與穩定。同時，資產評估具有金融監管“預警”和“標尺”的作用，是有效進行金融監管的手段。馬雪珍（2011）認為我國國民經濟經過幾年的發展雖已漸入佳境，但金融系統仍然存在重大隱患，多年積累起來的金融系統風險必須予以足夠重視。系統風險在金融市場普遍存在，巴林銀行、長期資本基金等一系列因承擔市場風險而發生巨額損失甚至倒閉的案例，使得無論是金融機構還是監管當局都日益加強對金融市場風險的管理與測量的重視。楊明秋（2012）則認為我國傳統金融市場開放的嘗試和探索是我國金融深化的重要措施，而逐步開放金融業能為我國金融穩定、金融市場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開放金融業并不必然導致金融危機，但在不穩定的宏觀經濟和不健全的監管體系條件下，金融服務自由化會暴露金融體系固有的漏洞，加劇已經出現的金融風險。這就要求政府相關部門制定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和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督管理機制，分散金融市場風險。有效利用資產評估對于量化、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有重要意義，盡管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但資產評估不僅可以為交易提供基礎信息，而且可以對資產的結構、質量狀況進行分析，從而準確量化和防范風險。

四、未來發展方向

隨著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各國資產評估行業準則的制定越來越強調與國際評估標準的協調一致。美國的《專業評估執業統一準則》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但為了滿足環境、評估管理機構以及評估報告使用者的需求，2006年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和美國評估委員會簽署了麥迪遜協議，使美國的評估標準和國際標準協調一致。

作者：馬蕾雅楊方文單位：華北電力大學

第五篇：余額寶式創新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一、“余額寶”式創新引發金融市場化改革爭論

余額寶熱潮的出現在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中并非偶然。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在金融、出口、外貿等方面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響。相對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的產業也普遍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低端，面對金融危機的蔓延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亟待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相對于此前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說實體經濟陷入了低迷的狀態。資本的天性是逐利，當其在實體經濟領域無法獲得更高的報酬時，便只能在金融系統內打轉，而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還很低，仍然存在過多的金融管制，如利率管制、信貸配額、金融產品單調等，但互聯網成功繞道而行，“余額寶”式的金融創新應運而生。“余額寶”式金融創新的出現在金融市場內掀起了波瀾，從各市場主體對阿里巴巴余額寶一家的反應就可窺見一斑。余額寶首先給了銀行當頭一棒，大量的銀行存款流向了收益更高的余額寶，之后再以協議存款的形式存入銀行，銀行所要支付的利率卻比原來高出了許多，銀行當然要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出手還擊，于是四大銀行紛紛下調支付寶快捷支付額度，其中三大銀行總行下令不接受各自分行與余額寶依托的天弘基金及其他貨幣市場基金進行協議存款交易。另一方面，余額寶“拋磚引玉”，阿里巴巴的真實意圖———其與萬向合作發起成立的民營銀行試點前不久得到了銀監會的支持，等到將來銀行成立，余額寶的用戶也會成為“阿里銀行”的潛在客戶。未來的試點銀行會以服務小微企業和社區民眾為市場定位，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高效和差異化的金融服務，一方面是對現有的金融市場體系的有益補充，另一方面也會與國有銀行在服務質量上形成競爭;其次，余額寶對利率市場化進程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目前它對銀行的壟斷地位雖不能構成致命的威脅，但它卻讓廣大的投資者了解到真實的市場利率從而引導了資金的配置，倒逼銀行通過類余額寶理財產品的推出來抵抗余額寶的沖擊，同時也顯示了銀行業競爭的加劇;最后，余額寶也給金融監管帶來了挑戰，如何在互聯網環境中保障資金安全以及如何控制余額寶后續發展所帶來的風險，都是監管者應該思考的問題。“余額寶”式的金融創新給金融市場帶來了諸多變化與影響，也暴露出目前金融市場存在的一系列問題。

二、“余額寶”式創新凸顯我國金融市場運行存在問題

(一)商業銀行盈利模式單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銀行體系的改革一直在穩步進行，從四大專業銀行的成立到加入世貿組織承諾五年后全面對外開放銀行業務，商業銀行的改革力圖在保證國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通過股權多元化，建立現代金融企業有效公司治理架構及風險管理與內控機制。2010年底巴塞爾銀行監督委員會推出了由三大支柱———最低資本要求、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及市場約束組成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中國作為成員國也力圖通過積極實施這項“新資本協議”來促進國內金融監管水平和金融機構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余額寶”式的理財產品對銀行儲蓄的沖擊顯示出后者傳統盈利模式的弊端。我國商業銀行目前仍以存貸利差為主要的盈利模式，即以低息吸收存款，而以高于存款利率的利率進行貸款，在資金數額無限擴大的運營體系中，銀行可以從中獲取較高的利息差額作為利潤。由表1和圖1可以看出，我國16家上市銀行利息凈收入占營業收入比重普遍在70%以上，且利息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發放貸款和墊款。在這種模式下銀行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余額寶們已經分流了一部分存款，在不久的將來，利率市場化的實現也必定會壓縮銀行來自存貸利差的利潤。更大的問題是當前單一的盈利模式不利于銀行更好地發揮其在支撐優勢產業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方面的作用。銀行對利差收入的過度依賴導致其理所當然將貸款投向大企業和國企，這是在當前經濟環境中保障安全性和收益性的不二選擇。2011年，62.3%的小型企業銀行貸款利率高于基準利率，而大型企業，這一比例為27.2%;有13.6%的大型企業銀行貸款利率低于基準利率，而小型企業的這一比例僅為2.5%。這些大企業和國企通常都是傳統產業，有些還存在產能過剩、資源消耗高、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而新興產業中存在的多是中小企業，它們雖更具發展前景卻難以得到銀行信貸的支持。近日，在銀監會公布的首批5家民營銀行試點中出現了阿里巴巴與萬向的合作方案，他們設計的“小存小貸”模式將市場定位在為小微企業及創業者提供貸款，而現有的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貸款的比例仍不高。截止2013年12月末，主要金融機構及小型農村金融機構、外資銀行人民幣小微企業貸款余額13.21萬億元，占企業貸款余額的29.4%。②

(二)利率市場化的當務之急———亟待建立金融市場基準利率體系

從1993年開始，我國就設定了利率市場化的目標。1996年6月1日，人民銀行放開了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此舉被視為利率市場化的突破口。在隨后的十年間，幾乎每年都有推動利率市場化的政策出臺，遵循“先外幣、后本幣;先貸款、后存款;先長期、大額，后短期、小額”的總體思路，逐漸實現了銀行間市場利率，改革了貼現利率生成機制，放寬了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及大額外幣貸款利率。直至2013年7月，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機構貸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機構根據商業原則自主確定貸款利率水平。并取消票據貼現利率管制，改變貼現利率在再貼現利率基礎上加點確定的方式，由金融機構自主確定。利率管制對整個金融市場有著深遠的影響，天弘基金將超過90%的資產投向了銀行協議存款，而這部分存款的利率則是市場利率，余額寶超出銀行存款利率的部分便是來源于此，其他類余額寶式產品的盈利模式也大致如此。余額寶們雖然讓許多商業銀行有了上浮其存款利率的動力，但是利率市場化并不僅僅意味著放開管制，自由競爭。我們的確需要新的金融業態和民營銀行的加入來打破商業銀行獨占鰲頭的行業格局，但是更為關鍵的是要建立金融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基準利率是金融市場上具有普遍參照作用的利率，其他利率水平或金融資產價格均可根據這一基準利率水平來確定，在一個有效的金融市場利率指標體系中，要有一種或少數幾種利率是其他利率變化的基礎，并依此決定或影響整個利率體系的市場風險定價。根據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的經驗，一般選擇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或國庫券隔夜回購利率作為基準利率，如Li-bor和美國聯邦基金利率。2007年中國人民銀行推出了貨幣市場基準利率Shibor，它由信用等級較高的銀行組成報價團自主報出人民幣同業拆出利率并計算算術平均利率，目前報價團由我國貨幣市場上本幣交易較為活躍、信息披露比較充分的18家商業銀行組成③。雖然Shibor已逐步成為我國金融市場上重要的指標性利率，但它仍存在許多缺陷，如受到管制存款利率的影響，市場交易量支撐不夠，報價機制不夠完善等。

(三)互聯網金融監管仍存在空白

我們需要明確的一點是，在具體的監管手段方面，金融監管表現為對市場準入、會計結算、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管理，但從根本目的上講，維護良好的金融市場秩序也是為了讓各金融機構為實體經濟服務提供更有效率更優質的服務。余額寶們讓錢在金融系統里打轉，推高了資本價格，實體經濟更加無法獲得低成本高效率的資金。而央行叫停二維碼支付和虛擬信用卡業務，終止貨幣基金提前取款不罰息的政策紅利，也是為了避免激起金融市場內新一層的泡沫，但不可避免的還是對互聯網金融形成了沖擊。互聯網金融的出現給監管者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互聯網技術對金融產品的銷售方式，支付方式及信息獲取方式都帶來了巨大的改變，這些改變無疑為客戶提供了更便捷的服務，但面對網絡的不安全性，客戶的資金安全能否有可靠的保障，在不久的將來，當互聯網技術的觸角進一步深入金融市場，帶來更多更新的金融衍生產品時，我們的監管者又該如何把握監管與創新的平衡點?

三、金融市場化改革旨在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發展能力

“余額寶”式創新的出現讓廣大投資者受益，也讓銀行業開始反省與思考自己還應該做哪些改進，這其實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核心———競爭。銀行業因為有了競爭才能夠積極思考如何進行創新以吸引更多的客戶，才能逼迫其讓利給客戶而不再攫取壟斷利潤，消費者的福利才能夠真正的提升。縱然改革的過程是漫長而艱辛的，即使是像美國那樣的經濟強國也曾在利率市場化后遭受嚴重的損失，但我們改革的腳步應該是堅定不移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首次提出了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金融市場首當其沖，更要進一步開放，逐步放開金融管制，不斷提高金融市場化程度。同時，我們要也注意防范改革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各種風險。在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的今天，技術與金融的結合產物讓我們目不暇接，技術為金融實現了更多的可能性，從美國發達的金融衍生品市場就可窺見一斑，但它也能在一夕之間傾覆曾經引以為傲的金融市場，最近一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便是最好的例證。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也可以說是“得益于”金融市場的發展過度而缺乏適當的監管。次貸危機本身是一個信用危機，但是由于美國金融機構將次級貸款進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和流通債券再證券化，使得抵押貸款的結構更加復雜化，造成了對信貸風險的重新定價。這些金融機構通過信用違約掉期對資產證券化債券進行保值，從而產生了金融風險的放大機制。再者，美國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也不到位，對場外衍生品市場更是放任自由。金融危機后美國也及時修改了相關的法律，對金融衍生品的風險進行防范。許多專家學者將余額寶比作金融市場的“鯰魚”，誠然，“余額寶”式創新給金融市場帶來了變革，在前不久結束的兩會上，總理也表示要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鼓勵金融創新。但不容忽視的是，余額寶們所做的只是資本的游戲，龐大的社會化資金總體上并沒有進入實體經濟。我們需要認清的是，金融市場發展的最終目的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而不僅僅是利用各種金融工具攫取暴利。因此，需要政府、銀行及監管者的共同努力促進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政府在金融市場改革中要做的就是創造一個有利于各金融機構公平競爭的環境，這就需要政府盡量減少對金融市場的行政干預，因為只有在競爭中各金融機構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無論是對各項法律制度加以完善，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還是給予金融創新以發展空間，都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針對各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也有體現。《決定》包括開放民營銀行的準入門檻，推進存款保險制度，發展普惠金融。將民營資本引入到銀行領域中，一方面可以打破目前國有銀行為主體的、集中度相對較高的銀行業經營格局，將銀行業經營環境的市場化程度提高;另一方面，將目前投放不規范的民間資本進行有監控的引導和梳理，有助于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是搞活銀行競爭格局、開放民營銀行過程中對于儲戶的權益保護，是各國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必要環節。普惠金融的特點是:小額、利率敏感度低于放貸時間敏感度、以及相對較少的抵、質押物。目前國內在小微貸款領域投放相對較多的金融業態包括銀行、小額貸款公司以及P2P互聯網金融公司。發展普惠金融有利于調整金融資源的配置，提高其使用效率。

我國商業銀行存在盈利模式單一的問題，依靠傳統的存貸利差獲利是不可持續的，在利率市場化后這部分利潤必然會被壓縮。首先，銀行應該優化其信貸結構，加大對戰略新興產業，現代信息技術產業及環保產業的貸款傾斜力度，避免信貸的過度集中。其次，銀行應該利用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契機，通過細分產品與細分客戶來提供以需求為導向的金融服務。大力拓展以銀行信用為基礎的中間業務，如企業的重組兼并，金融租賃，信息咨詢、個人金融業務等，進一步優化銀行的利潤結構，減少都利差收入的依賴，轉變傳統盈利模式。同時，也應結合最新的科學技術，對傳統支付和清算系統進行改良，不斷推出有科技含量的金融產品，如芯片卡的推廣、自助銀行、網上銀行等，在更好地服務客戶的同時也能與互聯網金融形成有力競爭。互聯網金融在我國的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但我們也應借鑒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對其存在的風險及時進行控制。美國和歐盟從互聯網金融的市場準入及金融機構的內部治理出發，以跨界監管的方式實行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我國也應以滿足實體經濟發展的有效需求為目標，為新興的互聯網金融營造相對寬松的發展環境，不必設置過高的準入門檻，但對行業內的金融機構的內部治理與風險防控要嚴格要求。同時，也要盡快建立互聯網金融監管制度，使監管有法可依。而在互聯網金融推動下的金融衍生品市場，伴隨著金融業混業經營的發展，其復雜的內部機理與風險評估上的困難，也應成為未來金融監管改革的重點。首先，以往嚴格的分業監管模式已經很難適應發展需要。因此，我們應對現存的監管資源進行整合，建立有效的監管協調機制，減少監管真空和監管套利的現象發生。其次，我國的金融衍生品市場還不發達，所以應優先發展場內的標準金融衍生品，并完善相關的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一個透明、可信的市場環境。對場外衍生品市場也要加強政府監管，避免重蹈美國覆轍。“余額寶”式創新只是當前金融壓抑環境下的一個特殊的并且是短暫的現象，其背后的互聯網公司也并未企圖僅僅通過這一產品來分整個銀行業的蛋糕，我們應該理性看待這種金融創新，承認它在推動金融市場改革方面所做的貢獻，也不能否認這種商業模式仍存在弊端。透過“余額寶”式的金融創新，我們在看到目前我國金融市場不完善的同時，也看到了未來金融市場的改革方向。所以，政府、金融機構和監管者應各司其職也應加強合作，共同推動金融市場化改革。

作者：高雅單位：中共四川省委黨校

第六篇：金融市場狀況研究

一、朝鮮經濟框架概述

跨入21世紀，朝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通過多年的運行，很多問題開始暴露，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過后，由于朝鮮元不能自由兌換，國內金融市場尚未放開，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并沒有像給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那樣給朝鮮造成沖擊，朝鮮借助金融危機后的機遇期，進行了一次較為深入的經濟改革，引導朝鮮走向了改革發展的道路。

1、市場化的初試。

2002年朝鮮進行了第一次比較深入的經濟改革，這一年對于朝鮮是歷史性的一年，政府下很大決心廢除了定量供應制度，食品和副食品開始敞開供應，固定價格也被打破，商品價格改由市場供需情況決定。為了應付市場放開以后的物價上漲，政府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加薪，加薪的幅度之大前所未有。普通的機關干部、工人的月收入從原來幾十元、幾百元上升到幾千元，與此同時，各種小攤小販開始出現在大街小巷，而大型商店由于貨源不足而門前冷落。

2、2002年金融貨幣領域的改革。

作為2002年朝鮮經濟改革中的亮點，在貨幣體系上，朝鮮元從原來的2.2元兌換1美元，貶到150元兌換1美元，即便這樣，貶值也遠遠沒有結束，在黑市上1美元可以兌換700朝鮮元，金融界人士一般認同黑市的那個價格更真實。朝鮮政府貶值貨幣有兩個目的：一是降低國內的資產價值，使外商投資成本降低；二是降低朝鮮商品價格，增強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3、2009年金融貨幣領域的改革。

在以通貨膨脹為主題的朝鮮，選擇了在2009年12月1日起上調幣值，原有貨幣停用，新舊貨幣按1比100兌換。每人的最高兌換限額為10萬舊朝鮮元。這次貨幣改革主要是應對通貨膨脹，打擊黑市交易，解決經濟失衡的問題，但是改革引發了朝鮮民眾的憤怒和抵制，市場價格混亂，朝鮮政府決定從14日開始全國關閉市場3天。這是朝鮮自1992年以來第一次更換貨幣，新舊貨幣按1比100更換，即原先面值1，000朝元的紙幣將由面值10朝元的紙幣取代，貨幣改革引發了黑市混亂，美元和人民幣匯率急劇上揚。美元在朝鮮的黑市匯率為1比2，000朝元至3，000朝元。若逢美元緊俏，大約2萬朝元才能兌換1美元。貨幣改革兩個月后即以宣布失敗而告終。朝鮮貨幣改革引發的朝鮮國內混亂、新幣幣值劇烈波動、禁止外匯流通等，均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朝鮮經濟的發展。

二、朝鮮金融領域現有狀況分析

（一）朝鮮銀行體系。

20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朝鮮全國只有中央銀行和貿易銀行兩家銀行。鑒于朝鮮對外經貿關系擴大，到同西方發達國家開展貿易的實際情況，朝鮮于七十年代后半期開始相繼新成立了大成銀行、金剛銀行和合作合資的朝鮮樂園金融公司、高麗商業銀行、朝鮮合營銀行、朝鮮統一發展銀行等。目前，朝鮮中央下轄十大銀行，除了以上六家銀行，還有朝鮮蒼光銀行、黃金三角洲銀行、朝鮮信用銀行、朝鮮貿易銀行、朝鮮光鮮銀行、朝鮮華麗銀行。

1、朝鮮中央銀行直屬政務院，獨家承擔國家銀行、特殊銀行、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的金融業務，同時開辦以交易收益金、國營企業利益金和集體企業利益金為主的國家預算收入的征收業務，承擔組織儲蓄、貸款和國內保險等信用業務，并負責向國家機關、企業支付工資資金并監督其使用，實行對外貿易及外匯銀行、合營銀行等領導。

2、朝鮮的儲蓄機構是由中央銀行與郵政部門共同開辦的郵政儲蓄和合作農場信用簿。儲蓄種類有：活期儲蓄，年利3%（2010年）：三個月以上的定期儲蓄，年利3.6%（2010年）；零存整取儲蓄，年利4%；不付利息，用利息額開獎抽簽形式的儲蓄。

3、朝鮮銀行鮮明的政治特點，分工明確，如同專業行政部門。如大成銀行和金剛銀行是專門承擔對外結算的特殊銀行，朝鮮樂園金融公司和朝鮮合營銀行專門承擔對朝總聯企業的資金提供及進出口業務，高麗商業銀行和朝鮮統一發展銀行主要承擔信用社的開設及進出口貿易業務等。朝鮮的貿易外匯銀行有貿易銀行、金剛銀行、大成銀行、龍岳山銀行、朝鮮冒光、信用銀行。貿易銀行是專門承擔國際結算業務和外匯管理業務的國家金融機構。

4、朝鮮銀行數量逐漸增多，分工也更加詳細，金融體系構架已經形成，而且在國際金融合作方面有所突破。朝鮮1993年頒布《外國投資銀行法》后，朝鮮同西方國家銀行開展了積極的合作，1995年朝鮮的國際保險公司和瑞典的金融保險公司合作設立了平壤支行，朝鮮的大成銀行和香港的一家公司合作決定在平壤開辦朝鮮開發銀行。5、2010年1月20日朝鮮大豐國際投資集團董事會第一次會議在平壤舉行。國防委員會宣布一系列決定：《關于保障朝鮮大豐國際投資集團運營》（委員長命令）；《關于設立國家開發銀行》；《關于設立大豐國際投資集團協調委員會》。國家開發銀行將在國家財政預算之外，利用國際金融市場，幫助朝鮮實現國家發展計劃。據國家開發銀行副理事長樸哲洙說，國家開發銀行完全獨立于國家預算，負責處理食品、鐵路、港口、電力和能源投資，是一種利用海外資金投資基礎設施的實驗。至此，朝鮮已形成了以中央銀行為中心，包括專門承擔對外結算的5個特殊銀行、2個儲蓄機關、6個合營銀行和朝鮮國際保險公司的統一金融體系。

（二）朝鮮保險行業。

朝鮮的國內保險業務由中央銀行辦理，分為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兩種，財險除固定資產外，流動資產包括集體經營的家禽也須參保，農作物保險等還要再加入國際保險公司的保險。人身險規定16歲至65歲的公民可以參保，居住在朝鮮的外國人也可以參保。朝鮮的國際保險由朝鮮國際保險公司承辦。雖然朝鮮擁有保險公司，但保險公司缺乏自主經營，在規范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切從簡。

（三）朝鮮投資事務所的成立與投資朝鮮專項基金的設立。

朝鮮投資事務所的成立一度被解讀為中朝貿易合作的新形式。朝鮮投資事務所是朝鮮合營投資委員會在海外設立的唯一一家辦事機構，代表朝鮮官方，是對外招商引資的平臺。合營投資委員會是所有海外投資在朝鮮的最高審批機構。朝鮮投資事務所的成立是朝鮮吸納外國資本進入本國的有效平臺。如果把投資事務所算作金融領域有些牽強，但“投資朝鮮專項基金”成立，卻是朝鮮拉開金融大幕的新紀元。這是一支以礦業為主要投資方向的基金，規模為30億元，首期注資10億元，資金來源為國內一些基金機構和財團。基金主要的投資方向以礦業為主，地產開發、港口運營等亦在投資范圍之內。

（四）朝鮮對外招商政策有助金融領域的發展。

朝鮮官方表示朝鮮具備法律環境保障外國投資者的權益，投資者將享受到完全平等和互惠。目前，朝鮮方面為了促進經濟投資正在完善相關法律，但是政策開放程度有限，例如朝鮮沒有限制外國投資的國籍，進行合營投資的時候，沒有出資比例的限制，簽約雙方可以商討投資的比例。朝鮮政府表示可以向外國投資企業提供各種優惠政策，各種金融服務系統，依托中國、新加坡、埃及等國家一起開的合資銀行，可以圓滿保障外國投資者和企業的便利，可以解決投資所需金融服務。但作為朝鮮最大的經濟合作伙伴，中國企業還是表示擔憂，因為中國投資者與朝方合作項目中，基本上是中國投入資金、設備和技術，而朝方只提供資源及工人等現成的生產要素，這意味著朝方在合作中沒有絲毫資金風險。對朝鮮的投資環境、資金安全等方面，中國投資者都需要做足“功課”。

三、朝鮮金融領域的不足

（一）金融體系缺乏統一性。

朝鮮是典型的中央集權式國家，然而其金融體系呈多頭分管，各類金融機構分屬于內閣、勞動黨和人民軍。屬于內閣的有中央銀行、高麗銀行、金三角洲銀行、國際保險會社和郵政儲蓄等；屬于勞動黨的有大成銀行、金星銀行等9家銀行；屬于軍部的有日新國際銀行等。其中，朝鮮中央銀行既承擔貨幣發行、貨幣政策制定與執行、行業監管等職能，又辦理企事業單位的資金供給和支付結算、儲蓄等業務。多頭管理是朝鮮金融體制的主要特征。中央銀行與隸屬于勞動黨和軍部的銀行分屬于不同的領導機構，削弱了央行權威，不利于統一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而且，央行職責繁雜，既具有行政管理職能，又辦理具體業務，兼具監管銀行和專業銀行雙重身份“，政企不分”也導致其職責難以發揮。

（二）銀行信用低。

朝鮮銀行信譽極低，存取款手續繁雜，特別是取款額度受限。朝鮮大部分企業和居民往往把錢存放在單位或家里保管，而外國企業或居民不愿也不敢將款項存入銀行。貨幣在民間流通，游離于銀行體系之外，不利于銀行業的健康發展和金融監管。朝鮮銀行是孤立的銀行體系，沒有分支機構，不具備復制性；沒有足夠多的業務網點，不具備服務性；由于政府直接領導，不具備市場性。在朝鮮體制的影響下，朝鮮銀行業務性不是很強，效率低、承載能力差使朝鮮銀行不能適應國際大環境的需求，不能與國際銀行接軌。由于朝鮮對外匯管制比較嚴格，國際資本通過朝鮮銀行進行國際資金匯兌，是一件很麻煩的事，耗時較長，特別是在小額的邊境貿易，手續付費較高，且沒有時效性。

（三）保險市場發展緩慢。

目前，朝鮮的國內保險業務由中央銀行辦理，而沒有設立專門的保險機構，而且保險項目還很單一，只有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兩種，保險項目沒有細化，不能滿足市場發展需求，特別是外資企業的經營需求。

（四）證券市場仍是空白。

由于朝鮮的金融市場還屬于低級市場，資本運作還由國家支配，所以朝鮮廣義上的證券市場還是空白。在朝鮮，資本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缺少資本流動渠道，狹義上的證券市場也很難形成。

四、朝鮮金融領域發展對策分析

（一）加強金融監管。

朝鮮應積極探索金融改革之路，突出中央銀行金融監管職能，以中央銀行為抓手，設立并強化商業銀行業務職能，廣泛地吸引外國銀行進入，提高朝鮮金融市場量級和金融行業綜合服務水平，使之更好地為自身經濟成長服務。

（二）加大對銀行的改革。

朝鮮政府應重視商業銀行的發展，進一步放寬私人銀行設立的限制，加強利率改革，借鑒中國的基準利率與浮動利率，有效避免利率放開而造成貨幣市場混亂。設立科學的、高效的、合理的銀行運營體系，使之與國際運營模式接軌，實現銀行經營的靈活性，與市場需求相適應。廣泛開展國際合作，吸納國際資本實現本國銀行業的跨越式發展。

（三）加快保險市場發展。

保險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元素，朝鮮應廣泛吸引外國保險業進入，開放保險市場，加快促進保險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設立本國保險公司，豐富朝鮮金融市場，加快改革步伐，利用保險業轉嫁經濟發展風險。

（四）加快證券市場建設。

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朝鮮在經濟建設中面臨著嚴重的資金短缺問題。因此，為了在不過度依賴外援的情況下迅速積聚起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應將經濟金融改革繼續下去，借鑒國際上成熟的經濟發展模式，通過證券交易市場實現其控制資本流動，引導資金流向，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

（五）促進內債發展。

在經濟體制運行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通過發行內債使政府擴大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從硬環境下手，實現經濟拉動，改善民生的同時，促進市場繁榮，有利于擴大金融業發展空間。

（六）加快農業金融領域開放。

朝鮮農業發展相對落后，農業金融領域的開放有助于朝鮮農業發展。目前以美國為首發達國家已經實現農業石油化、貨幣化和現代化，發展中國家也在加大對農業的資金投入，朝鮮應該清醒地看到這一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借鑒國外經營，從高起點出發，實現高水平發展，使用經濟杠桿，依托金融機構率先實現朝鮮農業的現代化。

（七）加入世貿組織。

市場資金流通需要安全、高效的市場環境，而能保證良好的市場環境的前提因素就是國際政治承諾，朝鮮應該盡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依托國際組織規范朝鮮責任與義務，有利于縮短朝鮮與國際接軌步伐，有助于朝鮮自身經濟的發展。

作者：陶琳瑤單位：遼東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