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行政法理論研究的條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新中國建立后至1978年前國家行政機構的獨立主體資格地位分析

新中國在建立之后經過短暫的新民主主義階段的過渡而旋即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對于新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社會各界習慣于以1978年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分水嶺，行政法相較其他社會現象則尤其明顯。雖然也有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的行政法應以1949年作為起點，其基本理由是1949年頒布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1954年頒布的第一部憲法，對行政機構獨立作了憲法性規定，這為行政法的誕生創造了制度條件。然而，僅僅依憑資本主義國家憲政的經驗就斷定我國行政法必然隨憲法訂立而誕生，未免有失偏頗。因為行政法的存在雖然需要憲政制度的支撐，但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在社會結構中具有獨立的法律人格應該尤為必要，且即使行政機構具有法定的獨立主體地位也只是行政法存在的必要條件，必須是行政法律關系的雙方主體都具有獨立主體資格才能滿足充分條件。1978年前中國的社會結構存在三方面特征：其一，社會結構呈現出嚴密的組織體系。新中國建立初期，社會物質和精神文化等各方面條件都十分落后，國家為了迅速實現趕超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歷幾個世紀積累的物質繁榮的愿景，采取了高等社會組織化的措施來集聚人力進行國家開發建設，于是在農村實行了互助組、生產大隊、等組織形式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在城市實行按行業設置機構管理所屬企業、學校、醫院等單位，借助單位把分散的城市居民組織起來。其二，農民和城鎮居民對其所屬組織存在嚴重的人身依附。隸屬于城市各類單位的職工的生老病死、社會福利、家庭建設等各方面都嚴重依賴于單位，單位成了所屬單位成員所面臨的社會的全部，農民則嚴重依賴于其所耕種的土地所屬的生產小組和生產大隊。其三，各級各類組織隸屬于國家。各類單位都實行類行政化，其中最典型的是所有的生產企業都只是國家這個唯一的龐大法人的一個工廠甚至一個車間，各類單位都不具備完全獨立的社會主體資格。如此嚴格的社會結構形式對于生活在實施市場經濟體制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甚至今天的中國年輕一代可能難以理解，然而對于實施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它卻是必然的選擇。計劃經濟體制必然要求社會結構具有嚴密的組織性，嚴密的組織制度必然約束作為被組織者的各級各類單位及至個人的意志自由，從而導致全社會的行政管理相對人都成了內部相對人，而作為行政法律關系一方的最主要的行政相對人應該是外部行政相對人，這是由行政法的立法宗旨所決定的。我國后期所制定的《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等行政法規范均把外部相對人限定為調整對象的客觀事實就是明證。學者們在論述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是否存在行政法的問題時對于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缺乏行政主體一方的觀點論述頗豐，而對于缺乏行政相對人的情況則未見論述，這種情況的確少見，也只有國家在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階段才客觀存在。既然行政法律關系所要求的具備獨立行政主體資格的外部行政相對人缺位，則以調整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法律關系為己任的行政法就缺乏存在的充足條件，即便具有獨立的行政主體存在其也只是行政法律關系主體的一方。①既然1978年以前中國行政法部門事實上并不真實存在，那么這一時期的以中國行政法為研究對象的中國行政法理論系統研究也就要繼續后延，但這一時期的行政法理論研究是存在的，②其研究對象相較新中國建立前，主要是以前蘇聯行政法取代西方資本主義行政法，其目的是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行政法制建設服務。

二、1978年之后國家行政法律關系主體的地位分析

1978年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國家開始著手對原來不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進行改革，隨著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的被打破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農民有機會依據自身的勞動意志來選擇勞動方式、勞動時間甚至勞動地域，城市隨著政府職能的剝離在轉化，各行業性經濟行政部門的行政職權根據需要逐漸弱化、收縮甚至取消，原來具有人身依附性的經濟單位向市場主體回歸，過去“單位辦社會”的體制徹底崩潰，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原來具有單位依附性的城市單位人、農村勞動力自由被約束的農民，以及處于各行業管理系統中下游鏈條上的單位一起共同轉化為具有獨立主體資格的行政管理相對人。社會結構體系由嚴密向松散轉型，在社會結構轉型中的個人和單位脫離了原來體制的約束，如果政府對其沒有設立新的限制即在無政府主義的條件下憑借完全的意志自由和利益的導向，其行為必然導致社會主體之間利益的沖突及至對宏觀社會秩序的破壞，于是，對具有獨立主體資格的行政管理相對人的行為自由設立了邊界，即制定行為規范以達成“讓制度管人”的目的則成為全社會的呼吁。因此，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實質就是政府治理從“人治”走向“法治”，這個過程在初期主要體現在理念的轉變上，具體表現為政府由“依政策辦事”轉變為“依法辦事”。③理念是行為的先導，在以“依法行政”為核心的“法治”理念的指引下，我國以行政性建章立制為中心的制度建設全面啟動，行政法學界普遍認為，行政性立法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1979年至20世紀80年代末。這一階段行政性立法在量上不多，但都是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大事件。具體來講，在當時對后期中國行政法治建設有深遠影響的是1982年的“改革憲法”［3］以及規定行政案件可以依據民事程序向法院起訴的《民事訴訟法（試行）》和具體規定對治安管理處罰不服可以依據民事訴訟程序提起行政訴訟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

④二是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這一時期是我國行政性立法的高峰期，也是前期醞釀和總結的成果，主要行政立法有：《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復議法》、《立法法》、《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法》以及《行政監察法》、《人民警察法》、《公務員法》等。回顧我國行政法自1978年至今的發展歷程，它是在行政相對人具備獨立主體資格地位的前提下，行政主體以“法治”理念為指引，改變過去“人治”的管理模式，逐步開展一系列行政立法，為最終走向“法治”創造條件。對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行政法治的建設，行政法學界普遍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是在通過對封建專制政體實施徹底的革命或者逐步進行改造之后，改變封建專制政體下行政與立法、司法不分的結構，設立具有獨立的行政主體地位的行政機構體系，并為依法行政的需要頒布實施一系列的行政性法律制度。通過對比我們發現，中外的差別似乎只體現在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方面，即我國缺乏具備獨立主體地位的行政相對人，外國缺的是具有獨立主體地位的行政主體。筆者認為，二者雖然存在差別，但并非如此絕對。因為，一方面，在資本主義治理下的行政相對人并非“沒有改變的”從封建社會過渡而來。事實上，處于封建社會人治管理模式下被管理地位的農民群體，對處于管理者地位的地主階層具有人身依附性，他們并非具有獨立的人格和獨立的社會主體地位，整個封建社會各個封建專制國家實質上都是由各級別的地主階級組成的一個個封閉體系，所有的農民都處于各級別地主階層所實質控制狀態，農民階層參與的資產階級革命雖然其直接目的只是反抗封建地主階層赤裸裸的剝削方式，可能并非為其當時并未認識的人格獨立而斗爭，但事實是，資產階級革命在幫助農民擺脫地主封建剝削方式的同時，也賦予了其與勞動力自由相伴隨的行政相對人獨立主體地位。因此，不能簡單地把是否具有行政相對人獨立主體地位作為中外行政法產生條件的差異。實質上中外在這一點上至少具有某種程度的共性，①他們的不同點是形成的根源和性質完全不同甚至是相背離的，而且他們一個是基于對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一個是基于對系統內的單位具有人身依附，而這些根本的不同卻導致行政相對人主體地位缺失的相同結果。另一方面，我國改革開放前實施的計劃經濟體制必然要求嚴密的社會結構體系，雖然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體具備實現行政與司法分離的條件，但大一統的嚴密社會結構所約束的絕不僅僅是個人和經濟單元，處在同一社會結構體系的司法工作甚至某一特定時段的立法工作也必然受到某種程度的制約。在這一時期，我國的行政主體雖然沒有像封建專制時期那樣，上下各級是大權獨攬于一體甚至是一人而使行政被徹底淹沒，但其完全獨立行政主體地位也受到少數學者的質疑，因此，如果認為我國在當時的社會治理歷史條件下行政機關具備完全獨立的行政主體資格也同樣未免過于絕對。

三、中國行政法理論研究的時代條件

綜上可見，行政法理論研究的前提條件是世界現代行政法的客觀存在，由于現代行政法最早是在以法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資產階級法學家對其本國行政法開展研究既是其應盡的職責，也具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因此，行政法理論研究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先行的，中國的學者為了學習和借鑒，從清政府末期開始也開展了以西方現代行政法為研究對象的行政法理論研究，其研究的成果一方面為中國后來自己開展真正意義上的行政立法工作準備了條件；另一方面，也把從中汲取的一些技術性立法方法運用到了當時的統治機構所制定的管理性規范文件之中，如清末的《欽定憲法大綱》、軍閥統治時期的數部所謂的《憲法》以及國民黨在大陸專政時期的《六法全書》中的行政性管理規范等等，無不體現西方現代行政立法技術的影子。盡管如此，我們不能以是否具備科學的行政立法技術等形式要件作為判斷現代行政法是否存在的客觀標準，形式上的東西越完美，它越具有迷惑性，但它也只是越來越“像”而不必然就越來越“是”。比如純粹從形式上看，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各個時期，統治階級所制定的管理性文件是越來越標準和規范，但并不能因此就斷定其現代性就一定越來越強。事實上，封建時代出現過極度專制的某些時段，奴隸時代某些歐洲城邦也曾有過短暫的“民主文明”，現代行政法的形式與實質內容完全“是”的標準或者條件應當具有唯一性，這個唯一性的標準就是前文所探索的中國行政法產生及與其相伴隨的中國行政法理論研究產生的時代條件，總結起來可歸納為以下幾點：第一，具有獨立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資格地位的行政主體。新中國建立特別是1954年憲法頒布之后，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體決定其在制度層面上行政主體具備獨立資格的條件，但由于嚴密的社會結構體系使得行政極度膨脹，司法與立法對行政的某種程度的依附導致行政的獨立性被弱化，這種狀況只有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才徹底扭轉。第二，具有獨立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地位的外部行政相對人。新中國建立之后，人民擺脫了專制時代的束縛，人格獲得了獨立，具備了獨立的行政相對人的基本條件，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使個人被約束到大一統的具有行政性管理體系的某一層級的單位，幾乎所有的個人都具有這個系統中的內部相對人的性質，其作為外部行政相對人的“外部性”則因其所處單位的不同而不同程度地被弱化或徹底失去，這種“外部性”同樣也只有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之后，隨著計劃經濟體制逐漸向市場體制轉型而逐漸恢復。第三，實行“依法治國”的政治體制。“法治”是由“人治”發展而來的現代國家的治理模式，“法治”與“人治”的本質區別不在于是否存在形式上的“法”，而在于“法”是否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即是否有人凌駕于法律之上。也正是基于這個邏輯，我們把不具行政法存在的時代條件而獨具行政法形式的行政法排除在現代行政法之外。“法治”的核心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前提條件是現代行政法的客觀存在，而“行政法是憲法的具體化”，因此，“法治”的前提是“憲政”。我國1954年頒布了第一部憲法，在制度層面具備了“法治”的基本條件，但當時礙于超越現實的“大干快上”的主觀意愿和計劃經濟體制的約束，并沒有把“法治”確定為國家的治理模式，也只有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通過制定1982年第四部憲法和一系列行政性法律規范，逐漸在理念上和制度上為“法治”準備條件。經過20年的積淀，最終在1999年3月15日召開的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通過了一個在中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憲法修正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此，中國的國家治理模式徹底翻開了“法治”的篇章，并由此催生了中國行政法和中國行政法理論研究的蓬勃發展，它標志著以中國行政法為研究對象的中國行政法理論研究時代的真正到來。

作者：李林單位：公安海警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