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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概念的厘定

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一方面認同昆西•賴特的觀點，即從國家政策行為的角度看，“追隨”與“制衡”是相互對立的；另一方面，在國際政治實踐中，“制衡”行為比“追隨”更為普遍，因為“追隨”是加入強者一方，而“制衡”是與實力相對弱小的一方結盟。沃爾特又指出，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結構，導致國家將安全訴求放置于權力獲取之前，也就是說，追求權力只是手段而已，而安全才是終極目的。這無疑引起對“追隨”理論更為激烈的討論。施韋勒認為，在“制衡威脅”的角度考察“追隨”行為，可理解為“追隨”是與威脅方結盟。但有時國家采取“追隨”政策，不一定是因為受到威脅，而是為了獲取額外利益。在這場理論爭論中，卷入的各方基本上都探討了“追隨”的內涵，但恰恰在基本概念的理解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各理論流派的學者從自己建構理論的需要出發，對“追隨”給出了不同的界定。由于概念界定上的歧見，導致所討論的雖然是同一個名詞，但指代的卻是不同的對象。然而，學術爭論也使我們從“權力”“威脅”“利益”的角度對“追隨”行為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在考察諸多學者對“追隨”認識的基礎上，本文認為，“追隨”是“和強者一方結成政治或軍事上的同盟，或在沖突中加入強國一方的行為與政策”。

二、何種國家會采取“追隨”政策

古典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者們從各自的理論假設出發，對何種國家會采取追隨強者的政策提出不同的解釋，可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首先，在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結構下，對于弱小的國家而言，保障國家的生存與安全與獲取利益和增加權力相比更為重要，所以實力相對弱小的國家會選擇追隨強國以保障安全。斯蒂芬•沃爾特從“制衡威脅”的角度出發，認為如弱國選擇加入防御性同盟，其國力不足以加強該同盟的力量，進而不會對戰爭結果的變化產生任何影響。所以，相較“制衡”，弱小的國家會更傾向選擇“追隨”的國家政策，哪怕“追隨”有時也存在較大風險，但威脅的壓力使弱國不得不選擇站在體系中實力強大的主導國身后。在現實環境下，“非常虛弱的國家無法通過自身的能力來確保安全。無論有何風險，它們的安危可能主要系于追隨強者”。審視自威斯特法利亞體系形成以來至今的國際關系歷史，施羅德指出，如果從國家行為的角度分析，“制衡”并不比“追隨”常見，大多數國家依然選擇執行“追隨”的國家政策。他進而強調，盡管采取“追隨”政策的國家有可能會失去部分獨立性，但是其意圖是追隨強國以實現其安全訴求或者獲取利益。幾百年的國際關系史證明了，與制衡相比，國家更傾向于追隨，特別是對于中小國家而言。與施羅德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制衡與追隨不同，羅斯坦是從能力的角度考察追隨行為的。他認為，國家無論大小，功能上基本是類似的，但國家能力存在差別，特別是大國與小國間。弱小的國家相對實力較差，在對國家利益的界定方面，往往不如大國寬泛，顯得相對保守，首要任務是保障安全，至于采取何種手段并不是弱小國家所關注的。其次，從獲取利益的角度看，修正主義國家中的機會主義者也可能采取“追隨強國”的政策。

施韋勒從國家層面探究了身份不同的國家結盟行為的特點后，將國家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維護現狀國家（獅子型國家），第二種是對現狀不滿的國家，即修正主義國家（狼型國家）。維護現狀國家的核心利益是保衛現行國際秩序，而修正主義國家的核心利益在于改變現狀，構建有利于自己的國際秩序，而國家安全似乎并不是修正主義國家追求的首要目標。在修正主義國家中，有一類機會主義者，施韋勒將這些國家比作“豺型”國家，這些國家對現狀不滿意，又沒有能力改變現狀，所以經常追隨一個更加強大的修正主義大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擺脫領他們不滿的各種外界約束與枷鎖，并分享強大修正主義大國帶來的勝利果實。豺型國家經常采取追隨旨在改變現行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大國或大國結成的同盟。而這些修正主義大國也堅定的認為，一旦成功，他們會事事順利，會有更多的追隨者出現。拿破侖就曾經說過，我的權威建立在我國創造的輝煌之上，然而我國創造的輝煌來自于我們一次次在戰場上的勝利，一旦我們無法繼續在戰爭中取勝增加我們的榮耀，那我們的權力也將逐漸消失。戰爭中的征服使其他國家對我們言聽計從并懼怕我們，他們為了享有安全，分享利益才紛紛而至，一旦我們在戰場上失敗，這些追隨者們馬上就會離開我們”。同樣，希特勒也曾狂妄地宣稱“：我們必須繼續戰斗，因為這些戰斗無疑會導致更為輝煌的勝利。此后，通向征服世界的道路將是確定無疑。”所有這些大國為了攫取額外利益，不惜使本國的生存陷于危險之中。施韋勒指出，每一個狂妄的世界征服者所持的信念是一樣的，都堅信其他國家將隨波逐流、見利忘義。

三、“追隨強國”的動因

國家采取“追隨強國”政策有其內在機理和動力機制，主要包含以下幾點。一方面，采取“追隨”政策，是身處險境的國家在本國安全與生存面臨威脅時做出的決定。斯蒂芬•沃爾特認為，國家追隨強國其內在動力主要有以下兩點，首先是避免本國成為被攻擊的對象，維護國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國家任務。國家可以與具有威脅性的國家結成同盟，以使這樣強國的注意力轉向其他國家而不是自己國家，通過這種方式是保護本國安全。其次是國家的牟利動機。在沖突中追隨強者，那在強者勝利后可自然而然的分享強國的戰利品以增加本國獲益。基于對以上兩種動力機制的解讀，沃爾特對“追隨”的含義增加了新的內涵，比如“對強國亦步亦趨，可能牽扯到兩者之間的不對等關系；弱國對強國不得不進行讓步并加強了這種不對等”；“跟隨強國是對壓力的一種接受”；進而可得出“追隨強國意味著不得不對支配性國家的不法行為容忍或者默許”的結論。

羅斯坦指出，由于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和競爭壓力，體系中的每個國家為了保證生存與安全，需要做出艱難的抉擇和權衡。國家都是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國家，要面對各種機遇與挑戰，一國的生存與福祉就系于它們如何靈活而明智地應對挑戰、抓住機遇。體系中的國家，由于在能力上的巨大差異，它們對自身國家利益的界定以及執行使命的能力也大為不同，從而引發的國家行為不是千篇一律。大國在面對他國權力的急劇增長或權力企圖時，出于榮譽或安全的考慮，有意愿也有能力去制衡強者，遏止其權力的膨脹，挫敗其霸權覬覦。然而，輝煌與榮耀是相對弱小的國家難以承受的，同時也是奢侈的，弱小國家的利益并不在于此，它們沒有必要挑戰強大國家的利益，而能夠跟隨在強國身后，避免本國成為其他強國攻擊或侵略的對象才是他們更重要的利益，也唯有此才可保證他們的生存與安全。和強國結為同盟，使弱小國家的生存壓力減輕，主要原因還是因為這些小國實力有限，在危機面前，由于缺乏足夠的實力保證本國安全和挑戰強權，在目標和手段之間經常搖擺，難以取舍，迫在眉睫的災難使他們選擇追隨強權。另一方面，出于提升本國地位、獲取利益、趁機擴大影響力的動機，國家也可能采取追隨政策。施韋勒指出，國家行為而不僅由威脅的性質決定，也取決于他們所認定的利益。對自身利益的界定不同，其聯盟行為也大異其趣。施韋勒認為，一個國家采取追隨強國的政策，其動機存在差異，盡管有的國家是為了制衡威脅，但國家利益是國家行動的決定性因素，所以，對“利益”認知的差異，決定其結盟時的行為特點。如果從成本收益的角度考慮，“追隨”的成本要低于“制衡”，“制衡”只是國家不得已的行為，除非面臨嚴重威脅，大部分國家都會采取“追隨”政策，其成本低，并且相對容易獲益。

加塞克和格萊奇指出，國家采取結盟戰略，其首要意圖獲取某種利益，其實，國際社會中很少有國家僅為維持秩序而自愿、主動和他國結為同盟。因為，國家選擇“制衡”的目的主要是希望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國家選擇“追隨”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擴展未得利益。盡管無政府的國際環境的確會對國家的同盟選擇產生一定的約束力，迫使所有國家都得嚴肅的考慮這一問題：今日的盟友可能成為明天的敵人，因而權力分布是重要的。然而，決定國家行為的重要的因素是利益。從上面的觀點可看出，兩個原因暗含的寓意是，國家總被實力所吸引。一個國家的力量越是強大，并且有效對其實力進行展示，其他國家就越愿意追隨此國，甚至與此國結為盟友。在冷戰時期的兩極格局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就曾表示，“我相信我國的盟友會追隨強國，在遏制蘇聯的過程中，美國應該清楚的向盟友表示出我國并不缺乏強大的實力和意愿，如果盟友認為我們在這方面是缺乏的，他們可能會轉身而去。”里根認為：“如若我國在美洲不能有效保護自己的利益，就休想在踏出獲取勝利，我們的榮耀將失去，同盟鏈條也將斷裂。”綜上所述，謀取權力和獲得利益，均是國家采取“追隨”政策的意圖，中小國家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大多會采取追隨強國的政策，盡管不能否認，也有某些國家處于降低風險，保障安全也會采取同樣政策。制衡的代價對實力相對弱小的國家來說是高昂的，所以追隨強國，分享勝利的收益是大多是此類國家的政策選擇。

四、“追隨”的方式

施韋勒認為，由于國家采取“追隨”政策的內在原因不同，因而追隨行為也存在不同特點和類型。第一是豺狼式的追隨，施韋勒將機會主義的修正主義國家比作豺狼，將強大的修正主義國家比作獅子，獅子吸引豺狼就像強大的修正主義國家吸引機會主義國家一樣。這些豺狼型國家的目標是為了獲取利益。追隨強大的國家，使它們在不比付出高昂成本的前提下，分享勝利獲得的收益。除了分享勝利果實，“豺狼式的修正主義國家并不一定對獅子型國家心存善意，可能它們是為了防止自己被獅子欺壓而采取追隨政策”。二戰時意大利追隨德國，其意圖就在此，不僅能夠免受德國攻擊，從德國獲得的好處也可使其獲得的力量抵抗其他國家的攻擊的力量。第二是一擁而上式的追隨，一擁而上式的追隨經常出現在戰爭即將結束時，不少國家發現戰勝者和戰敗者似乎已可以斷定，隨即開始一哄而上追隨勝利者。其實，一擁而上式的追隨與第一種豺狼式追隨有相似之處，區別僅在于，它是在戰爭即將結束時發生的。這更突出了國家追隨的意圖是為了獲取額外利益。當然，這些采取一擁而上追隨的國家，也擔心如果沒有站在勝利者一方，戰爭結束后會受到懲罰，在多次戰爭中，這種一擁而上追隨的現象屢見不鮮。最后一種是，趕未來浪潮式的追隨：“相對弱小的國家追隨強者，是因為這些國家篤信強者的力量，并認為這些強者代表‘未來的浪潮’。”引起這種追隨的原因，大國是因為“領袖的力量，其巨大的感染力、號召力使相對弱小的國家受到吸引；特別是在比如戰前宣傳、思想動員時，領袖魅力的優勢會明顯的體現出來”。“趕未來浪潮”的追隨還體現在其國家領導與民眾享受一種“與強者為伍的感覺”。

五、結語

本文旨在對現實主義同盟理論中的追隨理論進行解讀與分析。國家為什么追隨強國、追隨強國的原因是什么、追隨強國的方式是什么？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文章對不同學者的觀點進行歸納與比較，認為采取“追隨”政策，是身處險境的國家在本國安全與生存面臨威脅時做出的決定。另一方面，出于提升本國地位、獲取利益、趁機擴大影響力的動機，國家也可能采取追隨政策。由于國家采取“追隨”政策的內在原因不同，因而追隨行為也存在不同特點和類型，主要有豺狼式的追隨、一擁而上式的追隨和趕未來浪潮式的追隨。然而，在21世紀的今天，隨著民主化浪潮的襲來，新自由主義制度主義的理論似乎更加有說服力，國家間是否應通過國際機制下的合作來解決彼此間的沖突與矛盾，而不是訴諸于傳統國際政治中的制衡與追隨來實現國家利益？這是21世紀各國政策制定者需要格外關注的重要議題。

21世紀以來，亞太在美國地緣戰略中的重要性呈現上升趨勢，但由于各國利益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美國構建的亞太安全機制仍將以雙邊同盟關系為核心和基軸不變。美國傳統的雙邊同盟體系（即所謂的“舊金山體系”，由五對正式雙邊軍事同盟以及新加坡等準同盟關系構成）在亞太安全結構中依然占據重要地位。事實上，由于美國忽視亞太各國的歷史背景和民主模式，以軍事同盟為基礎，強行推廣西方價值觀和標準，已經越來越不符合時展的潮流。與此相比，中國提出新安全觀，以和平、發展為目標，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為核心，以政治對話和磋商為途徑解決安全問題，反映了本地區現實和安全狀況的大潮流、大趨勢，在亞太安全結構發展中必將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本文作者：岳小穎單位：上海政法學院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