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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14年第一期

一、認知差異的實證研究

(一)研究變量本項研究有兩個因變量。(1)嚴重性認識:調查者提供犯罪情境，要求受調查者對不同犯罪行為的嚴重性進行評價，評價的標準是李克特量表法，分值為1—11。1表示一點都不嚴重，11表示非常嚴重，6表示中間值。(2)懲罰認識:調查者提供犯罪情境，要求受調查者為每一種犯罪行為都選擇一種懲罰方式，從“終生監禁”(分值為61，最大值)、“其他輕微懲罰”(分值為0．5，較小)、“不予起訴，即非犯罪行為”(分值為0)等懲罰方式中選擇。根據最合適的懲罰措施，各類犯罪嚴重性及其懲罰分值構成本項研究的因變量。引入懲罰變量的目的在于考慮到對嚴重性分值的良性理解(即非刑事化)，同時也能加強因變量的效度。〔3〕在調查者提供的各類犯罪情境中，受調查者、犯罪行為、犯罪人員和受害人等特征可能會影響受調查者對犯罪嚴重性及其懲罰的認知。因此，本研究的自變量和控制變量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受調查者的個人特征(6個);二是來自犯罪現場的隨機因子變量(7個)。本研究選擇兩種自變量:一是犯罪行為類型，根據不同情境進行檢測;二是受調查者的年齡，分為18歲以上和18歲以下。

(二)研究方法本研究數據源自對712名受訪者(119名青少年，593名成年人)的電話匿名問卷調查，調查時間為2008年2—3月。調查區域為軍事分界線以內的以色列領土，不包括巴勒斯坦地區。由于90%以上的以色列家庭都有電話(中央統計局〔CBS〕，2009)，大多數電話都收錄在電話號碼通訊簿里，因此這一取樣框架適合本研究目標。為了保證電話調查的反應率，盡可能使用簡短的問卷，對少數民族還使用了他們的母語訪談。如果第一次聯系不上受調查者，則最多再聯系三次，否則重新選擇另一個家庭。下表呈現的是樣本的社會人口特征。本研究使用概率抽樣法。首先進行分層抽樣，以便包括以色列多數的地理區域。在所有的層次中，都從電話號碼通訊簿中隨機抽樣選取受調查者，確保每個家庭都有被選擇的同等可能性。根據階層函數法，每份問卷提供五類犯罪情境，要求受調查者對每一類犯罪的嚴重性進行評價，并提出適當的懲罰措施，同時也要求他們提供一些個人信息和特征的內容。為了避免直接進行民意調查的缺點，研究人員采用了情境描述法，這是研究犯罪嚴重性認知的常用方法，它要求受調查人員根據所提供的假設犯罪情境或片段進行評價。與民意測驗調查不同，本研究方法向受調查者提供的評價任務更加復雜，與現實生活情境更加貼近，他們出現理解偏差的可能性更小。與其他大多數研究不同，本研究采用完全析因設計法，使用多層面情境，充分利用隨機控制實驗設計和傳統調查的雙重優勢。這種方法根據幾個變量中的每一個變量(層面)隨機選擇分值，完整的情景必須包括所有的變量。

(三)研究結論表2和表3呈現的是受調查者對15種犯罪行為嚴重性及其懲罰的均值和標準差，以及青少年群體和成年人群體之間的顯著性測試(t)。為便于理解，根據青少年群體對犯罪嚴重性及其懲罰的評分均值按照降序排列，也對成年人群體的評分均值進行了排列。表2顯現出青少年和成年人對15種犯罪行為嚴重性的排序差異。我們可以發現，無論以色列的成年人還是青少年都認為，熟人謀殺是最嚴重的犯罪，其次是性謀殺、約會強奸、車禍致人死命等。在這些犯罪行為中，絕大多數的標準差都最低，數值接均值。無受害人犯罪是最輕的犯罪。在這方面，逃稅和濫用硬被認為相對嚴重，由此我們可以斷定，與其他犯罪相比，以色列的青少年和成年人都認為濫用硬和軟是相對較為輕微的犯罪。表2青少年和成年人對15種犯罪行為嚴重性的評分均值、標準差、相對排序〔4〕表3是對15種犯罪行為應受懲罰的調查結果。在犯罪方面，雖然青少年和成年人都把嚴重吸毒(濫用硬)的嚴重性排列在第10位，應該判處的監禁時間分別為7．13年和16年，但成年人的均值顯著更高，對嚴重吸毒的懲罰力度更強，這種差異具有顯著的統計意義。對濫用軟犯罪的調查發現與此相似，但是對其懲罰強度的均值相對更低，分別為3．47年和8．53年，即犯罪嚴重性分別被排在第15位和第13位。表4顯示出青年人(年齡為15—18歲)和年齡相對較大者(年齡為19—22歲)對兩種犯罪嚴重性及其懲罰強度的評分均值和標準差。我們可以發現，雖然這兩種犯罪的嚴重性及其懲罰的評分均值并非完全呈直線上升趨勢，但是它們的均值大致都會隨受調查者的年齡增長而上升。在嚴重性方面，15歲青少年的均值是4．89，但是22歲的受調查者卻上升到6．12。在懲罰方面，監禁的時間為10．34—13．6年。需要指出的是，無論受調查者的年齡是長還是幼，標準差一般都沒有顯著變化。表5是關于犯罪情境的嚴重性及其懲罰的非標準回歸系數和標準誤差分析。本研究在控制兩個(控制)變量的同時，還通過兩個多元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模型，分析個人變量和犯罪情境(自變量)對犯罪嚴重性及其懲罰(因變量)的影響。同所有其他變量相比，在這兩個回歸模型中，受調查者的年齡是影響最大的變量。具體地說，隨受調查者的年齡增長，他們對犯罪嚴重性及其懲罰的嚴厲程度的認識顯著上升。而且，受調查者的性別和宗教信仰這兩個控制變量也具有顯著統計系數:與男性以及宗教信仰不虔誠的受調查者(即更加世俗的受調查者)相比，女性以及宗教信仰更虔誠的受調查者對犯罪嚴重性的認識會更嚴重。此外，在各個維度的控制變量方面，受調查者對于犯罪的觀點會受到具體種類、犯罪人員的民族、特別是其年齡的影響。具體而言，受調查者認為輕微的犯罪顯著輕微，應該給予更為寬大的處理。同猶太籍犯罪人員相比，如果犯罪人員是阿拉伯人，這種犯罪行為會顯著地被認為更加嚴重。同年齡較大的犯罪人員相比，如果犯罪人員的年齡較小，其行為會被認為更加嚴重，對其行為的懲罰也相應地更加嚴厲。該研究結果證明了本項研究的兩個假設。研究發現(參見表2、表3)，受調查者對暴力犯罪、財產犯罪的嚴重性及其懲罰的評價分值，比對無受害人犯罪、吸毒的嚴重性及其懲罰的評價分值顯著更高。總體而言，這些犯罪嚴重性排序與其他犯罪嚴重性研究發現的排序非常相似，支持了共識模式。從而驗證了本項研究的第一個假設，即與無受害人犯罪和吸毒相比，以色列成年人和青少年都會把暴力犯罪、財產犯罪列為嚴重犯罪，對其懲罰也更加嚴厲。本項研究的第二個假設是，與青少年相比，成年人對吸毒犯罪的嚴重性及其懲罰的評分應該顯著更高，這也得到研究數據支持，受調查者年齡越大，認為這種犯罪行為越嚴重及其懲罰程度越高。研究發現，不同群體和個體特征顯著影響其對犯罪嚴重性及懲罰的認知。雖然很多犯罪嚴重性及其懲罰的相對排序比較相似(不完全相同)，但在具體犯罪行為的相對排序中，不同群體之間存在分歧，甚至存在顯著的差異，這主要體現在不同的受調查者對每一種犯罪情境的評分差別較大。①此外，對犯罪嚴重性及其懲罰的認知差異，還受被調查者的性別、宗教信仰、民族、年齡等因素影響。

二、認知差異的主體性

主體是指自主的個體，即能夠理解社會共同倫理、規范價值，并依據自己的義務而自行決定行為的個體。自主是主體概念的核心含意，它是權利和自由的體現，有自行決定、自行擔當的意義。當代刑法理論區分了Person和Individuum的不同含義，Person是“受法律、道德等規范之作用而享有權利和義務的個人”;Individuum則是“處于生理、物理自然狀態，依感官活動的生物人”。啟蒙的主體性哲學思想是近代法律和法學主體性思想的根基。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洛克的“心靈白板”、萊布尼茨的“單子”、康德的“先驗主體”、黑格爾的“自我意識”等，都是主體性哲學的表達。主體性哲學思維反映在法學中，就變成康德所說的人的“自由意志”，他說:“人，是主體”，具有“不受感官沖動或刺激之左右”的理性，能夠“自由地將自我納于法律之下”，“最適合于服從他給自己規定的法律”。費爾巴哈也指出，“如果人們是理性之存在，自需無干擾地享受其權利”，“市民社會的(刑法)目的就是保護所有各方面的自由”，而犯罪主體就是這樣的理性個人，享有權利和自由，“其對違法行為的有意自主確定即為責任”。

在法律人格塑造上，近代法學把人看作整齊劃一的法律關系的主體，把人都當作自由平等的“理性主體”，在法律上鼓勵人們的利益最大化的行動。與主體性相聯系的法律人格的模式是個人主義的，它強調個體對整體的優先性，一切以個人利益的滿足為最終目的。后現代思想家從各個方面攻擊啟蒙運動發明的“理性主體”。結構主義者認為，沒有先于環境存在的主體，主體是被各種關系和結構建構出來的。列維－斯特勞斯說“人文科學的最終目的不是構成人，而是消解人”。而福柯繼尼采的“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人之死”的說法。他認為在考察法律問題時必須清除掉先驗的主體觀念，從來沒有離開權力強制的個人，而只有權力制造主體。巴爾特的“作者之死”是后現代法學主體離心化趨勢的來源之一，他認為同一個文本在不同的讀者那里會產生不同的意義，誰都沒有特權賦予文本以終極的確定的意義———包括文本的作者在內。傳統的閱讀方法運用在法律解釋中，就產生了“法律文本—法律適用者”、“立法者—司法者”的法律解釋模式，其隱含的法律邏輯是:法律文本及立法者至高無上，解釋者、適用者只能遵循它給出的“原意”。而現在，讀者參與了意義生成的過程，文本意義的生產是一個“復凋閱讀”(巴赫金語)的結果、作者與讀者共鳴的結果。在法律解釋的問題上，就是一個法律文件沒有什么作者的“確切”意圖，只有尊重讀者對文本閱讀的結果。基于意志自由和理性的所謂主體是值得懷疑的，因為這種主體思考以先驗的自由意志、理性為出發點，使主體概念本身成為脫離實踐的、主觀的、內容空洞的概念，而其研究又因脫離實踐而屬于孤立、片面和靜止的考察，難免絕對化和片面化。人是實踐的主體，實踐決定著個體的自主，無論哲學或刑法學都不能改變其本質。哈耶克指出，人類必須要對自己的理性有清醒的認識，不能有任何形式的理性濫用，因為理性是有限度的。一方面，個人理性在理解它自身運作的能力方面有著一種邏輯上的論證困難和局限，因為它永遠無法離開自身而檢視自身的運作;另一方面，個人理性在認識社會生活的作用方面也存在著極大的局限，因為個人理性是一種根植于由行為規則構成的社會結構的子系統，所以理性無法脫離生成和發展它的傳統和社會。而且，人不僅有理性的成分，也有各種非理性的成分，如感情、意志和欲望。

三、認知差異的主體間性

馬克斯•韋伯把意義分為主觀意義和客觀意義，前者是對行動者而言，后者是對觀察者而言。當觀察者試圖把握他人的意義時，既可以通過直接觀察加以理解，也可以通過考察動機進行說明性理解。在現象學社會學家舒茨看來，韋伯的主觀意義和客觀意義指涉到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主觀意義是“我”如何確定意義的問題，而客觀意義則涉及“我”與他人如何建立“主體間性”的意義問題。在日常生活中的主體間性問題，即是“如何理解他人”。舒茨認為，在本質上任何一個人都無法進入他者的意識流。若要理解別人的主觀意想的意義(in-tendedmeaning)，就必須和他人一樣處在他生活的意識流中，去對他的經驗“賦予意義”，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但這并不是說普通人之間根本不可能相互理解，不是說他人的體驗對“我”是完全封閉的。“索引性”(indexity)是常人方法學發現的自然語言和實踐活動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溝通結果及所有社會行動的一個重要特點，即都“依賴對意義的共同完成且未經申明的假設和共享知識”。某些意義可以被他人描述、報道，因此可以被理解。舒茨的真正意思是告訴我們，“我賦予你的經驗的意義，不可能與你解釋這些經驗時所賦予的意義完全一樣”。也就是說，自我的意義確立過程和對他人經驗的理解涉及的是兩種完全不同意義的經驗圖式和解釋圖式。舒茨認為，只有當我們發現他人的意圖時，才算是真正的理解。真正的主體間性的理解涉及兩種情況:一種是沒有溝通意圖;另一種是具有溝通意圖，使用符號的理解。但無論前者還是后者，我們所把握的意義都介于純粹的客觀意義和絕對的主觀意義之間。一方面，我們既不可能達到他人的意想的主觀意義，因為我們不可能完全重現他人的意義構成過程，只可能面對該過程的產物;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能只停留在客觀意義的層面上，因為不觸及他人的主體經驗的意義根本算不上真正的理解。

在客觀意義和主觀意義之間有附加意義，只有當解釋者發現了符號發出者在符號的客觀意義上增添的附加意義，才算理解了符號的主觀意義。哈耶克的知識分散論也說明了主體間的認知差異。他認為人的感官體驗是獲得知識的物質基礎，感官的局限限制了知識的無限。由于人對事物感知是多種多樣的，在不同的時間、地點，感知是不同的，并且這一感知往往要在事后被反省和修正，帶有很強的主觀性，所以，“特定時空之情勢的知識”始終、并且只能相對于從事行為的個人而存在。這種知識被哈耶克稱之為“局部知識”或“相關知識”。同時，由于知識只能隱藏在實踐中，并且可能缺少恰當表達這種隱藏知識的能力，從而使不同人的知識成為“默會知識”。這種“默會知識”在小群體內不言自明，但隨著群體的擴大，它只能表現為一種為不同的個人分散擁有的、關于“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知識”，即分期和分立的個人知識。正是這方面的原因使知識具有分散的特征，知識的分散性使知識具有個人性、有限性和無知性等特點。

作者：徐大慰梁德闊單位：上海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