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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具體體現

（一）經濟法的基本原則體現實質正義

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經濟法基本精神的體現。適度干預原則是經濟法的重要原則之一，適度干預是指國家在經濟自主和國家統治的邊界條件或臨界點上所作的一種介入狀態。經濟法是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雙重干預之法。基于市場失靈，國家需要對市場主體的各種行為做出規范；基于政府失靈國家又需要對干預行為本身予以規范。國家干預是經濟法的本質屬性，這種干預本身就體現了對自由進行限制的有限自由和對不同主體區別對待的實質平等。經濟法上的公平，是在承認經濟主體的資源和個人稟賦等方面的差異下而追求的一種結果上的公平，包含競爭公平、分配公平、正當的差別待遇這三個層次。競爭公平指保證市場主體法律地位的平等和競爭機會的均等；分配公平是在競爭公平的基礎上保證社會成員對資源成果的分享公平；正當的差別待遇是指給予社會上處于不利地位的那部分人一定的補償和救濟。這三個層次都體現了經濟法實質正義中的實質平等。經濟法所倡導的社會本位原則體現了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基本思想，社會公共利益是能夠為廣大人民群眾所能享受到的利益，而社會公共利益的滿足程度是與國家的宏觀調控、經濟個體的行為以及市場運行和社會分配行為緊密相連的，這就決定了經濟法在對產業調節、固定資產投資、貨幣發行、價格水平、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產品質量控制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關系進行調控時，不能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視對社會公共利益的關注。

（二）經濟法的調整方法體現實質正義

形式正義追求法的普遍性調整，如民法便是以事前提供行為模式和事后進行同質救濟的單一模式為其調整方法。而經濟法的調整方法既包括補償也包含懲罰，既包括事后的處置也包括事前的指導，既可以單獨又可以合并使用民事、刑事、行政的方法，經濟法的調整方法具有綜合性、系統性與多樣性的特點。[4]同時，經濟法的立法者賦予執法者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權，執法者不僅根據普遍性規則來解決問題，同時也根據個別情況、個別主體做出特殊調整，這正是實質正義的基本要求和具體體現。

（三）經濟法的具體制度體現實質正義

首先，經濟法的具體制度體現有限自由。在市場主體法律制度中,經濟法對企業的具體形態、市場準入、運行、社會責任等方面都做出了具體而嚴格的規定。作為經濟法核心的競爭法對不正當競爭和壟斷行為的規制是其有限自由理念的最好例證。若優勢企業的合并集中行為導致市場壟斷、若經營者的競爭行為有損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則必將受到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制。其次，經濟法的具體制度體現實質平等。經濟法的實質平等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對事實上不平等的經濟關系進行法律矯正。如反壟斷法通過對大企業壟斷性集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限制以保護中小企業平等競爭的機會；產品質量法、消法通過對經營者的特殊規制和對消費者的傾斜保護來使雙方的地位達到相對平等。第二，經濟法通過失業救濟法、反貧困法對社會弱勢群體生存利益給予直接的傾斜性保護。

二、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機制

（一）立法機制

首先，立法者應對相關主體從經濟實力、社會資源、信息享有等多個方面加以判斷區分，再根據不同主體的特點進行權利、義務和責任的分配。經濟法倡導的平等是有差別的平等，旨在通過對形式不平等的否定和矯正以達到實質的平等，通過對絕對自由的合理限制以實現有利于經濟持續發展和公共利益的有限自由，使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理念得以實現。其次，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還依賴于其特有的規范形式。法律規則可以分為規范性規則和標準性規則。其中，規范性規則的假定條件、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都是明確、肯定和具體的，且可以直接適用而不需要加以解釋。而標準性規則在很多情形下則不是具體和明確的，需根據具體情況或特殊對象加以解釋和適用。標準性規則的大量存在使得經濟法的靈活性、不確定性大大增強，既有助于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也能促進法律和社會發展的有效協調和良性互動。再次，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還必須依賴于經濟法特有的責任形式。經濟法可以對民事責任、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單獨或合并適用，其責任形式具有多樣性和復合性。例如，在稅法、金融法、競爭法以及消法中，經濟法主體往往不僅要承擔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情節嚴重的還會受到刑事制裁。這種與其他部門法責任形式的共享與借用是由經濟法所處理社會關系的綜合性和公共性所決定的，因此經濟法的責任規范常常分散到刑法、民法與行政法領域，形成經濟法獨特的責任適用方式。同時，隨著經濟法的不斷發展，懲罰性賠償、產品召回、資格與信用減免等責任形式也作為經濟法所特有的責任而獨立存在。經濟法責任的多樣性，有利于根據不同的主體、不同的情形適用不同的責任形式，從而實現經濟法的實質正義。

（二）執法機制

立法對權利、義務、責任的分配僅僅是實現實質正義的第一步，要實現正義之目的，還必須得將這些法律運用于社會實踐。因此，國家仍然是維護實質正義必不可少的力量，與司法機關事后的被動救濟相比，行政執法可以有效進行事前的主動干預，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第一，行政機關有權主動對經營者的經營活動進行監督檢查，防患于未然。第二，行政機關有權采取責令停業整頓、強制召回缺陷產品等手段來維護消費者等弱勢群體的利益。第三，在經營者涉嫌違法的情況下，行政機關可以主動進行調查，查明案件事實，追究經營者責任，并為受害者獲得賠償提供依據。最后，對違法經營者，行政機關可以直接處罰，并震懾其他試圖違法的經營者。行政機關這種站在弱勢群體利益立場上的執法態度，主持的是實質正義而非形式正義。例如，在我國產品質量法中，產品質量監督制度即是一種旨在保護消費者利益和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行政執法制度，行政機關可以自主進行產品抽樣檢查。除此之外，積極建立和發展各種獨立、中立、專業的監管機構也是實現實質正義的重要舉措。這些機構應獨立于國家行政體制，超越部門利益，掌握專業知識，并具有準立法司法性質。但是，為了確保監管權的有效性，還必須將監管權的設立和行使納入立法控制、司法審查、行政公開、行政救濟等更廣泛意義上的法律控制機制之中。

（三）司法機制

正所謂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形式正義統領下的司法嚴格遵守形式邏輯，法官機械地將案件事實涵攝到既定的法律規則之下，通過演繹推理得出最終結論。這種推理不能解決既定規則與現實生活的缺口，也無法對復雜多樣的具體情形進行區別對待，它所能達到正義的只能是一種形式上的正義。因此，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理念的實現必須依靠新的司法體制。首先，賦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強調法官的釋法作用。要求法官在具體的案件中要根據具體情形，做出正確而合理的判斷。其次，要培養高素質的法官隊伍。經濟法案件涉及較多的其他領域的專業知識，這就要求審理法官不但要精通法律理論，而且必須具有寬泛的知識背景。由于法官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這就要求法官具備良好的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因此，必須要加強經濟案件審理法官的業務培訓和職業道德教育。再次，應建立專門的審判機構和多元的訴訟機制。目前在我國沒有專門的經濟審判庭以及相應的審判程序，對于反壟斷、消費、勞動等經濟案件只能借用傳統程序加以審理，這種方式顯然不能使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得到很好實現。同時，還應不斷探索出符合實質正義的新的訴訟模式。例如，公益訴訟模式的引入就是實現實質正義的很好例證。

三、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踐阻礙

由于經濟法沒有遵循傳統法律的規范形式，而是通過標準性規范和政策性規范實現法律與社會的協調和互動，這種特殊的規范形式盡管能實現經濟法的實質正義，但另一個方面也使經濟法在執行過程中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導致在實踐中面臨阻礙。其次經濟法的實質正義性經濟法主體承擔的法律責任既可能基于彌補私人成本而產生，也有可能基于彌補社會成本而產生。經濟法的責任機制有別于傳統法律部門的責任機制，采用復合的、不確定的責任形式，但這種責任形式使經濟法律關系中的主體缺乏對其經濟行為的有效預期；而且經濟法不像傳統法律部門有相應司法或裁判法的保障，如民法有民訴，刑法有刑訴，行政法有行政訴訟，因此經濟法的責任機制或責任形式的執行和實現缺乏相應的程序保障。盡管近些年來不少學者提出公益訴訟，但公益訴訟并不是一個內涵和外延都十分精準的概念，建立和發展經濟法上的公益訴訟機制同樣面臨著眾多問題需要研究解決。首先是主體局限性，由于訴訟的公益性目標與原告當事人的個體利益間可能并不具有直接的關聯性，導致公益訴訟面臨原告當事人主體缺位或動力不足的問題。其次是程序制度障礙，公益訴訟的快速發展與相關程序制度建設落后間存在突出矛盾，并且受到傳統訴訟制度的制約，使其常遭遇敗訴、駁回起訴、不予受理等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最后是激勵措施在推動公益訴訟的同時，也可能誘發濫訴，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

作者：張瑋單位：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