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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15年第二期

一、何以變動的時效：溯及既往的依據

（一）追訴時效兼具程序、實體兩種屬性“追訴時效是一個刑法制度還是訴訟法制度，屬性的區分（實體還是程序）是追訴時效溯及力所關注的問題。若是刑法制度，就是一種實體法制度，可以有利的溯及既往；若是訴訟法制度，就是一種程序法制度，不可以溯及既往。”⑤追訴時效制度并非僅具有單一的權利屬性，它兼有實體和程序雙重屬性。從條文內容上，它規定了追訴的期限、期間的計算方法以及不受限制的情形等程序性的規定，雖然規定于刑法典之中，但仍然具有程序法的屬性。從刑罰效果上，它使犯罪行為人在心理上承受將受追訴的煎熬，從而達到懲罰的目的。當時效屆滿時國家刑罰權即行消滅，是一種刑罰解除的事由，具有實體法的屬性。因此，追訴時效制度是程序和實體法混合立法。就程序法而言是訴訟程序的一種。就實體法而言，是個人解除刑罰的事由⑥。所以，具備兩種屬性的追訴時效，當然滿足刑法第12條有利溯及既往的條件。雖然我國傳統刑法理論認為，從輕原則只能適用于定罪與量刑方面。但是在現階段刑法非罪化、刑罰輕緩化的趨勢下，也有學者認為應當重新理解刑法第12條的規定，從輕不僅限于定罪或量刑上的從輕，還可以涵蓋刑法第4章第8節的所有內容，包括量刑、累犯、自首與立功、緩刑與減刑、假釋、追訴時效等所有能夠引起法定刑變動的情形。認為溯及既往不能適用于追訴時效的這種理解，實際上縮小了其適用的范圍。

（二）依附于量刑的溯及既往刑法第87條規定了追訴時效的期限，以罪行所判處的法定最高刑對追訴時效期限的長短加以確定。每條法定刑都配有相應的追訴時效，罪行越嚴重追訴時效的期限也越長。法官在預判追訴時效時，都必須審查案卷材料、核實主要案情，先大體估量出刑期，根據預估的大體刑期計算追訴時效。①根據有利溯及既往的原則，在量刑幅度變更的情況下，法官必須按照對行為人有利的法定刑來估量犯罪行為人的刑期，那么所適用的時效也必然是與之相對應的對犯罪行為人較為有利的追訴時效。因為沒有量刑的指引根本無法得出如何適用追訴時效的結論。所以，案件的初始必然是先確定最終不變的法定最高刑，據此確定案件的追訴時效。而在刑期可能變動的情況下，先確定追訴時效則會出現法定刑期與追訴時效脫節適用的情況，從而出現錯誤的判決。就本案而言，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應當先行確定犯罪行為人的法定最高刑由原先的10年有期徒刑改變為3年有期徒刑，以此得出犯罪行為人的追訴時效是5年的結論。而適用15年的追訴時效，僅需量刑上適用3年以下的結論無疑是采用了先確定追訴時效再確定刑期的邏輯，但這使得認定追訴時效的邏輯順序本末倒置了。追訴時效可以溯及既往，除了來源于自身具有實體法與程序法兩種屬性外，這種溯及既往的效力還依附于量刑的溯及力。追訴時效期限以量刑中法定最高刑為基礎，同時也是確定追訴時效期限的標準，因而也就具有了溯及既往的效力。

（三）溯及既往的前提追訴時效可以溯及既往，并非是沒有條件的。就像量刑的溯及力以判決作出前為條件，這說明法律要求量刑上的溯及既往發生在在訴訟程序結束之前，也就是在案件審結前。因此，有利溯及既往的原則不會讓一個已經完結的案件發生變化。道理相同，有利溯及既往的原則雖然能夠作用于追訴時效，但是前提條件是追訴時效期限仍在進行中，此時國家對犯罪行為人的追訴權還沒有啟動，有利溯及的原則可以發生作用。但是，當國家追訴權一經發動，追訴時效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從此退出了刑事訴訟的舞臺，有利溯及既往的原則也不能使已經“死亡”的程序發生起死回生的作用。因此，追訴時效能夠溯及既往的前提條件是追訴時效的期限已經開始而尚未結束。至此，追訴時效溯及既往的前提和依據已經不存在問題，但是在具體操作上仍然留有一個難題，刑法第89條規定了追訴時效開始于犯罪之日或者犯罪行為終了之日，但是刑法并沒有規定追訴時效從何時結束，這使有利溯及既往原則在具體操作時難以適用。由此引發本案另一重要的問題，追訴時效的終期即追訴時效停止計算的時間點何在。為了使有利溯及既往可以不存疑問的適用，必須對追訴時效的終期加以確定。

二、時效終期立法的種類：立案、公訴、審結

追訴時效的終期在立法上存在幾種可能性，視立法價值的選擇而定，最終取決于一國對于刑事追訴制度價值的利益衡量。在不管以何為終期都有其優劣情況下，而最終促成選擇的理由當是對現下我國司法實踐有有益的回應、對制度設置的目的具有良性作用。

（一）以立案為終期的時效追訴時效應當在偵查機關立案時停止計算，即追訴時效以立案為終期。②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立案，刑事訴訟開始的標志。是對報案、控告、舉報、自首等材料進行審查，以判明是否存在犯罪事實和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從而決定是否將案件交付偵查和審判的活動。”③立案后，國家追訴犯罪行為人責任程序即行開始，說明國家已經發現犯罪的事實，并以特定的程序查明、衡量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此時追訴時效停止計算最為妥當。立案為終期的時效是有力打擊犯罪行為的體現，因其立案階段追訴時效就已經停止結算，不會發生立案后的超過追訴時效的問題，在偵查階段有利于偵查權的實現，使偵查機關能夠完全享有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辦案期限；在公訴階段，給予檢察機關仔細查明偵查機關移送的案卷材料的時間，正確預判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防止錯誤起訴，最終有利于追究犯罪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但是，我國立法制度分為“以事立案”和“以人立案”兩種類型。①“以事立案”即先行登記不知何人所為的刑事案件，此時停止計算追訴時效與制度設置的目的相違。“以人立案”即根據有犯罪嫌疑人進行刑事案件的登記。但是，一旦偵查機關在立案后出于多種原因，案件可能會“立而不偵”、“偵而不破”，此時犯罪人即便沒有逃避偵查，也不受時效的保護，時效的目的亦將落空。②

（二）以公訴為終期的時效追訴時效應當在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時停止計算，即追訴時效以公訴為終期。③在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前，偵查機關立案、偵查行為均不能使追訴時效停止計算。因為追訴時效是指依法對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責任的有效期限，超過這個期限就不能再對犯罪分子提起公訴。在學理研究和實務工作中，對“追訴”理解應當是追究犯罪行為人責任而提起訴訟。所以，應以提起公訴作為追訴時效的終期。公訴為終期的時效是有利于被告人的體現。因為偵查機關的立案和偵查行為均不能使追訴時效停止計算，無形中為追訴時效的進行在刑事訴訟階段爭取到一定空間，屬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期限利益。以公訴為終期的時效能順應當下非刑罰化輕緩的刑法潮流，對追訴時效目的的實現亦較立案優越。但以公訴為終期的時效也有缺陷，可能產生以下不良影響：一是司法滯待，即偵查、檢察機關認為無法在規定時效內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將會使法院審理此案時作出超出時效的判決而使得繼續之前的刑事訴訟沒有意義，因而以消極的方式阻礙案件的推進。④二是司法腐敗，即偵查機關或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收取賄賂，拖延案件進度，使能夠按時結案的案件因超出追訴時效而免于刑事處罰。

（三）以審結為終期的時效追訴時效應當在人民法院一審終結后停止計算，即追訴時效以審結為終期。通過對刑法第88條的解釋，認為受理和立案為同義，即法院受理案件進入審判環節，犯罪人未逃避審判則追訴時效不停止。因而得出追訴時效在一審判決作出時停止。筆者從根本上否認其可能性。追訴時效不能以一審判決作出時作為其終期。根據刑法規定，法院是刑事責任的裁量者，同時亦是追訴時效的審查者。很難想象在審查追訴時效是否超期時，追訴時效還在進行。因此，追訴時效不能以審結為終期，以避免出現既是時效權利行使者又是時效期限審查者主體不分的混亂現象。

三、以公訴為終期：立法價值的選擇

對于規定追訴時效的終期，應當慎之又慎，綜合各種類型的優勢、劣勢加以確定，最終的目的既能讓追訴時效的目的得以實現，又能給司法現實中出現的問題予有益的回應。筆者認為，當下中國把公訴作為追訴時效的終期最為妥當。

（一）對審前超期羈押具有限制作用以公訴作為追訴時效的終期對審前超期羈押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按照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安機關辦理的案件審前羈押的最長期限是8個月08天；檢察機關自偵案件審前羈押期限是6.5個月。以公訴作為終期的時效，犯罪嫌疑人被羈押的過程中時效仍然在進行，使得刑事訴訟的程序既要受到自身期限的限制，又要受到追訴時效期間的制約，以“雙重保險”的形式制約超期羈押現象的發生，不能無限期地將嫌疑人羈押下去，保障了犯罪行為人的合法權利。以公訴為終期的時效，以無形的壓力督促辦案機關必須優化自身辦案方法，提高證據收集能力，強化偵查能力，提升司法效率，降低“滯案”發生的幾率。辦案機關有了時效期限和辦案期限的雙重制約，必須在時效完結前將案件偵辦，防止超出時效而使犯罪人逃脫罪責。以公訴為終期的時效，不僅對審前超期羈押現象具有限制作用，具有保障嫌疑人合法權利的價值，又有利于督促辦案機關及時履行職責，提高司法效率，刑法應當對這種立法價值深思熟慮。

（二）對時效目的實現具有推動作用追訴時效是刑罰權消滅的一項非常規的措施，其出發點在于為刑法力所不及、處于法真空狀態下的犯罪人設置一種補救措施。①筆者認為，追訴時效設置的目的是對追訴權進行限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和保護犯罪人合法權利之間構筑圍墻，用來限制公權力的無限放大。以公訴作為追訴時效的終期無形中延長了時效的停止時間點，與以立案作為終期相比，更能實現時效制度設置的目的和價值。不可否認，以公訴為終期可能會放縱一些即將超過時效的犯罪行為人的情形確實存在，但從時效設置目的來看，當時效接近完成時，時效的價值也接近實現，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已經有了改善，再犯的可能性接近消除；犯罪人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逃亡和恐懼而產生的痛苦與折磨；被破壞的法益也幾近恢復，穩定有序的社會秩序即將形成。②此時，刑法應當盡可能地提供追訴時效完成的有利條件，不應當對這種即將形成的穩定狀態進行破壞。這也是刑法謙抑性所必然付出的代價。況且我國追訴時效最短期限有5年，其對應的犯罪行為通常是3年以下的輕罪。放縱一些輕罪不至于對社會產生大害，但能減少刑法過于嚴厲所帶來的危害。對于3年以上的重罪來說，追訴時效分為10年、15年、20年，在此期間內犯罪未被追訴的可能性不大；就算犯罪立案時被發現，在公訴時可能超過追訴時效恰恰說明行為人沒有再犯新罪，人身危險性、再犯可能性已接近于無。

（三）對立法的相互協調具有印證作用法律條文的確立不僅涉及它本身的字和句，也需要整體上與其他法律條文具有協調性。以公訴作為終期恰好能夠回應追訴時效的其他法律條文，與之協調適用，相互映證。刑法第87條第（四）項后半段規定：“如果二十年以后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而這里需要核準的機關既不是公安機關也不是人民法院，而是人民檢察院。根據此條可以推論，追訴的啟動機關就是人民檢察院，追訴開始的標志是提起公訴。追訴一經開始時效就應當停止，這恰好能與以公訴為終期的時效相互印證。我國刑法中根據告訴的方式將犯罪的種類分為親告罪與非親告罪。親告罪追究犯罪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是以受害人的自訴實現的。自訴案件并沒有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環節，因此追訴時效的終期只能是提起自訴之時。刑法沒有理由因為犯罪性質不同而設置不同終期的追訴時效，對于公訴案件應當與自訴案件一樣將終期設為提起公訴時，以保持法律條文的一致性、協調性。刑法第88條立案而沒有立案不受追訴時效限制的立法目的，是在保障人權與打擊犯罪中求得平衡，防止犯罪行為人利用刑法第87條規定的情形隨意脫罪而對追訴時效的完成進行了限制。但是反方向解釋這一法律條文，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立案偵查、受理案件后，沒有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應當受時效的限制。”也就是說，案件受理后，如果當事人沒有逃避偵查和審判的，追訴時效依然應當進行。

四、時效溯及力的立法展望

（一）確定追訴時效的終期我國刑法只規定了追訴時效開始計算的時間，并未確定追訴時效停止計算的時間。這種有頭無尾的立法，為司法實踐中處理追訴時效的溯及力問題平添了不少麻煩。因此，應當優先對追訴時效的終期加以明文規定，防止適用中的歧義。對此，可以參照我國臺灣地區刑法典第83條第一款的規定進行改造①，建議在刑法、刑事訴訟法或相關司法解釋中做明確規定，具體可以在刑法第89條增加第三款，規定“檢察院或刑事自訴人起訴之日追訴時效停止計算”。

（二）增加追訴時效變更的規定我國刑事立法中缺少追訴時效溯及力的規定，也不可能考慮到量刑幅度的變化對追訴時效溯及力的影響。建議在刑法或者刑事訴訟法及相關的解釋中，對追訴時效變更的問題予以明確規定，有利的溯及既往。可以在刑法第89條后增加一條規定：“檢察院或刑事自訴人向法院提起訴訟前，時效的期間因法定刑的量刑幅度發生變化的，適用對行為人最為有利的時效②。”

（三）實現追訴時效立法上抽象下的具體，簡潔下的細化追訴時效規定于我國刑法第四章第8節里面，包括刑法第87條、第88條、第89條，分別規定的內容是追訴期間、不受時效限制的情形、追訴期間的計算。立法極其簡潔，這種簡潔不能涵蓋追訴時效制度運用中的問題。追訴時效適用與刑法定罪量刑關系密切，更是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結合的體現，需要考慮的不僅有實體法上的價值，更有程序上的后果。可以參照德國刑法典第78條C③程序中斷12種事由，根據我國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具體情況，對追訴時效適用的程序進行全面而詳細的改造。

作者：王楨 單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