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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授黨校》2017年第3期

摘要:隨著中國足協的“脫鉤”，地方足協的改革勢在必行．研究通過交互脅迫、促動的系統論觀點闡明地方足協與政府行政部門之間的關系，汲取廣州足協改革方案的可借鑒之處．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依法自治是地方足協改革的保障，健全管理機構是地方足協穩定的根本，多元化收入來源是地方足協發展的基礎．為推進地方足協改革發展提供建議．

關鍵詞:地方足協;足球;改革;發展

中國足協2016年4月在召開地方會員協會會議中指出，在中國足協完成同國家體育總局的“脫鉤”后，推進地方會員協會的調整改革、完成與地方體育行政部門的“脫鉤”，將成為下一項重要工作．伴隨“去行政化”、加強地方協會的“協會化”、“實體化”，在中國足球全面普及與發展過程中，如何進一步發揮地方會員協會的作用，調動其積極性，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中國足球改革的成敗．

1地方足協與政府行政部門之間的交互脅迫、促動關系

《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要求，地方足協完成與地方行政部門的“脫鉤”，足球人口必然增多．地方校園足球、群眾足球的發展離不開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投資，政府行政部門的支持是地方足協改革的生命線．而政府政策缺失、無效，職責不履行，嚴重制約地方足協的發展．與此同時，群眾足球、校園足球的不斷推進，足球人數的不斷增加，對足球資源利用過程中，場地、設施相對缺乏，開放的空間過度擁擠，民生的哀聲怨氣，直接關乎行政部門的政績和影響力．而資源的缺乏進一步阻擾群眾足球，校園足球等發展．由此可見，政府政策無力度、稀缺的足球資源限制地方足球人口的進程，足球人口加劇了足球資源匱乏的窘境．在足球人口與足球資源，地方足協與政府政策存在的交互迫脅關系稱為交互脅迫論．隨著地方足協改革的不斷推進，會有更大的自主發展空間，更大的足球市場，能夠調動更多專業人才的主動性，吸納商業資金投入，推廣地方足球運動，減輕政府行政部門的壓力，有利于校園足球和后備人才的培養．可見地方足協與政府部門將會向著和諧，良好的方向前進．即足協與政府之間是一種相互促進的關系，成為交互促動論．

2廣州足協成功“脫鉤”的可借鑒之處

首先，廣州市足協改制后，以職業俱樂部為龍頭、校園足球為基礎、青少年培訓為重點、競賽活動為杠桿，來全面推動廣州市足球事業不斷發展［1］．主要的職責是承接和完成政府行政部門的工作安排，依法自治，明確責權，優化足球運行機制，建立專業、科學、合理的管理體制．夯實廣州市良好的群眾足球基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足球力量．制定足球聯賽標準，職業足球和業余足球同時進行開展．推進校園青少年足球活動，培養后備人才，全面推動廣州市足球運動前進．其次，改制后的廣州足協，加強黨組織建設，優化內部機構，建立健全監督體系，制定新的認識管理機制，對編制內人員實行自愿離開或者留下的雙向選擇原則［2］，其前者由廣州市體育局妥善統籌安排至同類部門工作，后者要嚴格按照改制后的足協相關要求和規定執行．與此同時，改制后的廣州足協在財產管理方面，實行對外公開財政．完全按照民間非營利組織獨立預算和支出，取消政府財務，運行機制嚴格按照社團法人的形式實行．其資產清查按照規定由體育局委托第三方審查核實，真正做到承擔廣州市公共管理的職能．第三，廣州市足協不僅擁有獨立的辦公場所，更有自己的工作人員和大量的志愿人員．恰恰擁有這些完善的管理機制，中國足協的指令在廣州可以上通下達，確保真正落實與執行．廣州市足協在中國足球的發展期間，既是地方足球運動的推廣者、組織者、先行者，更是實施者，實施中國足協的各項指令．從球員的注冊到培養，再到教練員、裁判員等專業人才的培訓，均起到領頭羊的作用，這種情況正是中國足球所缺乏的．在中國足球管理部門全面脫離行政色彩、走向“協會化”的今天，需要充分利用地方會員協會的作用與功能，推動基層、底層足球運動的全面普及與發展．最為可貴的是，廣州市足協得到了政府部門政策上的大力支持［3］．例如，成立足球發展有限公司，設立足球基金會，減少承辦足球比賽的審批環節，足球產業減少稅收等．為廣州足球協會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權．

3推進地方足協改革發展的思考與建議

3．1依法自治是地方足協改革的保障《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4］．隨著相關規章政策的推出，我國法治建設不斷深入，為地方足協的發展空間創造了良好的基礎和外部環境．

3．1．1依法自治保障地方足協的合法性

地方足協之所以可以進行社會服務管理，在于其所擁有的社會非營利組織的社團權力．而擁有社團權力需要地方足協合法．如果民政部門注冊的地方足協合法性得不到保障，那么它也沒有組織、管理地方活動的權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以及民政部門的管理章程是當前各省市地方足協組織管理的主要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更多是對地方足協的限制和掌控，管理地方足協，而服務地方足協的文件較少，缺少對地方足協自由發展的關注．地方足協這種社會團體組織的自由是我國現行憲法規定的，公民應享有的基本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5］．但是這種活動自由不是絕對的自由，地方足協的任務是適應社會權利和法治時代的要求和特點．要密切關注中國足協的動態與《體育法》的修改，參與制定、出臺．完善地方足協相關法律體系，實現地方足協自由的法律權利，用法律形式來保障地方足協自由、穩定的實現．也為地方足協改革以及國內社團發展提供保障．

3．1．2依法自治保障地方足協的資源

各省市地方足協資源利用是需有法律保障的，否則就無法確保足協進行管理所需的權利和方法．我國法律體系內對各個省市不同地區足協有保障的僅有北京、廣州這種一線大城市可以對應．導致其他不同地區足協主體定位和管理標準在實踐中的不準確，不利于地方足協的組織與管理．如根據非營利組織依法承擔民事責任的不同，我國地方足協的組織可分為法人，合伙和個體3種形式［6］．造成很多地方足協機構形同虛設、人員嚴重不足，日常工作難以開展．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在制度上保留地方足協配置，增加工作人員和足球基金．并以此確認多類法人不同的權利與義務標準，分別適用登記、許可、稅收優惠、財政支持和社會保障等配套性制度設計［7］．《民法通則》從資源配置來看，我國體育社會組織主要分為:公益性奧運競技運動協會、公益性非奧運競技運動協會和邊緣化遠離核心競爭運動的組織三種類型［8］．現如今很多的地方足協就屬于遠離國家的邊緣組織，社會資源缺乏，經常因人事管理、經費等各方面不能保障的因素調動不起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地方足協不管是由承接政府部門職能并轉化產權，還是為滿足社會需求，開發足球資源，都需要相匹配的法律法規．除了以上法律條例的制定、出臺和修改為地方足協的資源提供保障外．民政部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印發的《關于鼓勵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建立企業年金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等一系列法律條例也為地方足協這些非營利的社會組織提供了保障．

3．1．3依法自治保障地方足協制度改革的進行

《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指出，調動地方足協積極性，正確處理地方足協與當地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加快地方足協“脫鉤”．推進地方足協制度改革、依法自治、明確責權、積極主動．調動地方足協的積極性的關鍵在使其享有獨立自主權利，明確自身權利、義務和職責．關于《推進地方足球協會調整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加快地方足協黨組織建設，理順與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大力支持地方足協的發展，幫助建立地方足協管理體系，加快地方足協改革建設，在2020年底初步形成現代的有效的足球管理水平．”《意見》為地方足協的制度改革釋放了空間，對地方足協改革發展主要影響是:收縮相關體育部門的總體性控制，以法治化管理為目標，改變政府行政部門權責不明或者越權的狀態;足球市場化傾向使得足球產業領域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地方體育局不再承擔地方足協財務預算和資源配置的供給，地方足協需要集思廣益利用比賽和贊助等爭取資源和資金，這使地方足協的自主性不斷加強．中國社會依法自治的首要目標就是嚴厲懲治濫用行政權利，地方足協體制改革就是堅持民主參與型管理，對權利進行合理有效的限制，把“權利關進制度的籠子里”［9］．確保地方足協的利益訴訟等能夠準確充分地反映在監督、執法、守法的過程中，對行政權利的制約、監督有其重要保障;對中國足協的法治建設和權利職責發揮功效．同時地方足協的改革發展有利于中國足協樹立法律權威，有利于足球運動的開展，對依法自治有推動作用．

3．2健全管理機構是地方足協穩定的根本

健全機構，制定規章是地方足協對足球進行管理的主要方式，地方足協需要通過合理人員組成與規范性文件章程，推進地方足球發展的秩序．避免重大決策都是由少數領導決定．因此，健全地方足協的管理機構需要考慮幾個方面：

(1)完善足協代表的組成結構．如廣州足協有62名會員，19名理事，5名監督，3名副主席，1名主席．結構合理，劃分權限明確．國內很多地方足協管理機構非常不完善，權責不明確，人員機構配置形同虛設，管理章程落后，無章可循，內部各種管理工作缺乏法律程序和相應的規范制度，有漏洞和問題存在．中國足協需要制定《地方足球協會章程》，規定地方足協的組成部分包括:球迷，職業球員，青少年球員家長代表等個體成員．對家長來說，不僅是青少年球員的監護人，而且是具有獨立于足球學校的利益代表，校園足球學校并不能代表眾多后備人才的法律利益．各地方足球運動的發展離不開職業運動員和球迷，兩者是中國足球市場良性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中國足球的載體，承載著中國足球夢．因此地方足協的委員會和代表應當考慮個體成員．

(2)完善自身的規章制度．地方足協完善管理機構的基礎是規章制度，規章制度是地方足協進行運作和管理的基本準則．調整協會機構關系，限制各個成員的“越權”行為．目前只有中國足協和廣州足協在文件中提到對內部管理機構的監督機制．如《廣州足協章程》中規定各個機構與負責人的職權，資產管理，入會手續，申請比賽的基本程序等等．研究認為在制定地方足協章程整個過程中，首先要考慮到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其次，除協會內部人員外，應成立委員會，加強監督，多汲取球迷和運動員等個體成員的建議，健全規范協會章程的制定程序．

(3)建立健全運行程序制度．程序制度多應用于行政部門的管理，主要限制“霸道”權力，注重民主．地方足協組織機構的健全也需要程序制度來“保駕護航”，公正的運行程序，可制約個別領導權力的濫用，有利于協會會員之間的協調、配合與組織機構的健康有序．地方足協在完善運行程序的過程中，遵循信息公開，發揮民主，汲取會員的意見等基本原則，拉近會員與協會之間的距離，保障權利的合理使用．

3．3多元化

收入來源是地方足協發展的基礎多元化的收入來源主要包括地方足協的經營收入、政府支持、社會捐贈等多方面的現代非營利機構［10］，地方足協脫離政府部門后從傳統意義方面，是我國非營利的慈善體育社團組織;從收入來源方面是多元化財源收入的商業組織．這兩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依存，財源開辟需要地方足協的感召力與威信，地方足協需要多元化收入保障發展．所以地方足協需要努力拓寬經費渠道來源:(1)以校園足球、青少年足球發展為主導，承擔政府公共事務，接受體育行政部門的監督和指導，獲取更多財務補貼;(2)通過完善自身監督管理機構，對外公開信息，取得更好的威信、名譽，樹立良好形象．舉辦影響力強的比賽活動來獲得社會贊助;(3)借中國足協改革的“順風車”，面向社會制定長遠規劃，充分利用各地區領域的特色，積極發展地方特色足球，拓寬經費渠道;(4)成立專門負責“外聯”管理部門，加強業務素質培訓，提升足球市場競爭意識，并設置獎懲制度．

4結語

廣州足協成為中國“脫鉤”后地方足協改革的排頭兵，其他地方足協需根據地區的實際情況，分析自身現狀，理清與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避免“依葫蘆畫瓢”“簡單一刀切”．對照廣州足協改革方案勾勒出自身改革路線圖，健全管理機制，推進依法自治，開辟財源收入渠道，弱化行政管理職能，強化社會公共服務職能．對于地區偏遠、經濟落后的地方足協，中國足協要給予呵護與扶持，進行實地考察，調研．合理推進整體改革，打好地方足協改革這場“攻堅戰”．

參考文獻:

［1］杜鵑．廣州市足協與體育局脫鉤［N］．廣州日報，2015．9．1．

［2］［3］陳建族．廣州再當足球改革排頭兵［N］．南方日報，2015．9．2．

［4］［10］向會英．“十三五”深化改革背景下體育社會組織的發展［J］．體育科研，2015(3):36－43．

［5］劉作翔．結社與社團管理［J］．政治與法律，2008(3):15－19．

［6］易劍東，施秋波．論完善中國足球法人治理結構的關鍵問題［J］．體育學刊，2016，23(5):1－8．

［7］王曉，王莉．社會團體主體資格合法性研究［J］．江西金融職工大學學報，2005(4):44．

［8］沈林榮．非政府組織法治化管理的對策研究［J］．唯實，2008(12):78－82．

［9］張麗．中國足球協會自治及規制的研究一兼論監督機制的構建［D］．山東大學，2007．27－28.

作者：南天涯；楊風 單位：四川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