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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學刊雜志》2015年第十期

道德與價值兩個概念有著密切聯系，道德所指向的首先是善，而從價值形態方面來看，毫無疑問，善又是一種正面的價值判斷，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道德更多地展示了一種向善的價值追求，道德往往被視為道德價值來認識。正因如此，很多人在討論科學技術與價值的關系問題時，經常也會把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問題一并混淆在其中，模糊了價值與道德概念界限。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科學技術的倫理問題，認清科學技術倫理領域的邏輯線索和實踐線索兩條主線，我們有必要厘清道德概念與價值概念的界限，重新認識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從發生學意義上講，道德是同人本身、同人的日常生產生活活動、同人的社會屬性變遷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道德活動既能從人的各種活動之中分化顯現出來，同時道德活動又天然地雜糅于人的各種日常活動之中。因此，道德在本質上是一種人的存在方式，對道德關系的理解不能僅存在于超驗之域。而價值在本質上是一種主體對客體需求效應的邏輯關系追問，其概念本身就帶有強烈的邏輯理性色彩和超驗性。因此，對價值關系的考察更多的是一種從理性角度出發的推演思考。雖然這種推演不可能是完全撇開現實的超驗，但是對價值關系的考察不能完全準確的代替對道德關系的考察，所以我們完全有必要回歸到人與人的社會本身、回歸到人的生產生活等社會日常行為活動本身，即從道德關系層面來考察科學技術和人的一切科學技術實踐活動。任何一種科學技術實踐行為，實際上都融入了行為者的價值目的性與價值理念，都標識著行為者的道德情感與道德責任的內容。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科學技術活動與道德實踐之間根本無法完全分離開來。

一、道德與科學技術活動中的道德

道德一詞，最初在中國古漢語典籍中是把“道”與“德”的概念分開使用的，如先秦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經》中就曾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①其中“道”指自然運行與人世共通的真理，或者說是行事規律;而“德”是指人世的協調適宜的德性和品行。雖然在當時道與德是分開解釋的兩個概念，但其基本含義與現代道德一詞連用時的意義也基本相當。“道德”二字在行文中真正被連用則始于荀子《勸學》篇:“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②，意思是說，假如學習目的達到任何事情都能按“禮”的規定去做，也就算是達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這里的道德也是指人的思想品質、涵養水平及其行為準則和規范。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Morality)一詞起源于拉丁語的“Mores”，意為風俗和習慣，后來延伸含義也含有準則、標準、品質及善惡評價的意思。可見，古今中外關于道德的解釋和理解有相近甚至相通之處。在今天我們一般具體表述為:道德是指以善惡為標準，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來評價人的行為，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一種特殊的行動規范的總和③。由道德的概念也可以看出，道德是人們一種社會性的行為規范，道德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只有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之中才涉及到道德問題。所以談到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問題，也是指人在一切科學技術活動過程之中的道德問題，撇開人的活動，靜態的科學技術知識本身雖然可能內蘊道德價值，但科學技術知識本身自然無道德問題可言。

現實中每個人的道德觀念自然是有差異的，因為道德本來是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并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的。人類的道德觀念是受到一定的生產關系和社會輿論的影響而逐漸形成的。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往往具有不同的道德觀念，不同的文化中，所重視的道德元素及其優先性、所持的道德標準也常常有所差異。這種差異自然表現于每個具體的現實的人的道德觀念的差異之中。如此一來，如何用統一的道德標準來判斷“何為正當”呢?如何運用統一的道德意識以協調人際關系，形成和諧有序的社會秩序呢?這就需要現實社會中的人理性自律，在一定的歷史階段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文化氛圍和傳統習慣等一系列的影響形成相對穩定統一的道德規范。這時道德、不道德的判斷不是以某個人的觀念為依據，而是以整個社會的觀念為準，因此，道德此時上升為一種社會意識即社會公德。這種道德主要應用于涉及對社會、集體、組織產生影響的行為活動之中，大多是用在公共場所或公共生活中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相對于公共道德而言，還有一種道德稱為私人道德，主要指人們在私生活和私人交往中應具備的品質德行和應遵循的準則規范。當然公德與私德不是截然分開、相互背離的，而應該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論及人類的科學技術實踐活動中的道德問題，自然更多的是關乎公共道德。純粹的滿足個人好奇心的科學技術認識實踐活動幾乎成為不可能，特別是20世紀以來的科學技術活動已經進入大科學高技術時代，科學和技術的界限逐漸模糊，科技一體化成為大勢所趨。當前人類的科學技術實踐活動必然涉及公共生產與公共生活，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個子系統，必然會對社會、集體、組織和其他個體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人類的一切科學技術活動，毫無疑問，都應該是一種具有統一的道德意識、道德規范約束的道德實踐活動。

二、科學技術與道德關系的歷史之維

道德與一定的歷史階段相適應，科學技術也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科技與道德誠然都處于歷史演變之中，兩者關系也隨著經濟文化和社會歷史的發展變遷而不斷變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道德和科學技術就是人類社會歷史長河中產生的兩朵社會意識形態的美麗浪花，一個求真求用，一個求善求美，時而相隨而生，時而相去甚遠。

(一)中國古代科技與道德關系的思想考察在古老的東方中國，盡管當時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水平不高，科學技術研究能力水平尚不發達，但中國本土最具代表性的的儒道兩家都曾經對科學技術與道德之間關系進行過深入思考。彼時他們都把“求善”或“求道”作為最高使命，認為其它類別的學問都是細枝末節，甚至是旁門左道奇技淫巧。但是，儒道兩家在看待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問題上卻存在明顯分歧。道家強調遵從自然之道，直接排斥人為技事;而儒家強調德識一體、真善統一，但在根本上還是重德輕技，主張道本技末。中國古代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老子認為“智慧出，有大偽”，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文化知識智慧的發展以及人們對物質欲望的追求，是會嚴重損害人們道德水平提高的。他堅持“人有機巧之利，是生機巧之心”的信條，認為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所產生的矛盾沖突和相互斗爭，都是由人類要求享有更好物質生活的欲望引起的，而這種欲望也正是科技發展的原動力。人類的科學技術越發達，社會沖突的程度和范圍也會越深刻越廣泛。在他看來，“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人類應該“歸根復靜”、“復歸于嬰兒”，甚至要返回到不要文化、不要知識、不要智慧的自然原始混沌狀態，最好不要看到物質文明的發展，每天閉目塞聽，從而才能“絕巧棄利”、“見素抱樸、少私寡欲”，這樣才能保持最好的道德品質和道德水平。莊子借用其著名寓言《抱甕入井》中道家忠實信徒之口，生動地闡明了“功利技巧必忘乎人之心”的觀點。寓言中正在抱甕汲水勞作的老者面對子貢善意的勸說，忿然表示決不用省時省力的機械技術，其理由是:“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①。在他們看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必然會導致道德的滑坡，為了保持道德水平，就必須拒絕一切“機事之心”。道家這一思想認識在我國傳統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一些在政治上代表著保守或沒落階級利益的封建統治者，總是以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會導致道德敗壞為理由，反對科學技術和文化的進步。比如北宋時期、晚清政府都有統治者竭力阻撓和反對變法改革，對人類文化進步、知識技藝發展存在強烈抵觸情緒，拒絕學習先進科學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閉關鎖國自甘落后。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從孔子、孟子和荀子開始，儒家思想體系逐步建立并高度發展，直到漢代以后，儒家成為社會主流思潮。儒家孜孜以求于社會政治道德倫理問題，形成了一種以濃厚的倫理道德關系研究見長的政治型學術思想體系。不同時期的儒家學者也對“知識、技術與道德”關系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首先，儒家思想并沒有明確地把科學技術與道德二者的價值導向加以區分，在他們的理念中，認為知識(智慧)與道德的價值取向基本一致，或者認為有智慧包含有道德的意義存在，他們強調“博學約禮，仁智統一”。儒家奠基人孔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②這里表明孔子既主張廣泛習讀知識，同時也要以道德之禮約束自己。朱熹曾就此注曰:“君子學欲其博，故于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于道矣”③。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強調若要修煉成為君子品質，在理論上必須廣泛學習各種知識、技能，在行動上也必須要恪守道德禮法，努力做到有守有為。儒家還強調“知”與“仁”是構成君子人格的兩個基本要素。孔子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④其后荀子曾說:“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⑤。后來董仲舒也提出“必仁且智”的思想。這些“知仁”關系的論述實際上闡明了求真與求善的統一。既強調知識對于道德的價值，又強調道德對于知識的規約。當然，儒家的這種真善統一論的命題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儒家在不同時期不同人物所講的“知識”的范圍有較大差異，有些甚至比較狹隘。有些儒家人物可能認為知識主要是德性知識而較少包括自然科學知識。而且，在知識與德性、求真與求善問題上，儒家雖然強調統一，但在輕重緩急上儒家顯然是把“善”放在“真”的前面來認識的。其次，儒家思想是把“求善成仁”作為首要追求來考量，對科學技術知識的關注頗具實用主義色彩。在先秦諸子之中，儒家對待知識的關注和重視程度雖遠不及墨家的知識論傳統，但可以肯定的是遠超過了法家、道家等學派。漢代儒家知識價值論的代表人物王充，提出的“人有知學，則有力矣”①的觀點，成為“世界史上第一個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的人”②，這比近代英國啟蒙思想家培根提出的“知識就是力量”的命題早了一千多年。由于王充所在的時代自然科學技術有了一定的發展，天文學、數學、農學都取得了一定成就，鐵器、瓷器、絲綢等技術得到比較廣泛的應用，再加上王充本人也樂于參加生產勞動實踐，善于總結生產歷史經驗，所以他明確提出“知學”是人類力量的充分必要條件，“文儒之知”可“博達疏通”，提出了知識發揮作用必須要通過社會實踐，不同知識背景的人才相互配合，可以發揮出重要作用。最后，儒家提出了“求真殉道”和“以道馭技”的學術精神。孔子一生奉行“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來追求人生真諦，“當理不避其難，視死如歸”③。孔子做學問還強調“無征不信”的學術道德傳統，這其實就是科學實證主義的雛形。傳統儒家對真理追求的意志是堅定的，但對技藝的價值評價卻是十分謹慎的。儒家雖然重視技術在生產生活中的應用，提出技術“雖小道，必有可觀焉”④。但是，儒家思想整體上表現出對技術主體、技術本身和技術方法的鄙薄，強調“道本技末”，即“以義理為本，以技藝為末”。因此，儒家強調技術的應用必須要受到道德規范的引導制約。儒家認為有些技術是“正統”的技術，可以大力發展，有些技術是“非正統”的技術，必須加以禁止和限制。基于此，儒家很早就提出技術規范論，在《禮記》中就提出“工依于法”⑤的思想。后世大儒也特別強調技術工匠的道德責任，提出了遵行度程、勿作淫巧、世守家業、誠實求精等諸多“以道馭技”的技術倫理思想。

(二)西方科技與道德關系的歷史考察在西方早期的文化理念中，人們總體上認為知識(智慧)與道德互融互通、基本一致，或者認為智慧包含有道德的意義存在。比如在古希臘人們就曾將“智慧”、“勇敢”、“公正”、“節制”作為四大傳統美德。雖然當時形而上的知識(智慧)形態未必是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技術，但是顯然當時將對知識(智慧)的追求作為道德的重要部分，這對于人類擺脫充斥著巫術等迷信活動的原始宗教社會功不可沒。在柏拉圖的《美諾篇》中，就記載了蘇格拉底與美諾的對話，闡明了蘇格拉底美德就是知識的思想。柏拉圖繼承了其師的觀點，他也認為:“善的典型是最高的知識。”⑥由于在這個時期人們對知識的探求主要是對道德知識的探求，他們用求真之德作為重要精神支撐孜孜不倦地探求智能知識，不斷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當時，一批哲人包括泰勒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諸多知名學者都以追求知識作為最高的追求和歷史使命，他們強調在追求“真”的知識過程中不應有任何外在目的，應該放棄所有的個人財富與權力的得失，這里其實就已經蘊含了求真至上的命題，已經隱喻了科技與道德分離的濫觴。進入中世紀，此時的科學技術淪落為神學的婢女，科學技術成為證明上帝存在和維護宗教統治利益的工具，它與道德的分離非但沒有有效彌合，而且走的愈來愈遠。近代以后，借助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大潮，自由和理性得到更加充分張揚，特別是以近代實驗科學方法與邏輯論證為知識劃界標準思想的興起，進一步鞏固了科學知識的純潔性與獨立性，將科學知識與藝術、倫理(道德)知識等非科學知識更加明顯地區分開來。最早做出這種區分的當屬英國哲學家休謨，他指出在知識體系中存在兩種不同判斷，即“是”或“不是”的事實判斷和“應該”或“不應該”的價值判斷。這兩種判斷是分離的無邏輯聯系的，也是不可隨意過渡通約的。他曾明確指出:“事實的錯誤本身不是罪惡，而是非的錯誤可以成為不道德的一種”。①受到休謨這一思想觀點的巨大影響，德國哲學家康德繼進一步提出所謂的“事實與價值二分”，他指出自然哲學所探討的全是“是什么”的問題，而道德哲學所探討的是“應該怎樣”的問題②。康德把人類的理性法則劃分為自然法則和道德法則，把科學認識問題的實現歸為“純粹理性”，把藝術、道德和宗教問題的實現歸結為“實踐理性”。他畢生都在渴望認識“頭上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這種區分看似成功地將兩個領域做了定位，但實際上這種區分使得事實與價值的鴻溝因此更加擴大，就像仰望星空的康德和沉思道德律的康德，完全被割裂為兩個人一樣。在啟蒙之后，隨著西方工業革命的興起，西方文明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科學技術逐漸獲得了社會的尊崇和認同，科學技術逐漸被套上了神圣的外衣接受人們的頂禮膜拜，人類生產生活實踐中的科學技術與道德二者之間漸行漸遠，甚至走向背離。用牛頓的話說:“科學之所以能夠受到人們的高度評價，主要是因為它揭示出了上帝的威力”③。由于現代科學技術不斷拓展著我們能夠做事情的范圍，威力日顯強大，科學技術去道德化的傾向開始顯露無疑，科技與道德的不平衡發展使得人類文明的“機理”開始失調。這種現象也引發一些思想家的隱憂，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就曾對道德的墮落與科學技術的進步的關系有深刻認識，他指出“隨著科學與藝術的光芒在我們的天邊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這種現象在各個時代和各個地方都可以觀察到”④，“我們的靈魂正隨著我們的科學和我們的藝術之臻于完善而越發腐敗”⑤。但這種擔心并未有效阻止科技與道德分離的腳步，特別是工業化日益深入以后，道德越來越成為科技的外在之物，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大踏步前進，失去了應有的道德規范與道德約束，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生態破壞、環境污染、信仰危機等全球性問題。面對現實問題，人類該如何完成自我救贖，應該如何控制和評價科學技術實踐以及后果，越來越多的人對科學技術與道德關系開始重新關注和反思。很多學者開始批判質疑“科學技術與道德分離無涉”的觀點，明確提出科學技術不是一種純粹事實判斷的個性工具，而是出現于特殊的社會背景之中的復雜事業，是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統一。人們必須要對科學技術的后果從道德的角度進行比較和衡量。科學技術知識體系本身就滲透著道德和道德判斷的因素，科學技術研究實踐過程中是不能脫離道德判斷的。正如美國科學哲學家普特南認為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而我們的每一個價值也都負載事實”⑥。科學技術確實是個復雜事物，要對其進行細致分類梳理才能看清它與道德之間的關系，有些部分可能涉及道德，有些部分可能與道德無關。當今時代背景下，不論如何，科學技術與道德二者不應該是對立的兩極，科學技術超脫于道德之外或者科學技術淪陷于道德之中這兩種觀點都是荒謬的。科學技術具有某種道德取向，道德以特有的方式影響制約科學技術，絕不是籠統的以道德涵蓋和決定科學技術。

三、科學技術與道德關系的現實之維

在人類社會現實實踐之中，科技和道德作為兩種社會意識雖然有明顯的差異性，但是以科學文化為代表的求知探索活動和以技術文化為代表的生產實踐活動，與個體的道德觀念以及人類社會的整體道德發展水平和道德實踐活動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一方面，科技與道德之間的相互促進及其辯證互動是不言而喻的:科技文明促進了人類道德意識、道德情感、道德認知、道德判斷和道德行為的不斷發展，這有利于人類道德身心的成熟和整個社會的道德進步，道德水平的提高也推動科技文明不斷邁向更高的層次;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工具理性有時可能拒斥道德追求的價值理性，二者也表現為一定的對立沖突。

(一)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雙向內蘊科學技術活動是一項特殊的人類實踐活動，科學技術知識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之所以說它特殊，就在于科技活動本身蘊含著客觀與公正，蘊含著道德揚善。科學技術活動本身要求做到合目的性和合規律性的統一、合客觀性和合公正性的統一，而客觀和公正恰恰是人類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另外，科學技術會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夯實了物質基礎，科學技技術所固有的這種工具屬性使其天然具有道德意蘊。正如默頓所言:“科學作為改善人類物質條件的力量，在耶穌基督的救世福音教義看來，不僅具有純屬世俗的價值，而且是一種善的力量。”①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科學技術是長期的科學技術專家從事研究活動的辛勤勞動結晶，它同樣內蘊著道德精神之善，即所謂的科學精神或科技文化。科學的求真精神、創新精神和務實精神啟迪人們獨立思考，實事求是，開拓進取，都充分體現了科技的道德意蘊。從另一個視角來看，道德中也蘊含了一定的科學技術因素。比如，在原始氏族社會時期，我國古代的氏族內部就有著族外婚的傳統，盛行“同性相婚，其生不藩”的道德律令。這一律令不僅體現出古代人類對道德的實踐，更體現出古代人淳樸的優生科學思想，反映了人類早期對其自身生產繁殖規律的準確認識。古代與生產生活有關的道德律令和規范并不僅是如此，生態學、環境學方面的知識同樣閃爍著科學的光芒。比如孔子曾言道:“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②。顯然這里對自然生態保護的思想躍然紙上，無不體現出已經從道德的層面加強對生態環境保護的認識。后來董仲舒也曾提出:“質于愛民，以下至于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以為仁?”③這顯然也是通過道德層面的教化反映了現代生態學的基本常識。

(二)科學技術與道德的良性促動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道德作為社會意識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道德自然要同當時的社會經濟基礎相適應。雖然科學技術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但它卻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科學技術應用導致的物質文明成果必然會使公道原則、人道主義等道德規范得到新的落實，必然促進整個人類社會道德水平的不斷提高。同時科學技術知識深化人們對自然、社會和人身本質的認識，從而會進一步促進道德觀念的變化，要求人們重新調整關于人才、風險、時間、人際關系等的道德規范。道德是用一定評價標準來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相互關系，來規范和調整人的行為的。人的科學技術活動自然也不例外，它必然屬于道德規范和調整的范疇。通常意義上談及道德對科技的制約調節作用一般表現在“真”、“善”和“美”三種意義的道德向度:在“真”意義上表現為道德制約著科技對自然規律性與真理性的探索進程;在“善”意義上表現為道德對現代科技的開發、研制與應用過程給予合理的“善性”目的的方向規導制約，使其發展融入更廣的人類理性認識空間，力求人類的最大長遠福祉;在“美”意義上表現為道德對科技的發展提供最高的審美價值追求，使客觀現實世界在科技表達上實現人美的享受。在具體實踐上，道德對科技的促進主要表現為道德對科技行為的規范和對科技創新發展的精神文化支持。科學工作者思想上的道德約束，必然產生行為上對真理的追求和對良知的敬畏。道德不僅會為科技發展指出價值目標、提供價值判斷，也為科技工作者提供人文和價值準則。人們的道德水平一旦提高，積極進步的社會道德風尚一旦形成，就會推動經濟的發展，直接或間接地促進科技的發展。

(三)科學技術與道德的沖突對立科學技術與道德屬于人類的兩種不同認識類型和社會意識領域，它們之間除了相互的良性促動之外，有時也會表現為激烈的沖突對立。這是因為科學技術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對象性的自然物，而科學技術研究的目的是追求自然事物的客觀規律，并將其用之于改造對象，進而使人們獲得物質財富或者精神享受;而道德是一種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經過長期生產生活實踐形成的優良德行品質和標準行為規范，它“是在利益和誘惑面前仍能以原則、規則處事，是不趨利、不悖理的品質的體現”①，它更側重于追求善的價值目標實現。顯而易見，客觀的求真與主觀的求善之間在特殊的時間空間和社會歷史條件下還是存在會一定的差異沖突的。特別是在當下，現代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和飛速發展，往往使得人的欲望也隨之不斷膨脹，但核心社會資源的有限性和人類工具理性的有限性都注定了兩者之間的矛盾沖突不可避免。由于市場和商品經濟的推動，伴隨著高新科技的興起，似乎使得一切皆有可能，人們的各種欲望得到了空前的釋放和調整。面對科學技術火山爆發式的進步和發展，有時道德觀念與道德規范相對來說顯得調整進化的過于緩慢、過于保守，有時人類利用科學技術獲取利益的欲望又好像脫離了道德韁繩的野馬肆意馳騁、任意妄為，于是科學技術與道德之間的平衡很容易喪失，結果難免導致的尖銳沖突對立，甚至給人類社會帶來不可想象的災難。

四、結論

人們激烈探討并論爭科學技術與道德關系，無非是當下科技時代背景下道德焦慮的一種明確表達，人們真誠地渴望具有強大社會影響力和改造力的科學技術能沿著道德的指揮棒前行，甚至期望以道德來矯正科學技術已經或可能帶來的恐懼和惡的未知。但遺憾的是，道德先在的善如何保證?道德是否有能力和資格去預知科學技術未知的善惡呢?假如答案是否定的，我們是否就可以用道德的名義揮舞道德的大棒扼殺科學技術成果的孕育和萌動呢?這都是我們必須正視和深思的問題。從科學技術與道德關系的歷史維度看，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的重德輕理、道本技末思想傾向已經嚴重影響了近代科學在東方世界的孕育和發展;近代西方科學至上、工具主義的思潮也已經給全人類帶來意想不到的傷害和危機。從科學技術與道德關系的現實維度看，二者雙向內蘊，既有良性促動，也有沖突背離。科學技術和道德都有各自擔當的限度和范圍，二者都需要在各自合適的尺度內影響并調整對方，唯有如此才能實現良性互動的雙贏局面。發達的科學技術無法量度道德的善，但當前的科學技術實踐活動必須融入道德的向善態度和善的目的性;善的道德可以幫助科學技術確立其價值目的的合理性、使用的正當性與嚴謹性，但它不能定義科學技術探索的疆域，不能解決科技本身的局限，不能用道德來判斷和仲裁科學技術本身的合理性及其真的程度。

作者：陳彬 單位：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哲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