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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關于法律文明的內涵，在西方各語種中研究還不是很多，在中文文獻中至今也沒有一部法學辭典對其作出闡釋。學者的論著雖然已有一些涉及，但系統(tǒng)的、整體的和深入的研究才剛剛開始。從歷史角度對法律文明的內涵進行解讀，我們可以得到7個方面的認識，即法律意識和法律思想；法典、判例以及法律規(guī)范；法律制度；法律實施、法律行為及其相應的設施；法律教育；法律學術；法律遺存。對法律文明之內涵的揭示，有助于法律文明之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關鍵詞：法律文明；歷史解讀；法律史；文明史

關于“文明”一詞的內涵，學術界有眾多的闡述，大體的認識是：所謂文明，就是指人類進化（發(fā)展）到一定階段而形成的生存方式（樣態(tài)）以及其所創(chuàng)造的成果。其標志有八：一是私有制的產(chǎn)生；二是階級的形成；三是創(chuàng)造財富的能力達到了能夠養(yǎng)活一部分無需直接從事生產(chǎn)（獲取食物）的人口，從而形成了社會分工；四是在村落、聚落、城邑發(fā)展的基礎上，形成了城市（城邦）；五是國家的正式誕生與運作；六是法律的基本定型；七是文字的誕生；八是除了物質生活之外，形成了相應的精神（宗教、藝術、建筑等）生活。①與文明的研究比較充分相反，關于“法律文明”之內涵的解釋很少，在中文文獻中至今也沒有一部辭典對其作出闡釋。然而，一方面，從理論上說，法律文明的研究與文明的研究一樣重要，因為它揭示的是人類社會進化發(fā)展至文明階段出現(xiàn)的社會現(xiàn)象，是衡量一個社會法治建設水平的標志，體現(xiàn)了人類法治發(fā)展演變的內在規(guī)律。對法律文明進行深入研究，可以提升我國法學工作者認識法和法學發(fā)展的水平以及學術自信和理論自覺。另一方面，從實踐上看，法律文明是對法律體系的構建，法的制定、實施和評判，法律教育和法學研究的發(fā)展狀況，法和法學與社會的互動以及其對人類整體文明的貢獻等，起著引領和導向作用，法律文明研究的深入，對于指引當前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中國國家戰(zhàn)略有著重要意義。基于此，筆者試圖就法律文明做一些內涵辨析以及歷史解讀，以引起學術界的關注與重視，一起來推動該問題的研究。粗陋浮淺之處，還請諸位同仁見諒與指正。

一、法律文明的內涵

與我們對文明的研究比較深入相比，學界對法律文明的探索才剛剛開始。

（一）國外關于法律文明的看法在西方各發(fā)達國家，關于“法律文明”的研究不多。一方面，英語中“法律文明”（legalcivilization）一詞，不是一個嚴格限定的概念。英文學者是在一個較為寬泛的語境下使用該詞。在這方面，legalciviliza－tions近乎被等同于法系legalsystems（法律制度，法律體系），主要指CommonLaw（普通法，英吉利法系）和CivilLaw（市民法，大陸法系）。另一方面，“法律文明”（legalcivilization）一詞有時主要講的是degreelegalcivilization（法律文明的程度），特別在于表示highdegreeoflegalcivilization（法律文明的高級階段）。而英美人使用更多的，大概是legalculture（法律文化），①主要指稱法律的精神和觀念，以及圍繞與法律實施相關的各個領域。在法語中，一般也不說法律文明，而是用法律文化（Laculturejuridique）一詞取代。而對什么是法律文化，一位魁北克法律學者做出了如下定義：法律文化有多種含義：第一種含義，其可被用來表示法律人的思想和實踐；第二種含義則是一個特定共同體的法律人群體的思想和實踐所體現(xiàn)的國別或地區(qū)的特點。第三種含義是非法律人群體（普通民眾）對于法律的認識和認同。②在德語中，法律文明一詞表達為Rechtszivilisation，如MenschlicheRechtszivilisation（人類法律文明）、EuropaischeRechtszivilisation（歐洲法律文明）等，但用得不廣泛。西班牙語中，只有文明（Civiliza－cion）一詞，而無“法律文明”之用語。意大利語中有法律文明（CiviltàGiuridica）一詞，但該詞一般是相對于“法律傳統(tǒng)”（TradizioneGiuridica）而言的。③法律文明主要包括當代，而法律傳統(tǒng)關涉到的僅僅是過去。例如，有一部作品，書名就是《歐洲法律文明與羅馬法傳統(tǒng)》④。在國外的法律辭書中，日本的法學辭典一般以收詞量豐富為人們所知。但在巖波書店于1937年出版的權威法律辭書《法律學小辭典》⑤中，沒有法律文明的釋義。過了近80年，在有斐閣于2012年出版的《法律用語辭典》（2012年第4版）⑥中，仍沒有設置法律文明的條目。

（二）中國學界對法律文明的認識在我國，雖然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領導和學者提出“法制是一種文明”的觀點，⑦但當時并沒有引起政府和學界的重視。提出法律文明這一概念，是最近幾年的事情。在20世紀中國出版的各種辭書和專著中，涉及法律文明的論述很少。在清末及民國時期出版的法律辭書中，對法律文明都沒有設置條目予以闡釋，如由日本學者清水澄編著、中國留日學生張春濤和郭開文翻譯的《法律經(jīng)濟辭典》，①雖然在當時影響巨大，但對法律文明只字未提。稍后，由著名民法學家李祖蔭編的《法律辭典》②也同樣如此。至20世紀30年代中葉，相繼推出的兩部大型法律辭典，即汪翰章主編的《法律大辭典》③和鄭競毅編著的《法律大辭書》，④雖然收錄法律詞目比較多，對詞目的解釋也很詳盡（如《法律大辭書》對“法國法”一個詞目的解釋就用了7000多字），但對法律文明，也未設置詞目，在其他相關詞目的解釋中，也沒有涉及一點內容。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受“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以及對法、法治和法學的極端不重視（法律虛無主義）的影響，民國時期的上述辭書都受到禁止，我們自己也沒有編纂新的法律辭書。當時，我們在學習蘇聯(lián)“老大哥”的法和法學時，也曾翻譯了一些法學著作和辭書。例如，法律出版社曾于1957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曾于1958年分別出版了《蘇聯(lián)法律辭典》（第一分冊，民法部分；第二分冊，刑法部分；第三分冊，國家和法的理論部分）和《蘇聯(lián)法律辭典》（國家與法權通史部分、蘇聯(lián)國家與法權歷史部分、羅馬法部分）等大型法律辭書，其主編均是蘇聯(lián)著名法學家?guī)斓吕欧虿煞?。其中，收錄了“自然法”“歷史法學派”“法治國”“法老”“自由大憲章”“神明裁判”“法學階梯”和“摩奴法典”等名詞，但對“文明”和“法律文明”，也同樣是只字未提。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在我國于1980年出版的第一本《法學詞典》中，沒有關于法律文明的釋義。

過了4年，《法學詞典》獲得修訂，在修訂本中，也仍然沒有設置法律文明的條目。同時，我們注意到，由李偉民主編的法律專業(yè)大辭書《法學辭源》，⑤也沒有設置法律文明的詞目。此外，1984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對“法律文明”不僅沒有設置條目，而且連提都沒有提到（法治、法學世界觀等，雖然沒有條目，但已有提及）。1995年修訂以及出第二版時，“法律文明”仍然沒有設條，也沒有相應的說明與解釋。2015年在編輯《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第三版時，法理學分科最初也沒有設計“法律文明”條目，后來筆者向法理學分科主編李林、劉作翔教授建議，加設此條目，并毛遂自薦，由筆者來承擔該條目的寫作任務。而在學者的著述中，對法律文明已略有提及，雖然在概念上還有分歧。例如，有提“法律文明”的，⑥有提“法律制度文明”的，⑦有提“中華法律文明”“漢語法律文明”“歐陸法律文明”“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明”“西方法律文明”“盎格魯－美利堅法律文明”等的，⑧也有提“法制文明”⑨“法治文明”和“法律文明秩序”的，瑏瑠等等。但所表達的意思大體相同，基本上都是指向法律文明，并涵蓋了法律理念和意識、法律制度與原則、法律的實施與運作等，只是在一些細節(jié)上略有區(qū)別。例如，於興中在《法治是一種文明秩序》一文中，就將法治視為法律文明秩序，并認為它是一種外向型的、權利本位的、重規(guī)則的、權威文件至上的文明秩序。瑏瑡但對什么是法律文明，并沒有做出說明。而從作者將“法律文明秩序”“法治社會”“法治”這三者視為同一個概念來看，他所說的法律文明，范圍非常廣泛，包括法律觀念、法律原則、法律規(guī)范和法律制度，涉及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的全過程。當然，從作者的論述中，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他認為與法治同義的法律文明秩序，并不是一種“最佳的善”，“僅有法治，對于一個理想的文明社會是遠遠不夠的，還應該注重［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的］德性的建設……應該對法治持一種建設性的批判態(tài)度”。①又如，張晉藩在《中華法制文明的演進》一書中指出：“中華法制文明是以黃河流域的中原法文化為主干發(fā)展起來的，同時也吸收和綜合了長江流域的先進法文化。苗人肉刑的發(fā)現(xiàn)和被廣泛適用，證明了中華法制文明的多元性和民族間法文化的吸收與融合……中華法制文明包括制度文明與精神文明兩部分，它是中華民族偉大創(chuàng)造力的體現(xiàn)，對于世界法制文明的發(fā)展產(chǎn)生過巨大的影響。由于中華法制文明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卓越的創(chuàng)造性，因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居于世界法制文明發(fā)展的先列”。②張晉藩進一步指出，在上述歷史條件下誕生的中華法制文明的內涵，主要包括引禮入法、禮法結合，以法治國、法為權衡，罪刑法定、援法斷罪，家族本位、倫理入法，權法沖突、法吏互補，諸法并存、民刑有分，援法生例、以例輔法，無訟是求、調處息爭，統(tǒng)一釋法、律學興起。③這里，張晉藩觀念中的法制文明，其所包含的要素，既包括法律制度和原則，也涉及人情與法理、禮儀，還包含了法律的學術，也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再如，于殿利在《巴比倫與亞述文明》一書中，不僅詳盡地考察了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誕生以及其演變歷程，而且聚焦于法律文明之上。他認為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從本質上說，就是城市文明、商業(yè)文明和法律文明。這三者互相關聯(lián)，密不可分。由于該地區(qū)很早就建立起城市，進入城市生活，從而帶來商品生產(chǎn)、商品貿易的繁榮和發(fā)達；建造起各種建筑和公共設施；形成各種社會組織和管理機構，如市長、長老會議和公民大會；也誕生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公民“阿維魯”（Awilum，來自城市Alum一詞）。為了對商品的生產(chǎn)和交易，公民的各種權利以及城市生產(chǎn)和生活的秩序提供堅強的保障，進行有序的規(guī)制，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成文法典以及系統(tǒng)的法律體系誕生了，發(fā)達成熟的法律文明成長起來了。因此，法律文明既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主要特征，也是該文明的基礎。在已經(jīng)出土的楔形文字黏土泥板文獻中，95％以上是法律的內容。因此，“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法律文明和契約文明”。④由于是法律和契約的文明，因此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內涵極其豐富，核心就是公平、正義和對“人”（自由民、公民）的尊重和保護。⑤總結上述學術界對法律文明的認識，筆者認為，可以將法律文明定義如下：法律文明就是人類文明中與法律相關的各項元素的總和，包括法律意識和法律思想，法典、判例以及法律規(guī)范，法律制度，法律實施、法律行為及其相應的設施，法律教育，法律學術，法律遺存。

二、法律文明之內涵的歷史解讀

由于文明（社會）是相對于蒙昧、野蠻（時代）而言，法律文明也是與法的蒙昧、野蠻相對，它是在勞動分工、社會分層、城市（城邦）、文字、階級、國家等諸項文明要素形成之時，才最終定型、確立下來的，因此，解讀法律文明的內涵，必須將其置于文明誕生以及其形成之歷史背景下才能成功。以此為視角，可以從以下7個元素入手，來解讀法律文明的內涵。

（一）法律意識和法律思想法律意識和法律思想，簡單地說，就是人們對法律的認識、看法、觀念和評價，它是法律文明的首要元素。在法律文明的起源過程中，法律意識和法律思想是伴隨著法律的規(guī)范同步成熟的。由于法律意識和法律思想是一種人的思維活動，只保存在人的內心里，比法律規(guī)范更加難以把握，必須表達出來（說出來或寫出來），他人才能知曉。①而要將法律意識和思想表達出來，就必須要有載體和路徑。在已經(jīng)產(chǎn)生文字的文明時代，人們的法律意識和思想，借助語言說出來、借助文字記錄下來以后，可以通過一些物質載體，如紙、絹、石、泥板、竹簡、木牘等，刻寫、印刷后，以著作、論文、詩歌等形式讓他人得知。但是在文字還沒有發(fā)明，人們之間的交流、前人與后人的思想傳承只能通過口耳相傳的初民時代，后人想要了解前人的法律意識和思想的詳細內容，就是非常困難的了。因為考古學家可能會發(fā)現(xiàn)房屋、船只、植物、武器、工具，甚至服飾、法典等，但無法知道古人心里的想法。因此，作為法律文明之元素的法律意識和思想，最初的形態(tài)，我們只能從一些人類早期的傳說（神話）和考古出土的遺存中，或者后世法典的規(guī)定中（字里行間）發(fā)現(xiàn)一些蛛絲馬跡。因為，這些傳說和神話，往往是當文字產(chǎn)生、其數(shù)量多到可以用來記事、表達想法之時，最早的一批知識分子（巫人、卜官、祭司、書吏、史官等）將他們所聽到、看到的前人的想法記錄下來，成為讓首領、酋長以及其他貴族等看得懂的文獻，然后一代代傳下來，所以，其內容雖然不精確，非常模糊，甚至荒誕不經(jīng)，但也有一定的真實性包含在里面（《蘇美爾王表》即是一例）。②因此，這些傳說、神話中關于法律的一些認識、看法和觀念，可以為我們了解初民的法律意識和思想提供線索。而如果這些法律思想得到出土文物的印證，那么其可靠性就更大了。例如，我們從傳世文獻中獲知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在酋邦進入國家之時期，神權法思想曾是習俗和慣例（法律）運作的指導思想。而這一點，得到了考古出土文物的證明。在蘇美爾古代城市烏魯克等地的考古挖掘中，人們發(fā)現(xiàn)烏魯克在當時曾是地球上最大的城市，并且在公元前3600年就建造起了用作祭祀天空之神“安”（An）的宏偉的神廟。③而這種神權法的思想，又得到了一千多年后頒布之成文法典的延續(xù)。公元前2095年前后由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烏爾第三王朝創(chuàng)始者頒布的《烏爾納姆法典》，④在其序言中就充分體現(xiàn)了統(tǒng)治者的法律意識，如君權神授，法律應該公平和誠實，應該在其管轄的土地上建立公正秩序，驅散詛咒、暴力和紛爭，并希望孤兒不被富人所奴役，寡婦不被權貴所玩弄，窮人也不必向富人卑躬屈膝，等等。⑤《烏爾納姆法典》是迄今考古所發(fā)現(xiàn)的人類最早的法典，⑥離原始社會末期烏魯克文化時間還不太長。因此，法典做出的規(guī)定和所反映的法律意識，實際上是之前的原始社會中已經(jīng)通行的神權法意識和思想以及習慣法規(guī)范的繼承、發(fā)展和成文化。即在上古時代美索不達米亞的神話中，對法律的遵從、善和正義是相通的，用的詞也是Kittumesaru。而這個正義，就是神送給人類的禮物。而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幾個主神，如太陽神沙瑪什、女神寧圖拉、女神伊斯塔（也譯為伊什塔爾）和主神恩利爾（在神話中，恩利爾還是一位法官），都是正義的化身。⑦同時，在早期蘇美爾贊美詩中，還有對一位主持社會公道的女神南舍的贊頌，該女神總是照顧那些無助的人，尤其是貧窮的寡婦和孤兒，非常痛恨偷盜和欺騙他人的人。有無女神南舍這個人，顯然是無法證明的，但這些思想應該是當時人們的普遍想法（或者一種理想），并且一直流傳至《烏爾納姆法典》的制定頒布。這一推測已經(jīng)得到了考古成果的印證。1887年，德國考古學家在發(fā)掘蘇美爾地區(qū)拉加什城邦時，發(fā)現(xiàn)了一座專門供奉南舍的神廟的遺址，神廟支配當?shù)鼐用褡顬橛辛Φ臅r間約為公元前2800年前后，即《烏爾納姆法典》制定之前的700余年。①而此時，古代美索不達米亞還處在酋邦時代。因此，對早期法典中所體現(xiàn)的思想進行仔細梳理、分析研究，可以使我們對人類法律意識和思想的起源與演變有一個清晰的認識與理解。又如，中國先秦的“天罰”思想，也是由原始社會末期宗教法（神法）思想發(fā)展而來。因為在原始社會，受生產(chǎn)力低下和科學技術闕如的影響，人們無法解釋自然界和人類生活中的各種現(xiàn)象，如做夢，生、老、病、死的規(guī)律，雷、電、災異等，所以認為必定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主宰著我們人類的一切活動。這種超自然的力量，就是“天”。這種原始社會的“天”的思想，進入階級社會，就為統(tǒng)治者所利用，慢慢演變成為“天命”“天罰”的思想，成為早期法律領域的指導思想。《尚書•召誥》的“有夏服天命”②（夏接受了上天之命令，王權是神授的），《禹誓》中夏禹的“用天之罰”，③《尚書•甘誓》中夏啟“今予惟恭行天之罰”④的“天罰”以及商初的天（常寫作：帝、上、上子、上帝）之罰思想，都是原始社會“天”的思想，在進入階級社會之后，為統(tǒng)治者所利用，作為對外征伐、對內鎮(zhèn)壓的思想工具的表現(xiàn)。而這一從原始社會末期至階級社會統(tǒng)治階級法律思想的發(fā)展演變，也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印證。在商代的甲骨文卜辭中，天命、天罰中的“天”“上子”“上”“上帝”“帝”等用語，都已經(jīng)出現(xiàn)，并作為神權法思想的體現(xiàn)使用頻繁。⑤此外，“明德慎罰”是西周時期統(tǒng)治者的重要的法律意識和思想，但它的出現(xiàn)，同樣經(jīng)歷了從原始社會一步步發(fā)展而來的漫長歷程。即“明德慎罰”的思想，源自前朝殷王朝的“典厥義”“正厥德”以及“王德伐”（殷代卜辭，即殷王通過大刑征伐施德于被征伐者）等思想，而殷代的這些“德化”思想，更早可能來自夏以前的“神（天）主持德”“主持正義”的初民原始思想。此外，神獸斷案和神判，也是原始社會末期人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思想之一。而這一點，在遠古時期各個地域的人類進化中都可以看到。在中國，上述“法”之古義中就有了獨角神獸獬豸斷案的傳說。⑥而何為獬豸？東漢思想家王充（公元27－97年）在《論衡》一書中說：“觟角虎（獬）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圣獸，助獄為驗。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⑦也有一些古籍認為是一角之鹿，一角之牛等。⑧古代印度，《摩奴法典》也公開承認神明裁判的合法性。有學者認為，這些神獸，起初也只是普通的羊、鹿和牛而已，只是在原始社會初民的宗教意識中，慢慢神化，成了能夠判斷是非曲折、保證公正的神獸，它們許多實際上是原始社會各氏族部落的圖騰，在氏族長老、部落首領無法調解氏族成員之間的糾紛時，被作為神的裁決力量受到大家的信任。⑨除了神獸斷案以外，在原始社會末期，通過巫師、卜人占卜問卦的方式來審判斷案，也是早期人類重要的法律意識和法律思想的體現(xiàn)。這類占卜問卦活動，已經(jīng)獲得大量出土文物的印證。不僅在河南省安陽市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有數(shù)量眾多的卜辭，就是在更早的龍山文化（公元前2600―前2000年）遺址中，也出土了許多占卜用過的胛骨。

（二）法典、判例以及法律規(guī)范法典，是人類法律文明最為直接和最為經(jīng)典的體現(xiàn)，也是法律文明的核心元素。到目前為止，通過考古發(fā)掘，我們所發(fā)現(xiàn)和知道的人類最早的法典，都集中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①例如，烏魯卡基那立法（公元前2378年）、②《烏爾納姆法典》（公元前2095年前后）、《李必特－伊什塔爾法典》（公元前1930年）和《俾拉拉馬法典》（公元前1870年）等。③而隨后于公元前1765年頒布的《漢穆拉比法典》則使古代兩河流域的法典制定事業(yè)達到了古代世界的巔峰，并構成上古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這是我們探索法律文明的核心路徑。但是，在法典之前呢？當烏魯卡基那立法改革出現(xiàn)之前，公元前5000至前2900年時期的初民社會，文字正在孕育，記錄人類法律規(guī)范的材料還沒有達到豐富和成型階段，我們就不可能指望會有法典出現(xiàn)（即使以后再有重大的考古發(fā)現(xiàn)，這一點也應該是肯定的）。此時，我們應當如何探尋法律文明的起源呢？按照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規(guī)律，法典也有它的起源和演變進程。因此，在文字尚未誕生、成文法典還沒有編纂之前，分散的、零碎的關于規(guī)范人們行為的風俗習慣甚至某種習慣法表述已經(jīng)產(chǎn)生，只是表現(xiàn)形態(tài)、公布途徑和傳播形式與成文法典時代不同而已。判例也同樣如此。在埃及出土的第六王朝（公元前2345－前2181年）紙草文獻（編號9091號）中，記錄了一個法律訴訟的案例，內容大體為一名當事人塞拜霍特普聲稱，一位商人貴族商隊監(jiān)督烏塞爾曾經(jīng)起草了一份遺囑，對其妻子、子女和其所有的財產(chǎn)進行了處置，對其所有子女做出了滿意的安排，要求法庭確認這份遺囑，保障其合法權益。但烏塞爾的長子喬（他繼承了父親的財產(chǎn)以及商隊監(jiān)督之職務等所有的權益）則予以了否認，說他的父親烏塞爾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起草過這個文件（遺囑），因此原告的主張是不可以被支持的。最后法庭表示，如果這個塞拜霍特普提出了無可指責的、可信賴的證人，這些證人又做出如下誓言（發(fā)誓）：“啊，神??！愿你的威力反對他（喬）”。那么，這個文件真是依照這個烏塞爾的聲明起草的。即如果塞拜霍特普提出了烏塞爾起草這個文件時在場的證人，并讓證人做出了如上誓言，那么，烏塞爾的所有財物都由塞拜霍特普來支配，他成為擁有收益權者。但是反過來，如果塞拜霍特普無法提供證人，那么，烏塞爾的所有財物就歸喬擁有。④雖然，保留下來的文獻沒有記載這個案件最后的定論，但其中反映的當時法律運作的情況已經(jīng)清楚，就是當事人主張權利的基礎是必須提供證人證明發(fā)生過這件事。應該說，埃及在第六王朝時進入文明國家時代已經(jīng)有800余年，但離史前社會還不是太遠，因此，在其法庭判例中保留有原始社會末期法律運作狀況，還是可能的。⑤或許在文字誕生前的史前社會，還不會產(chǎn)生遺囑這樣的法律文件，但是以目擊證人（通過向神發(fā)誓）來證明事情的真實性，應該是在數(shù)百年乃至上千年中是相通的。⑥

（三）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就是由法律規(guī)范所確定、定格了的約束人們各個方面行為的一整套規(guī)則。例如，婚姻制度，就是人們在締結婚姻時必須遵守的規(guī)則；土地制度，就是由法律所規(guī)范的人們必須遵循的涉及土地的取得、占有、使用、收益、轉讓等的規(guī)則；刑事法律制度，就是關于犯罪與刑罰的法律規(guī)范體系。在文明社會，法律制度一般都由成文法典或者成體系的判例所確立，比較齊全，也很系統(tǒng)。而在初民社會，那時，由于尚未有成文法典，沒有體系化的判例，因此，法律制度主要是由風俗、習慣以及酋長、部落聯(lián)盟首領等的命令等所確定，通過口耳相傳得以保留傳承。①從現(xiàn)有的傳世文獻和考古資料來看，在文明社會法律制度誕生之前，人類比較成熟、定型的法律制度，主要產(chǎn)生在部落聯(lián)盟形成、酋長等權貴階層出現(xiàn)之時。例如，英國法史學家梅因在闡述古代希臘法律制度的產(chǎn)生時，就曾詳細分析了原始社會父權制度下，父親和家族首長對家庭成員行使審判權對于整個法律制度誕生的催化意義。他認為，希臘歷史上帶有神話色彩的《荷馬史詩》中的《奧德賽》，有幾行詩句就暗含了家長權、父權制，即“他們既沒有評議會，又沒有地美士第，但每一個人對妻子和兒女都有審判權，在他們相互之間，則是各不相關的”，這些詩句雖然比較模糊，但“正集中了古代法律事物所能給予我們的各種暗示的總和”。②又如，刑事法律制度是中國古代法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諸侯國幾乎都頒布了刑事法典（或稱“刑書”“竹刑”“刑鼎”等）。傳下來的公元前5世紀魏國的《法經(jīng)》六篇，還構造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法律體系。根據(jù)這些刑事法律制度的內容，我們再往上追溯，就可以進一步了解公元前1000年前后建立的西周王朝、公元前1600年前后建立的商（殷）王朝，乃至公元前2070年前后建立的夏王朝（部落聯(lián)盟）時期的刑事法律制度。雖然，商王朝之前，中國還沒有產(chǎn)生文字，即使有遺存保留下來，也只能是一些宮殿建筑和墳墓的廢墟以及出土的青銅玉石器皿，直接證明刑事法律制度的史料極少，但由于人類在處理相同事情時的想法以及行為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根據(jù)古代傳世文獻中所記述的“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③以及《黃帝李法》《皋陶制刑》等內容，來還原原始社會末期中國古代先民犯罪與刑罰的習俗和規(guī)范，還是可以的。如同英國著名人類學家、田野工作法之創(chuàng)始人馬林諾夫斯基在對大西洋新幾內亞東部之特羅布里安德原始部落長期考察以后所指出的那樣：“法律的戒律和習俗的戒律本原相聯(lián)，而非彼此獨立”。④再如，《漢穆拉比法典》中有一條規(guī)定，要求對那些在房屋建造中因疏忽而造成房主死亡的建造者處以死刑，而如果房主的兒子死于因房屋建造錯誤而導致的事故，那么這名巴比倫建筑師的兒子也將被國家處以死刑。這一法律規(guī)定（制度）初看似乎過于嚴苛。但如果了解古代巴比倫的建筑情況，就可以明白和理解。因為在古代巴比倫用于建造房屋的材料主要是太陽曬干的磚、蘆葦和黏土，這些材料容易破碎，也容易腐爛，且當時也缺乏建造的標準，所以當時的房屋經(jīng)常坍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公元前24世紀早期蘇美爾時期，就形成了對建筑師質量要求非常苛刻的習慣法規(guī)范，而到公元前18世紀的《漢穆拉比法典》，終于定型且被規(guī)定進了成文法典。這一法律規(guī)定（制度）雖然是一個非常小的個案，但它卻十分清楚地說明了法律制度在法律文明演進中所處的核心地位。美國著名亞述學學者魯斯•維爾斯梯格在分析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法律制度從早期蘇美爾酋邦社會向漢穆拉比帝國發(fā)展進化時，也注意到了在此過程中一些法律制度的基本元素的非常穩(wěn)定、很少變化以及彼此傳承的現(xiàn)象。他引用韋斯特布魯克的觀點指出：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人擁有共同的法律傳統(tǒng)，從蘇美爾至巴比倫，一直保留下來并無根本性變化。因此，“我們可以比較自信的一點是，從古老的蘇美爾人到新巴比倫人，在整個跨度內，我們本質上研究的是相同的基本法律制度……雖然這些法典由不同世紀不同政權的統(tǒng)治者所頒布，但它們確有相當多共通的主題與條款”。⑤

（四）法律實施、法律行為及其相應設施法律的實施，對維護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保障民眾的財產(chǎn)、利益和安全，確定社會的生產(chǎn)和生活秩序都是至關重要的，此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即使在法律規(guī)范慢慢形成過程中，在公元前三四千年的初民社會中，情況也一樣。當然，那時的法律，還不是成文法典，只是在形成、定型過程中的神諭、習慣和王（酋長）的命令等。因此，有關法律實施方面人們的法律行為以及相應的設施（審判機構、場所、刑具、器材等），也是法律文明的重要元素，是我們探索法律文明起源的重要對象。在美索不達米亞，考古學家在古代亞述都城尼尼微附近的泰爾•阿爾帕奇耶發(fā)現(xiàn)了一處公元前6000年至前5000年曾經(jīng)興旺過的史前人類村落生活遺址，遺址的人們居住在一種用泥土堆成的圓頂建筑物中，已經(jīng)能夠生產(chǎn)骨質工具，制作陶器，用于調色的調色板。在泰爾•阿爾帕奇耶的這處遺址中還出土了許多沒有頭顱的人類遺骸。雖然通過這些遺骸還無法直接判定其一定是受了死刑的罪犯，因為早期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處罰中也有砍下頭顱再埋葬身軀的現(xiàn)象，但考慮到原始社會末期人類的罪和罰方面所受宗教之深刻影響，將這些遺骸視為早期宗教刑罰的實施結果，也是說得通的。從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獻中，我們還知道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在酋邦向國家過渡的時期，實施法律的場所主要是議會。大多數(shù)亞述研究者相信議會就是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法院”。在巴比倫王國，盡管國王如漢穆拉比或者他的大臣在某時某地會裁決案子，但那一般只是例外，總的來說，直到巴比倫時期結束，民眾大會都保持對涉及個人案件的關注。早期這種大會很有可能進行法律決策，決策范圍甚至包含在城市邊界之外牽涉到謀殺或者搶劫的案子。由于古時候議會和法庭沒有很清晰的界限，并且議會經(jīng)常行使法庭的功能，因此許多議會（民眾大會）開會的場所就是法庭審判的地點?！稘h穆拉比法典》的第5條提到過議會，但是當代文獻顯示開庭地點主要是地方神廟，如沙瑪什神廟等。在古巴比倫時期，出現(xiàn)了幾種不同的法庭形式，但我們現(xiàn)有的信息太少，以致無法將它們清晰地區(qū)別開來。擔任陪審員或者法官的人實質上是選區(qū)成員，部分是因為他們具備智慧及案件審判所需的專業(yè)知識才會入選。在古代埃及，我們對古王國時代法律運作的狀況已經(jīng)有所了解。因為考古發(fā)掘出土了這一時期的一批石碑和草紙，上面記錄的法律銘文文書顯示，當時法律的運作主要由一個司法系統(tǒng)負責。在這一系統(tǒng)中，司法的最高長官是國王法老，他是正義女神瑪阿特的祭司，雖然在事實上他幾乎從來不審理案件；①下面是國王的代表維西爾，他是法庭的首席法官；②下面是一批司法官員，他們也都是瑪阿特的祭司。遇到案件審理，大部分時候是根據(jù)先例來做出判決。從保留下來的司法文書來看，法庭程序比較復雜，懲罰一般來說是嚴厲的。雖然，比之更早的法律實施運作狀況的圖景還沒有考古文獻的印證，但由于古王國時代離埃及建立最早的統(tǒng)一國家“古風時期”（公元前3100年）和酋邦時代（公元前3400―前3100年）尚不太遠，因此，通過對以國王為首的司法體系以及法律運作狀況倒溯，我們還是可以大體了解“古風時期”乃至酋邦時代法律規(guī)范實施的情況。

（五）法律教育法律教育，幾乎與法律的誕生同步形成。通過對傳世文獻和考古資料（遺存）的研究，人類最早的法律教育大約于公元前5000年前后誕生于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我們從烏爾納姆為烏爾城所修建的塔廟遺址中，也可以發(fā)現(xiàn)塔廟除了具備祭祀神靈、幫助人們“上天通地”之神事功能外，還具有管理國家、從事以為神服務的名義進行的商品交易等多種功能。尤其是塔廟還是人類早期的學校，在這里，王室貴族子弟包括具有美好前途的祭司、教士等接受著前輩（主要是書吏）的教育。③在這種教育中，包括了各種技藝和知識，當然也包括了當時的國家行政管理、民商事交易規(guī)則等法律規(guī)范的內容。④從考古出土的眾多法律泥板文件、書信來看，需要很多專業(yè)的技術和知識，如果沒有數(shù)年時間的學習，年輕人是掌握不了這些技術和知識的。⑤因此，雖然沒有法律學校之類的遺址出土，但從當時社會的經(jīng)濟生活和法律生活的需求以及神廟等場所所提供的功能上，可以還原出當時法律教育的情景。①在美索不達米亞，早期人類的教育主體，主要是巫師、祭司等溝通人與神之關系的神職人員，但他們的教育職能往往是兼的。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以及復雜化，尤其是文字的誕生，帶來了認字、識字的需求，通過文字來表達、傳達各種信息，記錄各種生產(chǎn)和生活活動，管理城邦部落的各項事務，傳達首領以及管理者的法令、指示、口諭，以及制作商品交易的合同、文書、信件等，需要懂文字、會寫作的人的數(shù)量越來越多。②這樣，一個專事寫作、記錄、計算、統(tǒng)計等的書吏階層開始出現(xiàn)，以培養(yǎng)書吏為目標的教育也開始起步。此時，僅僅由祭司等神職人員來擔任教師，數(shù)量就跟不上了。而畢業(yè)的學生和已經(jīng)擔任書吏工作的優(yōu)秀人才，就充任了學校教育的主體。而這一場景，已經(jīng)獲得了考古學成果的印證。“考古學家相信他們可能在［蘇美爾時代的］烏爾、尼普爾和西帕爾的廢墟里找到了書吏學校的遺址所在地———私人的房屋里有可以當作教室的房間，并在里面擺上一些長凳———可是在眾多的城市里，學校還可能常常依附于神廟?！雹邸白钤绲膶W校很可能緊挨著神廟，因為神廟是當時智慧與知識最早的公共中心。后來，學校才變得世俗化并逐漸安置在私人建筑之中?！雹苁芙逃?，“學生的年齡范圍很可能處于十歲以下到十幾歲。因為上學必須私人付錢而且十分昂貴，學生很可能都是那些富裕家庭和家勢顯赫的孩子。除了王室的女兒和推薦將來作為女祭司的女孩子以外，學生全部是男性。相應地，美索不達米亞學校的學生主體可能完全是由政府官員的兒子、軍隊長官的兒子、祭司與書吏的兒子，以及富裕商人的兒子組成……因此，美索不達米亞的教育系統(tǒng)在三個方面不同于現(xiàn)代西方的模式：它是私人的而非公眾的，自愿的而非義務性的，而且是具有選擇性的而非普及性的”。⑤學校里有校長，有專家擔任教師，有師兄擔任助教，學費就是他們的收入。已經(jīng)有贈送老師禮物，以求老師關照學生的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在古代埃及，為了酋邦以及后來國家的治理，不僅要把首領的活動、言行和指示等記錄下來，把首領及其貴族集團的生產(chǎn)、生活、財富和重大事件記錄下來，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宗教神靈的顯示（占卜結果）、祭祀儀式和通過宗教活動所表現(xiàn)出來的神和國王的莊嚴與力量等記錄下來、傳播出去，這樣“書寫就成了一種在神廟這一特殊地方覆行的國家職責。所以國家在教育上盡了很大的努力。書吏和學者因為具有執(zhí)行這種神圣職責的能力而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備受尊重”。⑥而古代埃及教育的興起是與其文字的誕生大體同步的。公元前3100年之前的酋邦時代，埃及人已經(jīng)在使用象形文字記錄文書了，這一點已經(jīng)為考古成果所證明。⑦公元前3100年埃及統(tǒng)一、建立國家以后，“也許更早，他們已開始使用一種全面而詳盡的書面語言體系，有其自己的句法、語法和詞匯”。⑧由于埃及的教育，其主要部分內容涉及國家治理和神靈的統(tǒng)治活動，因此，這種早期教育中已包含了法律教育的內容，也是可以推知的。接受教育的人主要是貴族和上流社會的成員，因為祭司、醫(yī)生和法官是社會上的精英，而書吏是成為這些精英的前提，故培養(yǎng)書吏的學校教育，就包括了法律的內容。⑨

（六）法律學術法律學術，是人們對法律規(guī)范進行研究的過程及其成果。在一般意義上，法律的意識和思想可以是人類對法律規(guī)范分散的、碎片化的、不連貫的和不系統(tǒng)的一些認識、看法和評價，而法律的學術，應該是人類對法律規(guī)范的認識和看法已經(jīng)達到比較成熟、系統(tǒng)化、體系化、精密化的階段，是人類進入了對法律規(guī)范的全面研究狀態(tài)。而這樣一種狀態(tài)的出現(xiàn)，是法律文明進步、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成熟階段）時才能達到的。它應當是在成文法典或者法院成文判例出現(xiàn)之后或者在其過程中，與這些法典或判例一起誕生的。但是站在法律文明之誕生的角度來探索法律學術的形成以及它對法律文明的貢獻，我們應當進一步放寬視野，在一個更加寬泛的意義上來搜索、探尋和認識初民社會的法律學術形態(tài)。例如，我們不能以有否法學著作、法學論文的標準，來判斷人類各個文明形態(tài)中的法律學術，而是要從早期人類在立法、司法過程中體現(xiàn)出來的對法律規(guī)范的鉆研活動和遺存中，來發(fā)現(xiàn)體現(xiàn)在其中人類的法律學術以及研究成果，認識到這種鉆研活動不僅是對法律規(guī)范的研究結果，也是初民社會法律規(guī)范得以產(chǎn)生的催化因素之一。換言之，相同水平的物質文化，必有相同發(fā)達水平的精神生活，也必有與其相適應的“法律”（行為）規(guī)范，以及對這種規(guī)范的探索和研究活動。例如，考古學家在蘇美爾早期城市烏魯克及其周邊地區(qū)挖掘出了5800多塊泥板，經(jīng)測定屬于公元前3200年前后的文書泥板。此時應屬于酋邦時代，文字還處在產(chǎn)生過程之中。但從這些泥板上面所刻（包括打洞）的符號、標記、數(shù)字以及分欄、分箱（數(shù)塊泥板集合放在一起）等編排格式，考古學家推測其為人類最早的生產(chǎn)、生活物品以及知識、經(jīng)驗的系統(tǒng)記錄和總結，它顯然是后世百科全書匯編的濫觴。①如果我們進一步將這些泥板視為人類最早的“學術研究”作品，那么，是否也可以推測在此時不排除對習俗和慣例的記錄、比較、匯編這類“法律學術”活動也已經(jīng)開始了，只是我們目前還沒有發(fā)現(xiàn)而已呢？在公元前22世紀的《烏爾納姆法典》和公元前18世紀的《漢穆拉比法典》的序言中，都有比較系統(tǒng)完整的正義理論和立法觀點（神權法、正義論）。這些當然不僅僅是烏爾納姆（后來考古證明《烏爾納姆法典》是他的兒子舒爾吉制定頒布的）和漢穆拉比的思想，而是包括祭司、立法者和法律研究者在內的學術成果和實踐經(jīng)驗的集大成。這些法律成就，也不會是一年、兩年中取得的，而是在兩河流域，從酋邦發(fā)展至國家，風俗習慣成長為法律規(guī)范，法日益成熟之數(shù)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發(fā)展過程中，一點一點積累起來的。在人類的早期，出現(xiàn)這么偉大的法典，雖然以烏爾納姆和漢穆拉比等的名字命名，但背后必然有數(shù)代乃至數(shù)十代偉大的立法者和法律研究者所付出的辛勤勞動，雖然他們的名字沒有流傳下來。這一點從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各書吏學校教育中既抄寫法典條文，又研討司法機關已經(jīng)宣判的真實案例，以及對這些法典條文和法庭判例中包含的法律原理進行辨析等的活動中可以窺見一斑。②（七）法律遺存法律遺存，是指人類到目前為止所發(fā)現(xiàn)的各種出土文獻、器物、遺址（民居、宮殿、神廟、城郭等）以及墓葬中體現(xiàn)法律文明活動與成果的物質，是我們的前人在創(chuàng)建法律文明活動中所遺留下來的物品與印跡，如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出土的反映公元前2095年前后兩河流域立法活動的成果結晶《烏爾納姆法典》；在中國陜西省出土的記錄“大禹治水”事跡的《遂公盨》，上面所鑄的99個文字印證了《尚書序》和《尚書•禹貢》所記載的大禹“隨山浚川”治理洪水之史實的真實性，從而成為珍貴的公共權力運作的法律遺存。在探索法律文明的起源時，法律遺存的價值特別巨大。因為在法律文明起源階段，文字還在形成過程中，傳世文獻幾乎沒有。此時我們想要探尋、了解人類法律文明的形態(tài)以及其誕生，主要依據(jù)后人記錄下來的關于早期社會的傳說以及考古發(fā)現(xiàn)的器物與遺址的互相印證。就目前的考古學成就而言，以下遺存中，對我們挖掘、研究法律文明的起源以及元素意義重大。例如，在現(xiàn)代法律生活中，法院是一個解決糾紛的場所，是一個物質的建筑結構。但是要了解遠古時代人類解決糾紛的狀況即要尋找遠古時期的“法院”，極其困難，在人類的出土遺存中，至今還沒有發(fā)現(xiàn)直接的法院遺址。但是，考慮到在原始社會末期，立法活動往往以神的名義進行，法律的執(zhí)行活動也都是以神的名義由神的人祭司在神廟里進行這一客觀事實，我們就可以通過考古發(fā)現(xiàn)的大量的神廟遺址來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而在美索不達米亞，就出土了眾多神廟遺址以及從這些遺址中發(fā)掘出來的涉及神明裁判之當事人的宣誓、證人的證詞以及法官（大部分是祭司，也有少數(shù)是國王派出的官員）的判決的楔形文字黏土泥板。①考古出土的器物、文書等，也是法律遺存的重要內容。我國著名亞述學學者吳宇虹以及他的高足青年學者李海峰，在對美索不達米亞蘇美爾時期的土地私有制以及其主要表現(xiàn)形式土地買賣活動進行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就是因為他們研究所依據(jù)的是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上半葉在美索不達米亞考古出土的大量楔形文字黏土泥板契約文書。這些由蘇美爾語和阿卡德語寫就的契約文書泥板，清晰而真實地反映了早在古代蘇美爾時期（公元前2800－前2300年）就已經(jīng)存在大量土地買賣活動?？脊艑W家從蘇美爾城邦遺址如舒如帕克、阿達波、尼普爾、拉伽什的吉爾舒城出土了眾多土地買賣文獻。這些文獻經(jīng)過專家數(shù)十年的艱辛釋讀、整理，陸續(xù)得以匯編出版，從而作為一種重要的法律遺存為學界利用，成為我們探討法律文明起源的重要內容。②同樣，在早期蘇美爾一些考古遺址出土的大量圓筒印章，在文字產(chǎn)生前，它們只是刻有一些符號或象形文字，其主要功能就是在買賣、借貸等契約文書上滾動蓋印，以明晰當事人和數(shù)額等事項。③在法律遺存中，監(jiān)獄占有一個重要的地位。作為監(jiān)押犯罪人、改造罪犯的場所，監(jiān)獄是隨著人類刑法的產(chǎn)生而一起出現(xiàn)的。因為是以物質形態(tài)（建筑、房舍、城墻等）為主要形式，監(jiān)獄與法律文明的其他要素相比，更加容易留存后世。因此，在沒有文字的時代，也可能通過監(jiān)獄的遺址來了解法律運作的實況。例如，根據(jù)中國古代文獻得知，在虞舜時代（公元前2300年前后），中國就已經(jīng)創(chuàng)設了關押罪犯的監(jiān)獄。西漢史游《急就篇》說，“皋陶造獄法律存”。④北宋人撰《廣韻》：“獄，皋陶所造。”⑤彭注：“皋陶作獄，其制為圜，象斗，墻曰圜墻，扉曰圜扉，名曰圜土。”可見，皋陶所造之監(jiān)獄，名叫圜土，即后世的土牢。⑥至夏代，這種土牢的形式和名稱都沒有改變。虞舜以及夏時代作為監(jiān)獄的圜土，已經(jīng)得到出土文物的印證。在商代甲骨文中，關于圜土的卜辭很多，圜寫成圉，是關押犯人的地方。齊文心在《殷代的奴隸監(jiān)獄和奴隸暴動》一文中，考釋出商代晚期東對、戈、旁方等9處有據(jù)可查的監(jiān)獄。雖然甲骨文反映的這些監(jiān)獄的情況是商代的事情，但在它之前數(shù)百年的夏，以及更早些年的虞舜時代監(jiān)獄，與其差異應該也不會太大。甲骨文記載的中國遠古時期的監(jiān)獄，還得到了出土挖掘文物的印證。如甲骨文卜辭中有多處記錄有爻獄（爻地之監(jiān)獄），如仆奴會從監(jiān)獄中逃跑嗎？從爻獄中逃跑了多少仆奴？等等。據(jù)考古專家考證，爻這一地名，可能在今山東省滕縣境內。而1958年，考古學家從滕縣發(fā)掘出來過帶有“爻”字徽銘的銅器。⑦雖然甲骨文記載以及徽銘銅器是商代的事實和文物，但其反映的監(jiān)獄設施及犯人的情況，應該會更加古遠一些。在埃及，從公元前4000年至前3100年美尼斯統(tǒng)一埃及，是一個部落酋邦時代。從考古出土的遺存中我們雖然沒有發(fā)現(xiàn)法典石碑、法院和監(jiān)獄等直接證明法律文明的器物，但是該時期出土的考古遺存也間接反映了這一時代法律規(guī)范的存在。例如，墓葬中粗糙的席子、籃子的編織枝條、動物皮制作的包裹以及各種不同類型的陶器、石甕、象牙小雕塑、護身符、石制調色板等，其中有許多器物的原料和制作風格，都不是本地的產(chǎn)物，而是通過貿易交換或者外交、征服和殖民等手段獲得的。而不管是貿易交換（這是主要的手段），還是外交、征服和殖民，都表明當時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法律規(guī)范：貿易規(guī)范或者外交、戰(zhàn)爭和殖民規(guī)范，當然可能還沒有成文，只是一些習俗和慣例。由此我們進一步推論，為了使這些法律規(guī)范得到執(zhí)行，一定有執(zhí)法官員（酋邦首領或隨從，史前時期的“法官”），有執(zhí)法場所（法院），有懲罰不守規(guī)范者的措施、程序和地方（刑罰和監(jiān)獄）。這些推論，在該時代末期大約公元前3400年的墓葬出土器物中也得到了印證，因為此前氏族成員墳墓的墓葬以及陪葬品差別并不明顯。而到了此時，氏族貴族、首領的墓葬與普通氏族成員的差異就變得非常大。①顯示了貴族、首領生前地位和權勢的顯赫，表明其已經(jīng)擁有了使上述習俗、慣例得以執(zhí)行的實力，他們所擁有的立法、執(zhí)法和司法的資源，應該就是后來進入國家時代以后的政權機關。

三、結語

以上，我們對法律文明的內涵作了梳理、辨析，對法律文明誕生過程中的7大構成元素進行了解讀、闡述。我們認為：法律文明內涵中諸項元素是彼此互相依存、緊密相聯(lián)的。法律意識和法律思想，是人類法律文明的思想源泉和理論指導；法典、判例以及法律規(guī)范、法律制度，是法律文明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和具體內容；法律實施以及其具體設施，是法律文明的運行系統(tǒng)，是法律文明物化的基礎和條件；法律教育和法律學術，是法律文明萌芽、產(chǎn)生和成長以及其代代傳承的基礎和保障，也是法律文明進步的階梯；而法律遺存，則向我們透露了法律文明所經(jīng)歷的輝煌歷史和曲折道路，向人們敘述著一代代法律人精彩的歷史故事。如同文明有程度上的差異，如早期文明、晚期文明等一樣，法律文明也有古代法律文明、現(xiàn)代法律文明等發(fā)展程度上的差異；文明有地域的差異，如歐洲文明、亞洲文明等，法律文明也有歐洲法律文明、亞洲法律文明與中國法律文明等的不同；文明有形態(tài)上的不同，如它既是動態(tài)的，是一種過程，也是靜態(tài)的，是一種人類活動、人類創(chuàng)造的成果，如我們常常會把刻有《漢穆拉比法典》文字的石柱說成是古代巴比倫文明的代表，把金字塔視為古埃及文明的象征等，法律文明也不僅僅是靜止的，它自誕生以后，就始終處在成長、發(fā)展和演化之中。當我們的祖先蚩尤發(fā)明了“五刑”，即墨（在臉上刺字）、劓（割鼻子）、刖（砍足趾）、宮（破壞生殖器）和大辟（死刑），用其來處理戰(zhàn)爭的后續(xù)事項，解決部族、利益集團的紛爭，懲處危害統(tǒng)治者的“罪人”、維持社會的基本秩序時，“五刑”就是中國脫離野蠻、步入文明社會的標志之一。但依照現(xiàn)代法律文明的標準，上述“五刑”則又是落后的、野蠻的，也是不人道的。然而，不管上述差異如何，法律文明的總體進步趨勢都是不可阻擋的，其凝練的法律文明的核心要素也是相通的，具有普遍的價值。這就是：第一，法律是公意的體現(xiàn)，是以人民為主體的民主立法的結果；第二，法律的目的是為人民謀幸福，她追求的是絕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第三，法律至尊至上（良法之治）；第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事權利主體平等）；第五，人生而自由，而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許的事情，公民的言論自由受憲法和法律保障；第六，權力必須分立，互相制約，其行使必須在法律的框架之內；第七，契約自由與契約神圣，它是建構誠信社會的基礎；第八，罪刑法定，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處罰；第九，受到司法獨立保障的司法公正；第十，無罪推定，公民基本人權必須得到保障。這些價值既是人類法律文明數(shù)千年來進步、發(fā)展所取得的成果，是現(xiàn)代法律文明得以屹立于世界的標志，也是法律文明對人類整體文明的貢獻。正是現(xiàn)代法律文明具有如上的價值，她才成為全人類努力追求的理想與目標。雖然在某個階段某個時期，由于某些原因，法律文明的這些價值會遭到破壞，法律文明的進程會出現(xiàn)挫折甚至倒退，但人類法律文明的整體進步不會受影響，她會遵循自己的發(fā)展規(guī)律向前運行，這是人類五千年文明史所證明的事實，也是人類法律文明今后發(fā)展的趨勢。

作者：何勤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