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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中國裁判文書網2016年度收錄的517份學生傷害事故案件的民事判決文書進行案例實證研究，分析其地域、學段、時空、類型、審級等特點，研究發現：司法訴訟中，學生傷害事故絕大多數是教育機構責任糾紛案件，學校與學生的法律關系是教育管理關系，學校在學生傷害事故過錯認定中適用“中等”客觀標準，學校擔責數量多，比例比其他責任主體高，學校需履行維護學校公共安全、預見注意等職責，甘冒風險可以成為體育傷害案件中的有效抗辯，法律適用主要援引《侵權責任法》等法律法規，但也存在一些爭議和錯誤。應從立法、司法、選聘法律顧問、家校社會聯合等方面加強學校安全管理，維護學生的身心健康。

關鍵詞：學生傷害事故；民事判決文書；司法訴訟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深入推進，社會結構的不斷變動，公民權利意識逐漸覺醒，學生傷害事故所引發的侵權責任糾紛呈現出多樣化、復雜化的特點。尤其是2017年11月發生的北京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引起了公眾的極大關注，迅速成為了社會輿論焦點。與此同時，學生傷害事故是近年來學校法律治理領域熱點主題之一，［1］已有研究主要從法理角度對學生傷害事故及其責任認定等方面進行分析，［2］［3］［4］一些研究者也開始關注研究體育、課余時間等類型學生傷害事故的司法判例，［5］［6］但從總體上看，法理研究和個案分析仍然是該領域研究的主要模式，對日益增加的學生傷害事故案件司法訴訟缺乏涉及較大樣本的實證研究，對其司法訴訟特點研究不足。本文擬對中國裁判文書網2016年收錄的學生傷害事故案件裁判文書進行實證研究，展現當下我國學生傷害案件司法實踐的基本狀況，以期推進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工作。

二、研究方法與樣本來源

本文采用實證研究和案例分析方法，以學生傷害事故案件為研究對象，通過采集、分析涉及學生傷害事故案件的司法裁判文書進行研究。司法裁判文書是案件最重要、最嚴肅的法律材料，也是司法活動結果的最終呈現，以學生傷害事故案件的司法裁判文書為研究樣本，有利于在教育法律實踐中揭示司法裁判過程中蘊含的法理問題。本研究中學生傷害事故案件的司法裁判文書來源于中國裁判文書網。中國裁判文書網是依據2014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正式設立的，用于統一公布各級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書的專門網站。作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書公開平臺，上線以來累計公開裁判文書超過3311萬篇，總訪問量突破100億次。［7］以中國裁判文書網為平臺，運用高級檢索功能，于2017年11月10日以下列條件進行檢索：（1）全文檢索＝“學生”“傷害事故”（2）案件類型＝“民事案件”（3）文書類型＝“判決書”（4）裁判日期＝“2016”，得到判決文書588份，對588份裁判文書進行如下處理：一是篩選出公立學校學生傷害事故，剔除在托管班、興趣班等社會培訓機構中發生的事故案例；二是整合同一案件的一審、二審判決書，有二審的以二審判決書為最后裁判結果；三是剔除關鍵信息不明的判決書。據此，得到有效民事判決書517份，一一對應517起學生傷害事故案例。

三、對學生傷害事故案件基本特點的分析

（一）地域特點：各地學生傷害事故案件比較普遍，中西部和東部地區整體差異性不大，留守兒童多的省份事故案件較多517個事故案件分布于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見圖1），各地學生傷害事故比較普遍。河南等中西部地區省份發生事故276起，江蘇、廣東等東部地區省份發生241起，中西部和東部地區整體差距不大。其中，河南、山東、湖南等中西部勞務輸出大省案件數量相對較多，可能與這些地區農村留守兒童多，監護不力、教育不足、親情缺失、安全保護不夠等存在密切關系。

（二）學段特點：傷害事故多發于小學、初中階段，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行為能力學生是易受害人群517起事故案件涉及學生就讀學段覆蓋學前教育、義務教育、中職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各級各類（表1）。其中，小學和初中傷害事故案件分別為261起和169起，占總數的83．17％。根據受害學生的民事行為能力①進行劃分，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學生為受害人的達499起，占總數的96．52％，表明學生傷害事故大多集中于小學和初中階段，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行為能力學生是易受害群體。這主要因為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學生身心發育不完全，自我保護和自控能力差，安全意識和防范能力弱，更容易受到傷害。值得注意的是，幼兒受傷害比例相對較低，這與我國幼教階段實施“兩教一保”政策，教師對幼兒保護比較到位密切相關。

（三）時空特點：大多數傷害事故發生在校園內，課余、體育活動時間是事故高發時間段517起學生傷害事故案件中，發生在校內的為475起，占總數的91．88％（見表2），可見，校內作為學校實施教育教學活動和學生學習、生活的主要場域，環境相對封閉、人員密度高、接觸密切，容易發生事故。在475起校內傷害事故中，大多數發生在課余時間（包括課前、課間休息）的為301起，占63．37％。在經過緊張高效的課堂學習后，學生活潑好動的天性在課余顯露無遺，發生事故的幾率大大增加；發生在體育課（含體育活動、體育訓練比賽）的120起，占25．26％。體育課要求學生能夠承受一定的生理和心理負荷，競技體育更是具有較強的對抗性和危險性，因此相對于其他課程也更容易發生事故。

（四）類型特點：傷害事故成因多樣，追逐嬉鬧、意外傷害等事故數量較多我國目前尚無對學生傷害事故類型的官方分類。根據《侵權責任法》等法律法規和學校教育、管理行為的特點，可分為學生追逐嬉鬧、意外傷害、體育運動、設施安全等12種類型①（見表4）。其中，學生追逐嬉鬧事故182起，占35．2％，學生在課余時間追逐奔跑、嬉鬧玩耍的現象非常普遍，常常因為奔跑速度過快、嬉鬧動作幅度過大而傷害他人；學生意外傷害事故146起，占28．24％，未成年學生缺乏足夠的社會經驗閱歷和自我保護能力，個別還喜歡搞整人惡作劇，因不能正確預見行為后果而導致過失傷害事故；體育運動事故50起，占9．67％，體育運動訓練比賽在鍛煉學生身體機能的同時，容易因為學生肢體協調性差、運動水平不高、自我保護能力弱而造成傷害。

（五）審級特點：多數傷害事故案情復雜，爭議較大，一審簡易程序適用率較低，一審后上訴率較高我國實行兩審終審制。517起學生傷害事故案件經一審審結的342起，占66．15％，經上訴到二審后審結的175起，占33．85％，上訴率較高。在342起一審案件中，適用簡易程序審結的125起，占36．54％，簡易程序適用率較低（見表5）。這表明學生傷害事故案情比較復雜，牽涉受害學生、致害人、學校，以及社會第三方等多方利益糾葛，取證難和法院認證難的問題比較突出，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爭議較大，法院在一審時難以適用簡易程序快速審結，即使一審作出判決后，當事人也常常不滿意判決結果而提起二審，上訴率比較高。

（六）兩造特點：學校涉案數量多，經常作為被告，庭審中對未成年學生的保護還比較欠缺兩造即一審原被告雙方當事人，他們與案件裁判結果有著直接、切身的利害關系。相對于二審上訴案件中當事人的多樣化，一審判決書的原告固定為受害學生，被告以學校為主，間或涉及保險公司和其他致害人。在342起一審案件中，僅有4起未起訴學校，其余的338起中學校作為被告（含共同被告）或第三人（見表6）。這表明長久以來“學生在校期間一旦發生傷害事故，學校難辭其咎”的觀念仍很牢固。同時，我國自2006年起逐步設置未成年人案件審判機構來專門審理未成年人案件。但在涉及未成年學生的499起一、二審案件中，僅有27起（約占5．41％）由少年法庭審結，表明目前對未成年學生的司法保護還沒有引起充分重視，其合法權益保護尚未落實到位。

四、學生傷害事故案件的訴訟焦點

一般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包括加害行為、損害事實的存在、加害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四個方面。在517起學生傷害事故案件中，盡管學生傷害事故案情各異，但庭審中雙方當事人常常圍繞著上述四個方面展開激烈訴辯，形成了以下訴訟焦點和特征。

（一）學生傷害事故絕大多數是教育機構責任糾紛案件根據2010年新修訂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教育機構責任糾紛案件是指在學校實施的教育教學活動或者學校組織的校外活動中，以及在學校負有管理責任的校舍、場地、其他教育教學設施、生活設施內，造成學生人身損害后果應承擔責任的案件。學校承擔侵權責任的范圍是需在其能夠行使教育、管理職責的時間和空間范圍，一般以學校管轄范圍和學生從進入校門起至走出校門時為限，而學生在校園以外以及非上學時間發生的傷害事故，因超出學校能夠行使教育、管理職責的時空范圍，學校不承擔侵權責任。在517起案件中，除5起當事人未起訴學校外，其他512起均為教育機構責任糾紛案件，而其中的10起因法院認定侵權行為未發生在學校負有教育管理職責的時空范圍而被直接判定無責任。在法院審理中，以下幾種情形常成為訴辯焦點：焦點1，課間休息不同于課堂，沒有教師上課，課間是否屬于學校承擔侵權責任的時間范圍？在（2016）魯1311民初3136號［8］、（2016）津0225民初7726號［9］等案件中，校方以學生是在課間休息時間受到傷害為由提出抗辯，主張校方無責任并不被法院所采信。法院認為，校方對學生在課間自行開展的部分活動可能存在的安全隱患具備完全的預見能力，應采取課間巡視等措施及時發現、糾正、消除事故苗頭。因此，學生在校時間應包括學生的課堂管理和課間管理，并不因為課間無教師上課而免除學校的監管責任。焦點2，校外發生的學生傷害事故，是否屬于學校承擔侵權責任的時空范圍？相對于校內和上學時間有當然的監管責任，學校對校外和非上學時間是否也需履行監管責任，不能一概而論之。法院常常以是否為學校組織的教學教育活動，進而判定學校是否對學生有教育、管理的義務。如學校組織開展的戶外春秋游、拓展訓練、參加校外大型集會、社會勞動實踐等活動，學校就負有監管責任，此外，學校監管責任不僅覆蓋于活動本身，還應及于學生往返學校到舉辦地的時空范圍。焦點3，學生頂崗實習事故是否屬于教育機構責任糾紛？法院一般認為，中職、高職學生的實習階段也是教育教學的一種形式，是教學內容的延伸與擴展，是對學生進行培養與鍛煉的一種方式，只是地點由學校的教學場所轉換為實習單位的”工作場所”，即使領取了適當的勞動報酬，也并未因此與學生形成《勞動法》意義上的用工關系，學生身份本質上沒有改變，因而并不能因此免除學校對學生進行管理、教育和保護的權利與義務。

（二）學校與學生之間是教育管理法律關系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是界定學校法律地位、明晰學校與學生權利義務關系、確立學校行使教育管理權的法理基礎，是司法審判的前提。學術界對此問題爭議由來已久，形成了多種學說，其中監護關系轉移說和教育管理保護關系說影響力較大。監護關系轉移說［10］認為，未成年學生被其父母送到教育機構學習，監護職責由未成年學生父母全部或部分轉移至教育機構，因為未成年學生在教育機構期間，其家長無法完整行使監護職責。這是早期的一種法理學觀點，也是民間的普遍觀點。教育管理保護學說認為，［2］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教育與被教育、管理與被管理的法律關系是來源于我國《教育法》《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的明文規定，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法律關系，受公法調整。庭審中，當事人常常引用這兩種學說進行訴辯。被告常常提出未成年學生到校后監護責任轉移給學校的辯解，以此規避自己的監管責任。法院認為，學校對學生在校期間承擔的是一種特殊的、法定的責任，是學校在依法實施教育教學活動過程中產生的、以教育和管理為基本內容的一種職責，而監護關系必須以明確的人身關系或者親屬關系為前提，是一種親權，不因學校接收對學生的教育、管理而喪失，學生與學校之間不是監護關系，學校不承擔監護責任。實踐中，512起教育機構責任糾紛案件有511起將其法律關系認定為教育管理關系，僅（2016）湘1121民初18號案件例外。在該案件中，法院在認定被告作為致害人的法定監護人對致害人不良行為產生法律后果承擔責任的情況下，又“鑒于被告系在校學生，其部分監護責任在學校”，而判定學校承擔責任。在《侵權責任法》已經頒布實施了十幾年后的今天，該法院依然認定學校與學生之間存在監護關系，明顯違背法律規定。

（三）學校過錯認定適用“中等”客觀標準，學校擔責數量多，且擔責比例比其他責任主體高過錯是侵權法的核心問題，是行為人在法律上應負責任的重要根據。過錯責任是侵權法的基本歸責原則。學術界歷來有過錯認定主觀標準和客觀標準學說的爭論，二者也有各自的特點和過錯認定步驟［11］（見表7）。有學者認為，主觀認定標準通過判定學校主觀心理狀態來確定其有無過錯，這不僅會使受害人面臨舉證困境，無法實現對其合法權益的有效救濟，而且從長遠來看，也不利于教育事業的進步發展和學生合法權益的有效維護。［12］客觀認定標準以考量學校的客觀行為是否適當為標準，進而判定其是否存在過錯，這就克服了認定時片面強調心理狀態而忽視客觀行為的弊端，不僅解決了學校對損害發生是否預見的問題，還解決了其做出一定的意志努力能否預見的問題，有利于更加及時、簡便、科學、準確地確定學校是否存在過錯。在512起教育機構責任糾紛案件中，除10起因法院認定侵權行為未發生在學校負有教育管理職責的時空范圍內和1起未發生損害結果，而不對學校是否存在過錯進行認定外，其余的501起案件均適用客觀認定標準，無一起案件單純適用主觀認定標準。采用客觀標準說確定學校過錯，必須以確立一個合理的客觀行為標準為前提。不論是大陸法系的“良家父”標準還是英美法系的“合理人”標準，其實質都是一個合理的、謹慎的人在行為時的行為標準，基本上都是“中等標準”。也就是說，學校的教育管理職責必須滿足社會大眾對學校所抱有的普遍的期望程度才可以被免于認定為存在過錯。法院常常根據受害學生的民事行為能力來確定學校對其教育管理的標準：對于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和無民事行為能力的學生，分別擔負“中等標準”、“中等偏上標準”以及“高標準”的教育管理職責。［12］在501起案件中，法院判定學校擔責的436起，占87．03％，擔責數量多（見表8）。在436起學校擔責案件中，擔責比例在60％及以上的204起，占46．79％，其中負全責的70起，占16．06％，高于其他責任主體的擔責比例（見表9）。此外，學校在受害學生為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案件中擔責數量和比例均大大高于完全行為能力人的案件，這表明了法院認為學校須對未成年人履行更加嚴格的教育管理職責，適用更加嚴苛的過錯認定標準。

（四）學校對學生需履行維護學校公共安全、教育培訓、預見注意、通知救助等具體職責如果說學校對不同民事行為能力學生保護適用不同標準是對其職責進行縱向劃分的話，那么學校對學生教育管理具體包括哪些職責，就是從橫向上進行概括。二者出發點都是通過讓學校充分履行安全保障義務，最大限度地維護學生合法權益。審判實踐表明，盡管不同級別的學校適用的過錯認定標準不一，但其有著共同的、確定的教育管理職責。1．維護學校公共安全的職責。提供符合國家標準的教學設施、設備、物品，定期進行維護保養，確保其處于良好狀態。按照有關規定足額配備具備相應資質的安全保衛、衛生保健、校車駕駛、食堂服務、設施設備維護等特殊崗位人員，建立健全安保、消防、食品衛生、校車、實驗室等安全管理制度和應急處置預案。2．教育培訓的職責。根據教學大綱要求，開展文化課傳授、安全意識教育和法制知識教育，定期組織地震、火災等突發事件應急疏散逃生演練和自救互教技能培訓，提高學生自我保護能力。開展體育運動訓練、校外集體活動等風險性教育教學活動時，還要在可預見范圍內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確保學生身心健康。3．管理的職責。根據教育教學規律和學生身心特點，規范課堂管理，維護課堂秩序，尤其是加強對未成年學生在課間、體育課的巡視監管，準確掌握學生個人基本情況和日常行為表現，及時發現并幫助疏導其不良情緒。禁止對學生體罰、變相體罰和其他傷害行為。4．預見注意的職責。根據日常生活和學校教育教學特點及經驗預見隱患、苗頭，并做出提醒和防范。如雨雪霧天校園地面濕滑容易摔傷、夏天高溫易引起疲勞和中暑、冬天低溫易導致肌肉僵硬等。重點注意和關照已知的有特異體質或特定疾病、不宜參加某些教育教學活動的學生。5．告誡、發現、制止危險行為的職責。針對未成年學生活潑好動、自控能力差、自我保護能力弱的特點，學校應經常告誡學生規范言行舉止，發現并制止其危險行為，尤其是對已出現的苗頭隱患，學校要高度重視，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引導學生進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游戲活動。6．通知、救助的職責。定期將學生在校表現情況通告監護人，對于學生非正常缺席、擅自離校等信息，及時通知監護人，對于突患疾病、受到傷害的，還要根據校醫的診療結果送醫院救治，避免加重損害后果。幼兒和低年級學生上放學要實行直接交接制度，放學時間調整的，應事先通知監護人，避免學生脫離監管而受到傷害。

（五）甘冒風險可以成為體育傷害案件中的有效抗辯甘冒風險也被稱為風險自負或自愿承擔風險，指的是原告在明知危險存在的情況下，主動同意自行承擔被告行為可能產生的后果，從而達到免除被告過失侵權責任的效果。［13］甘冒風險包括明示和默示兩種方式，主要區別在于是否以書面合同等明確表示的方式告知風險。《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12條規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學生傷害事故，學校已履行了相應職責，行為并無不當的，無法律責任：（五）在對抗性或者具有風險性的體育競賽活動中發生意外傷害的”。法院認為，籃球、足球、棒球等競技體育運動具有對抗性和人身危險性，身體接觸、爭搶、碰撞難以避免，參與者既是危險的制造者，也是危險的承擔者，對此類活動一般遵循“風險自擔”原則，即只要在正常范圍之內，一般不認定存在侵權行為。這個“正常范圍”認定要綜合是否熟悉并充分了解體育運動固有風險，是否存在故意傷害對方身體、嚴重犯規行為來判斷。在50起學生體育傷害案件中，法院采納甘冒風險抗辯理由而判定學校無責任或減輕責任的26起，占52％。法院一般認為，適用甘冒風險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1．充分、全面地了解所參與運動所蘊含的潛在固有風險以及可能造成的現實損害，是適用甘冒風險的前提條件。參加體育運動就意味著默示甘冒風險的啟動，但由于幼兒和低年級學生行為規范性和自我保護意識較差，即使其認為自己熟悉并充分了解運動風險，具備承擔風險的能力，但法院仍然認為不能免除學校沒有盡到與學生年齡、成熟度等相關的合理照顧的責任，因為“只有當學校員工滿足自冒風險條件下的看護職責要求時，風險自負才是有效的抗辯”［14］。2．存在故意傷害對方身體、嚴重犯規的行為是適用甘冒風險的阻卻事由。故意傷害和嚴重犯規都是指預見到損害結果的發生，行為人仍然對這種損害結果的發生采取希望或是放任的態度。（2016）滬01民終6083號案件［15］中，法院認為，當事人在參與足球運動過程中相互之間的合理沖撞在所難免，但被告飛奔鏟球造成原告的右側脛腓骨遠端粉碎性骨折并構成十級傷殘的行為，顯然已超出了合理沖撞的范圍，故阻卻甘冒風險適用。

（六）法院主要援引《侵權責任法》等法律法規進行判決，但法律適用中仍存在爭議和錯誤法院在審理教育機構責任糾紛案件中，主要援引《侵權責任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人身損害賠償解釋》）《民法通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精神損害賠償解釋》）《未成年保護法》《教育法》等法律法規進行判決。其中，《侵權責任法》被援引占比91．62％，《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占比61．26％，《民法通則》占比26．18％，《精神損害賠償解釋》占比17．28％，《未成年保護法》占比3．66％。具體法律條文中被援引較多的是《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7條，該條規定了學校對未成年人受害應當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賠償責任，而《侵權責任法》第38、39條更進一步地依據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規定學校分別承擔過錯推定責任和一般的過錯責任。這種劃分簡單明了，有利于責任認定，因而被法院廣泛援引。存在爭議的是對該法中第40條關于“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以外的人員”即“第三人”的理解。有的法院認為，“第三人”是包括在校學習的學生之內的其他人員，僅將學校教職員工排除在外，從而得出在校未成年人致傷其他未成年學生時，學校應承擔補充賠償責任。也有的法院認為此處的“第三人”，應當是除學校教職員工和與受害人同在學校學習、生活的其他未成年人之外的人員，在校未成年人致傷其他未成年學生時，學校應當與致害者的監護人承擔按份責任。此外，《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作為我國第一部專門處理學生傷害事故的行政規章，對處理學生傷害事故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但由于其是部門規章，法律效力低，在審判實務中只具備參照效力，不能作為裁判依據。審判實踐中，88起案件引用《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進行了釋法說理，但也有22起案件直接適用《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作出了判決，這明顯違反法律規定。

五、思考與建議

（一）加快校園安全立法工作，為妥善處置學生傷害事故提供明確的法律法規指引美國、日本等國家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制定了《校園安全法》，而目前我國尚無專門的學校安全法律法規，《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因為法律效力太低，不能真正使司法實踐“有法可依”。因此，我國應盡快制定《校園安全法》，明確規定各級教育行政部門保障校園安全的具體職責，學校在校園管理中的職權和安全職責及其法律責任追究制度，合理劃分學校、家長及社會的責任以及校園常態管理制度和應急管理制度。［16］同時，針對司法審判中已經出現的爭議條款如《侵權責任法》的第40條，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相關立法解釋，進一步明確其適用條件。

（二）加強對學生傷害事故案件的審判指導，實現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統一建議最高法出臺涉及學生傷害事故案件的指導性案例，加強對該類案件的審判指導。盡管判例不是我國法律的正式法律淵源，也沒有創設新的法律規范和普遍性約束力，但判例可以彌補制定法的局限性，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避免出現類案裁判尺度不一的現象，以責任明晰的判決，為學校、學生及其監護人各盡其責確定行為標準。

（三）推動各級各類學校對法律顧問聘用工作，促進學校治理法治化、科學化2012年11月教育部頒布的《全面推進依法治校實施綱要》明確提出“完善依法治校工作機制”，并要求“有條件的學校，可以聘請專業機構或者人員作為法律顧問，協助學校處理法律事務”。法律顧問能夠直接參與學校重大決策的論證與合法性審查，協助學校開展法治教育宣傳、法律知識普及活動，在校園傷害事故、師生權益保護等重大法律糾紛處理方面提供法律服務。

（四）有效整合學校、家庭、社會三方力量，構建“三位一體”的學生安全工作網絡盡管學生傷害事故大多發生于校內，但責任絕不僅僅只在于學校。學生的安全不能僅僅靠學校來管理就萬無一失，而是要構建起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學生安全工作網絡。家長不僅要經常性地對孩子進行安全教育，教授孩子掌握自救基本技能，還要以身作則遵守安全管理制度，潛移默化地增強孩子安全意識。如公安機關應加強對校園周邊治安綜合治理，認真做好涉校涉生的矛盾糾紛排查化解，維護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食品衛生監督部門應及時取締校園周邊無證攤販，維護學生的身心健康。

（五）加快推廣校方責任保險并提高保額，健全學校風險防范和風險轉移保險機制由于我國公立中小學校法人主體地位和財政供養方式的特殊性，在法院判定學校有過錯時，學校往往難以承擔賠償責任，致使受害學生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救濟。學校責任保險作為代替學校承擔對學生傷害事故的經濟賠償責任的商業化風險分擔機制，對減輕學校賠償壓力、維持學校正常秩序、緩解家長后顧之憂、促進學生健康成長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建議進一步對學校責任保險進行推廣并提高其保額，發揮其幫助防范和轉移學校風險的作用。

作者：梁成；韓小雨 單位：海南省教育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