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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協同概念從物理學領域走進政治生活，已為協同學之父赫爾曼•哈肯在創立此門科學之初所料及。在撰寫《協同學》這部開山之作時，哈肯就極力從政治生活中尋找論據，將人類社會政治現象置于協同學視野下進行審視。這位物理學大師如此“親近”政治，是因為他確信世界“無論是原子、分子、細胞，或是動物、人類，都是由集體行為，一方面通過競爭，另一方面通過協作而間接地決定著自身的命運”。［1］當今中國政治實踐中協同概念的廣泛運用，也印證了哈肯的預測。繼“社會協同”、“協同創新”等表述后，中共中央又提出“更加注重改革的協同性”，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強調協同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等。政治生活中“協同熱”的涌現，彰顯出協同學在政治領域廣闊的應用前景。與政治實踐中協同概念的頻繁使用相比，理論界對協同概念的系統詮釋，卻略顯遲滯。到底何為協同?目前還難以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與“協同”對應的英文表述，有“Collaboration”、“Synergy”、“Joined－up”、“Joint－up”等，其亂象可見一斑。由于協同概念不明，所以“協同政府”、“協同治理”這類概念也就難以科學界定。難怪英國公共管理學教授鮑利特驚呼:“協同政府只是一個時髦術語，而不是一個準確的科學或技術概念”，因為“在英國的早期文獻中，對協同的明確定義鳳毛麟角”。［2］要打破此種理論窘境，厘清協同概念就顯得尤為緊迫。下文擬以政治系統理論為基礎，借用哲學家透視人類行為的“技術—制度—文化”三維認知模式，將政治生活中的協同現象，置于一個由技術、制度和文化架構的“三維空間”加以審視，以此完成對協同概念的政治學知識建構，并為增強國家治理的協同性提供一個新視角。

二、技術維度下的協同概念

政治系統論的奠基者伊斯頓認為，作為社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政治系統由一系列與決策相關的“政治互動”構成。為了描述這些互動的展開過程，伊斯頓引入了環境、壓力等基本變量，構建了政治系統的動力反應模式。他認為，一個政治系統要增強自身存續能力，“必須能夠采取一些措施”，掌握一些“典型方式”，“借以對付各種壓力狀況、保護自身免遭厄運”。［3］在技術哲學話語中，這些措施和方式屬于“社會技術”。［4］協同就是政治系統掌握的用于緩解壓力和增強自身存續能力，以實現系統各部分嚙合共生和卯榫相連的“社會技術”。

(一)協同的實現機制作為政治系統的生存之道，協同有其自身的實現機制:首先，共同目標是協同形成的前提。參與協同各方由共同目標凝聚在一起，這些目標通常表現為一種集體利益。在揭示政治生活中“集體行動的邏輯”時，奧爾森將這種集體利益一分為二:相容性集體利益和排他性集體利益。前者會造成利益主體行為的正和博弈，后者則會產生零和博弈。［5］造成協同行為和過程的集體利益是相容性的。其次，交互作用是協同的表現形式。在分析政治輿論的形成時，哈肯詳細描述了協同的這種表現形式。一種政治見解占據主導地位，是因為人具有可影響性。個體A的見解影響B，B又將這一見解傳遞給C和D。B、C、D在這一問題上形成的“共識”，又反過來堅定了A的信念，從而使個體之間的交互影響產生了“擴大效應”，協同由此得以展現。這就是哈肯所說的“在協同學意義上，占主導地位的輿論與個人意見互為條件并相互穩定”。［6］最后，整體增強是協同的宏觀結果。這種整體增強的結果又稱為“協同效應”，即“1+1＞2”，既可能是量變，但更令人振奮的是其質變性。在政治生活中，由協同造成整體增強結果的例子隨處可見。如西方國家競選中由政黨聯盟共同執政組成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和建設中的統一戰線等等。

(二)協同的技術特征將協同與協調、合作等相近概念進行辨析，可以準確把握協同的技術特征。一方面，協同以協調、合作為基礎。哈肯將協同學徑直稱為“協調合作之學”［7］，便已蘊含了將“協同”解釋為協調、合作之意。政治生活中的協調和合作，自政治誕生以來便如影隨形。在《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在追溯政治及人類諸問題的端緒時，講述了“雌雄(男女)不能單獨延續其種類”，必須相互協調配合，才能“使自己遺留形性相肖的后嗣”之道理。［8］現代政治學上的結構功能學派，也特別關注政治系統運行中的協調配合。該學派的創始人之一阿爾蒙德曾專門描繪了政治系統中協調、合作的三個層次:(1)體系層次。他將政治系統比喻為公路上行駛的汽車，認為加油、修理以及調換，是確保汽車各部件協調配合有效行駛的必要方式和手段。(2)過程層次。對政治系統中利益表達、政策實施等過程，他強調必須前后銜接，連貫如一。(3)政策層次。他認為要關注政治系統的輸出、反饋與“環境原先的狀態”和“環境中同時正在發生的其他事件”之間的“相互作用”。最后，阿爾蒙德還強調，作為一個整體，三個層次“必須同時進行緊密配合”，“如果這種同步配合關系遭到破壞”，系統“就會出現緊張狀態”。［9］這些論述點明了政治系統中協調、合作的基本方面和環節。另一方面，協同又不止于協調、合作。與以科層制和權威為基礎的協調、合作相比，協同以網絡和伙伴關系為基礎，具有如下特性:一是強烈的自組織性。所謂“自組織”，就是指系統的行為和“相變”過程，“都不是外界強加給系統的”。哈肯將工人集體按經理的“外部指令”行事稱之為“組織”，而“自組織”則是指不存在“外部指令”情況下，“工人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種規則，各盡其責而協調地工作”的過程。用數學語言來表述，改變控制參量、改變組分數和瞬變三種途徑可以引發“自組織”。［10］政治系統中許多具有歷史意義的行為和過程，往往都不是“外部指令”的結果。如辛亥武昌首義，并非源于孫中山及革命黨高層直接的“外部指令”。起義當日，孫中山在美國為革命籌款，但如箭在弦的革命形勢，使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影響的文學社、共進會等革命力量，通過“自組織”實行聯合，最終點燃了終結“王朝政治”的熊熊烈火。協調和合作則不具備這樣的“自組織”能力。二是廣泛的參與性。一些學者以公共行政系統為例，從多視角將協同的參與程度與協調和合作區別開來。在成員關系上，合作所需伙伴關系水平最低，協調中伙伴關系基于權威生成，而協同所需伙伴關系則是由廣泛參與得來。在資源配置上，合作僅限于信息交換，沒有系統整合，參與度低;協調可能發生系統整合，需要交換物質和非物質資源實現個體目標，其參與度相對較高，但比匯集物質和非物質資源支持集體目標實現的協同要低。就信息交流共享而言，合作以非正式渠道共享一些基本信息，參與面窄;協調通過正式渠道交換信息，參與面稍寬;協同則兼用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實行開放和頻繁的信息交流，參與面更廣。就決策模式和沖突應對而言，合作是獨立決策，獨立應對沖突，零參與;協調是集中決策，通過“中間人”解決沖突，參與度低;協同則是參與性決策，由所有參與者一起應對沖突，參與度更高。［11］從不同方面對行政系統這三大技術性行為和過程的對比，也適用于整個政治系統。三是最優的整體性。協調和合作如果處于“單槍匹馬”的散在狀態，很可能是協而不調、合而難作;倘若被整合為一個整體，結構和功能的最優化被呈現，前述“協同效應”便會產生。正是基于協同的這一技術特性，20世紀90年代后期，英國學者希克斯等極力批判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運動導致政府的碎片化狀態，提出了“整體性治理”模式。他從“目標”和“手段”兩個維度，在“相互沖突”、“相互一致”和“相互增強”三個層次上，來闡述“整體政府”和“協同政府”的關系。［12］這使讀者進一步明白，政治系統要求的“整體最優”，并不是對協同的升級或淘汰，而是對其整體性優勢的發揮。上述特性和優勢，本應使協同在政治系統中運用頻率不斷提高，應用范圍迅速拓展。但事實并非如此，在選擇合作還是背叛的政治博弈中，政治系統各個層面經常會遭遇“囚徒困境”。使個體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選擇，因沒有兼顧團體利益最大化而致使其事與愿違。個體理性和團體理性的沖突，使技術維度的協同面臨著既難實現個體利益最大，又難滿足團體利益最優的兩難困境。為了克服這一矛盾，強化互惠合作、懲罰違約背叛的政治制度便應運而生。對協同概念的解析，也相應進入到制度維度。

三、制度維度下的協同概念

技術維度下協同遭遇的上述困境表明，著眼于政治行為和政治過程，只能抓住協同概念的一個側面。協同在制度生成中扮演何種角色?不同制度之間是否存在協同關系?協同對系統秩序有何影響?要解答這些問題，還必須深入到政治關系層面，對協同概念進行制度分析。

(一)協同內嵌于政治行為的制度化過程在政治行為的制度化過程中，協同起著關鍵作用。用哈肯的話語來表述，政治行為制度化即是一種“相變”。這種“相變”的發生，是序參量協同作用的結果。以對人類政治和司法實踐產生重大影響的違憲審查制度的形成為例，當年馬伯里對麥迪遜的訴訟行為，能否被典型化為制度，取決于諸多變量。北大法學教授朱蘇力將這些變量羅列如下:美國社會的公眾需求和公共選擇，聯邦黨和共和黨的政治力量對比，英美遵循先例的司法傳統，后世法官對馬伯里案的發掘和模仿等等。這些變量交互作用，形成了影響歷史進程的三個序參量:政治力量對比、遵循先例傳統和后世法官模仿。這三個序參量通過協同作用，“后世法官模仿”作為歷史結果最終得以呈現。所以1803年的這場審判“先例”，直到1857年被德里德•斯考特案援引時，違憲審查才作為一個制度真正確立。［13］由此可見，協同內嵌于政治行為的制度化過程，是新制度生成的必要條件。

(二)協同是制度間的相互增強運動任何政治系統都包含著不同類型、不同層級的政治制度。這些制度通過自組織演化和“漲落”作用，使得彼此間相互增強，這就是所謂的制度協同。根據系統科學理論，“漲落”分為“微漲落”和“巨漲落”。前者是制度間相互增強的量變過程，后者則是質變，會產生新制度。［14］一百多年前，古德諾在其傳世之作《政治與行政》中，對美國政治制度間的這種相互增強運動進行過描述:調處國家意志表達關系的制度，通過“從法律上承認政黨是一種政府機關”，來發揮政黨協調政治與行政關系的功能;而調處國家意志執行關系的制度，也必須同時進行以文官制度為重點的改革，以實現一定程度的行政集權。制度協同的結果，既保證了國家意志表達的民主訴求，也滿足了國家意志執行的高效目標，即“確保民治政府和高效行政這兩個政治制度的首要目標在美國獲得進一步發展”。［15］制度間的這種相互增強運動，最終通過“巨漲落”使美國現代兩黨制在19世紀中后期得以定型。

(三)協同的目標指向是穩定有序政治制度的自主協同，會帶來政治系統的穩定有序。一方面，制度協同會形成結構秩序。制度協同意味著參與協同各方的信息互換和資源共享，相互之間在取長補短中實現一種動態平衡。此外，制度協同還要求參與各方為了實現公共利益和共同目標，放棄自己的“短期利益”，在風險和沖突面前共擔責任、共同進退。在“伙伴關系鏈”中，協同參與各方的關系以“網絡”為基礎，既不完全是“合作關系”，也有別于“協調關系”，是一種最緊密、最穩定、最正式和投入程度最高的“協同關系”。［16］由這種關系生成的結構秩序，屬于馬奇所說的“根據理性形成的秩序”，與“由競爭和強制帶來的秩序”形成鮮明對照。另一方面，制度協同會誘致結構協同，從而帶來系統整體穩定有序。制度協同如上所述，會帶來信息增值、資源利用低耗高效等收益，借用經濟學的概念，這些收益即是“協同剩余”。由于政治系統中通常存在著多個以政治制度作為主體構件的政治結構，一個結構中產生“協同剩余”，必然會被另一個結構所模仿，由此帶動結構內部和結構間協同的興起。制度協同的這種誘導性，與“誘致性制度變遷”的原理相契合。綜上可知，由于“協同導致有序”，“協同作用是一切系統由無序結構轉變為有序結構的原因”［17］，所以從行為協同到制度協同再到結構協同的自主運動，使政治系統遵循著“無序—有序—新序”的非線性秩序演化規律，穩定有序作為協同的目標指向也清晰可辨。

四、文化維度下的協同概念

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統的“軟件”，對指導政治行為、維系政治關系和降低制度運行成本和調節政治系統運行都具有重要意義。對協同概念的解析，還應該深入到文化維度，考察協同發生的心理基礎和所承載的價值觀念。

(一)協同的心理基礎是政治互信有關政治互信緣起的各種解說中，霍布斯的觀點影響久遠。他認為，猜疑是造成“人人相互為戰”狀態的三大原因之一。在此種狀態下，不同政治主體總會遭遇到自身難以獨擔的困難和危機。這種應對困難和危機乏力的現狀投射到主體心靈上，便會產生緊張、焦慮和不安等心理反應。為了轉移這些負面情緒，政治主體不得不讓渡出對自我的部分信任，相信他人或集體有能力來幫助自己克服困難和擺脫危機。這種信任除表現為“訂約”外，更需要主體間的“踐約”和“守信”。［18］這樣一來，政治主體間的相互信任便產生了。這種政治互信是協同產生的心理基礎。在探討跨部門合作所需的文化支持時，巴達赫專門論述了“增強合作者之間信任”的重要性。他引用魯維奇和邦克等人的觀點，將信任區分為“以知識為基礎的信任”和“以認同為基礎的信任”。前者仰賴于“足夠信息”和對對方行為的精確預測;后者則主要“基于對他人需求和動機的認定”。［19］這兩種信任形式對政治系統中協同的實現都具有重要意義。由于“信譽是通過觀察這個人與其他人的相互作用時的行為來建立的”所以政治主體間互信的產生，是雙方(或多方)收集對方信息和預測對方行為的結果。A對B的善意得到了B的對等回報，A因此受到鼓舞信心倍增，協同展開，反之則會流產。這是由“以知識為基礎的信任”引發的協同，用阿克塞爾羅德的話說就是“一報還一報”。［20］另一種情況是A對B的信任源自B的良好聲譽，這種聲譽得到了A的仰慕，并將其融入到自己的身份認同中。諾瓦克將這種聲譽比作金融系統中的貨幣，它使協同在“間接互惠”中得以展開。［21］這兩種信任形式都是政治主體開展“跨界合作”的心理基礎。

(二)協同認同“不是最適者也能生存”的價值取向150多年前，由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撰寫的《物種起源》，揭示了生物物種通過自然選擇得以進化的規律。在達爾文筆下，自然選擇是殘酷和血腥的，“生存斗爭”無時不在。將達爾文的思想推向政治舞臺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誕生。自由市場的堅定擁護者斯賓塞用其經典名言“適者生存”概括達爾文的理論，并用以詮釋人類社會和歷史的發展。雖然包括赫胥黎在內的諸多學者對斯賓塞的“競爭進化論”進行過猛烈抨擊，但這并沒有影響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傳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儼然成為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價值觀，以論證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秩序的合理性。社會達爾文主義宣揚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價值觀，真的是生命的全部、世界的全部嗎?恩格斯將這種過分夸大競爭作用的觀點斥之為“片面”和“狹隘”，認為“自然界中無生命的物體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諧也有沖突;有生命的物體的相互作用既有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合作，也有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斗爭。因此，在自然界中決不允許單單把片面的‘斗爭’寫在旗幟上。但是，想把歷史的發展和復雜情況的全部多樣性的豐富內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爭’這一干癟而片面的說法中，是極其幼稚的”。［22］其實，“適”與“不適”是相對而言的，和諧、合作是歷史發展復雜性的另一個面向、另一種存在。協同學倡導協力同心的價值觀，認同“不是最適者也能生存”。［23］哈肯引用生物學上的“共生”現象，來證明他的觀點。從蜜蜂與植物花果的互惠到飛鳥為鱷魚清理牙齒，再到螞蟻將蚜蟲當“乳牛”，這一個個生動鮮活的案例，證明了生物界的演化并不只有你死我活的斗爭在起作用。人類社會合作的現象更是比比皆是，政治生活中的“公地悲劇”通過間接互惠，可以被“歡樂頌”所取代［24］，親緣選擇也使得人類合作可以世代相傳。合作是一種最基本的人類本能，它使人類具有協力同心的超凡能力。在文化層面，協同就是對這些價值觀念的內化。

(三)協同的文化特征是開放包容協同意味著打破“邊界”束縛，強調包括跨部門、跨組織、跨國別、跨文化在內的一系列“跨界合作”。這種合作要求參與各方形成一種“組織的網絡化模式”，與官僚制下的“等級結構”相區別。在文化層面，與“網絡化模式”對應的是協同文化，與“等級結構”對應的則是官僚文化。在官僚文化中，專業官僚“不論是另一個官員還是一個公民想尋找信息，這種文化都會增加他們嚴把重要信息關口的公共責任”［25］，從而形成一種封閉性的信息保護機制。協同文化則正好相反，它需要借助“網絡”來傳播知識和推廣成功經驗，實現“知識共享”和“信息增值”，以更加開放的心態來促成共同目標的實現。此外，“組織的網絡化模式”還造就了協同文化的兼容性。協同并不否認差異，而是要在求同存異中實現眾志成城。在戈德史密斯等人看來，“要想保證長期持久的、互惠互利的關系，在選擇網絡伙伴的時候就要求關注文化的兼容性問題”，并將此內化為協同參與各方“必須共享的價值理念”。［26］如果在協同入口處不能解決好這一問題，不能形成求同存異的價值理念，那么，由此產生的信念分歧和價值觀差異，終將使協同難以為繼。

五、結語

從技術、制度和文化三個維度來解析協同概念，比較全面地展現了這一概念的復雜性，有利于克服單一視角在概念把握時的片面和狹隘。經過“三維空間”的審視，協同不再單單是個“描述性概念”，它已兼具“描述性概念”和“規范性概念”的雙重特性:既闡明了政治行為和政治過程嚙合卯榫、政治制度間的相互增強運動等“事實”，也表明了協力同心、“不是最適者也能生存”等價值取向，由此完成了對協同概念的政治學知識建構。這一知識建構不僅有利于更準確理解“協同治理”、“協同政府”等概念，而且也極具現實價值。對協同概念的三維知識建構，為回答現實中如何增強國家治理協同性問題提供了新思路。首先，在國家治理技術層面，應進一步分權放權，發揮不同類型、不同層級治理主體在國家治理中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形成嚙合共生和卯榫相連的網絡化治理結構，并在這一結構中提高不同治理主體的自組織能力。其次，在國家治理制度層面，一方面要適時推進治理實踐中協同行為和協同過程的制度化，將有利于國家治理體系協同運行的舉措和經驗及時凝聚轉化為制度;另一方面，還需推進既有制度間的協同，使其在多元互動中相互增強，發揮“1+1＞2”的協同效應，并通過制度“巨漲落”實現制度創新，從而造成治理體系乃至整個政治系統的穩定有序。再次，在國家治理文化層面，要增進政治系統中不同政治主體間的相互信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樹立競爭與合作共生共榮的價值觀念，積極培育與網絡化治理結構相適應的開放包容的協同文化，祛除官僚文化的危害。最后，增強國家治理的協同性，還應強調治理技術、治理制度和治理文化三者間協同推進，三者既要“跨界合作”，又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能用道德價值判斷去扼殺國家治理技術和治理制度的現代化。總之，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征程中，協同思維大有可為。

作者：王冠中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