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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商法在我國國際商務活動中的地位

《海商法》順應國際商務活動的需要而產生，無國際商務，則無能發揮實際效用的《海商法》；同時，國際商務的進一步深化，呼喚著《海商法》的與時俱進。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我國政府就在積極籌措著發展海上商務活動，為此，先后制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暫行海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國際航性船舶和所載貨物監督辦法》等海商法規，但是由于西方國家對于我國實行禁運和海上封鎖，我國的船舶不能進行遠洋航行，這些法律法規也就沒有用武之地。隨著1978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對外貿易開始打開局面，懸掛五星紅旗的船舶開始航行于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000多個港口，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船舶頻繁進出我國口岸，我國國際商務活動迅速發展的同時，對海商法規的需求日益迫切，航運實踐中積累的眾多經驗與慣例，也為海商法的制定提供了可能性，1981年海商法的起草工作重新提上了日程，直到1993年，我國的《海商法》終于誕生，它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在航運領域無法可依的狀況。在《2007兩岸三地海商法研討交流會》上，我國著名海商法專家、中國政法大學的吳煥寧教授（2007）指出，海商法頒布和實施15年來，我國加入了世貿組織，相繼出臺和修訂了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擔保法等法律，同時國際貿易環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如果我國的海商法不能夠與時俱進的反應這些變化，它就會成為一部落后的法律，與我國航運大國的地位不匹配。比如說，海商法中缺少當前國際商務中流行的電子商務和電子提單等內容的有關規定；承運人責任、留置權的規定與合同法有分歧等等。因此，隨著國際商務活動的深度發展，海商法必須相應的與時俱進。

國際商務指超越國界進行企業經營與貿易的事務性活動，主要包括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兩個。國際貿易包括貨物、服務和知識產權交易；國際投資，主要是指國際直接投資，包括獨資、合資和合作經營。從國際商務所涵蓋的具體范疇，我們可以看到，《海商法》與國際商務中貨物貿易的聯系更為緊密，盡管如此，《海商法》也只能管轄到貨物海洋運輸中的船舶關系和運輸關系，《海商法》必須與《國際貨物買賣法》、《國際貨物運輸和保險法》、《國際貿易支付法》等相應法律相互協調一起作用于國際貿易活動。如果協調國際商務的各個法律之間相沖突，這對于國際商務的良性健康發展是不利的，比如說，物權法把船舶設置視為動產，而海商法則把船舶視為不動產，這就直接影響了人們對船舶買賣合同中物權變動如何認定的問題。如果按照海商法的規定，視船舶為不動產，那么船舶所有權轉移以辦理所有權轉移登記為生效要件；如果按照物權法視其為動產，動產所有權轉移以交付為生效要件，這種不同法律之間的沖突，使得國際商務活動中存在的“一船二賣”的糾紛，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

《海商法》屬于國內法范疇，在解決商事糾紛時，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公約的適用性優先于《海商法》，而《海商法》的約束性高于國際慣例。涉外性和國際性是國際商務最為明顯的特征，由于海上活動空間廣泛，幾乎不可能為任何一個國家所壟斷，各國必須在相互交往和相互妥協的基礎上來發展海上商務活動，這也就要求著參與國際商務的各國國內海商法之間相互協調與統一，在現階段，這種協調主要是通過國際公約來完成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也先后加入了一系列重要的國際公約，如《1910年船舶碰撞規則》、《1974年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等等。對于我國加入的國際公約與《海商法》的關系問題，按照我國《海商法》第268條規定，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公約同《海商法》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公約的規定（但中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即采取國際公約優先于國內法律的辦法來解決兩者的沖突和矛盾。國際慣例同樣是一種可以用來避免各國法律沖突以及簡化國際商務流程的做法，比如說《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中的各種術語就極大的減少了各國在訂立合同時所需花費的精力，同時降低了由于合同不嚴密所帶來的風險。事實上，國際慣例是經過國家和企業的反復實踐，逐步變成為這些國家和企業的習慣性做法，同時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效仿。最后才能轉化為國際慣例，很多國際慣例都已被各國的國內海商法所吸收，已成為明確的法律條文。關于《海商法》和國際慣例的法律地位，我國《海商法》第268條第2款和《民法通則》第142條第3款都作了明確規定，即只有在《海商法》等國內法和國際公約都沒有規定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國際慣例，換言之，《海商法》的法律地位高于國際慣例。

二、《海商法》在我國國際商務中所起的作用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國際商務活動尚以直接出口為主，而直接出口的貨物中有90%是采用的海運方式，因而海上運輸規則的制定對于國際商務活動來說就顯得至關重要。而《海商法》正是為之提供了具有約束力的規則。《海商法》對于船舶、船長、船員、海上貨物運輸、海上旅客運輸、船舶租用、拖航、船舶碰撞、污染、海上救助、共同海損、海上保險、爭議解決都做出了詳細而具體的規定，這些規定調整著海上運輸中海運企業和其他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從事商務活動的主體，必須根據海商法來規范自身的行為規范自身的行為.根據海商法設定權利、承擔并履行義務,一旦發生糾紛，也要根據海商法來處理主體間的利益爭端。唯其如此才能維持住海運市場,海商活動才能順利展開。

和許多西方國家一樣，我國同樣渴望著開拓國外市場，同時又力求維護本國國內及沿海航運，作為國際商務活動最不可或缺的直接的子部門，海運市場便成為這兩種訴求最直接的受益者。實際上,可以說，海商法是最具國際性的國內法,又是最具國家利益的國內法,和許多國家一樣，我國現今仍保留著內河及沿海航運權，國內港口之間的海上運輸和拖船業務只能由懸掛我國國旗的船舶經營，不經我國交通部門批準，外國籍船舶不得經營，這實際上為我國海運市場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護。除此之外，由《海商法》所確立的海事賠償的責任限制制度更是直接降低了海商企業從事國際運輸的風險程度，能夠激發這些企業購買或租用船舶，改善運營條件，增加運輸的積極性、主動性，大力參與國際海運市場的競爭,實現更大的海運利益。盡管現階段的《海商法》已經如上所述的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著我國海運企業的發展，我們還應該看到，目前我國的海運量在世界海運量中只占很小的份額，沿海主要港口壓船壓貨現象又較為嚴重,這都制約著我國國際商務的發展。中國在釋放航運潛力方面仍然大有可為，在這一方面，臺灣的做法是值得我們借鑒的，20世紀60年代,為趕上世界航運的迅猛之勢,角逐于世界航運市場,臺灣當局修改了已不適合時代的舊海商法,施行了新海商法。這一海商法及其配套法規,大大促進了臺灣海運及貿易的發展,使其躋身于先進海運國家與地區之列，可見,海商法對航運及貿易的發展的確有極大的推動作用。因此，我國也可以嘗試對1993年《海商法》進行修訂，使之更加符合海運發展的要求。

《海商法》所保證的海上運輸的良性發展，給國內其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契機，能夠促進國內商品向外國市場的不斷延展。運輸業務和其他海事業務直接帶來了造船業發展，不僅如此，運輸的便捷能夠使國內企業能夠跨越地理阻斷尋求海外市場的機會，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通過參與國際競爭增強企業的生命力。除此之外，國外企業同樣可以利用價格低廉的海運將原材料運往中國進行來料加工，使得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能得以充分發揮。總之，《海商法》的完備為國際商務中很多產業部門提供了機會，我們必須抓住這一機會,積極地、合法地謀取各產業的市場利益。

本文作者：沙海麗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