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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復雜多變的歷史時期,嚴峻的外部環境給高校德育工作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法制教育也存在困難和不足。高校德育工作者要正視存在的問題并引起高度重視。
一是教育觀念跟不上時代的發展。當今時代與以往任何歷史時期相比都發生了深刻的變革,社會上多元文化和多樣化的思潮對在校學生影響明顯。網絡和新信息技術的普及,又使得表達的渠道和輿論的工具多樣化,高校德育工作者的話語權受到嚴重挑戰。單純的理論灌輸和傳統的說教式教育不但無法引起學生的興趣,更可能引發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而現實是許多法制教育工作者不能夠主動適應時代變革,仍然用傳統的說教式的教育方法;或者不愿意改變,盲目地認為改變自己去適應學生是“自降身價”,更有甚者認為這樣做會“喪失教師的尊嚴”。觀念的落后導致法制教育工作一定程度上與時代脫節,無法引起學生的興趣,也不能完全滿足學生求知的需要,客觀上造成教育的實際效果大打折扣。
二是教育方法的創新性不足。當今時代,信息技術和互聯網大行其道,大學生普遍“觸網”,接受新思維、新觀念、新知識和新事物的能力非常強。這就要求高等教育的方式方法要創新,要符合大學生的認知習慣。法制教育要發揮其德育功能,在多樣化的社會思潮中處于主流、占據主導,更需要新穎、生動、別開生面的方式吸引學生。盡管高校德育工作也嘗試了建設網站、微博、Q群等學生熟悉的網絡交流平臺來進行法制教育,但從其實際效果看,大多流于形式,許多只不過用互聯網這個“新瓶”裝載了“舊酒”而已。
三是教育活動之間缺乏協調、配合。2004年中央就指出,“高等學校各門課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師都負有育人職責”。高校的德育工作不應該僅僅是從事思想政治教學和學生管理工作人員的職責,也應該是全體高校教職員工的責任。高校法制教育工作亦是如此。現實中,個別高校教師抵觸、反對德育工作的情況依然存在;少數教師不能正視德育工作在塑造學生人格中的重要性,片面強調專業學習的重要性而忽視了德育工作;一些教師認為自己是教授專業課程的,對德育工作不關心、不重視。另一方面,高校的法制教育活動不能很好地與德育工作相結合,使得兩者不是相得益彰,而是相互脫節。
二、妥善處理好高校法制教育工作中的“三個關系”
高校法制教育工作存在的不足,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其他方面。我們認為,要解決好高校法制教育的問題,應該妥善處理好工作中的“四個關系”。
第一,處理好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大學生不同于中小學生,普遍年滿十八周歲,有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自我意識覺醒,開始有獨立的思考。因此對待大學生不能簡單地以長輩的心態出現,否則很難獲得學生的認同,無法掌握學生的真實想法和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不利于開展德育工作。大學教師肩負著教書育人的崇高職業使命,不僅要“授業解惑”,更要“傳道”。而要使學生接受這個“道”,必須首先獲得學生的認可和信服。這就要求大學教師要注意以身作則,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要以交朋友的心態與學生相處,不能簡單粗暴地壓制學生的自我意識,而是要因勢利導,因材施教。
第二,處理好傳統教育平臺與新平臺之間的關系。中央指出,“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高校法制教育工作首先要抓好課堂教學工作,優化課程結構,深化課程內容,在課堂教學方法和教學組織上多下功夫,上好每一堂法制教育課。法制教育也要占領網絡等新平臺的陣地,但新平臺的建設離不開傳統平臺的支撐,兩者之間是互相支持,相互配合的關系。不能因為有了新平臺,就忽視甚至放棄既有平臺的建設;更不能以“作秀”,“搞噱頭”的心態去建設新平臺。
第三,處理好法律知識教育與法制教育活動的關系。與一般的德育工作相比,法制教育依賴法律基礎知識,有其特殊性。但是法制教育又絕不等同于普通的法律知識教育,而是要培養學生的法治精神,即“對法律的高度認同和尊重”,其實質是“公民通過守法、護法行為所表達的內心自覺地對法的認同、尊重和熱愛的情感”。高校法制教育要與法律知識教育相結合,既要用法律知識來解讀社會法制現象,也要對各種社會法制現象做出正確的價值引導。例如轟動全國的“南京彭宇案”,從德育的角度看不能因為有了司法判決,就為了避免被賴上而不去做好事和救死扶傷。也不能因為司法做出了不同于我們一般道德認知的判決,就不再信仰甚至否定我國的法律制度。盡管德育工作者都能夠對該案做出正確的價值引導,但由于缺乏法律上的分析,難以有力地駁斥該案的判決的不妥,不能讓學生信服。實際上,正如許多法律專業人士所指出的,在“南京彭宇案”中完全可以依照民事訴訟的“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由倒地的老太太承擔舉證證明彭宇撞人的責任,如不能舉證則承擔舉證不能所帶來的不利后果。
而且,該案的審判法官從“如果沒有撞人就不會扶起老太太”的邏輯出發,忽視了彭宇好意施惠的可能,將人性理解為惡,也是不符合社會道德規范的。如果我們的法制教育工作能將德育工作與法律知識教育工作結合起來,教育活動將更有說服力,更令人信服,效果也將更理想。
作者:黃海生單位:廣東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