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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術期刊的政府提供模式使學術期刊出版行業缺乏活力和內生動力，以市場化為改革取向的學術期刊出版模式又面臨市場環境和意識形態的嚴重束縛。我國學術期刊的定價完全沒有考慮出版成本，學術期刊的價格沒有起到資源配置信號的作用，長期超低的學術期刊價格已經形成了慣性思維，促使整個社會對于學術期刊低廉價格的意識形態化，從而使學術期刊出版者無法突破“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環境。主辦、承辦單位提供出版學術期刊的所需資金是學術期刊政府提供模式的具體表現，充足的出版資金使學術期刊出版者完全沒有積極性去考慮學術期刊的價格問題，學術期刊出版者這種“不差錢”的表象必然會導致學術期刊產品“不值錢”的后果［1］，因為沒有市場利益的顯性機制和內生動力，學術期刊出版從業者受到的激勵與約束就會偏離追求學術質量的軌道，比如他們追求形式上的影響因子和被引頻次等指標，而忽略了讀者市場的真正需求。當下討論較多的學術期刊編輯部分散組稿、編輯加工，然后出版企業集中出版的模式［2］，從學術期刊終端產品的角度來看可以實現學術期刊的市場化出版，但是真正決定學術期刊學術質量的是分散在各個學術期刊編輯部的編輯群體，這個學術期刊編輯群體沒有追求學術質量的內生動力，就無法生產出高質量的學術期刊產品。基于這種現狀，從政府—市場—社會的三元結構來看，筆者試圖分析學術期刊社會提供、公益出版的邏輯與實現路徑，探索學術期刊政府提供和市場提供以外的第三條路徑。

一、學術期刊公益出版的社會邏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社會體制的改革卻遠遠跟不上時展的步伐。回顧中國39年的改革歷程，應該說改革的起點是經濟體制改革。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雖然必然伴隨著內生的政治體制改革，但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較難與時代同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經驗是實行漸進式改革，在以經濟全能政府為主要特征的計劃經濟體制外逐漸準許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通過經濟增量改革逐漸實現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從而使經濟全能政府逐漸轉變為經濟建設主體競爭規則制定者、發展規劃制定者、服務員和裁判員，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能夠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并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使企業能夠承擔起經濟建設的責任。在經濟繁榮的同時，中國仍面臨許多社會問題。要實現和諧社會，就必須進行社會建設體制改革，逐漸解放社會全能政府，使非營利組織（NPO）、非政府組織（NGO）等多元化的社會建設主體充分發育，避免政府公權力的觸角覆蓋和掌控整個社會生活，突破只準政府部門和體制化了的社團等幾種社會建設主體存在的局限，從而使社會全能政府逐漸轉變為社會建設主體競爭規則制定者、發展規劃制定者、服務員和裁判員，把社會建設的責任讓位于NPO、NGO等多元化的社會建設主體。實現這樣的轉變，就能突破長期以來由西方主流經濟學提供的政府—市場二元社會結構的認識局限和思維束縛，將對社會的認識水平提高到政府—市場—公民社會三元社會結構的思維框架。在三元社會結構的思維框架中，企業這種經濟建設主體主要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通過相互競爭為社會提供優質的經濟產品，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直接動力。NPO、NGO等多元化的社會建設主體主要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相互競爭積累社會資本并為社會提供優質的社會服務產品，從而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直接動力。而且NPO、NGO等社會建設主體不僅相互競爭，還會在捐款和納稅可以相互替代的規則下與政府社會服務部門競爭，從而迫使政府社會服務部門為了爭取更多的稅收而不斷改善社會服務產品。NPO、NGO等多元化的社會建設主體通過積累社會資本爭取社會捐款和政府社會服務采購資金等途徑實現可持續發展，不斷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從而提高社會自治能力，這就是社會自治的邏輯［3］。我國學術期刊出版的處境可以說是同時存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因此應該積極探索學術期刊社會提供、公益出版的現實可能性。

二、學術期刊公益出版的人性基礎

學術期刊是具有強公共性的公益產品，這種公益產品的社會提供邏輯是學術期刊公益出版的存在基礎。如果社會提供學術期刊是符合人性的，那么學術期刊的公益出版就具有現實可能性。在亞當•斯密看來，人性中既包含利己的一面，也包含利他的一面，利己和利他都屬于人性中固有的屬性。利己是動機，交換是實現利己動機的手段，而利他是交換這個手段得以實現的保障［4］。在孟子看來，惻隱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的“惻隱之心”與亞當•斯密的“同情心”都共同指向了人性中利他的一面。認知神經學者費爾發現，一些人見到不公正的行為時，大腦中一個叫作背紋體的部位會被激活，使他們產生懲罰自私者的意愿。費爾于2004年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科學發現，從人的大腦中發現了人們維持正義、懲罰不公正行為的腦科學基礎，在科學上能夠部分地驗證人性中存在利他的一面［5］。雖然利己和利他都存在于人性之中，但是利己和利他能否顯示出來或者顯示出來多少，對于不同的人來說可能存在較大的差異。對于同一個人來說，利己或者利他的顯示程度可以稱為人性的顯示度，如果能夠找出人性顯示度的影響因素，就可能根據這些影響因素去塑造相應的制度環境。在馬斯洛看來，人的需求依循生理—安全—社交—受到尊重—自我實現這樣的層次逐漸滿足后再依次遞增，可以把人的需求的滿足程度稱為需求滿足度。如果把人性顯示度和需求滿足度結合起來考慮，可能會存在內在的邏輯相關性。隨著人的需求滿足度的提高，人的利他的一面可能會更多地顯示出來，同時人的利己的一面可能會更少地顯示出來，因此人性顯示度和需求滿足度之間可能存在相互變動的線性關系，如圖1所示。人性顯示度與物質需求滿足度之間存在內在的邏輯相關性，而精神需求會在物質需求滿足之后產生。社交、受到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都可以理解為精神需求。雖然社交需求、受到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都可以理解為利己的表現，但是這種利己的需求滿足度的提高卻能夠激發人性中固有的利他的一面并使其表現出來。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利己和利他都可以理解為一種意識，既然是意識就可能被改變。通過媒介宣傳和制度激勵可能會增強人的利他意識，從而提高人性中利他一面的顯示度。因此，可以從人性與意識形態相結合的角度，為制度設計提供合理性與合法性的邏輯支撐。如果利他這種意識能夠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的話，那么學術期刊這種具有強公共性的公益產品的社會提供就會更加順利，在合適的制度框架下學術期刊的公益出版就會具有可持續性。

三、學術期刊公益出版的制度保障

從制度安排與人性顯示度的直接關系來看，不同的制度安排會對人性顯示度產生影響。例如對社會公益行為放松管制，會使各種慈善基金會、社會服務組織等社會主體更容易產生，各種慈善活動、公益服務等利他行為會增多，人性中利他的一面會更多地顯示出來，因此可以通過相應的制度設計來改變人性的顯示度。同時，不同的制度安排也會對需求滿足度產生影響。如果能夠對利他的行為進行高強度的激勵和宣傳，受到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這兩種需求滿足度就會大幅度提升，從而更多地激發出人性中固有的利他的一面，最終就會改變人性的顯示度。人性顯示度可以理解為利己和利他的不同組合，制度安排可以從方便利他行為的角度改變人性顯示度，也可以從滿足利己需求的角度激發利他行為，從而改變人性顯示度。如果能夠借助意識形態工具強化利他意識，那么制度安排工具和意識形態工具對于人性顯示度的改變就會產生疊加效果。理論、邏輯、思想都可能導致意識形態化。例如公共產品理論把產品區分為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認為公共產品具有公共性，而政府天然就具有公共性，因此公共產品從邏輯上講就應該由政府來提供，而且政府由于權力的自然擴張需求也對提供公共產品樂見其成。在張五常看來，公共產品理論已經產生了嚴重的意識形態誤導，致使社會公共產品的提供質量低下且數量不足。因此，張五常提出了共用品和私用品這對概念來代替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這對概念，試圖消除公共產品理論的意識形態誤導。共用品與公共產品有重疊之處，但是也有很多產品屬于公共產品而不屬于共用品，比如公廁、海灘屬于公共產品而不屬于共用品。產品能夠共用而不減少是共用品的基本特征，比較典型的共用品是電視節目、學術期刊的內容等媒介產品［6］。學術期刊的內容屬于共用品，但是紙本的學術期刊產品屬于私用品，因此學術期刊數字出版提供的是共用品，而學術期刊的傳統出版提供的是私用品。紙本的學術期刊產品是把屬于共用品的學術內容附著在屬于私用品的紙質載體上，從而實現了共用品轉化為私用品進行銷售。學術期刊公益出版的有效發展需要與之配套的制度提供保障，而制度設計的前提是要突破各種意識的形態化，比如說學術期刊只能由政府通過高校和科研院所來提供的形態化意識、學術期刊無法市場化出版的形態化意識、公民社會不會有效提供學術期刊的形態化意識等。只要能夠突破各種意識的形態化，針對學術期刊產品的特征合理地設計有利于社會提供學術期刊的制度，學術期刊的公益出版完全可以作為學術期刊出版的一種方式有效存在。

四、學術期刊公益出版實現路徑

按照社會自治的邏輯，由于學術期刊具有較強的公共性，在我國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企業可能不愿意提供，而政府提供又會產生很多現實問題，也就是說我國學術期刊出版可能同時存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因此，探討由NPO、NGO等多元化的社會建設主體來提供學術期刊具有現實意義和必要性。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采取漸進式改革一樣，中國社會體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首先是在計劃經濟體制外逐漸準許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通過經濟增量改革逐漸實現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學術期刊管理體制的改革也可以在有些方面先不觸動現有的存量部分，在現有的學術期刊管理體制外逐漸準許新創辦學術期刊的出版者按照NPO、NGO等社會建設主體來登記注冊，通過增量改革逐漸實現學術期刊供給機制的確立。這樣就會同時存在三種學術期刊的供給路徑：一是由政府供給，實踐中主要是政府提供財政資金，然后通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機構來提供學術期刊；二是由市場供給，實踐中主要是指部分學術期刊由出版企業、傳媒企業來提供；三是由NPO、NGO等社會建設主體來提供學術期刊，但實踐中完全由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會建設主體提供學術期刊的情況還沒有出現。如果逐漸準許新創辦學術期刊的出版者按照NPO、NGO等社會建設主體來登記注冊，使三種學術期刊供給主體相互競爭，那么完全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會建設主體提供學術期刊就有可能像非公有制企業最終促使市場經濟體制確立那樣，促使學術期刊良性供給機制產生。由完全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會建設主體提供學術期刊的基本邏輯是：學術期刊的問題可以理解為屬于社會問題的一種，應該允許由公民社會來解決，公民社會能夠解決是因為社會上存在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的公益人，而不是僅僅存在追求自我效益最大化的私益人。完全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會建設主體提供學術期刊的經費來源主要有三個：一是社會捐款，二是政府采購資金，三是自籌資金。社會捐款和政府采購資金的獲得都要依賴于學術期刊出版者積累的社會資本，具體來說包括學術期刊的學術影響力、學術質量、學術品牌以及發表學術成果的實用性等。自籌資金包括學術期刊創辦時的啟動資金和創刊后的運營收入，學術期刊創辦時的啟動資金可能來自具有公益人特質的創辦人提供的資金，創刊后的運營收入可能包括學術期刊銷售收入、廣告收入、組織會議收入、理事會會員費收入、版權收入以及品牌延伸收入等。

學術期刊的公益出版符合社會自治的邏輯，擁有堅實的人性基礎，只要合理地改革現有的學術期刊出版制度，在學術期刊出版的準入制度、財稅制度等方面能夠適應社會組織提供學術期刊的要求，學術期刊的社會提供和公益出版完全可能成為我國學術期刊長足發展的制度選擇和有效支撐。學術期刊公益出版的具體方式可以是允許NPO、NGO等社會組織提供學術期刊，也可以把學術期刊編輯部直接視為社會組織，讓部分學術期刊編輯部直接在民政局注冊登記。社會組織型學術期刊供給主體具有對個人主動創新精神和公共精神的培育作用以及對事業型、企業型學術期刊供給主體改革和打破公共領域壟斷的推動作用。因此，打破現有的供給機制約束，引入NPO、NGO等多元化的社會建設主體提供學術期刊，給學術期刊出版注入新的活力已成為大勢所趨，這也是學術期刊發展的內在邏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