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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探究期刊可持續發展路徑，總結在科學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論文特性，以《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為例，通過檢索中國知網期刊數據庫收錄該刊中1990—2016年的高被引論文，結合文獻計量學分析方法，統計分析作者、工作機構、合作率、主題指數、引文分析等各評價指標。通過計量統計內容的分析，為期刊的學術影響力提升、品牌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數據支持，并嘗試探究期刊如何更好地為推進學科的發展提供服務。

關鍵詞：《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高被引論文；平臺支撐；文獻計量學；可持續發展路徑

評價科技期刊學術影響力水平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就是學術論文的被引頻次。論文的被引頻次高，表明該論文被認同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1][2]。本研究基于文獻計量學的方法，通過中國知網（CNKI）期刊數據庫收錄文獻作為統計源，檢索《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刊發的高被引論文。以客觀的評價指標，探尋在科學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論文特征，總結期刊被關注的程度，以期探究能更好反映本學科最新研究成果的期刊發展路徑。

一、高被引論文的界定

統計源刊———《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創刊于1989年，至2017年改版為雙月刊，屬自然科學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為文物考古類中文核心期刊[3][4]。統計時間截至2017年3月16日，在CNKI期刊數據庫收錄的1990—2016年《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共計1454篇載文中，精確檢索設定“文獻來源”為待檢索期刊的全稱，檢索數據的“被引”項按照降序排列，引用基于適用普遍性的“二八法則”，檢索排名前50位的研究論文被引均在22次及以上，最高被引達112次。

二、高被引論文的計量統計

高被引論文文獻計量樣本，總被引合計1763，篇均被引約為35.26；總參考數為239，篇均參考數4.78，篇均下載數約660。統計分析指標包括機構分布、高頻作者、合作率、單篇引文分析、主題指數、引文分析等方面內容。1.高頻作者統計本計量統計中，定義姓名出現3次及以上的作者，為高頻作者；姓名出現2次及以上的第一作者，為高頻第一作者。經文獻樣本計量，共10位高頻作者發表了其中的24篇高被引論文。9位高頻第一作者發表了21篇高被引論文，占比42%。2.機構分布《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高被引論文的署名機構中，作者的工作單位出現4次及以上者達10家，刊文占比78%。上海博物館居于榜首，發文量占比32%；浙江大學、蘭州大學、北京大學、北京科技大學、敦煌研究院、故宮博物院、西北大學、華東理工大學、南京博物館等共計10個單位提供了高被引論文，這些單位都對推動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的發展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并且仍是今后組稿和約稿的主要分布機構。3.合作率計量樣本中，獨立作者完成的高被引論文有10篇，以北京科技大學博士、現為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郭宏研究館員獨著2篇，排居首位。由兩人合作完成的計12篇；署名3位及以上作者的有28篇，占比56%；論文作者人數最多有5位，共計8篇。跨單位合作方面，署名1個單位的有29篇，占比58%；2家單位合作12篇；3家單位聯合署名的有7篇；署名4個及以上單位的2篇。譯著國外機構研究成果，共同署名發表的論文為2篇。計量樣本論文涉及包括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研項目、文化部科技創新項目、國家科技部“十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等多達14個基金項目，有些就是基于跨單位合作共同完成。4.單篇引文分析單篇引文分析中的引證文獻計數，即反映被引頻次。以《土遺址保護研究現狀與進展》[5]一文為例，基于CNKI收錄的期刊、專利、研究報告、報紙、標準、通用、電子文獻、會議論文、學位論文、論文集、專著等11種類型文獻檢索，引文分析數據：同被引文獻2487，共引文獻813，引證文獻112，參考文獻33。可見該篇論文的引文網絡、此項研究工作的熱度及與其他文獻學科關聯性等。5.文獻關聯統計基于50篇高被引論文統計源，共引文獻分析與此文有相同參考文獻的文獻；共被引文獻分析其他49篇論文中與此文同時被作為參考文獻引用的文獻。統計2篇及以上的共引文獻出處，綜合進行文獻共引分析比較，高被引論文的引用文獻來源（圖1）所示期刊和書目。6.主題指數根據發表于2007年的《土遺址保護研究現狀與進展》統計，檢索CNKI收錄文獻，2007年的土遺址主題文獻41，2008年土遺址主題文獻49，2009年土遺址主題文獻84，2016年土遺址主題文獻仍達72。自發文起近8年，主題指數居高不下，也顯示出近年來中國文物保護科技領域在土遺址這一主題上研究成果迭出。

三、高被引論文特性分析

已的被引情況可以反映論文總體受重視的程度及在學術交流中的地位。文獻計量出的高被引論文是否具有某些共性呢？基于上節的計量統計，從作者及發文機構、引文分析、研究熱點及成果首發等方面概要分析三點高被引的原因。

1.高被引論文作者及發文機構分布基于高被引論文統計樣本中的高頻作者和第一作者均為核心作者，核心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所在領域或學科的發展方向，其學術影響力與所著論文的被引數呈正相關性。通過計量核心作者，可為編輯部組稿工作確立重點方向提供一種參考。論文的合作率反映了該研究領域的學術交流合作程度，合作開展研究是提高科學研究質量的途徑之一。文保科技涉及知識面廣，具交叉學科屬性，學術研究廣度上還有進一步延伸的可能，如協同解決文保科技的難題、重視學科互學、科研單位開放合作等，都將更好促進本學科的發展。基于合作率的統計，署名3位及以上作者合作的論文占比高被引總量的56%，也契合了合作開展研究的論文高被引比例較高這一論據。高被引論文統計樣本中，約39%為綜述性質的論文，且均為本領域知名學者和重要課題研究的撰文。可見，核心作者及具有研究積累、實力的科研機構具有較高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了的被引頻次。

2.引文分析通過計量篇數，單篇引文及文獻共引、共被引分析，文獻間關系強度及學科跨度，期刊自引篇數反映了相關主題研究后續的發文情況。分析載文被引特征，可見高被引論文引用的參考文獻質量也較高，參考文獻中引用的高被引論文越多。相關領域同類出版物的出版發行情況也是與論文高被引具耦合關聯關系的，引文分布符合“馬太效應”的普遍規律。文獻共被引方面，同時引用50篇高被引論文中3篇及以上的文獻，共計100個。最多的1個文獻引用了50篇中的7篇，引用6篇的文獻有7個，引用5篇的文獻8個，4篇的文獻20個，3篇的文獻64個。包括蘭州大學、浙江大學、西北大學等近30所高校，《敦煌研究》《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等期刊及學術會議論文集等與《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建立了文獻共被引關系。基于學科關聯的書刊等出版物之間的交叉關系建立的“朋友圈”，在結構層次中起核心作用的期刊，與高被引論文起到正相關的耦合關聯作用，不容期刊同仁忽視。

3.研究熱點及前沿研究成果時間把控高被引論文樣本的主題指數曲線多為波浪形，發表最初僅有少數幾篇相關主題論文涉及引用，這一階段持續時間長短不一；然后指數曲線有幾個波峰出現，研究關注度增長。可見相關主題的時間越早，獲得被引頻次的概率越高。申報基金資助或立項時的審查，對選題的創新性及課題調研的開展提出了較高要求，為基金論文的撰寫夯實了基礎，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發文的被引頻次。高被引樣本統計中，基金論文比例約占半數。研究人員提升對研究熱點的敏銳性及把控論文的發表時間都是關鍵點。另外，科技期刊尤其要重視壓縮出版時滯、縮短發表周期，以期共同推動學科某研究領域的發展。

四、可持續發展路徑討論

科技期刊是科學技術知識、成果、信息的重要載體和媒介，必須突出科技期刊的技術特色和品牌建設，刊載學科領域的前沿論文，論文觀點應具有導向性。

在科技期刊國際化、網絡化等發展的整體方向中，科技期刊應具有可持續發展思路才能與之相適應。從統計分析《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的高被引論文特性入手，由時效性、學術影響力、優質來稿渠道、融合新媒體等探討可持續發展路徑。

1.充分重視科技期刊的時效性文保領域科技包括文物病害、文物考古、保存環境、文物修復、檢測分析、傳統工藝等范疇。近年來，國家戰略對環境質量、互聯網+等科技發展的需求和倡導，及各種新材料的研制、智慧領域、無人機等的發展，為文保領域科技的發展提供了推動力。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文物局基金、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國家科技部基金等在該領域投入了大量關注和資金；基金申報、審批、立項等科研新動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文物管理部門乃至全社會對該領域的重視。對科技期刊而言，刊發高被引論文對某一領域的發展形成導向性，是期刊對科技工作的重要貢獻之一。《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在已有的運作模式下，應更為加強對熱點研究的敏銳關注和重點研究的持續跟蹤，及時報道最新科技在文物保護及考古領域的應用[6]。以應對文保科研的系統性與學科交叉性，如物聯網、三維建模、激光掃描、無損檢測、預防性保護理念等新技術、新概念在文物的分析檢測、科技保護、文物修復等領域的應用；金屬、陶瓷、書畫、玉石、漆木器、紡織品等可移動文物，以及古建、石窟、巖畫壁畫等不可移動文物與現代科技的結合研究。對科技編輯而言，多渠道如通過官方網站、微信公眾號、微博等，及時關注國家、省部級課題申報、批復及結題情況；與國家文物局各重點科研基地溝通交流，掌握研究動向及進展；定期聯系期刊編委，及時組織高質量論文稿件，爭取原創性研究報告的首發權。從宏觀政策和相關研究人員等多方向入手，深入地了解和跟蹤前沿研究，對期刊發文領域研究的熱點和聚焦點保持敏銳的洞察力。為優秀稿源開啟綠色通道，通過優先出版等手段，鼓勵和保障高水平論文的發表，縮短論文的處理周期及發表時滯。

2.進一步擴大期刊學術影響力經過多年的積累，中國的文物保護科技在多個方面取得了傲人的成績。《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在現階段發展中，可從筆者提出的期刊被感知力、論文被理解力、成果被引用力、刊物被關注力等四個方面[7]，探尋提高科技期刊的學術影響。期刊被感知力，是所出版的期刊被學術界、期刊界了解的程度。以是否被國內外專業數據庫、公共數據庫及學科重點檢索系統收錄，是否被國際本領域專業單位收藏等方面來測度期刊被感知力。論文被理解力，是所發表的論文的可讀性，在保證論文學術性和創新性前提下，提出行文風格應客觀確切，符合國家標準和讀者的閱讀習慣；英文摘要應符合國際規范，作為論文被理解力的衡量標準。成果被引用力，是科研成果發表后被讀者引用的程度，目前以學術期刊文獻計量指標來表征。刊物被關注力，是刊物被本領域的學者關注的程度。基于期刊的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等文獻計量評價指標，平衡作者與讀者的需求，真正為作者和讀者架起橋梁。目前，國際學術影響力方面，《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已經為美國《考古與藝術文摘》（AATA）數據庫、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圖書數據庫、國際文物保護網絡信息（BCIN）數據庫、中國核心期刊（遴選）數據庫、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庫（CAJCED）等收錄。在打開國際化思路，拓展期刊國際影響力方面，中英文摘要的撰寫編輯是基礎，也是重點。中文科技期刊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英文摘要的學術點面涵蓋，通過摘要的檢索即引起研究讀者的關注，進而激發深度閱讀的欲求。重視知名數據庫收錄情況，提升國際關注度；踐行“走出去”戰略，尋求與更多國內外數據庫的合作契機，起到提高論文的引用率，推動期刊發揮學術影響力，加速論文傳播的作用；發掘期刊特色和品牌，推進國際學術交流。

3.拓展優質稿源來源渠道文物保護材料研究方向，張秉堅等統計了356種期刊共計1182篇文物保護材料相關文獻[8]，其中《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載文170篇，遠遠領先于其他期刊，說明該刊是文物保護材料研究領域的最重要的期刊；被引用次數排名前5位的論文有4篇發表在該刊，很好地反映了行業動態。核技術應用方向，錢俊龍等統計《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刊文數僅次于核技術領域的專業期刊《核技術》[9]，遠超于《考古》等其他核心期刊。今后，《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更要重視具有深入細致的研究工作基礎，有說服力、前沿的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論文[10]，保持期刊與該領域科學技術的同頻發展。依托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平臺支撐，以及中國科技考古學會、中國文物學會文物修復委員會、中國文物保護技術協會等三大學會支持，組稿原創科研成果，優先報道高質量優質論文。了解國內重點實驗室及具學科優勢的研究機構，明確組織優秀稿源的方向，引入稿源優化控制的理念，保證國際一流的科研成果優先發表；爭取更多基礎性、階段性研究成果的首發權。重視中青年學者的原創論文，發展高水平的核心作者，如對影響因子的貢獻度較高的論文作者等，為期刊提供重要的優質稿源保障。

4.探討與新媒體融合發展解讀國家科技期刊整體發展思路對本領域科技期刊個體發展思路的影響，順應國內國際科技期刊發展趨勢的指引。通過網站建設及微信推送，增強顯示度；拓展流媒體、新媒體、互聯網+等理念，在保持文物研究與科技研究的交叉與結合期刊特色的基礎上，建立信息化思路，提升綜合實力。通過近兩年的市場調研和工作量預估，自2017年初，統計源刊已在上海博物館的微信平臺上開設《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欄目，定期推送出版資訊、重點推薦論文摘要等內容。借助博物館已具備的關注度，每條推送內容在1周內的閱讀量約為2100篇次，起到了一定的推廣力度。結合推送的二維碼，期刊的數字化在線采編平臺的訪問量達130萬人次，半年時間內采編平臺訪問量增加約20%。意味著《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從單一傳播邁向了智能新媒體的第一步。網絡等新媒體傳播為期刊帶來了機遇和挑戰，互聯網+將極大拓展學術傳播途徑和便捷度，學術期刊也需盡快升級數字化出版，從傳播渠道、綜合評價、互動展示等各角度適應互聯網+的時代要求。

五、結語

基于文獻計量學分析方法，對高被引論文進行統計，以分析《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的學術影響力之本，進而探究可持續發展路徑，這難免有局限性，但也是一種有益的嘗試。通過對《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高被引論文的高頻作者、合作率、主題指數、引文分析等指標的計量統計，為分析高被引論文的刊文特性提供了參考依據，為今后優質稿件的組織和期刊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思路。科技期刊順應“互聯網+”的發展趨勢，才能更好地對科技發展起導向作用，繼而為推進科學技術的發展服務。

作者：馬江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