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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有對科技期刊發展進行的討論更多呈現出一種唯技術主義傾向，其假定暗含著只要科技期刊應用最新的網絡技術、通訊技術，就可以實現其在新媒體時代下的有機融合和高效傳播。這一假定下的模式在實踐中多遇到了發展困境:科技期刊編輯在積極提升技術水平以回應新媒體時代下科技期刊發展的過程中呈現出一種激進的保守主義傾向，其結果多是有運用、無發展。其根源在于沒有把握科技期刊在新媒體時代下有助于科研成果有效傳播的實質。基于用戶體驗嬗變的思考嘗試著幫助我們去接近科技期刊傳播的實質需求，從而為科技期刊在新媒體時代下的發展提供新的思考視角以及可操作維度。

關鍵詞:科技期刊編輯;新媒體;激進保守主義;用戶體驗

隨著新媒體的發展，特別是移動通訊技術的廣泛應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討論持續升溫，科技期刊的發展同樣需要回應社會以及科技發展現狀的要求。頗多學者、從業人員參與到對新媒體時代下科技期刊發展的討論，筆者認為現有討論的議題大多集中在以下四大類:第一類是對科技期刊網站建設的現狀調查分析［1～3］;第二類是從技術視角集中討論期刊發展如何回應互聯網時代的技術要求［4～7］;第三類是從發展的視角探討科技期刊傳統模式如何與新生元素的融合［8～11］;第四類是化用其他學科領域的概念或視角對科技期刊發展現狀及其問題進行解釋并提出建議［12］。當我們深入展開探討的過程中，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日漸走進我們的視野，那就是我們往往可以圍繞某一個角度為科技期刊在新媒體時代更好的發展獻計獻策，但是很多討論往往難以回應辦刊過程中產生的實際問題，呈現出學術討論一派繁榮，而期刊的轉型發展卻遭遇瓶頸，困難重重。這種現象也提醒我們需要對現有的討論進行反思。筆者認為圍繞新媒體時代科技期刊發展的討論應該圍繞其實質展開:即高效服務于學術共同體，讓學術成果高效傳播，所有技術上的改進都應該是高效服務于科技期刊內容傳播的實質需求。而現有對新媒體時代下期刊轉型的探討多包涵一個假定:即當我們的技術改進了、方式優化了，科技期刊的高效傳播就可以實現。這種帶有極端現代主義的假定早在斯科特那里就被指出:理性的、科學的設計在實踐中往往是失敗的［13］。從客觀上來看這種基于假定出發的技術或工作形式發生改變之后并不一定能夠有效提升學術科研成果傳播的高效性。我們可以從很多經驗中印證筆者的觀點:當門戶網站建立起來之后很多板塊都未投入使用;每個用戶“被”關注了眾多公眾號，但同時公眾號里面的內容又有很高的重復度，并不具備信息傳遞的高效性特點;最能反映這種唯技術主義討論的局限性還體現在學界對于新媒體的轉型已經討論多年，現有討論中對于問題的討論還是層出不窮，很多問題也是反反復復拿來討論，在實踐中并沒有能夠很好解決。這一現狀也促使我們不能夠僅僅簡單站在新媒體技術特點的角度，或是站在編輯技能本身上來探討這個問題，而是要從科技期刊發展的整體性角度著眼去思考相關主體如何參與實踐，去實現科技期刊發展的所要實現的自身職能。我們需要嘗試跳出現有的維度進行思考新媒體時代中的科技期刊為何要轉型，以及要轉向何處。但是單純以編輯自身做好還是遠遠不夠的。期刊編輯還需要回應用戶、社會對于科技期刊的期待和需求。那么科技期刊工作者判定學術成果的傳播是否高效?如何實現傳播的高效性?本文嘗試通過對一個實踐問題的分析切入，在分析問題的基礎上展開進一步的思考，并提出一種潛在可行的思考維度，以更好的回應如何實現科技期刊在新媒體時代下更好的發展這一議題。

1從一個經驗現象切入:轉型中的趨同

1．1數學類期刊發展現狀

本研究利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北大2014版)中的信息，通過百度搜索、微博搜索、電話調查等方法，調查了17家數學類中文核心期刊的網站以及新媒體建設情況。在被調查的17家數學類中文核心期刊中有15家數學核心刊擁有遠程投稿、審稿系統，占數學類中文核心刊的88．2%，其中的13家期刊可以通過期刊的門戶網站瀏覽并下載過刊全文;除了《中國科學•數學》期刊擁有微博賬號(但是微博內容更新至2012年之后再無更新)，其余的期刊均沒有開通微博賬號;調查中17家期刊均沒有微信公眾號。鑒于此，我們對這些數學期刊的新媒體發展現狀的關注和討論主要圍繞其門戶網站展開(見表1)。在我們深入的訪談和比較中可以明顯地看到科技期刊工作者在投身到新技術的轉型過程中呈現出明顯的趨同傾向。

1．2關于趨同的討論

關于趨同的討論主要是由新制度主義的組織領域開啟，其中包含強意義和弱意義兩種趨同產生機制的論述。邁耶和羅恩［19］從組織與環境的關系入手解決問題，提出組織環境的二元性，組織需要關注自身所處的技術環境與制度環境。而這種制度環境中所需要回應的核心問題就是合法性問題，如果組織無法實現對這種問題的回應，組織的目標可能從發展型目標轉換成生存型目標［14］。邁耶將之稱為“理性的神話”［19］。這一研究突破了經濟學對效率關注的傳統，開辟了“合法性”解釋路徑。相比于邁耶和羅恩的“理性的神話”，迪馬喬和鮑威爾更多是在弱意義上討論了合法性機制［15］，提出了三種制度擴散的方式———強制性機制、模仿機制、社會規范機制［20］。后續學者也在迪馬喬和鮑威爾對趨同機制研究上做了進一步的推進:霍恩斯柴爾德和曼納［21］在《組織間模仿的模式》中提出組織制度擴散中的三種模仿機制———基于頻率的模仿、基于特征的模仿、基于結果的模仿;韓欣甲又補充一種基于地位的模仿機制［16］。在模仿機制的研究不斷推進過程中，更多結構性因素參與到制度的分析之中。在科技期刊發展領域中也不乏圍繞趨同現象展開的討論，一是沿著制度主義的框架，解釋趨同產生的原因［17］;另一方面是基于對現狀的歸納，將趨同作為當下科技期刊發展中問題的一部分被提出［12］。通過我們的訪談和對文獻資料的梳理，筆者認為形成這個現象的原因，一方面，九十年代末期，隨著互聯網在出版行業內的迅速發展，傳統的紙質期刊面臨著空前挑戰，一部分科技期刊率先開始從傳統出版業向數字出版業轉型，標志性的特點就是門戶網站的建設，并且有些期刊憑借其優勢在業界成為成功的典范。隨后，稍晚啟動轉型的科技期刊開始效仿并照搬成功典范的轉型模式，這樣就形成了科技期刊這一組織內較為嚴重的趨同現象。另一方面，技術趨同和硬件趨同的背后也折射出觀念的趨同，編輯部自身也不清楚或者沒有結合學科的特點去思考應該建設怎樣的網站，呈現怎樣的內容，達到怎樣的目的，甚至于有一種觀念，為了顯示自身的嚴謹性和地位，別的期刊有了網站，我們也搭建一個網站，這時期刊工作者的關注點就放在所屬期刊的美譽、地位之上，基于此便又有了互相的模仿。而科技期刊需要實現的促進學術成果的有效傳播這一職能卻被大程度弱化。

2辦刊趨同:激進的保守主義

筆者并不否定科技期刊在轉型過程中呈現趨同的同時也帶來了科技期刊發展的諸多創新，一些快捷、高效的網絡平臺的搭建有助于科技期刊傳播中的相關主體獲取更多便捷。但在轉型的過程中往往是一個又一個的技術性目標需要去實現，實現之后發現與先前設想效果存在很大的差別。在實踐中往往一些理想型的技術運營模式缺乏一些條件支持;又或是發現理想的技術模式實現之后，效果并不如預期。在筆者看來一些對技術的討論并沒有切中科技期刊轉型的實質，反而將相關主體的注意力轉移到技術本身，造成了一種僅僅是對技術本身的認同。趨同化就可以作為一味追求技術本身的體現，而在這一過程中技術所具有的服務功能則被弱化。而技術的產物同樣作為一種社會的建構，在承載著服務于學術共同體的過程中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在訪談中，很多從事科技期刊編輯工作的對象表示這些技術的呈現也作為一種期刊地位的體現，在他們看來具備了一些技術才能體現自己期刊的“檔次”(或者說是制度主義學者意義下的對制度環境的合法性要求的回應)，即使一些技術在設計完成之后往往是疏于管理，僅僅作為一種形式。在這一邏輯之下，科技期刊的發展變成了轟轟烈烈搞形式，大大方方走過場，被認知到的實質目標變成了做好科技期刊所需的相應技術支持。筆者基于先前對科技期刊編輯的兩種傾向的思考，在關注科技期刊編輯在期刊發展中的趨同現狀過程中這一思考又有了新的推進。筆者曾經構建韋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探討新媒體時代科技期刊轉型中的兩種傾向，筆者將其歸納為保守化傾向和激進化傾向［18］:保守者更多是強調堅持紙質傳播時代中內容為王的科技期刊發展之道，抗拒新媒體的傳播形式;而激進者則是迎合新媒體傳播的特點，重塑科技期刊的傳播方式。從看似對立的觀點或事實中尋找共性是訓練和體現學術素養的一種重要方式。筆者延續先前的思考并嘗試發掘這兩種傾向的共性，認為兩種傾向之下都暗含一種保守主義:保守者固然堅守傳統的傳播模式，抗拒新媒體傳播的“腐蝕”;而激進者在客觀上表現為對新技術的迎合，拋棄先前自身的一些內核，但實質上這種邏輯之下還暗含著僅僅追求新媒體的傳播技術，并沒有從科技期刊發展中與新媒體的有機結合方面展開思考。其深層次的追求是在技術變遷的時代中固守科技期刊的生存之道而不是立足于新媒體時代下的科技期刊更好融合探尋發展之道。在筆者看來，這種積極結合新媒體的傳播特點而并沒有有效結合科技期刊自身特點與功能的思考和討論在深層實質意義上也可以視作為一種保守主義，筆者暫且將其稱為一種激進的保守主義。這兩種傾向都可以視作我們一部分科技期刊工作者并沒有從實質上搞明白科技期刊為何轉型、如何轉型以及轉向何處。更多按照一種保守的，維系期刊生存的策略投入新媒體時代下科技期刊的發展之道中。

3回歸實質:基于體驗的反思之道

那么接著又引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按照筆者的觀點，我們應該關注如何獲知實現了科技期刊傳播的高效性?筆者認為高效性本身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往往以抽象的話語難以在生活中進行測量。我們需要借用一些可操作、可觀測的變量對其高效性進行衡量。在以往，我們曾經用數據的方式、技術呈現的形式來衡量其高效性。筆者認為數據更多是呈現出使用情況的變化，透過數據難以體現學術共同體與期刊的互動實踐;同時，技術呈現更多是通過理性化、科學的方式站在編輯角度進行自我評價。而僅僅是站在編輯的層面之上開展一些形而上學的模式在實踐過程中往往難以將現實中的相關主體有機結合起來，往往是在形式上建起了新的元素，但是在實踐中對一些需求難以回應，使得很多轉型工作徒有其形式，而無實質的內容。在實踐中，新媒體時代下的科技期刊趨同發展現狀能夠集中體現科技期刊的轉型設想與現實需求不匹配所面臨的困境。我們需要尋找一種能夠連接期刊編輯和學術共同體的變量，在筆者看來受眾體驗(或者說用戶體驗)可以承載這一功能。主要原因有如下幾點:1)這一變量直接與科技期刊要服務的對象緊密相連，也為科技期刊工作者創設可觀測的發展目標;2)體驗往往是具有背景的①，與社會結構、學術共同體結構有著很好的整合性;3)不僅僅可以作為一個描述變量，也可以作為一種解釋變量，可以通過體驗來解釋學術共同體對技術(社會)變遷的回應;4)可以作為一種動態的變量，回應科技期刊轉型中所遇到的一些發展性的議題，進而跳出先前許多靜態的討論，以避免一種簡單的極端現代主義傾向②，同時尊重學術共同體之中的“情境信息”［21］。緊接著，筆者還要說明這種圍繞學術共同體中“情境信息”的體驗討論與當下一些圍繞用戶體驗討論之間的差異。筆者認為他們只抓住了上述主要原因的前兩點，將其作為一個描述性變量。其論述邏輯多為:用戶體驗很重要→某種技術可以回應這些用戶體驗→我們要發展這種技術。其根源還是在于討論一種技術或者制度，其落腳點在技術而不在科技期刊傳播的高效性，其容易放大技術(制度)的功效，發展出一套脫離實踐的模式，這種討論尚未脫離一種極端現代主義的觀點。這種邏輯需要進行調整為:用戶體驗很重要→要服務于這種體驗→嘗試借鑒或創設某種制度或技術→能夠滿足某種體驗需求→實踐中促生新的體驗→要服務于這種體驗→……。在這種邏輯之下，科技期刊為共同體所塑造，而塑造的元素又來源于學術共同體的“情境信息”。發展的需要才能被納入到考慮之中，而且技術(制度)與體驗是相互影響、互構發展，也能夠避免片面的談科技期刊工作者和學術共同體某一方決定另一方。關于基于用戶體驗的討論可以連接編輯和學術共同體，體現出兩者間的互動邏輯，幫助我們來觀測科技期刊高效傳播的實質。但筆者認為這并不是唯一的維度。期刊編輯與學術共同體之間的互動是“有來有回”的過程。在之前的討論中我們更多關注“來”的過程，而對于學術共同體“回”的過程關注較少。而能夠幫助理解這種來回過程的變量都有助于我們基于期刊發展的實質目標進行討論。若僅僅簡單假定某一方面的科學化、理性化成果將有助于科技期刊的發展，讓學術共同體被動適應某一種技術，則有點像“削足適履”般的發展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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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睿春1，付堉琪2，張玉平3 單位：.武漢大學《數學雜志》編輯部，2.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3.中科院武漢物理與數學研究所《數學物理學報》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