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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教育的提出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同時新一輪的教育改革也已經開始。但是,應試教育的強度并沒有因為素質教育的提出而有任何的降低,相反卻有著愈演愈烈的趨勢。倘若全盤否定應試教育,這樣的做法既不現實也是錯誤的。
現行的應試教育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教育體制,改革是一個漸變的革新過程,欲速則不達。要想在短時間內將其更換是不可能的,韓國、日本等國家也是應試教育。
2011年,《華爾街日報》對近兩萬名讀者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多達62.5%的讀者覺得嚴格的東方教育比寬松的西式教育對孩子的成長更有利。
二、應試教育并非一無是處
教育其實是沒有國界的,沒有中國式教育或者歐美式教育的絕對區別。中國學生學習壓力大,歐美學生照樣也會有學習緊迫感,也會有一大堆作業和補課。在中國式教育下成長的學生并非都是“高分低能”。
在人們所反感的這種高壓應試教育下,中國的學生水平卻出乎意料地在國際權威評估中名列前茅。例如,在2010年世界經合組織舉辦的一項權威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中,首次參加評估的上海15歲在校生在閱讀、數學和科學三項素養評價中全部取得了第一名,這讓許多歐美的媒體都感到意外并引起了歐美國家對中國教育的關注。
由此可見,中國的應試高壓教育并非一無是處,就像哲學家黑格爾說過的,存在即合理,它能在這片土地中生根發芽,就說明這里有著適合它成長的土壤。
在我國古代,隋朝之前的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以推薦為主的選官制度,使大多的寒門子弟無法步入仕途,施展才華為國家效力。隋唐開始實施的科舉制改善了這一現象,使所有的文人志士都能夠有機會通過考試成為官吏,實現自己的遠大抱負。這就改變了世家大族壟斷仕途的局面,給生活在底層的老百姓帶來了希望,也確實產生了一大批治國安邦的大家,如柳宗元、王安石、張居正、蔡元培等。
如今,對于一個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尤其是廣大農村學生來說,考上大學是改變他們前途和命運最直接的途徑和最重要的出路。而要考上理想的大學,則離不開應試教育。
應試教育也并非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應試教育的考試題目千變萬化,要想從考試中獲取高分,學生需要舉一反三、融會貫通,并且現在的考試題目越來越開放,類型也越來越多樣,這就要求學生的應變能力越來越強。
我國在1977年恢復高考至20世紀80年代這一特殊的建設時期急需人才,應試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掀起了讀書熱潮,在較短時間內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的專業人才。恢復高考后的幾屆考生如今已成為或正在成長為國家的棟梁,在我國建設進程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很好地緩解了造成的人才短缺現象。毋庸置疑,應試教育也能夠培育出優秀的人才。
學者劉海峰認為,盡管有各種缺陷,但從恢復高考后的三十多年間看,高考制度無疑是中國所有制度中最公平、最具公信性的制度之一,應試教育是相對公平的,是改變人生的最基礎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