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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思想對大學生教育和培養的啟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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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思想對大學生教育和培養的啟示

摘要:

曾國藩作為晚清一位重要的人物,在推動中國社會近代化的方面做出了顯著的貢獻。剖析曾國藩的個人歷史,其在人才培養、選拔人才以及使用人才等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見解。其人才思想放在當代高校人才培養中,不乏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培養有一定的借鑒和啟發意義。

關鍵詞:

曾國藩;人才思想;大學生;教育;培養

排除時代立場的思維影響,站在歷史現實的角度,曾國藩顯然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其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之舉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腐朽的晚清,延遲其覆滅時間。繼而又掀起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場近代化運動———洋務運動。考究其人,不難發現在曾國藩身邊,聚集了很多可以說是當時第一流的人才,這些人在曾國藩的政治活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為什么曾國藩可以坐擁當時第一流的人才呢?這與曾國藩獨特的人才觀有著密切的聯系。由于曾國藩“好才愛士為當時最”[1],而且其聲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業對當時的士大夫也有較大的吸引力,因此,很多“士之有志者”投入到他的幕府中。本文將從育人以及用人兩個方面來具體分析曾國藩的人才觀,并進而深入探究其對當今大學生培養的啟示

一、以“廉”“儉”“誠”“勤”標準來要求人才

曾國藩認為人才是需要培養的。“天下無現成之人才,變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勵磨練而出耳”[2]。具體而言,其育人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一是注重培育“廉“”儉”意識。曾國藩評價其本人“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3]。曾國藩一生保身,更大愿望是為百官作出表率,轉移風化。并勸戒州縣官節儉以提倡廉儉,反對奢侈、貪婪。其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獨善其身,明哲養廉,勸戒營官尚廉儉以服眾,勸紳士崇廉儉以奉公,極力倡導廉儉風氣,這都說明了曾國藩本人對廉儉品德教育的高度重視。史料記載,即便是曾國藩位居候、相等高官時,其原配夫人長期住在鄉下老家,曾國藩要求她在庭院外不準掛帶“相府”“侯府”字樣的匾。其夫人在家無錢可用時,會自己親自下廚并通過紡織活來賺些家用。二是強調“誠”觀念的形成。曾國藩認為“物變則窮,救浮華者莫如質”[4],晚清時期,統治階級道德淪喪,曾國藩對此是深惡痛絕。他認為只要能喚起人們“誠”德意識,就能挽回風氣。曾國藩認為“誠”就是對朝廷的忠誠,做人要厚實,不說大話,不求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凡是輕浮狡猾的人,曾國藩概不錄用,對手下人的不誠行為也是決不姑息。除此之外,曾國藩還十分注意以自身的行為倡導“誠”德并相信自己對人以“誠”,久而久之別人也會“誠”。據說有次曾國藩的一位摯友要舉家離開北京南歸,曾國藩為他親自聯系馬車并詳細安排好路線以及其他具體安排,直至將這位好友送到家中。三是倡導以“勤”為本。曾國藩常說:“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5]他在其給長子的信中提到:“古人云,勞則善心身,則佚淫心生。孟子云,生于憂患,死于安樂。”[6]這與其說是對兒子的教育的話,無寧說也是曾國藩本人的人生體驗。在曾國藩的世界里,個人身體的強弱、家庭、國家以及軍隊的興衰成敗都以人的勤奮懶惰為轉移。所以人生在世,應當以勤為本。他本人在軍中常常天未亮就起來看軍隊操練,白天要閱讀公文,接見賓僚,在空余時間看一些書史,使自己沒有一刻遐逸。這種勤勉作風他堅持了數十年,無論是在困苦危險之際還是功成名就之時都不曾改變。曾國藩十分討厭懶惰氣習,認為這也是兵家最忌諱的。要求湘軍將領必需能夠吃苦耐勞。在這種育人思想的指導下,湘軍也的確磨礪出了一批能夠吃苦耐勞的人才。曾國藩還認為人才也不是天生的,需要在實踐中鍛煉,多思多干,才能不斷進步。而且提出領導者要以培養人才為己任,要常反省自己,“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動謂無人可用”。“誠能考信于載籍,問途于已經,共思以求其通,躬行以求其效,勉之又勉,則識可漸進,才亦漸充”[7]。

二、以量力、全面、科學、鼓勵之道培育人才

育人之目的在于用,曾國藩之所以重視人才的培育,與其善于使用人才是直接相關的。他認為“當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8]。另外,作為一名晚清重臣,曾國藩在考慮問題方面往往比較謹慎,故在人才取選上注重全面、科學的理念。具體而言,其用人觀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一是倡導“取人之式”。所謂的“取人之式”,指的是讓有能力的人挑大梁。曾國藩認為:“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要。辦事之法,以五到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做吏則親驗命盜案,親巡鄉里;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理其緒而分之,又比其類而合之;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也;手到者,于人之長短,事之關鍵,勤筆記,以備遺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囑也。”

[9]在曾國藩看來,身居高位的人應該以知人曉事為職責,而且以能否知人曉事來判斷是君子還是小人。用人是否恰當,取決于是否真正的了解人。辦事能力的大小,取決于對事情的了解是否透徹。曾國藩對人才量力錄用,通常是根據一個人才情的大小,安排適當的職務。李鴻章、左宗棠有獨當一面的帥才,曾國藩就安排他們做方面軍的統帥。鮑超等只有領一軍之才,曾國藩就讓他做統領。曾國藩就是這樣因人而異地用人的,使得一大批依附他的懷才之士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和抱負,曾國藩本人也因此獲得了“知人善任”的美譽。二是強調全面考察人才。據《清史稿》記載,曾國藩“第對客,注視移視不語,見者悚然,退而記其優劣,無或爽者”[10]。而且,曾國藩本人閱世愈深,觀察愈微,從相貌、言語、舉止到處世、待人等等方面,都在其視線之內。其考察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道德、品行、能力等方方面面。對于合格者尤其是優勝者,就不遺余力的保薦,如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等都是破格錄取提拔的。而對于不合格者,則不留情面,堅決撤換。曾國藩的幕府,既是儲才之所,更重要是教育人、培養人、考察人。對于投奔者,曾國藩總是先將他們安插在幕府,根據其特長,分配合適的工作,讓他們一邊學習,一邊工作,然后視其品性、才干、工作表現等逐步給他們施加任務。經過如此嚴格的考察、篩選而提拔起來的人才,當然是有才干、有作為的人才。如果對人才不加考察和甄別,而對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養,不加使用,固然是對人才的浪費。不加考察和甄別,而單憑在上者的愛好和印象保薦,把那些口蜜腹劍、兩面三刀的陰謀家和野心家當作人才來培養和使用,必然會造成惡劣的政治后果。

三是提倡用人“四法”。曾國藩提倡用人四法:做、省、學、禁。曾國藩曾說過“:崇儉約以養廉。昔年州縣佐雜在省當差,并無薪水銀兩。今則月支數十金,而猶嫌其少。此所謂不知足也。欲學廉介,必先知足。毋貪保舉,毋好虛譽,事事知足,人人守約,則可挽回矣。”[11]曾國藩一世廉矩,勤政愛民,了解民間疾苦,多次為民請命,減免賦稅。廉矩使他挺起硬骨頭。曾國藩做了10年的京官,十分的盡職盡責,這種勤懇廉潔的精神,很是令人佩服。同時他也注重以身化人。他常引用顧亭林《日知錄》上“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的話勉勵官員。換句話說,就是不要使人欲橫流,道德淪喪,社會沒有辦法維系。曾國藩要求屬下官吏廉矩:習慣勞苦以盡職盡守,崇尚節儉以培養廉潔,勤學好問以拓展能力,戒驕戒躁以糾正官風。所以選拔一個人才、委任一個官吏一是要看他是否“做”,二是看他是否“省”,三是看他是否“學”,四是看他是否“禁”。這4點著重考察的是人的習慣、品質、才學和意志。四是注重鼓勵后人發展。曾國藩鼓勵下屬謀求獨立發展,這是其高出一般人之處。一般為官者都害怕下屬超過自己,可是曾國藩卻恰恰相反。曾國藩曾對李鴻章說“:學者當于羲皇心地上馳騁,無于周孔腳跟下盤旋。”[12]并希望李鴻章能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后來李鴻章在曾國藩的支持建下立了自己的淮軍。淮軍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和多次戰役中為曾國藩立下了汗馬功勞。在曾國藩看來,鼓勵屬下發展壯大,其實就是壯大自己。但是,這必須要有一個前提,就是要有獨特的馭人之術。善于正確處理上級與下屬、下屬與下屬間的利益關系。

三、曾國藩人才觀在當代大學生培養中的時代價值

《曾文正公全集》中有這樣兩句話“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煉而出耳”,“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才以陶冶而成”。這兩句話被后人所銘記,歷來人們提到人才,講得更多的是如何去發現人才,重用人才,曾國藩則明確提出人才是由培養和陶冶而成的主張,其中若干理念至今仍發人深省,其在育人與用人方面對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人才培養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是注重“德性”教育。大學生作為未來社會中的重要人力資源,如果其品行不端,思想不正,即使在專業方面是個頂尖人才,也未必會對社會產生正面的效應。因此,加強對大學生這股重要的人力資源進行“德性”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必要的。曾國藩育人思想中的“勤”“儉”“誠”等觀念都暗含著“德性”教育的味道。鑒于此,高校工作者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論工作者應在教學中更加側重于對大學生進行系統、深入地“德性”教育。同時要力爭將這一行為做真、做活,在點滴事件中植入這一理念,讓學生在很自然的狀態下習得這一教育理念,避免突兀地接受,出現“水土不服”的尷尬現象。去年在北大考察時指出:“道德之于個人、之于社會,都具有基礎性意義,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一個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13]這對新形勢下青年人的道德水準提出了新的要求與新的方向,注重“德性”教育正是迎合了當前形勢所需。

二是注重全面發展與個性發展相結合。直觀層面來理解這種表述,會認為全面發展與個性發展是相互矛盾的。其實這是兩個層面的東西,全面發展指的是大學生在個人素質方面,不僅僅是知識技能領域的提升,個人體質、心理狀況、美學素養等也應得到發展與提升。個性發展則指的是在培養大學生時,應有所針對性,有的放矢,考慮大學生自身的能力與興趣,培養出各行各業的人才與精英。有學者認為“:人的全面發展與個性發展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素質教育是促進學生全面發展與個性發展融合的有效途徑。高校引領學生全面發展,支持學生個性發展,有助于把學生培養成為高素質創新人才。”[14]這正如曾國藩所言的“取人之式”,各個領域都有著厚實的人力資源儲備,那么國家的事業發展必然會處于一個穩健增速的快車道內運行。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強調:“在發展個人興趣專長和開發優勢潛能的過程中,在正確處理個人、集體、社會關系的基礎上保持個性、彰顯本色……”[15]其觀點主要是強調個體在追求個性發展的時候,也要考慮背后集體或國家的利益需要,將個人發展與民族或國家命運結合起來。

三是注重培養積極向上精神。精神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一個積極向上的心態在人生奮斗的征程中定會發揮著顯著的作用。大學生在人生奮斗的道路上,以自己在學校所學的知識與技能為武器,如果有著一顆敢于拼搏的決心,其在社會中的貢獻必然是巨大的。因此,高校育人工作者要創設多種環境、搭建多種平臺來激發大學生們拼搏向上的動力,以此促進他們不斷提升自己。曾國藩鼓勵下屬謀求獨立發展,并希望他們能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對自己的晚輩或下屬形成一種激發向上的動力,李鴻章等的成長可以說與這些動力是存在相關聯的。高校工作者應從中吸取經驗,汲取理念,強化自己育人本領,成為大學生向前發展的人生啟蒙師。

四是注重培養社會責任感。人才的培養根本上來說是為了服務于當前國家社會發展的需要,一個成長者如果不能心系社會、甘于奉獻社會,這樣的人無法被稱為真正的人才。因此,在當代,對大學生進行培養時一定要提前植入一種服務意識或理念即自己甘于奉獻個人一定的利益來為整個社會的發展付出一定的精力,這個過程是社會責任投射下所形成的果實,社會責任感的有無可以說是衡量當今真正人才的一個重要指標。曾國藩親自進行培養各式人才的目的也是為了滿足國家發展需要,讓這些成才者在一方為國家與社會貢獻自己的智慧與才干。故其在人才培養與選拔中會將個人基本素質與奉獻精神作為重要依據,其用人“四法”即“做、省、學、禁”中就暗含著培養人才“社會責任感”的過程。

參考文獻:

〔1〕〔3〕〔7〕曾國藩.曾國藩全集[M].北京:致公出版社,2002.33,57,441.

〔2〕曾國藩.曾國藩———能屈能伸做人之道[M].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11.

〔4〕〔8〕〔9〕成金.曾國藩的八大學問[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3.93.

〔5〕〔12〕曾國藩.曾國藩家書[M].湖南:改革出版社,2000.277,33.

〔6〕上官覺人.曾國藩與孫子兵法[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8.261.

〔10〕陳建國.曾國藩六十六全典智謀人生[M].北京:中國物質出版社,1999.301.

〔11〕曾國藩.曾文公書扎(卷五)[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2.

作者:芮先紅 朱為民 單位:安徽師范大學 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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