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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兩個趨向”的科學判斷,中央再度出臺了一號文件,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重慶市委專門召開全委會研究“三農”問題,充分體現了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發展,高度重視農業、真切關注農村、真情關心農民的精神,標志著我市“三農”工作迎來了又一個發展的春天。作為身在“三農”工作一線的區縣領導,我們在對“三農”問題深入調研后,更加深切地體會到:發展農村教育,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是推進產業化、工業化和城鎮化,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將人口壓力轉為人力資源的重要途徑,是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構建農村和諧社會的重大舉措。但目前貧困地區農村教育的邊緣化問題,已對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嚴重影響。
一是嚴重影響農民增收。貧困地區農村教育的邊緣化造成農民文化素質較低,直接影響其經濟收人的不平等(一般農戶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現金收人增加3.5一5.5%;若參加培訓可增加30%左右)。以石柱縣為例,農民(巧周歲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6年,遠遠低于全國全市的平均水平,農民素質僅達到小學畢業水平,受過專業技能培訓者不到5%。由此形成了缺乏知識的農民對高度發達的現代市場、單個弱勢的農戶對有組織的企業的不利局面。這部分人由于缺乏知識這個改變貧困的支點,絕大多數只能在低端就業,在建筑工地、車站碼頭、餐飲行業從事“傻大笨’,的繁重體力勞動,轉移容易轉化(市民)難。而隨著社會的轉型,這種靠拚體力、透支青春來求生計的簡單的勞動將會越來越少。長此以往,由農村進人城鎮的絕大多數打工者,必將面臨因知識沒別人多、頭腦沒別人活而成為城鎮的“邊緣人”,必將埋下城鄉、區域、階層矛盾的隱患,最終會影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二是嚴重影響農業增效。以石柱縣為例,一方面,盡管綠色生態資源優勢比較明顯,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黃連、長毛兔、辣椒、藥菜等綠(特)色產品基地,但由于農民文化素質較低,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不深,對優勢資源的規模開發不夠,始終無法擺脫“逢貴就趕,逢賤就徽”的經營盲目性。始終無法打破“千家萬戶的生產、提籃小賣的販銷”的傳統產業模式,致使石柱縣縣域農村經濟尚未形成可以抗御市場風險的“航空母艦”,綠色資源優勢沒有更快更好地轉化為經濟優勢,產業結構調整仍然面臨諸多困難。另一方面,由于農民文化素質較低,對優勢資源缺乏深度開發的意識,絕大多數農民仍然停留在生產和出售初級農產品上,農業產業化推進不快,產業鏈條難以延伸,農業效益難以提高,農業專業化、集約化、一體化進程推進緩慢.
三是嚴重影響農村繁榮。由于知識的缺乏,石柱縣的部分農民民主法制觀念淡薄,依法辦事、用法維權的意識不強,村民自治、村務公開、民主議事的氛圍不濃。尤其是少部分接受教育較少的農民對事物缺乏正確的理解判斷,不善于通過正規的程序和合法的渠道來處理解決問題,且無理糾訪纏訪,甚至個別以此為己任,樂此不疲,導致農村信訪穩定形勢比較嚴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依法治縣和政治文明進程。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經濟。提高農村教育水平是事關解決“三農”問題的基礎性、先導性和全局性工程。為此,石柱要緊緊抓住當前全國全市“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重要機遇,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堅持義務教育的城鄉統籌,立足當前與謀劃長遠相結合,自力更生與謀求政策支持相結合,加快建立教育“城市支持農村”的政策體系和長效機制。
立足當前就是要充分發揚自力更生精神,切實把自身條件用盡用足。“三農”破解難,千難萬難,歸結為一個難—就是難在缺少知識和技能這一支點上。要抓住這一支點,就要充分整合貧困地區現有教育資源,充分利用勞動力轉移培訓、庫區移民培訓、高山移民培訓、農村實用技術培訓等各類培訓資源,讓留守農民掌握現代農業技術,發展現代農業,成為現代農民;讓外出農民掌握職業技能,成為技工、專家,用腦掙錢。同時,構建縣、鄉、村三級農村實用人才培養培訓體系,創建學習型農村,使農民處處能學、時時能學,全面提高農民的生存能力、發展致富能力,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
謀劃長遠就是要積極獻言獻策,努力謀求政策支持。大致有以下六個方面:
一是要樹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的教育發展觀,把農村教育納入國家的基本國策,突出農村教育的基腳性地位。國家雖然出臺了《義務教育法》,但實際上很難操作。而解決農村貧困子女的就讀問題是政府的一項重要公共職能,也是實現教育公平與和諧的重要舉措。因此,建議國家進一步把農村教育放在整個農村工作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制定《農村教育法》和《高中教育法》,并把農業職業教育納人義務教育的重要內容,通過政策和法律的導向作用,真正建立起農村基礎教育保障機制,確保農村孩子達到12年教育年限,實現教育的公平與農村職業教育的和諧。
二是要盡快完善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保障。建議國家建立新的義務教育財政負擔機制,實行貧困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免費教育制度。對現有的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應逐步建立由中央政府承擔的農村義務教育新機制,考慮到國家財政承受能力,第一步可先在全國257個少數民族貧困縣實施。對欠發達地區(包括省級貧困縣)則主要由省(市)里承擔(中央適當補助);對發達地區可由縣市自己承擔。具體可先在民族貧困地區試點。以石柱縣為例,2005年,全縣共有83475名農村小學、初中、普通高中、職業高中學生,按雜費、課本費及服務收費農村小學學生每人每年628元、初中學生1092元、普通高中學生1556元、職業高中學生1900元計算,僅需資金6887萬元。以此類推,全市5個民族貧困縣約需3.4億元(相當于去年全市財政收人的1.2%),全國257個民族貧困縣約需177億元(相當于去年全國財政收人的0.67%),國家和市級財政是基本能夠承受的。建議國家財政按補差原則加強對農村教育特別是中西部地區農村教育公用經費的轉移支付,真正實現“保工資、保運轉、保安全”。
三是要科學把握農村教育的發展走向。研究制定農村教育的對策與措施,必須與解決“三農”問題一并考慮,糾正農村教育的應試性、城市性和離農性,真正形成與新農村相適應的新教育制度。建議在試點的基礎上,對農村初中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在執行九年義務教育課程的前提下,加強農村學生職業、創業知識與技能教育,為學生升學、進城就業和務農創業打下能力基礎,同時滿足農村適齡學生的升學目標和就業目標。要堅持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并舉的方針,制定保護農村職業教育的特殊政策,鼓勵農村教育在為城市培養人才的同時必須為“三農”服務,為農村城鎮化、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提供人才,這既是當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時代需要,又是農村教育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
四是要建立貧困地區高中教育發展專項經費制度。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特別是新一輪人學高峰的到來,需要大量經費投人。以石柱縣為例,如果普及高中教育,到2010年要達到國家評估驗收標準,尚差12000人左右的教學設備設施,需教育經費約2億元。這是貧困地區根本無力承擔的。建議國家和市上建立貧困地區高中教育發展專項經費制度,確保貧困地區發展高中教育的經費投人。
五是要統籌規劃貧困地區農村學校危房改造、布局調整、新校舍擴建和師資建設,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在規劃布局調整時要結合城鎮化發展布局,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學校危房改造和新校舍建設,努力滿足農村學生“有學上”這一基本需求;同時,建立貧困地區師資建設專項經費制度,滿足農村學生“有好學上”這一強烈愿望,最大限度地實現教育的公平,促進農村教育的和諧發展。
六是要建立東部對西部、城市對農村的教育“一對一”對口支援協作制度。按照統籌區域發展的要求,實行東部三大經濟區與西部貧困地區結成雙邊或多邊的對口幫扶對子,從政策上鼓勵東部地區對西部農村教育開展一對一對幫扶,盡快縮小東西部巨大的教育差距。同時,針對我國國情,為有效破解農村教育資金短缺瓶頸,應充分運用政策優惠、稅收減免等手段,鼓勵社會和民間資金投資教育,大力發展民辦教育,建設農民能讀得起書的“平價學校”,這也是發展貧困地區農村教育勢在必行、勢在快行的重大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