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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國家形象傳播是在國民心目中確立自身的良好形象。學校作為國家形象傳播的重要陣地，擔負著傳遞完整的國家形象任務，特別需要借助儀式活動使正向的國家形象嵌入兒童的心靈。升旗儀式與紀念活動是學校教育中重要的文化符號傳播形式，也是對國家形象建構有直接影響的重要活動。學校需要將兒童推入公共的政治符號群體中，慢慢使他們成為社會所需要的人。

［關鍵詞］符號；國家形象；儀式；學校教育

各個國家都會以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理想塑造兒童，以使兒童認同現存的政治制度；各個國家也都有其所獨有的、與其整體運作相一致的教育理想，并以不同的方式將這種教育理想施加于個體身上，以使個體認同這種教育理想。任何一個國家在進行國家形象傳播的時候都不能回避信息傳播內容和行為本身與意識形態之間的緊密聯系。因此對于兒童的政治教育方面，國家不但要使兒童做一個有生活道德的人，還要做一個具有明確的政治傾向和政治覺悟的人。

一、制造認同：國家形象建構之訴求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國家”只是一些共同世界人的理念型的高度復雜網絡的一個縮影［1］。國家象征符號，如國旗、國歌或紀念碑等，進一步將國家形象具體化，使人們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和想象國家。正如美國戴維•柯澤所言：“國家是不可見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見到，必被象征化才能被熱愛，必被想象才能被接受。”［2］國家形象建構，需要基于一種國家認同的社會心理的自覺行為，如何塑造和傳播國家形象也成為學校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亞里士多德在《修辭學》中指出，說服的整個過程就是在聽眾心目中“制造印象”的過程。國家形象在什么樣的場域中形成？借用社會心理學的互動場論以及國際關系中的控構主義理論視角，形象的建構是形象的塑造者與信息接受者在社會這個“場域”內彼此交流影響、行為互動、相互建構的結果。國家形象認同本質上是一種價值觀念的認同，教育者會力求使每個兒童都能樹立起這樣一種個人對于國家的態度：強烈地希望維護她的尊嚴、偉大、光榮和強盛，認同“我是這個國家的一分子”，培養他在少年時期就能認識到祖國的意義，培養起對祖國的熱愛、感激、興奮和關切的感情，關心祖國的現在和將來，在感情和意識上真正產生一種對自己國家的歸屬感。這種信念被作為兒童的一種習慣化意識被教育者所強調。

二、學校文化符號與國家形象

世界充滿了符號，符號對我們具有不同程度的意義。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人們所使用的物品都可以看作符號，各種符號標志滲透于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symbol”（象征）這個詞來源于希臘語“symbolon”，字面意思是“比喻”“符號”“標志”。象征物代表著某物或某人，符號象征是符號意義和內容的物化表達。在象征中，不同維度的符號或事物會聚集在一起，這樣，人就不再生活在一個單純的物理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符號象征意義世界中。西方政治象征理論的開拓者梅展•里亞姆所關注的符號：“紀念日以及應該被人們所銘記的時代；公共場所和紀念碑等建筑物；音樂和歌曲；旗幟、裝飾品、雕像、制服等藝術設計；故事和歷史；精心組織的儀式；游行、講演和音樂等大眾活動”［3］。符號表征著某事物，意味著它所意指的符號的意義功能，符號也會表征符號使用者的意識體驗。沃洛辛諾夫建立了符號學和意識形態研究之間的緊密聯系。“沒有符號，就沒有意識形態……一切意識形態性的東西都具有符號價值。”［4］這里，他是在一個特定的意義上使用“意識形態”一詞。作為一種象征，符號一定被建構成它所意指的真實存在的體現。依據這些符號、形式和象征，我們能夠看出事物之間的關聯。這些象征物的作用是非物質的，我們必須懂得如何讀懂它們，因為在可見的象征中也許承載著另一種真相［5］。如國旗、隊旗、紅領巾等，最開始它們只是一塊布，但它們被賦予特有的政治意義后，就變成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當然，符號也只有被賦予某種意義并被接受后才能發生作用。國家形象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來理解的，它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符號系統中。每個國家都創造出專屬于自己的特殊符號，以標明自己的身份。如國家形象會符號化為該國的國徽和國旗等，中小學校每周一所進行的升旗儀式即是國家形象建構的重要方式。象征符號和其含義之間建立起一種固定的聯系，而且它們的意義還可以不斷延伸。如上甘嶺上的隊旗、南極長城站中國少年紀念標、60周年國慶閱兵群眾游行的隊徽隊旗、“神舟六號”搭載少先隊隊旗……它們所代表的符號的意義使它們成為現在孩子們崇拜的對象。這種基于國家形象建構的象征性符號教育兒童如何去認同自己的國家地位。“老師告訴我們：在長征時，紅軍脖子上會系上一個毛巾。戰士們的鮮血染紅了他們脖子上的毛巾，就這樣，才有了我們現在所戴的紅領巾。”（一名二年級學生）這樣的政治話語開始正式介入兒童的生活。《中國少年先鋒隊章程》指出：“五角星加火炬的紅旗是我們的隊旗。五角星代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火炬象征光明，紅旗象征革命勝利。五角星加火炬和寫有‘中國少先隊’的紅色綬帶組成我們的隊徽。隊旗、隊徽是少先隊組織的標志。”在這里，紅領巾還表征著一個群體、一個組織的概念。兒童戴上紅領巾，就在客觀上形成了一個具有高度同質性的群體。它是共產黨指揮下的集體，要服從黨的領導。由此，紅領巾賦予每個兒童以另一重新的身份———少先隊員，也給原子式的單個人提供了新的“庇護”，使他們產生一種新的依賴與安全感。學校正是通過這種身份符號建立起兒童與國家之間的緊密聯系，引導兒童認同自己作為這個國家的一分子，并使他們為此而感到自豪和驕傲。文化符號以其所承載的文化內涵、文化價值、文化意義影響著兒童對本民族、本國家的情感認同。

三、學校符號教育與國家形象建構

個體對某個集體或文化的歸屬感并不會自動轉化為一種成員式的同屬感，一個“我們國家”的認同并不必然隨之產生，因此學校需要將兒童推入公共的政治符號群體中，慢慢使他們成為社會所需要的人。學校文化符號包括校訓、校歌、標語口號、儀式、樓房場所、雕塑、繪畫等符號，其中，作為“國家在場”的重要儀式活動———升旗儀式與紀念活動是對國家形象建構有直接影響的重要活動。

1．升旗儀式作為一種政治教育活動兒童對國家形象的認同是基于他們對國家認識的基礎之上的，而考慮到兒童的發展特點，學校需要采取適合、適當的方式來進行。國旗是國家形象的重要標記，凸顯著這個民族和國家的個性、尊嚴。升旗儀式屬于中小學校每周一必須舉行的儀式，營造了一個特殊的時空，這個特殊的時空必然會成為學校對學生進行國家形象建構的重要陣地和主要途徑。升旗儀式作為承載政治話語的重要媒介，其目的是增強兒童對國家形象的深刻認識，對參與者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升旗儀式上國旗下的講話不僅擔負著傳遞信息的功能，而且也是激勵兒童情緒的一種重要手段，它能夠使兒童更好地理解國家的形象與意義，這種強調國家認同的政治話語試圖使兒童產生一種精神上的聚合和情感上的歸屬。當然，這種價值體系如若完全不涉及兒童日常話語的內容，其效果必然遠離教育者預先的設計。在升旗儀式中，孩子們整齊劃一的出旗方隊、冉冉升起的國旗以及振奮人心的國歌，這些視覺、聽覺符號共同營造了一種神圣而又莊重的儀式情境，作為未來接班人的少先隊員政治身份此時被重新提起。組織者試圖利用這種作為國家成員之一的象征性身份，通過特別營造的氛圍以及精心設置的儀式環節，激發其為國家而奮斗的豪情壯志，進而達到兒童對國家形象認同的目的。升旗儀式提供了一種親身到場才能獲得的體驗，增進了兒童對象征意義上國家形象的了解，提供給兒童一個認同國家形象的空間，重新喚起國家形象建構的共同記憶，體會到一種與國家共榮辱的休戚相關性。兒童在升旗儀式這一時空狀態下，共享儀式互動過程所產生的與國家“共在”的一體感。這時，國家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將國家這個政治觀念演化成親歷的體驗、情感和日常的事物”［6］。兒童在儀式中不斷地確認自己對國家歸屬的內心感受。教育者也期望升旗儀式能夠產生一種神圣的力量，使兒童獲得對國家形象的符號化的整體感。通過這樣的儀式活動教育者可以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操，強化對國家與民族的認同，甚至可以利用政治象征符號向學生傳達政治信息，培養他們對國家制度、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認同。

2．紀念活動作為一種社會記憶活動國家作為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并不必然憑空產生，人們需要找到某些能把他們聯系在一起的象征符號，歷史就成為重要的來源，紀念活動“提供了一個重溫這些故事并將之與現實聯系在一起的機會”［7］。紀念碑是一個公共符號，被認為是紀念戰爭中陣亡將士的重要標志物。紀念活動是組織者試圖將革命時期的歷史記憶嵌入孩子們精神世界的一個重要活動，這是一個提供社會記憶的過程。烈士陵園也由此成為學校愛國主義教育過程中組織者要精心打造的重要“記憶場所”。學校教育者通過紀念儀式引導未來的接班人回憶起革命時期奠基式的過去，期望通過對民族和國家歷史的回憶、對革命烈士事跡的回憶，使少先隊員們形成對黨和國家的認同。這樣的活動，學生作為一種代表，代表的是一種身份，代表的是一類群體。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一起回憶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感受紀念空間的莊嚴與肅穆，形成對黨和國家的朦朧認同。紀念碑、革命舊址等政治符號凝聚了民族的歷史記憶，使兒童產生一種強烈的信號意識，喚起兒童對革命烈士事跡的記憶，從而確立自己的民族或國家身份，這一政治教育過程也是教育者試圖對兒童進行價值喚醒與政治教化的過程。

紀念儀式也是一種受“規則支配的象征性活動，它使參加者注意他們認為有特殊意義的思想和感情對象”［8］。組織者試圖通過紀念儀式這種指向國家神圣歷史的活動，在兒童心目中建立起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緊密關系，建立起一種歷史使命感與責任感。這種紀念儀典的目的就是要喚醒某些觀念和情感，以借此表示對革命先輩的崇高敬意。這種活動是對“奠基式的過去進行現時化，回憶著的群體通過憶起過去，鞏固其認同”［9］。整個活動要促成兒童對現存政治制度所實行的政治信念和規范的認同，并使這些“未來接班人”形成對國家政治或歷史的認同，從而促進他們的政治社會化。學校如要使這些活動真正有效果、深入人心，活動的設計就要遵循兒童的需要，聽從兒童內心的聲音，使少年兒童形成強烈的信號意識。如在“我為核心價值觀代言”“紅領巾心向黨”等演講活動中，兒童與父母共同查閱資料，或者講述古代偉大人物的愛國事跡，或者刻畫革命戰爭時代的英雄人物，甚至對“中國夢”也開始有了雛形的理解。在紀念革命先烈活動中，兒童一起回憶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形成對黨和國家的朦朧認同。旗幟、口號、紀念革命烈士的紀念碑等政治符號，“其實都是在喚起公民的政治集體記憶，這種喚起是在一種歷史語境中產生對價值的肯定與敬仰，進而產生向往之情”［10］。這一政治教育過程是一個使兒童對國家形象產生感性認知的過程，也是對國家形象神圣性強化的一個過程，兒童在對歷史英雄的追思中不斷產生對國家的認同與理解。在這些紀念儀式活動中，兒童不斷加深對革命英雄人物事跡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對革命人物的敬仰之情，激發起他們的愛國主義情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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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辛格霍夫．我們為什么需要儀式［M］．劉永強，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15．

［6］戴維•莫利，凱文•羅賓斯．認同的控制：全球媒介、電子世界景觀與文化邊界［M］．司艷，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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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劉學坤，戴銳．政治、政治教育與公民的意義生活［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24－28．

作者：傅金蘭 單位：棗莊學院心理與教育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