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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兒童文學是指以兒童為閱讀對象的文學作品。其實古代中國很早就開始用所謂的“兒童讀物”來進行兒童教育了，但是教育的目的是養兒防老和傳宗接代，正如周作人所說的，中國的兒童歷來只能“偶然從文字堆中——正如在穢土堆中撿煤核的一樣——掘出一點什么來，聊以充腹，實在是很可憐的”。魯迅先生認為當時的兒童讀物中有很多荒誕無稽的唯心主義思想和不從實際生活出發的荒謬東西。所以他號召教育家、文學家、科學家為兒童翻譯和寫作一些喜聞樂見的新作品，“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

二、意識形態與翻譯

一般意義上，“意識形態”是指在特定文化語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思想系統，即某一階級或社會集團的世界觀的普遍觀念。意識形態有很多不同的種類，有政治的、社會的、宗教的、倫理的等等。努力追求權力的組織會去影響社會中的意識形態，將它變成他們想要的樣子。翻譯文化學派旗手勒菲弗爾（AndreLefevere）提出“改寫”的概念，他認為翻譯不僅僅是語言層次的轉換，更是譯者對原作所進行的文化層面的改寫。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改寫主要受到意識形態（ideology）和詩學形態（poetology）兩方面的限制。在這兩個因素中，意識形態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譯者對翻譯作品的選擇和翻譯過程本身，也會受到這兩方面的影響。意識形態主要從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方面來限制和引導改寫者的創作，詩學形態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文學手段、文學體裁、作品主旨等，二是一種文學觀念，即文學在整個社會體系中起到的作用。這一理論也同樣適用于我國對西方兒童文學尤其是童話的翻譯介紹。

三、意識形態影響下的中國早期兒童文學翻譯

（一）宗教意識形態影響下最早期的兒童文學翻譯

在中國，最早進行西方兒童文學譯介的，是西方來華的傳教士們。傳教士們到中國傳教，常用的方式之一是興辦教育。而教育要從兒童抓起，要從創作和翻譯兒童讀物開始。由于傳教士們身負的使命是傳教，要在上帝的指引下對中國的兒童實行宗教的救贖，他們很自然地開始了福音小說的翻譯和創作。這個過程從1846年持續到19世紀末。福音本來是基督教用語，意思是耶穌的話及其門徒傳播的教義。而福音小說是以小說為載體，傳播這種教義。傳教士們翻譯的福音小說主要以兒童作為預設讀者，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有1856年吉士夫人（CarolineP.Keith）翻譯的《亨利實錄》等。這些作品一般都是逆境中的孩子在某種情況下接觸并虔誠地信仰基督教，不甘沉淪，最后被好心人解救，過上幸福生活的故事。如《亨利實錄》這部小說是19世紀英國最重要的兒童文學作家之一舍伍德（MaryMarthaSherwood）所著，講述了一個在印度出生的英國孤兒亨利，遇到一位傳教士的女兒。女孩用心教他念書，把做耶穌門徒的道理告訴他。亨利體弱多病，但憑借悟性和毅力，成了一個虔敬的基督徒，在病中也不忘感化仆人蒲師。盡管這些故事有著強烈的宗教意識形態的影響，但是這些翻譯作品在中國開了風氣之先，把世界各國的重要童話介紹給了中國兒童，也把西方現代兒童觀帶到了中國。在這些作品的潛移默化之下，中國的有識之士們也開始了對西方兒童文學作品，尤其是童話的譯介。

（二）政治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第一次兒童文學翻譯高潮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以戊戌維新為中心的近代意識啟蒙運動，它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譯介西方的思想文化。當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時，他們也看到了兒童，知道了兒童是民族命運的改變者、民族未來的建設者。1901年《杭州白話報》刊文“兒童乃為國之寶，兒童教育休草草”。重視兒童教育當然要考慮給兒童提供什么樣的精神食糧。在這種政治性啟蒙的照耀下，大約從1896年開始，我國出現了近現代第一次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高潮。其間，也有供兒童閱讀的作品。如1900年周桂笙在上海《采風報》上刊登《國王山魯亞爾及兄弟的故事》和《漁夫》。這是《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譚》）在我國的第一次中譯。1902年，他在《寓言報》上發表了譯自《伊索寓言》《格林童話》和《豪夫童話》的15篇文章。1903年他把這些譯作故事集結成《新庵諧譯初編》出版。這部譯作注意選擇愛國御敵、弱者智勝強者的篇目。他將第一部譯作獻給少年兒童，抱有希望通過翻譯輸入西方文明以拯救祖國擺脫貧弱的意愿。1904年周作人翻譯《俠女奴》（今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190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由奚若翻譯的《天方夜譚》4冊，共收故事50個。1909年，魯迅和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收錄的第一篇即是周作人翻譯的《安樂王子》（今譯《快樂王子》，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作品）。1914年7月，《中華小說界》發表劉半農翻譯的《迷洋小影》（今譯《皇帝的新衣》）。1919年一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一號發表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女兒》。1918年1月，陳家麟和陳大蹬翻譯安徒生的童話，譯名為《十之九》，共收安徒生童話6篇。林紓和嚴復的兩個兒子嚴培南、嚴璩合譯的《希臘名士伊索寓言》共收寓言298則。

（三）社會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第二次兒童文學翻譯高潮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驍勇們，以反帝反封建、改造社會為己任，必然會把目光投向國家的未來，寄希望于少年兒童。同時，提倡人道主義和個性解放，必然會由人的發現到兒童的發現，產生民主的兒童觀，認識到給兒童以文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致出現“凡學習外國文學的，開手不久便選擇童話”。(魯迅《小彼得•序言》1918年魯迅在《狂人日記》里大聲疾呼“救救孩子”。1919年，魯迅發表了《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他說“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這個觀念大大沖擊了“父為子綱”的陳腐觀念。可以說，“五四”時期“人”的啟蒙帶來了真正意義上的“兒童”的發現，中國的兒童問題也才得到了極為密切的關注，與此相關照的是，文學界開始大量譯介外國兒童文學作品，從而出現了第二次童話翻譯高潮。1922年，魯迅收集翻譯了《愛羅先珂童話集》，1923年譯介了愛羅先珂的《桃色的云》，還有1928年由未名社出版的《小約翰》。鄭振鐸翻譯了《高加索民間故事》《萊辛寓言》《印度寓言》和《幸福王子》（也就是《快樂王子》）等，還寫了《安徒生的作品介紹》，對這位童話大師做了全面、系統的介紹和評價。兒童文學作家卡羅爾（LewisCarroll,1832-1898）的《阿麗思漫游奇境記》、卡羅爾的另一部兒童小說《鏡中世界》也出了中譯本（陳鶴西譯，北新書局，1929年）。科洛迪（CarloCollodi,1826-1890）的《木偶奇遇記》共有7種譯本。

（四）兒童文學翻譯影響下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誕生

在大量譯介外國童話的影響下，我國作家們積極借鑒和吸收世界優秀童話的因素。葉圣陶是中國現代童話的奠基人，他的童話創作成績最突出。1921～1936年共創作43篇童話。1923年出版的《稻草人》是我國第一部作家童話集，并標志著中國文學童話的成熟。魯迅說《稻草人》“給中國的童話開立一條自己創作的路”。（魯迅，《<表>•譯者的話》）它把現實世界引進童話創作，把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商人、漁民等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人物構成的現實生活顯示給兒童，充滿著濃郁的社會生活內容和民族生活氣息。葉圣陶在其《我和兒童文學》中說到：“我寫童話，當然是受了西方的影響。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爾德的童話陸續介紹過來了。”在葉圣陶的《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中，安徒生童話和王爾德童話，尤其是王爾德童話的影響的直接和深刻是清晰可見的。我們不妨將作為童話集名的《稻草人》這篇代表作和王爾德的童話名篇《快樂王子》做以比較，就會發現它們的驚人相似之處：首先是童話主人公形象，一個是立于城市廣場高圓柱上面的塑像，一個是立于農村田野里的稻草人；其次是由于這兩個童話形象都不能移動，只能通過他們的視野來展現人間現實的苦難，一個是城市窮人的慘狀，一個是農村貧婦的悲劇；再次，在情節結構上，快樂王子因一次又一次慘狀的刺激，最后鉛心碎裂，塑像拆除，而稻草人也因一次又一次目擊的悲劇致使傷心倒地。所以，無論是童話形象、情節結構，還是所展示的社會主題，都可以明顯地看出在基本方面《稻草人》有著《快樂王子》的影子。還有古代英雄的石像，石像的倒塌而且，和其他童話中溫馨快樂的結局不一樣，王爾德童話和葉圣陶的這兩部童話均以悲劇結尾，融凝了許多“成人的悲哀”在里面，把生活的殘酷面展示給兒童，認為兒童也不能躲在成人的庇護里。鄭振鐸為《稻草人》做序時也說：“再試讀王爾特的《安樂王子》，燕子飛在空中所見的景象是何等悲慘的景象呀！少年皇帝（王爾德童話，現譯《少年國王》）在夢中所見的景象又是何等的景象呀！沒有，沒有，在童話中的人生也是沒有快樂的！”而譯者和作者在選擇和創作兒童文學作品時表現的社會意識形態意識又是多么強烈。

四、結語

中國現代兒童文學誕生在中西文化碰撞與融合的歷史語境中。它首先借助西方傳教士基于宗教意識形態而進行的譯介活動才得以發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特殊的政治及社會意識形態土壤下，通過翻譯家和文學家的共同努力才得以逐漸開花結果的。到了當代，雖然進行兒童文學出版和創作的出版社多、作家多、作品多，但是經得起讀者與時間檢驗的精品少之又少，具有長久魅力的作品寥寥，讓人耳熟能詳的作家作品日漸減少。在這種情況下，重溫意識形態影響下的早期兒童文學的翻譯和創作發展歷程應該會起到應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