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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醫學生對于COVID－19的認知、行為狀況，為學生返校復學及疫情常態化下的防控工作和今后醫學生培養模式改革提供參考。方法于2020年2月21日至27日對內蒙古醫科大學學生發放網絡問卷進行調查。運用logistic回歸分析調查對象的認知、行為的影響因素。結果共回收有效問卷6824份(有效率99.17%)，調查對象對COVID－19的潛伏期、人群普遍易感的認知為(74.6%、78.4%)，對一些網絡謠言的認知為86.3%～98.7%;疫情期間合理飲食、鍛煉、勤開窗通風等行為方面較差(68.4%～85.3%)。本研究中年級、專業是認知、行為的影響因素(P＜0.05)。大二及以下的學生低認知風險較高，OR(95%CI)為1.291(1.164，1.431)，其不良行為的風險較低，OR(95%CI)為0.867(0.785，0.957);44.8%蒙醫藥專業學生認知較低;35.1%的預防專業學生、30.9%的臨床與護理專業學生屬于高認知不良行為。結論內蒙古醫科大學學生對COVID－19的認知、行為仍有待改善，需進一步加強醫學生的預防與臨床教育、實踐與理論教育的融合。

關鍵詞:病毒肺炎;認知;行為;醫學教育

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圍大流行，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經、保護易感人群是控制傳染病傳播的核心環節，通過宣傳科學的防護知識，提高公眾防護意識使其自發采取防護行為，仍是目前控制疫情進一步傳播的重要途經［1］。目前國內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國高校逐步恢復常規教育教學安排。返校后學生將面臨集體住宿、就餐、上課等問題，具有良好的認知與行為對降低疫情在高校內發生的風險是十分重要的［2］。醫學院校學生接受了更多的臨床、公共衛生知識與技能方面的教育［3］，提高其對于COVID－19的認知并改善相關危險行為，不僅能減少學生自身的感染風險，還能將疫情相關知識和良好行為傳播給家人，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助力。另外，本次疫情暴露出我國在應對突發傳染病方面的一些問題，全社會對于“預防為主”的健康政策認識不足［4］。醫學院校作為醫護、公衛人員的培養和儲備的基地，應從醫學生教育方面做出自身的努力。本研究通過對內蒙古醫科大學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分析其認知、行為存在的問題，一方面為學生返校復學及疫情常態化下的防控工作提供參考;另一方面通過分析不同專業醫學生的認知、行為，發現目前醫學院校在醫學生人才培養方面的不足。

1調查對象與方法

1.1調查對象對內蒙古醫科大學各專業本科及研究生，采用網絡問卷的形式，通過微信向其發放問卷。填寫時間設定為2020年2月21日至27日。所有調查對象均簽署了知情同意，自愿參加本研究。1.2調查方法與內容參考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病毒肺炎防控方案(試行第六版)［5］自行設計問卷，對學校預防專業15級全體學生進行預調查，問卷信度為0.62，效度為0.66。合理改善信度較低的題目，由專家進行審閱、修改后，問卷的信度與效度均達到0.75以上，問卷內容包括:基本特征、COVID－19的認知、行為。其中，認知方面包括對COVID－19的傳染源、傳播途徑等知識的了解，答對1題計1分，總分18分;行為方面包括是否佩戴口罩、是否正確處理廢棄口罩，答對得1分;洗手、消毒等行為的頻率按3、2、1、0計分，共8題，總分20分。1.3變量定義與賦值參考OrimboEO等研究［6－7］對問卷進行評分及賦值，以中位數為界，認知＜15分為低認知，≥15分為高認知;行為＜16分為良好行為，≥16分為不良行為。省份分為疫情一般省份，疫情較重省份［8］。1.4統計方法使用SPSS19.0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用構成比表示，計量資料以(x珋±s)表示。分別以調查對象的低認知、不良行為為因變量，性別、年齡、年級、專業、民族、居住地、省份作為自變量進行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將P＜0.1的因素納入多因素模型，使用ForwardLR的方法篩選自變量，檢驗水準α=0.05。

2結果

2.1調查對象基本特征共有6881名學生參與調查，回收有效問卷6824份，有效率為99.17%。其中，男性2024(29.7%)名;平均年齡21.4±2.6歲;漢族4510(66.1%)名，蒙族2061(30.2%)名;調查對象中大三及以上3863(56.6%)名;臨床與護理專業3935(57.7%)名，預防、中醫藥專業339(5.0%)、344(5.0%)名，蒙醫藥、其他專業743(10.9%)、1461(21.4%)名，見表1。2.2COVID－19相關知識的認知調查對象對肺炎可以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通過無癥狀感染者傳播的認知為99.8%、95.1%;對病毒的傳播途徑(如經呼吸道飛沫、密切接觸、還可能經氣溶膠傳播)認知為91.5%～99.8%，對未經證實的傳播途經(蚊蟲或水源、消化道)認知為32.3%～51.9%;對COVID－19的潛伏期、人群普遍易感的認知為(74.6%、78.4%);對采取正確的防護知識(如佩戴口罩、選擇正確的防護口罩、少外出、勤洗手、室內多通風)可以降低感染風險的認知均為95%以上;但對一些網絡謠言的認知為86.3%～98.7%，見表2。2.3COVID－19疫情期間的行為5818(85.3%)名學生每天開窗通風;4665(68.4%)名每天合理飲食、鍛煉;絕大多數都能做到外出佩戴口罩(99.1%);1855(27.2%)名重復使用3～5次;3450(50.6%)名將廢棄口罩裝入密封袋或淋灑消毒液后丟棄;3598(52.7%)名學生1～2天進行一次居住場所消毒;2901(42.5%)名學生每天洗手6次以上;1229(18.1%)名學生每日隨意觸摸眼、鼻、口6次及以上，見表3。2.4調查對象認知、行為的影響因素多因素結果顯示，大二及以下的學生相較于大三及以上低認知風險較高，OR(95%CI)為1.291(1.164，1.431)，不良行為的風險較低，OR(95%CI)為0.867(0.785，0.957);相較于預防，臨床與護理、中醫藥、蒙醫藥及其他專業的學生低認知風險較高，OR(95%CI)分別為1.455(1.127，1.878)、1.612(1.154，2.252)、2.183(1.635，2.916)、1.291(1.119，1.919)，其他專業的學生不良行為風險較低，OR(95%CI)為0.762(0.599，0.968)。2.5不同專業調查對象的認知與行為表5顯示，僅有36.3%的學生屬于高認知良好行為者，高認知不良行為者占29.4%，低認知良好行為者占18.8%，低認知不良行為者占15.5%。預防專業高認知不良行為者所占比例為35.1%，低認知不良行為者所占比例為11.5%。臨床與護理專業高認知不良行為者所占比例為30.9%，低認知不良行為者所占比例為15.0%。蒙醫藥專業低認知不良行為者所占比例為21.5%。

3討論

本研究對6824名醫學生COVID－19的認知、行為進行了調查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COVID－19呈高認知者占65.7%，低于齊曄等人的研究(70.13%)［9］。對COVID－19呈良好行為者占55.1%，低于其他研究(73.6%)［10］。因此，建議學校利用官方媒體繼續加強COVID－19相關知識的宣傳教育，使學生能識別謠言，采取科學有效的防護行為［11］，防止復學后疫情在校園內發生。本研究中，34.3%的學生對COVID－19的認知屬于低認知，其中各專業學生均存在低認知的情況，蒙醫藥專業低認知的學生所占比例最高(44.8%)，預防醫學專業最低(25.1%)，臨床與護理、中醫及其他專業有34%左右。一般來說，臨床、護理等專業更注重培養學生的臨床基礎知識，忽視預防醫學相關課程的學習［12］;而在預防醫學專業學生的培養過程中，大量削減臨床相關課程如傳染病學等，缺乏疾病防控的臨床理論基礎［13］。促進和加強所有醫學生疾病防控方面的培養已成為醫學教育的首要任務之一，既要注重學生的臨床知識與技能的學習，也要加強預防醫學相關內容的教學，促進預防醫學與臨床醫學的充分融合［14］。民族醫學學生在培養過程中課程體系尚不完善［15］，尤其是預防醫學相關課程的開設較少。內蒙古少數民族地區對于蒙醫藥人才有著較大的需求，蒙醫藥人才的培養不僅要突出蒙醫藥專業特色，還應該加強公共衛生領域知識和技能的學習，為基層培養實用型醫藥衛生人才。本研究中，對COVID－19行為方面，29.4%的大學生屬于高認知不良行為，并且各專業學生均存在高認知不良行為的情況。其中，預防專業最高(35.1%)，臨床與護理、中醫藥專業有30%左右。在醫學生培養的過程中，醫學院校由于課程較多，普遍會壓縮預防醫學實踐課程的內容［16］，而預防專業的學生在開設專業課程時，多數已進入考研復習階段，沒有更多的精力投入于專業實踐技能的學習。因此，醫學院校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應調整優化現有培養方案，科學合理安排課程體系，達到貫徹理論與實踐并重的目的。本研究探討了疫情期間醫學生認知和行為存在的問題，為助力高校做好疫情常態化下防控工作、針對性采取相應的措施提供一定的參考。同時，本研究結果顯示醫學生認知與行為不統一、非預防專業低認知比例較大，其理論知識未能運用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處置中，提示醫學教育模式、人才培養方面的不足。這也進一步說明，在醫學生的培養過程中，應加強“理論與實踐的并重”，“臨床與預防的融合”，尤其是應注重公共衛生人才培養體制改革，發揮公共衛生在健康中國戰略中的主導作用。

作者：蘇月楠 楊敏 杜莎 高樂 魯海文 王學梅 單位：內蒙古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內蒙古醫科大學學生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