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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討精神障礙患者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OSAS)的風險因素。方法:對167例住院的精神障礙患者進行多導睡眠監測(PSG)，根據監測結果將患者分為OSAS組(28例)及非OSAS組(139例)，分析兩組睡眠結構及OSAS風險因素。結果:兩組間年齡、性別、吸煙史、軀體疾病和職業情況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均＜0．05);PSG監測顯示，兩組間Ⅰ期睡眠(S1)時間和入睡后清醒時間(WASO)以及S1占睡眠周期(SPT)百分比(S1/SPT)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WASO(OR=0．981，95%CI:0．962～1．000，P=0．048)、代謝性疾病(OR=0．034，95%CI:0．005～0．225，P=0．000)、心腦血管疾病(OR=0．123，95%CI:0．020～0．767，P=0．025)和焦慮障礙(OR=6．033，95%CI:1．156～31．479，P=0．033)與精神障礙患者OSAS發生相關。結論:精神障礙患者OSAS風險因素為代謝性疾病、心腦血管疾病、焦慮障礙及WASO延長。

關鍵詞:精神障礙;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睡眠結構;風險因素;多導睡眠監測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OSAS)特征為睡眠期間重復性上呼吸道塌陷，伴隨氧飽和度下降、頻繁覺醒和睡眠破碎［1］。OSAS是造成各種身體疾病及交通或工業事故的原因，因白天過度嗜睡和認知功能障礙導致患者職業困難［2-3］。普通人群中OSAS患病率為3%～7%;Szaulińska等［4］報道11%～18%抑郁癥患者、15%～48%精神分裂癥患者、及21%～43%躁郁癥患者發生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OSA);Rezaeitalab等［5］報道OSAS患者的焦慮頻率明顯高于一般人群。OSAS與精神病性癥狀和治療存在一定相關性，或加重精神障礙并影響其預后。Kalucy等［6］報道精神分裂癥患者的OSAS發生率增加，治療OSAS時精神病癥狀可能會有所改善。研究［7］顯示OSAS患者抑郁癥發病風險增加;兩者癥狀相似(睡眠障礙、疲勞、意志力和判斷力下降、加重認知功能損害和降低生活質量)［8］。余海鷹等［9］發現夜間睡眠結構紊亂、低氧血癥可能是OSAS伴發精神障礙的病理基礎。OSAS風險因素包括性別、年齡、肥胖、白天嗜睡等特征，以及伴有OSAS高危風險的合并癥如心力衰竭、高血壓和腦卒中等［10-14］;表明OSAS不僅與軀體疾病相關，也與精神障礙明顯相關。本研究探討精神障礙患者的睡眠結構，分析其發生OSAS的風險因素。

1對象和方法

1．1對象

根據隨機數字表隨機抽取2016～2017年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住院治療的18～70歲精神障礙患者;入組者均符合《國際疾病分類》第10版(ICD-10)［15］精神障礙(抑郁癥、雙相情感障礙、焦慮癥、精神分裂癥)的相關臨床診斷標準;均未經系統精神科藥物治療;患者或其監護人對本研究知情同意。排除妊娠期及哺乳期婦女、有明確睡眠監測禁忌(重度肺部疾病、神經肌肉疾病或充血性心力衰竭等)［16］及其他睡眠障礙者。

1．2方法

1．2．1入組者一般情況調查采用自制一般人口學調查量表，收集入組者年齡、性別、體質量指數(BMI)、受教育程度、職業狀況、吸煙史、飲酒史、軀體疾病。

1．2．2多導睡眠監測(PSG)使用EmblaN7000系統對所有入組者進行PSG監測。第1夜為適應夜，以排除睡眠監測的首夜效應;第2夜進行PSG記錄，時間為晚21:00至次日晨6:00;記錄總睡眠時間(TST)、睡眠周期時間(SPT)、睡眠潛伏期(SL)、睡眠效率(SE)、Ⅰ期睡眠(S1)、Ⅱ期睡眠(S2)、Ⅲ期睡眠(S3)、快速動眼睡眠期(REM)及入睡后清醒時間(WASO)。呼吸暫停事件定義為完全停止或幾乎完全停止氣流10s，低通氣事件基于10s內氣流減少30%，伴隨著血氧飽和度(SaO2)減少0．3%;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AHI)為總睡眠時間內呼吸不足或暫停的次數/h;根據《OSAS診治指南(基層版)》［16］，以AHI＞5診斷為OSAS。

1．2．3臨床量表評估①焦慮自評量表(SAS):評估被試的主觀感受;采用4級評分評定癥狀出現的頻度;SAS總粗分正常上限為41分，分值越低狀態越好［17］。②抑郁自評量表(SDS):評估被試的主觀感受;包含20個項目，采用4級評分評定癥狀出現的頻度，SDS總粗分正常上限為41分，分值越低狀態越好［18］。③Epworth嗜睡量表(ESS):評估被試白天嗜睡狀態;ESS≥9分為日間嗜睡標準［19］。④睡眠狀況自評量表(SRSS)［20］:評估被試的主觀睡眠感受;包含10個項目，每項目1～5分，總分為10～50分，評分愈高，睡眠問題越嚴重。

1．2．4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17．0統計軟件;計量資料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相關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2結果

2．1分組結果及兩組一般情況比較

共納入了167例患者，其中精神分裂癥26例，情感障礙82例，焦慮障礙19例，其他精神障礙40例。根據PSG檢測結果，OSAS組28例，非OSAS組139例;兩組間年齡、性別、吸煙、軀體疾病和職業情況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或P＜0．01)。見表1。

2．2兩組SAS、SDS、ESS、SRSS評分比較

兩組間各項量表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

2．3兩組PSG結果比較

OSAS組S1、WASO較非OSAS組明顯延長(P均＜0．05);兩組間TST、SPT、SL、SE、S2、S3及REM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3。2．4OSAS相關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以年齡、性別、職業、吸煙史、軀體疾病史、S1、WASO、S1/SPT和精神分裂癥、情感障礙、焦慮障礙為變量的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WASO(OR=0．981，95%CI:0．962～1．000，P=0．048)、代謝性疾病(OR=0．034，95%CI:0．005～0．225，P=0．000)、心腦血管疾病(OR=0．123，95%CI:0．020～0．767，P=0．025)和焦慮障礙(OR=6．033，95%CI:1．156～31．479，P=0．033)是OSAS相關風險因素。見表4。

3討論

本研究發現，在精神障礙人群中，WASO作為保護因素，代謝性疾病、心腦血管疾病和焦慮障礙作為危險因素，均與OSAS相關，而本次研究未發現年齡、性別、職業、吸煙史、S1、精神分裂癥和情感障礙等因素與OSAS有關。Tsai等［21］通過動物模型證實，間歇低氧可引起腦組織代謝紊亂、結構及功能異常;而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的產生及認知功能的下降是腦功能損害的常見表現。本研究間接論證了這一點，WASO的延長，可減少間歇低氧的時間，降低腦功能的損害，從而改善精神障礙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及認知功能。韓國的調查結果［22］顯示，與OSAS高風險相關的主觀睡眠特征是睡眠不足、白天過度嗜睡和失眠;此外，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癥和焦慮障礙是OSAS獨立風險因素。另一項國外研究［23］發現，OSAS患者合并情感障礙的風險明顯增加，尤其是抑郁癥和雙相障礙。本研究也證實了精神障礙患者中出現OSAS的患者具有代謝性疾病、心腦血管疾病和焦慮障礙等特征，但并未發現年齡、BMI、主觀睡眠障礙(如睡眠不足、白天過度嗜睡和失眠)與OSAS有關。這可能與選取的研究對象、飲食文化不同等有關。本研究主要以精神障礙患者為研究對象，且樣本量偏小，而上述研究對象是在全國范圍內選取2740名受試對象來探討普通人群中與OSAS顯著相關的風險因素和后果;另外本研究納入的精神障礙患者普遍存在主觀睡眠問題，因此未得到上述與OSAS高風險相關的主觀睡眠特征的結果;PSG是診斷OSAS的金標準，而上述研究未進行PSG監測，未討論OSAS客觀睡眠結構的改變。本研究中發現的風險因素和睡眠結構特征可以有效提高OSAS在精神障礙患者中的檢出率，指導精神障礙患者中OSAS的預防、篩查和治療。但仍存在自身局限性:一是該研究為橫斷面研究，未考慮OSAS的發生發展與精神障礙疾病發生發展的關系，無法說明二者的因果關系;二是未實施多中心研究，且樣本量偏小，不能夠完全代表本地區精神障礙患者與OSAS的關系;三是本研究所使用的臨床評估量表為自評量表可能存在主觀因素的問題，降低了OSAS組與非OSAS組之間比較的有效性。故應在今后的研究中解決以上問題，并探討精神障礙患者中OSAS的風險因素和睡眠結構與精神障礙縱向發展的關系。

作者：吳涵 石賀敏 孫建華 張麗麗 栗克清 張云淑 單位：河北大學醫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