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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衛生部統計，目前全國每年發生的醫療糾紛逾百萬起，我國已進入醫療糾紛的高發期[1]，醫療糾紛化解難度也逐年加大。由于醫療服務供給與需求的失衡即醫療資源配置不均衡、政府醫療服務財政支出的不足、部分新聞媒體不實負面的報道、醫學專業發展本身局限性，醫患雙方客觀上就存在醫學信息的不對等，使醫師溝通告知度相形下降，引發許多不該發生的醫療糾紛。傷醫事件時有發生，影響了醫務人員執業的積極性，阻礙了醫學科學及行業發展。在民事糾紛處理中有三種主要形式：自力救濟、社會救濟、公力救濟，但醫療糾紛處理不屬于社會救濟范疇。京司發[2010]735號《關于加強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工作意見》中明確規定，患方索賠金額1萬元以下的，可通過醫患雙方協商和解；索賠金額1萬元以上通過北京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簡稱:醫調委）或司法訴訟程序解決。為降低醫療糾紛處置成本我院大部分采用非訴訟程序，與國內外研究結果具有一致性[2]。特別是社保體系發達的德國90%醫療糾紛案件也是通過非訴訟途徑解決[3]。

1醫療糾紛自力救濟與公力救濟現狀

1.1醫療糾紛自力救濟缺陷自力救濟是指權利人的權利遭受侵害在國家機關未能提供及時保護的情況下以個人的力量進行保全性自救的行為[4]，是在法律不禁止情況下的救濟。雖然糾紛雙方對自力救濟高效、快捷的和解效率給以認可，成為了主流，但是糾紛民事主體是由復雜的個體組成，每個糾紛案例又具有很大的差異，使糾紛的解決具有很強的嚴肅性、復雜性、差異性。糾紛自力救濟存在嚴重利益沖突，具體表現在醫患雙方當事人合法權利的公平合理性保障方面、醫方所遭受的非理性傷害、糾紛雙方心理層面打擊、國有資產可能面臨流失現象[5]。

1.2醫療糾紛公力救濟缺陷在醫療糾紛化解中，國家推崇司法途徑解決。據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對過去兩年醫療糾紛司法審理數據統計顯示：醫療糾紛案件初級審理至判決書執行周期平均為十四個月。現階段醫療糾紛民事訴訟標的偏高，法律費用也有所遞增，訴訟審判程序中每年賠償金額也逐年遞增，導致司法維權經濟和時間成本加大。如果遇到案件審理時限過長，醫療責任參保保險公司又發生更迭，非保險期限內理賠款項將拒付，則會加重了院方經濟負擔。其次我國醫療損害鑒定體制存在雙規制[6]，一方面是醫療損害責任與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另一方面是司法鑒定。二者在鑒定機構成立依據、內容、程序、結論各不相同、各有優缺點。醫療損害責任與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是臨床醫學行為的鑒定，鑒定人員有穩定的專家庫遴選機制，活動即科學又專業，屬于一級學科（含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對醫療鑒定具有高度專業性。其鑒定內容符合《侵權法》規定的醫療損害責任認定的內容，但是鑒定結論沒有使用法言法語詳細分析醫院過錯和明確的責任比例、參考度等。法院法官以醫學會鑒定人不在鑒定結論上簽字和不出庭質證為由不予采信，故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效力逐漸淡出，尤其在北京等地區更加突出。司法鑒定為法醫學類的鑒定，屬于基礎醫學下屬的二級學科，對醫療事故進行鑒定。鑒定人員是由法醫、法官、律師等其他人員組成，臨床醫學專業水平參差不齊，人員構成缺乏科學性、合理性，且很不穩定，司法鑒定結論也沒有嚴謹的三級負責制。又因屬于營利性組織，企業為了生存往往以患者為弱勢人群和醫師告知不足為代價，鑒定費用、鑒定責任比例、參考度遠高于醫療事故技術鑒定費用。法官又無法判斷專業性很強的醫療糾紛事由，完全依賴司法鑒定，審理中法官采信了司法鑒定責任度上限裁定糾紛，醫方實際承擔了較高的鑒定責任，嚴重影響了人民法院糾紛判決中法官的裁量權。糾紛雙方的大部分醫療糾紛在綜合考量后多采用自力救濟解決糾紛。

2完善醫療糾紛自力救濟質量控制

2.1暢通醫療投訴渠道以醫療糾紛自力救濟“人本醫療”理念為指導，重視患者合理需求。全市試點在2013年8月設立“住院服務中心”集中管理全院各科住院床位，減少了患者住院難引發的各種醫療投訴即簡化流程提高效率，大大縮短了患者住院日和住院費用；在2014年5月全市試點啟動醫療投訴直通車，在醫院門診大廳設立了“一站式服務中心”，形成了開放統一醫療投訴接待窗口，由門診辦公室負責，門辦、社工辦、醫保辦、咨詢各自抽調專業熟練懂政策、懂管理人員接待患者，將醫療投訴接待關口前移，綜合辦理醫療投訴事宜，對醫療糾紛進行早期防范。

2.2醫政管理隱患排查在重大醫療糾紛處理過程中，作者認為醫療技術是影響醫患關系的核心問題[7]。2013年我院首先建立了醫療主管院長負責的行政管理查房制度，由醫務部牽頭，醫務處、社工辦、門診部、護理部、臨床科室等部門中層管理者組成，查房主要內容是醫療質量管理，領導干部深入臨床科室現場辦公，針對醫療管理不到位科室進行醫政管理綜合會診，對發現的問題進行指導與預警，特別是急、危、重癥患者診療方案予以專業質量管理指導；同時每季度對全院各科進行醫療糾紛隱患排查，例如：科室自查與長期滯留患者監控、征詢相結合，分析原因進行早期有效干預，事后對整改干預手段、措施、結果進行效果評價。大力發揮醫政綜合管理優勢，提高全院各科管理層防范與處置醫療糾紛能力，將早期預警隱患化解在萌芽狀態。

2.3醫療糾紛節點糾錯在醫療糾錯管理中要求各科主任從源頭上強化醫療質量管理，分別把守醫療糾紛處置中涉及醫療專業關口問題的解釋權，建立科主任直接領導下的醫療糾紛負責人制度，使醫療糾紛處置中醫療專業問題解釋與答復更加精準到位；加強全員醫務人員定期法律法規教育、培訓、考核力度，例如：每年定期聘請資深律師、法官、衛生法學專家進行典型案例解析與相關知識培訓，打造醫務人員成為具備業務精湛、服務到位專家，并且能夠正確認識與識別醫療執業中法律底線，成為法律底線的守門人；我院還定期修訂醫院醫療糾紛處罰管理規定，制定了詳實醫療糾紛處罰條款，對不稱職員工進行訓誡和嚴厲處罰，增加了重大醫療糾紛案件涉及管理者和個人的糾錯成本，警示提升全員風險意識。

3醫療糾紛自力救濟與公力救濟關聯要點

3.1醫療糾紛自力救濟有效溝通民事糾紛雙方權利維護與權力正確應用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糾紛雙方權利和權力正確識別是糾紛化解的前提，也是維護了糾紛雙方對依法所享有民事權利中處分權。例如：在重大突發患者意外死亡家屬接待中，負性心理使患方家屬產生非理性的判斷，加之各種主客觀原因易引發過激行為，導致醫療糾紛危機狀況出現[8]。在醫療糾紛協商前：要掌握醫療糾紛的全部病案資料做到心中有數，特別要認真閱讀病案中有質疑點的診療記錄，同時熟知與死亡患者有直系法律親屬關系和贍養關系人信息，熟知民事人身醫療損害案件中賠償標準。醫療糾紛協商中：首先在家屬集體約談中做到耐心傾聽、態度誠懇、措辭謹慎；其次仔細觀察家屬負面情緒由來，要做到始終把控維穩協商氛圍；其三要認真聽取患方核心話語權人所表述主要訴求，對具體賠償款上下限和協商難度進行評估（即糾紛雙方權利和權力）；其四為協商中要循序漸進有理、有力、有據，對醫療糾紛自力救濟與公力救濟權限和利弊正確表述，告知患方醫療糾紛處理程序，引導家屬選擇對糾紛雙方有利的救濟方式。特別要注意，在呈遞醫調委醫療糾紛質證陳訴材料時，要充分認識到質證材料嚴謹完整的重要性，還要積極配合、認真準備、與協調員充分溝通。

3.2醫療糾紛自力救濟與公力救濟對接契合當代醫學科學突飛猛進新技術廣泛應用，法律法規條款必然存在嚴重滯后性、局限性。醫療糾紛雙方當事人具有完整的社會屬性，決定了糾紛處理的復雜性、差異性，使重大醫療糾紛處置難度加大。例如：醫賴行為是以醫療糾紛為由，長期霸占病床等醫療資源，拒絕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民事訴訟等法定爭議解決途徑，并要求高額補償的非暴力手段尋求的救濟和義務規避[9]。患者醫賴行為侵占了醫療優質公共資源即其他患者的使用權，同時也損害了醫院正當權利。為妥善解決此類糾紛首先將組織召開院內醫療安全管理委員會，組織相關科室主任、醫療專家聯合討論，多方聽取專家對診療過程分析見解，逐層剝繭找出用原詞醫療糾紛解決的突破口，確定診療過程醫療行為有無過錯，過錯與患者人身與財產損害后果之間有無因果關系，以及過失大概責任度三要件，以民事訴訟法中現行公力救濟中醫療損害人身賠償標準為準繩，發揮自力救濟溝通協商技巧主動進行糾紛談判；其二引導患方在醫調委進行糾紛裁定，將糾紛調解結果進行三方確認簽署調解協議；其三醫調委因該機構屬性決定了協議只具有合同確定力、無強制力；應將該調解協議與公力救濟對接契合一次性解決糾紛（基層法院：綠色通道進行司法裁定、司法調解的確認），避免醫療糾紛后續遺留問題司法審理一事再理發生。典型案例一：產科某患者女性32歲高齡高危妊娠分娩時發生新生兒重癥窒息后夭折，患者已高齡對能否再次受孕表示懷疑，在出院檢查中未確認一定有這種可能，但患者仍要求高額賠償，拒絕司法鑒定、拒絕結賬不出院；典型案例二：某患者男性56歲高空墜落致粉碎性腰椎骨折，擇期行腰椎骨折錐體復位弓根內固定術，手術非常成功。由于患者是高能量性損傷，且對治療方法均無良性反應，導致術后患者出現傷口感染再次清創，經治療后下肢功能恢復近80%，家屬認為與期望結果相差甚遠，故長期占據醫院床位2年之久。我們大膽嘗試了上述措施，有的放矢，在不違反強行法條規定下最大程度優化當事人有效合法權力和權利，成功地化解了類似醫療糾紛案例。降低了糾紛雙方時間、經濟成本，提升了公立醫院優質資源利用的社會效益和效用。

4結論

綜上所述，隨著國家轉型期法制化進程的大力推進，自力救濟在化解醫療糾紛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自力救濟是公力救濟必要且具有正當性的補充。符合2014年7月北京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關于《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理條例（草案）》第三條醫療糾紛處理原則。在醫療糾紛相關阻遏機制尚不夠健全的當前歷史階段，醫療糾紛自力救濟防范、預警、糾錯質量管理齊抓共管，以結果為導向，將北京市醫調委調解協議與公力救濟司法裁定或司法調解有機結合，是快速高效解決醫療糾紛重要途徑，可免除后續糾紛司法審理的一事再理事件糾結，使醫療糾紛調解更加合理、合法。經過近兩年來有效整合了兩種救濟方法的優勢，推進了重大疑難醫療糾紛化解，使醫療糾紛化解率達到85%以上，保證了醫院醫療安全，獲得了患方、醫方、社會的首肯。本文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和量化研究不足，未盡事宜將在未來的研究中補充完善。

作者：付江湲 楊新乾 梁曉婷 單位：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