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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調查居民對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支付意愿，為提升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水平提供建議。方法選擇北京、上海、廣州3個城市，隨機抽取6個社區進行問卷調查，采用描述性方法統計分析居民的基本情況，采用χ2檢驗和二元Logistic回歸方法分析影響居民對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支付意愿的因素。結果調查對象中，33．4％的居民愿意為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付費，包括非藥物調理（針灸、推拿等）、內服藥物調理（膏方等）及外用藥物調理（貼敷等）；77．8％的居民可接受每月中醫預防保健服務費用少于或等于200元；84．0％的居民支持將中醫預防保健服務費用納入醫保。影響居民對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支付意愿的因素包括：平均家庭月收入、每月中醫預防保健服務費用、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數量及居民是否信任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等。結論居民對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支付意愿較低，建議在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數量種類、配套設施和相關制度方面加以完善。

關鍵詞：社區居民；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支付意愿

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以社區需求為導向，合理配置，充分利用中醫藥資源，在社區預防、保健、醫療、康復、健康教育及計劃生育六大部分充分發揮中醫藥的優勢和作用［1］。近年來，國內的中醫預防保健服務得到迅速發展，并且越來越受到認可。2016年，國務院《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2030年）》，鼓勵各級基層醫療機構將中醫藥服務融入疾病預防和養生保健。2018年，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社區衛生服務能力標準》，正式規定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提供中醫藥服務標準。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發展對于提升基層醫療服務能力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基于目前關于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利用研究報道較少，本文從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利用者———居民的角度展開研究，希望能為提升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水平提供建議。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2018年6－9月，選取北京市石景山區、上海市楊浦區和廣州市荔灣區3個轄區6個社區作為現場調查基地。根據一般變量分析的估計方法，確定標本量為600份，現場調查回收有效問卷599份，有效回收率為99．8％。

1．2調查內容

調查內容包括居民基本情況、愿意支付的中醫預防保健服務費用、每月可接受中醫預防保健服務費用的額度、將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納入醫保的態度以及對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認知、信任和支付意愿。

1．3統計學處理

建立EPIDATA3．1數據庫，采用SPSS24．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處理。數據經標準化整理后，根據研究內容采用描述性分析、χ2檢驗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599例調查對象中男262例（43．7％），女337例（56．3％），其中55．1％的居民年齡在60歲以下，78．5％的居民文化程度在本科以下。經濟方面，多數居民平均家庭月收入低于10000元，平均家庭月支出低于3000元，其中每月藥品、醫療服務及用品支出以低于2000元為主，上述支出中每月用于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費用多數低于100元。84．5％的居民聽說過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62．1％的居民信任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

2．2居民對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支付意愿情況

見表1。本研究中33．4％的居民愿意為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付費，主要包括：內服藥物調理（膏方等）、非藥物調理（針灸、推拿等）和外用藥物調理（貼敷等）；77．8％的居民每月可接受中醫預防保健服務費用的額度少于或等于200元；84．0％的居民支持將中醫預防保健服務費用納入醫保。

2．3居民對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支付意愿的單因素分析

見表2。通過χ2檢驗發現，不同文化程度，平均家庭月收入，平均家庭月支出，每月藥品、醫療服務及用品支出，每月中醫預防保健費用，所在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數量的居民對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支付意愿之間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聽說過中醫預防保健服務及信任中醫預防保健服務居民與沒聽說過中醫預防保健服務及不信任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居民對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支付意愿之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2．4居民對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支付意愿的多因素分析

見表3、4。將“是否愿意為中醫預防保健服務付費”作為因變量，不愿意為“0”，愿意為“1”；將“平均家庭月收入，平均家庭月支出，每月藥品、醫療服務及用品支出，每月中醫預防保健費用，所在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數量”作為自變量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發現，每月中醫預防保健費用越高、所在社區開展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數量越多的居民，更愿意為中醫預防保健服務付費。在分析居民對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認知和信任，以及對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支付意愿的影響時，將“文化程度，平均家庭月收入，平均家庭月支出，每月藥品、醫療服務及用品支出，每月中醫預防保健費用，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數量”作為控制變量，以“是否聽說過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是否信任中醫預防保健服務”作為自變量，以“是否愿意為中醫預防保健服務付費”作為因變量進行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M1是單獨將認知作為自變量納入模型分析，M2是單獨將信任作為自變量納入模型分析，M3是將認知和信任同時作為自變量納入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居民對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信任會影響支付意愿，而認知則與支付意愿無關。

3討論

調查顯示，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種類比較單一，以針灸、推拿、拔罐、膏方等項目為主；社區開展的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數量也不多，只有17．3％的社區開展了3項以上的服務。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規定社區中醫藥服務至少應開展中藥、針灸、推拿、火罐、敷貼等5種及以上的項目，顯然很多社區還未達到國家標準，這可能與不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設施條件、人員配備、診療水平等有關［2－3］。與醫院比較，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普遍規模小，配套設施不齊全，特別是在經濟比較落后的城市，社區更難以保證中醫預防保健工作的順利開展，可以提供的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種類相對更少。本研究發現，33．4％的居民愿意為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付費，明顯低于居民對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認知度（84．5％）和信任度（62．1％）。同時，77．8％的居民對每月可接受中醫預防保健服務費用的額度在200元及以下，這與王曉鳴等［4］在研究中發現的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支付額度相一致。同時，調查對象中96．7％的居民有醫保，84．0％的居民希望將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納入醫保。相關研究發現，若將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產生的費用剔除在醫保之外，有超過1／3的居民不愿意使用該服務［5］，說明醫保能促進居民對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消費。我國醫保報銷政策有嚴格的監督管理制度，特別是中醫藥服務相關的種類和金額，以2017年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的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為例，可報銷的中醫藥服務有部分中成藥和中藥飲片，但不包括針灸、推拿等服務，說明中醫預防保健服務在醫保中的報銷內容還比較少。從影響居民對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支付意愿的因素來看，平均家庭月收入越高，居民越愿意為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付費，有研究發現高收入者更愿意使用中醫藥服務［6］。本研究中家庭月收入較高人群的教育水平也較高，更容易接受促進健康的行為，因此更愿意為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付費［7］。除此之外，每月中醫預防保健服務費用越高的人群也更愿意為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付費，這可能是因為這部分人群經常使用中醫預防保健服務，對社區提供的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比較滿意，因此愿意為其付費。本研究發現，居民所在社區開展的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數量越多，更愿意為該項服務付費，這可能是因為開展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數量越多的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宣傳和教育更完善，設備更齊全，居民了解的服務內容更多，接觸時間更長，更傾向于信任該項服務。同時，居民對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信任能促進其對該項服務的支付意愿，這符合“知信行理論”，說明居民開始接受并信任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時，就有可能轉變為行為去利用該服務［8］。建議：（1）豐富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種類。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種類繁多，建議社區在發展常見服務項目時，基于本社區提供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條件和能力，擴增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項目，根據《社區中醫藥服務工作指南（試行）》中規定的中醫藥預防與養生保健的主要服務方式，適當引進經絡養生、四時養生、食療與藥膳、氣功導引（五禽戲、八段錦、太極拳）等服務，切實推進并完善中醫預防保健服務項目的開展，滿足居民對不同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需求。（2）優化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配套設施。社區內常見的中醫預防保健服務設施包括一般針灸、火罐、刮痧板等設備，以及體質辨識系統、經絡檢測設備等，但是，由于國家沒有制定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有關設備的進貨渠道、防治規范等統一標準，社區配備的中醫預防保健服務設備數量和質量都還缺乏規范［9］。因此，建議社區在購置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相關設備時，首選符合國家法律規定的生產企業，同時核對社區可放置設備的面積、操作人員的資質是否符合要求，并了解居民的實際需求，在此基礎上，向上級衛生機構申請購買；對于其他已經購置但是使用年限較久的設備，必須定期進行檢修，保證居民安全使用中醫預防保健服務。（3）完善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相關制度。近幾年來，中醫藥服務應用于預防保健工作已經得到國家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別是在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已作為社區衛生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本研究發現，有關中醫預防保健服務工作的相關政策還不夠完善，沒有明確的監管政策和規范。因此，建議政府盡快建立中醫預防保健服務體系配套監管政策，制定行動計劃，明確責任單位，并建立統籌協調機制，一旦出現不良職業記錄或安全事故應嚴肅處理；同時，制定相應的法律來規范社區提供的中醫預防保健服務，完善社區在藥品安全、設備配置和人員安排上的合理性，不斷提高居民對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滿意度，增強其對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信任。在醫保制度方面，本研究發現，居民對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納入醫保報銷的需求較高，建議政府增加中醫預防保健服務可報銷的項目，促進人們對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積極性，規范、引導中醫預防保健服務工作的健康發展［10］；同時，在醫保制度允許范圍內，充分調動提供中醫預防保健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社區居民的積極性，并且鼓勵社區在提供服務時能根據各自的特點和居民的需求制訂適宜的政策措施。

參考文獻

［1］李菁．北京市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現狀調查研究［D］．北京：北京中醫藥大學，2014．

［2］顧怡勤，顧競春，施永興．上海市社區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中醫預防保健項目現狀的調查與分析［J］．中醫藥管理雜志，2012，20（12）：1147－1151．

［3］梁瑞瓊，陳宛媛．廣東省中醫藥預防保健服務體系的現狀與發展［J］．現代醫院管理，2013，11（2）：38－40．

［4］王曉鳴，宋康，劉建國，等．社區人群對我國中醫預防保健服務需求的調查與分析［J］．中醫藥管理雜志，2009，17（10）：910－912．

［5］羅富健，王宋穎，高莉敏．北京社區居民對中醫預防保健服務需求的調查與分析［J］．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15，57（4）：284－288．

［6］洪玥鈴．重慶市社區居民對中醫藥的知信行現狀及對策研究［D］．重慶：重慶醫科大學，2014．

［8］王丹．外科醫護人員對加速康復外科知信行現狀的調查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18．

［9］代曉穎．重慶市衛生服務需方對中醫藥衛生服務的需求與利用影響因素的分析［D］．重慶：重慶醫科大學，2016．

［10］邵平，熊軍，許亮文，等．基于居民視角的社區中醫預防保健服務醫保政策調查研究［J］．健康研究，2018，39（1）：28－32．

作者：孟凡莉 季卓昱 宋鳳斌 白甜甜 樊小青 王大輝 單位：杭州師范大學醫學院健康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