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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公共管理思想的核心———仁政

公共管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公共權力機關的施政理念和管理措施。由于根植于內心的“性善論”，孟子審視當時的社會現實，結合儒家學派所倡導的“和諧”、“大同”世界，對統治者提出了“仁政”的建議。為了宣揚“仁政”理念，孟子可以說是煞費苦心。他將夏商周三代的歷史更迭，歸結為統治者的“仁”與“不仁”，即“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在此基礎上，孟子還提出了一句流傳至今的經典名言，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封建社會初期，君王獨霸天下，孟子此言是需要很大勇氣的，這非常鮮明地反映出了其“民貴君輕”的思想，以及其對“仁政”理念的鼓與呼。在“民為貴”思想的指導下，孟子提出了“仁政”的目標就是“得民心”。他認為，桀、紂王朝之所以被推翻，是因為“失其民心”，而君王要想真正“得民心”，就必須要給老百姓所需要的東西，切不可將一些百姓不需要、厭惡的東西強加與人，即“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由此可見，孟子將“仁政”作為其公共管理思想的核心，并給統治者描繪了一個很美好的前景，“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如此天下歸一的繁榮盛景，將孟子“仁政”思想與統治者一統天下、萬民朝賀的理想進行了完美統一。

二、《孟子》公共管理思想的策略———分與和

公共管理涉及到的事務和對象非常繁雜，如何使這一行政系統有機運轉，達到“仁政”的目的，更好地為統治者服務，孟子提出了“分”與“和”的具體應對策略。“分”與“和”是辯證的統一體，孟子將其有機地融入到公共管理的具體策略中，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從而能夠很好地促進公共管理目標的實現。所謂“分”，是指勞動分工。孟子認為，工匠們應該有自己的專業分工，不能一邊耕種一邊從事其它工作。同時，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基于各自的社會作用不同，其勞動分工自然也有所不同，“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勞動分工后，為了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孟子提出了“通功易事”的商品交換理念，即社會各行業間進行互通交換，用自己多余的物資來換取生活中的其他需求。而所謂“和”，主要是指工作中的互相合作、配合。“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孟子的經典名言，從中也可以看出“和”在其思想理論體系中的重要份量。如何在公共管理中體現出“和”的最高境界，孟子認為，國家的強盛不能僅僅依賴廣闊的邊疆、堅固的城池、兵器的精銳，更重要的還在于通過仁政，實現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和諧”，這樣“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三、《孟子》公共管理思想的措施———養民富民

孟子以周文王為案例，認為其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輝煌業績，主要歸功于其“養民富民”的施政主張。在此基礎上，孟子也提出了自己的“養民富民”措施。一是減稅。即通過合理調整國家與百姓的收益比例，將社會財富“藏富于民”。在具體征稅措施方面，孟子考察了夏、商、周的稅賦制度后，結合當時的社會生產實際，提出了“清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即根據郊內、郊外田地的不同，分別實行不同的稅率，以滿足國家的發展和百姓生活的需要。在此基礎上，孟子還進一步提出了不得重復征稅的主張，以免增加百姓的負擔。二是保障糧食供給。民以食為天，在古代，糧食的地位是至關重要的。孟子認為，“民不違時”，糧食就能夠得到充足供應。而“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其意是說，水、火作為糧食生產的重要資料，是需要保障供應的，如果統治者能夠給百姓提供充足供給，百姓自然也會講求仁愛。如果統治者做不到這一點，“率獸而食人”，那么就不能稱其為“父母官”了。三是保護工商業。在封建農耕時代，工商業是受到抑制的。作為仁政的重要措施之一，孟子認為國家應該高度重視并保護工商業，“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關，譏而不征”，即對市場上的工商業，國家不應征收稅賦，并且還應為其提供一定的經營、儲藏場所，當商品滯銷時，也可采取國家征購的方式幫其渡過難關，政府設置的各種關卡只能實施稽查而不應收稅。由此可見，孟子對當時工商業的發展是比較重視和呵護的。筆者認為，孟子之所以提出如此過于關愛保護工商業的措施，可以與當時農耕社會時期工商業相對弱勢有關，唯有此，才能保護和促進工商業的發展。四是保護私人財產。孟子提出“制民之產”主張，請求統治者給予百姓一定的財產，即生活資料，以此來滿足百姓生產、生活的需要。在此基礎上，《孟子》還進一步要求“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即給予百姓五畝的土地用于住宅，百畝的土地用于耕種。同時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制民之產”也為當時劃分地界、實行井田制打下了基礎。

四、《孟子》公共管理思想的保障———教民

孟子為統治者提出了“仁政”的公共管理思想以及相應的策略，但為了保障這一措施能夠真正落到實處，他認為，必須通過“教民”來更好地加以貫徹。《孟子•盡心上》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德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認為，“教民”對于統治者治國理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同時這也是統治者“善政”的職責所在。在具體教民措施上，孟子主要提倡德教，即用道德教化來推進統治者的公共管理理念和措施，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一是明辨義利。孟子把義和利作為劃分君子和小人的標準，君子取義，小人取利。如孟子提出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與孔子提出的“言必信，行必果，任任然小人哉”是一脈相承的，其中充分展現出了“義”對人的行為的重要規制作用;二是分清理欲。孟子認為，人的欲望與“善”是成反比的，當人的欲望增加時，其善性就相對要減少一些，因此要清心寡欲。當然，孟子對合理的欲望還是認同的，如《孟子•告子上》所言“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其意是指人們對富貴的向往無可指責，只不過要少一些不勞無獲的奢求罷了;三是在生命和大義發生沖突時，孟子教化人們要“舍生而取義”。因為在孟子看來，仁、義是至高無上的，值得用生命來守護。孟子作為一代學者，其通過自己在公共管理方面的見解，向當時的統治者傳遞出一種“仁政”的公共管理思想，并通過一系列科學論述來力求博得統治者的認同。歷史證明，孟子及儒家學派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包括時至今日，儒家思想已經溶入到了國家、社會的方方面面。《孟子•盡心下》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筆者認為，孟子及其言論中所散發出來的公共管理思想，實質上就是“仁”與“道”的完美結合，并通過歷朝歷代的社會實踐，產生出了巨大的社會效能，并引領儒家思想和文化深植華夏，揚名世界。

作者：梁芷銘單位：欽州學院法律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