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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從社會資本的政治效益對公共政策影響分析；培育社會資本的政策途徑這兩點闡述了社會資本與公共政策，本文對社會資本與公共政策有重要參考價值。

內容摘要：以社會資本分析公共政策，主要從信任、公民參與網絡以及規范三方面來論述。本文認為，社會資本產生的政治、經濟效益對公共政策產生延伸、補充作用，嘗試提出培育社會資本的途徑與政策。

關鍵詞：社會資本公共政策信用體系

作為一種資源集合體，社會資本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以信任為核心、以互利互惠的規范和公民參與網絡為來源，屬于公共物品。因此不僅與其它資本形式如金融資本、人力資本等一樣對現代經濟的有效運行起著重要作用，而且更具明顯的政治功能，是公共政策過程科學性、有效性、準確性和公眾參與性的前提，是產生自由民主制度和保持政治穩定的必要條件。

社會資本的政治效益對公共政策影響分析

從微觀政治層面來看，隨著社會資本存量的提高，公民參與決策的意愿增加，個人將有多種機會學習資源生產和控制中的重要事務。這樣，公民可較好地判斷國家問題，評判政治代表的表現，并在有機會的時候參與國家范同的決策。同時，目標群體主動參與政策，可以彌補專家能力的不足，擴大方案選擇的范圍，還可以增進政府能力。在這個過程，利益集合更容易達成，從而組成與政府展開有效談判的聯盟。在與政府討價還價的博弈過程中提出有力的意見，促進政府制度的和政策的改善。由此可見，充裕的公民參與網絡社會資本在某種程度上推動著公共政策過程的有效運行，使民主參與、科學政策制定起到很好的延伸補充作用。

社會資本更相信和看重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規則，特別是在自發性組織在社會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制度。以高度信任網絡的自發性組織為形式的社會資本對公共政策有著積極的影響：擁有比較健康的社會資本儲量，在解決公共物品問題的時候可以更好地避免采用強制性的方案，也可以節約政府管制成本，降低市場交易費用。社會資本的理論這一思想與自由主義者哈耶克有關“自發社會秩序”的觀點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授權意識：遵循了市場規律，在社會資本儲量較為豐富地區，政策的制定更多是以授權民間企業的自主選擇作為標準來指導決策來取代傳統的管制政策，使之更好地發揮公共政策的補充作用。

培育社會資本的政策途徑

（一）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結合的社區建設

社區建設中，人為社會資本投資具有重要意義。設計良好的制度可以使社區、國家和市場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取代，社區可理解為是一種地域性的自治組織，國家與政府圍繞社區建設而進行的社會資本投資工作也是外部性的。其中合理界定“官治”與“自治”的關系，依法保障社區的合法權益，將部分國家權能讓渡給社區，并隨著社區功能的發展和完善，自覺地收縮政府的“領地”，是通過社區發展來積累社會資本的根本途徑。這樣既節約了政府的公共投資，又增加了社會資本的投資。社區公共服務社“高整合-高鏈結”的發展范式對弱勢群體社會資本重建的貢獻驗證了武考克稱為“自下而上”的發展范式。該模式中，武考克認為，社會資本對經濟發展其實需要從下而上，以及從上而下的合作連結，達到經濟發展與社會整合的良性循環。從下而上的發展是草根的，需要社區組織或社會團體的公共政策參與，在這個層面上，越是有緊密的社會鏈接以及普遍的信任關系，則社會整合程度將越高，也更能建構有效地民主參與經濟發展的決策。從上而下的關系則是指國家與社會兩者都維持一定的自主性，能夠引導并調和各種社會團體的需求，從而有效地執行政策。

（二）營造良好政策環境

普遍認為，志愿性社會組織是社會資本生長的溫床。現代社會中社會資本的產生和更新與組織和部門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些志愿性組織包括范圍繁雜的志愿性組織、次級社團、中介性組織和共同體社團。志愿組織最主要的意義也許不在于提供公共產品本身，而在于營造成員共同維護的社會資本，以分散化和多元化的方式形成對公共產品供應大有作用的公民規范和職業倫理。以英國國民信托的發展中政府的作用，為我國志愿性組織發展中政府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參考價值。主要體現為：提供良好政策環境，整合各地民間環保資源。相關法律的建立：適時制定國民環保信托法，引導民間環保信托組織的發展。1907年，關于國民信托經營準則的《國民信托法》在英國通過議會批準。激發全民參與意識，提高環保認同度。會員支撐了英國國民信托，全民參與意識支撐了整個國家的環保。

目前我國的民間志愿性組織普遍規模小，絕大多數在千人規模以下，并且均為地方性組織，即以本地區的相關事務為主要任務。跨地域、全國性的民間環保組織還未形成，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這些組織的力量。因此，有必要整合各地區的民間組織資源，加強各組織的交流與合作，使其能夠突破登記注冊所在地的區域界限。此外，通過加強教育與宣傳，重點培養公眾的責任感和參與意識；通過加強對環境信息的公開，使公眾了解環境的真實現狀，培養全社會的認同感；通過加強與專家和專業團體的交流與合作，使得志愿性組織的活動能夠合理和科學化。

（三）構建信用制度環境

如艾里克•烏斯拉納指出：“信任可以使一個生活健康和富有。當人們彼此信任時，他們就更可能照顧到別人的偏好，并且傾向于一個具有較高生活質量的更愉快的社會。信任可能不會直接產生財富。然而，由于寬容，它將促進貿易，進而導致更大的繁榮”。

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一方面，需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直接介入信用關系又容易造成管理上的混亂。尤其是在我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尚未完全到位的條件下，政府既是交易主體，又是市場的仲裁者，容易導致“尋租”行為。因此，政府作用的發揮必須限定在合理范圍內，政府不能代替市場主體去辦信用中介機構，也不能代替企業進行信用管理。政府的作用應當主要立足于為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一個協調的市場環境。本文出自:

結論

綜上所述，可見社會資本的政策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政府的任何一項政策或者投資，都應該考慮盡可能少地破壞已經形成的社會資本的釀造機制。與此同時，政府應該學會利用社會資本來提高政策績效。這就如同社會資本理論家倡導自下而上的發展動力以取代自上而下提供經濟和社會利益。本文認為，不應該僅把經濟政策或國家制度方案看成是公共政策考慮的主要方面，而更應該關注底層社會公共行為的能力。

參考文獻：

1.李惠斌，楊雪冬主編.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2.饒傳坤.英國國民信托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及對我國的借鑒意義.浙江大學學報，2006

3.馬克•沃倫編.吳輝譯.民主與信任.華夏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