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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們首先對核心概念“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和“新媒體語境”加以界定。

（一）關于“重大公共危機事件”

就指稱的對象與涵括的內容而論，“重大公共危機事件”概念與“重大突發性事件”、“重大災難性事件”等概念時有交叉。在本文中，筆者將“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界定為：危及社會穩定的，具有公共性質的嚴重事件。它們既可能是突發性的，也可能是非突發性的；既可能與“重大災難性事件”同義，也可能不完全同義。現實生活中的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由本源意義上的嚴重災禍引起和造成的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如2003年的SARS事件、2008年的汶川地震等；另一類源頭并不是本源意義上的嚴重災禍，然而最終卻形成了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從輿論對上述兩類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的角度進行考察，不難看出其中不同的情形。在前一類中，由于相關重要信息的公開程度不同因而存在很大的差別。在其中一部分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中，與此相關的重要信息未能及時公開，或者公開得不夠充分，因此謠言伺機而生，并在此基礎上生成相應的社會輿論，普遍地存在著缺乏理性之弊，體現出相當嚴重的離心傾向，加劇了公眾的惶恐心理。此種輿論屬自在輿論。它的勃興，使事件的嚴重程度因之加深，社會由此而發生劇烈的震蕩。SARS事件的前半程情形即如此。此類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中的另一部分，在其發展過程中，由于與此相關的重要信息及時、充分公開，謠言失去了滋生土壤和傳播空間，使得某些帶有盲目性和破壞性的自在輿論不可能占有主流地位；相反，體現出較多理性成分的自為輿論占據了主導地位。從總體上說，輿論的介入不僅沒有增加社會的震蕩程度，而且還使公眾增進了對政府的了解和理解，從而發揮了緩釋和消解危機的積極作用。汶川地震發生后，相關重要信息的充分公開體現了在輿論問題和信息公開問題上的巨大進步，體現了導向正確的輿論對社會輿論的有效引導，從而證實輿論環境的優化與事件的緩解和問題的解決呈正相關關系。事實證明：隨著信息公開制度的逐步形成和不斷完善，本源意義上的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如自然災害等名副其實的“大事件”，通常情況下已經不會引發危及社會穩定的輿論激浪。社會生活中的相當一部分“大事件”，因與之相關的重要信息得以真實地、公開地、充分地傳播而變得并不可怕。另一方面，一些偶然發生的“小事件”或“小事端”，如貴州甕安事件“、最牛釘子戶”、“鄧玉嬌案”、“躲貓貓”事件、杭州飆車案、“跨省追捕”、番禺“垃圾門”事件等，卻在新媒體語境中借助于輿論的放大作用而被瞬間引爆，從而演繹成另類重大公共危機事件。這類事件的相關信息與人為因素關系甚密，其負面性質更為嚴重，因而更可能被人為遮蔽乃至封鎖。部分官員和相關機構、有關當事人，不愿事件的相關信息被傳播擴散，他們或遮遮掩掩，或諱莫如深，或僅傳播其中經過過濾的信息。在這種情況下，倘若對事件信息處理不當，那么原本屬于非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小事件”，就有可能轉化為影響甚大、相當棘手的“大事件”。這是另類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它們與新媒體語境中的輿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兩者的關系，正是本文所要著力研究的問題。

（二）關于“新媒體語境”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編撰的《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1）》（以下簡稱《藍皮書》）指出：中國已成為世界新媒體用戶第一大國?！端{皮書》顯示：據對中國210起重大輿論事件的研究發現，網絡輿論在約七成（67％）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動政府解決問題的積極作用，這在2010年尤為明顯。網絡輿論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中的一股重要的“主流”積極力量。①由于新媒體的迅猛發展，當今中國的話語格局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新媒體語境已成為一種客觀存在，成為與傳統語境相對應、互補的整個社會語境中重要構成部分。在傳統語境中，官方話語和媒體話語（尤其是前者）始終居于主導地位，而在新媒體語境中則不盡然。“草根”話語往往占據了重要地位，以致官方話語和媒體話語不能不受到其深刻影響。從上述《藍皮書》提供的信息來看，新媒體語境中的輿論（由“草根”話語構成），其重要程度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所謂“新媒體語境”，是指憑借網絡及手機形成的具有如下特點的語境：一是人人都擁有相對自由地對外界信息和發表意見的自主權。在“新媒體語境”中，傳統的話語支配權狀況有了極大的改變。這種改變首先是由傳播技術的革命帶來的。在人人都握有“麥克風”的情況下，在公共空間中對話語權進行壟斷，難以為繼?！靶旅襟w語境”中話語支配權狀況的改變，同時也是現實生活中人民民主有所擴大的結果。二是信息和意見的復雜程度非以往任何時候、任何情況可比。新媒體雖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掌控和監管，但由于掌控和監管難度不言而喻，因而在這一語境中公開傳播的信息和意見的復雜程度相當突出。真假信息混雜，各種意見紛呈，而真假信息和正誤意見憑借新媒體都體現出充分的擴散性。真實信息和正確意見的擴散，既有賴于人民民主，又可有力地助推人民民主，有利于事情向好的方面發展；虛假信息和錯誤意見的擴散，所產生的是以訛傳訛、對“小事件”進行火上澆油使之轉變為“大事件”的嚴重后果。三是在這一語境中，存在著由相應信息、觀念和情緒共同構成的特殊“發酵劑”、“催化劑”。它們對特定事件發生由小到大的轉變有著發酵作用和催化效應。在權威的真實信息和具有說服力的正確觀念缺席或傳播乏力的情況下，真假信息和正誤觀念都可以參與發酵作用并產生催化效應。在“新媒體語境”中，群體情緒的生成、涌動、相互感應，其情況非傳統語境可比。難以阻遏的群體情緒，可使真實事實和正確觀念的力量得以強化、疊加，也可使正面的理性影響力受到挑戰、阻遏和貶損。不實信息、錯誤觀念和不良情緒糅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了威力不可小覷的“發酵劑”、“催化劑”，使圍繞特定事件而形成的自在輿論因此而升溫、放大、膨脹，“小事件”演變為“大事件”也就具備了相應的輿論基礎。

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相關信息傳播造成的社會恐慌、失序等嚴重后果有一定認識，并對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相關信息的管理與傳播策略頗為關注，后來逐步發展成為危機傳播理論體系。其中較有代表性的理論有：格魯尼格和亨特提出的“優化理論”，該理論聚焦危機傳播中的管理環節，強調傳播者的自主性、專業性、決策能力和傳播溝通策略的有效性；也有學者將研究重點放在信息加工環節上，較為深入地探討了重大突發性公共事件發生后管理者的“形象管理”和“辯護”策略問題，如伯諾伊特提出的“形象修復”理論。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學者將社會和文化理論引入危機傳播研究中，把危機作為話語沖突和調適的動態過程加以研究，代表性的學者有麥克黑爾等。2003年SARS事件后，我國進入重大公共危機事件高發期。學術界對重大公共危機事件持續高度關注。近年來與本研究密切相關的成果大致可分為如下五類：

一是圍繞危機傳播理論所進行的本土化研究?！段C傳播與新聞》、《危機傳播：信息流及噪音分析》、《危機傳播概論》，從危機管理和危機傳播基本原理入手，在分析國內外多個典型案例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一些具有啟發性的理念，在危機傳播理論的本土化研究和實踐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

二是針對突發事件和熱點輿情背景下，政府及媒體的輿論引導所作的研究?！锻话l事件輿論引導策略———政府媒體危機公關案例回放與點評》，對中外政府和媒體危機公關大量正反案例逐一進行了分析和點評；《突發事件的輿論引導》，對政府在突發事件發生后的輿論處置和引導方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試論政府對公共危機事件的傳播及其對策———以哈爾濱停水事件為例》、《重大突發事件中的政府網絡輿論引導———以成都“6•5”公交車燃燒事故為例》，則分別結合相應案例，對突發事件中政府輿論引導的經驗和問題進行了學理思考?！遁浨闊狳c中政府危機干預的特點及借鑒意義》，對政府危機干預的特點和具體實踐進行了具有理論深度的概括。以政府和媒體為主體加以研究，對其輿論處置、引導現狀、問題和經驗進行分析總結并提出對策方案，是上述研究的共同特點，也是當前我國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相關研究中的主流。

三是突發事件中媒體的社會責任及新聞報道理念研究。《公共危機事件中的媒體表現》、《公共危機事件中新聞媒介的社會功能》等，對突發事件發生后媒體的表現和所發揮的社會功能等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探索；《論我國災難新聞報道理念的轉變》、《也論我國災害報道的理念》等，從學術的角度對我國新聞傳媒災難報道理念的轉變歷程進行了考察和歸納；《大眾傳媒與社會風險———以南方雨雪災害報道為例》、《在開放與控制之間：危機傳播的基本準則與尺度———汶川大地震新聞報道的經驗與啟示》等，分別結合媒體對“南方雨雪災害”、“汶川大地震”所作報道，對具體案例進行論析，力求基于此從理論上進行提升。上述研究，通過對特定重大災難中新聞傳媒的所作所為進行學理思考，在某些專題研究領域中體現出一定的深化趨勢。

四是對公共危機事件中的網絡輿論及應對策略的研究?！毒W絡輿論危機的治理范式研究》、《“7•5”暴力事件的網絡輿論傳播特點及引導策略》、《新形勢下突發事件輿論引導機制的構建》、《公共危機事件網絡輿情內在演變機理研究》、《重大公共危機網絡輿情擴散監測和規律分析》等，分析突發事件中網絡輿論的特征和生成原因，探討網絡輿情的擴散規律，并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應對策略；《互聯網之火：網絡輿情和時代焦慮———從南京的突發事件談起》，由南京的突發事件入手，探討網絡輿情在相應事件中的發展演變。與傳統媒體相比較，網絡的即時性、互動性和參與性使它在輿論的形成、發展等方面具有明顯特色和優勢，同時也存在一定弊端。上述研究以網絡為切入點，反映了該領域當前的研究熱點和趨向。

五是突發事件中的輿論生態研究。《群體性突發事件與輿情》，對存在于群體性突發事件過程中各個關鍵環節上的輿情狀態及其特殊變化展開了系統分析；《突發事件中的輿論生態及其影響：新媒體事件的視角》，探討了新媒體語境中突發事件的輿論載體、作用過程及影響，指出突發事件的輿論生態是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結合而成的整體媒體生態系統運作的產物。這方面的成果基于宏觀視角，對突發事件的輿論生態、輿情機制和顯著特征進行分析把握，對拓寬研究視野有一定啟示。

綜上所述，近年來我國學者在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相關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形成了豐厚的學術積淀，為本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學理基礎和豐富的學術養料。但隨著社會生活和傳播語境的深刻變化，上述成果所留下的研究空間仍是比較大的：對危機傳播的研究側重于就政府和媒體的輿論引導進行經驗總結，一部分對策研究停留于提出改進建議的層面，而相對忽視從新媒體語境中輿論關系的角度解讀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就新媒體語境中的輿論對公共危機事件的發酵、催化作用進行探索，而進行此類研究者尚少；對新媒體語境的研究，尚缺乏從新媒體的整體視角作系統研究；嘗試建立新媒體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和輿論關系模型的研究還不多見。有鑒于此，本研究將在綜合諸多學科知識和理論的基礎上，本著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并重的策略，以新媒體為切入點，對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和輿論的關系加以系統解讀與剖析，并致力于展開有現實針對性的對策研究。其意義在于：在實踐層面，以解決新媒體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輿論引導存在的突出問題為導向，使研究成果對提高特定主體的輿論引導水平有實質性幫助；在學理層面，借助于相應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推進新媒體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輿論研究的理論體系建設。

三本研究既要對新媒體語境中的重大公共危機事件與輿論的關系進行梳理、探析，在解剖一系列典型個案的基礎上，對事件動態發展中的新媒體輿論、輿情加以多維度的、綜合立體的把握，而不是僅僅從某個單一角度進行線性的或平面的考察；不僅如此，還要致力于建立方便有關主體從規律性方面進行把握的關系模型。這對于筆者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一）研究方法尋求突破

以往的相關成果中，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較多，定量研究方法采用的則相對較少。科學的、有深度的定性研究，在分析把握特定對象的特點、揭示它們與其他相關事物的內在邏輯聯系及與相應因素的關系、探索事物的內在規律時，有其不可取代的優勢。但是，純粹的定性研究難以說明特定對象“何以見得如此”，因為它缺乏有關統計數據的強有力支撐，故而難以從量的變化中探討相應的機理和模型?？茖W的、規范的定量研究，在圍繞對象所展開的分析中表現出毋庸置疑的精確性和可信性，體現出言之鑿鑿和言必有據的顯著特點。然而，社會現象并不能簡化為一串串數字，社會生活的發展也并不能完全歸為一個個公式。數字可以用來說明“何以見得如此”，卻并不能回答“何以會是如此”。此外，問卷調查的真實性和準確性，不僅取決于問卷本身和問卷發放的科學程度，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被調查者的素質、心態以及是否配合。人的心理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以及在特定情況下可能受到的干擾，都會使問卷調查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受損、打折。因此，筆者認為，比較可取的研究方法應當是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恰當結合。定性研究可以幫助人們探究數字背后的深層次涵義和事物之間的因果聯系，從而彌補定量研究的不足；定量研究可以為定性研究提供確鑿的數據支撐，使定性研究更具有說服力和可信性。兩者是可以互補的。本研究將既避免單純的邏輯推演和學理闡述，同時又避免單純的數據羅列和公式展示，力圖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從學理研究入手，夯實研究的理論基礎；進行相應實證研究，與學理研究形成互補。

（二）定量的調查研究與定性的田野調查法

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新媒體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及相關輿論中不同主體的行為方式、思想態度進行深入的整體性研究。

1.定量的調查研究

在研究中，采用網頁調查、問卷調查和內容分析法等三種主要手段。網頁調查。主要針對新媒體語境中與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相關的醞釀輿論的主要場所，如BBS/論壇、博客、播客、微博等展開。遴選近年來30個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初始即本源意義上的和初始非本源意義上的各占一半，加以對比），以相應主題、事件當事人姓名、事發地地名以及事件中的網絡流行語等為關鍵詞進行分類檢索，對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及相關輿論、輿情展開大規模的調查統計、分析解讀。問卷調查。以江蘇、浙江等輿論較活躍的沿海發達地區省份為主，向輿論敏感度較高的政府官員、媒體工作者、白領階層和大學生群體展開問卷調查，了解他們對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認知、對新媒體語境中與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相關輿論的觀點和態度、在與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相關的新媒體語境中的輿論行為表現等。對手機短信形成的與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相關的輿論調查，主要通過問卷調查進行。內容分析。針對新媒體語境中與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相關的影響大、受關注度高的言論資料（媒體報道、論壇帖子、博客文章、微博客文章等），就不同輿論主體的態度傾向、目的動機、行為方式展開調查，按相應類目進行統計分析。

2.定性的田野調查法

田野調查以主體追蹤調查法和深度訪談法為主要手段。主體追蹤調查法將在定量的網頁調查和內容分析法的基礎上，以篩選出來的敏感性強、涉及面廣、公眾參與度高的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為關鍵性樣本，對輿論主體在事件中的行為方式、行動策略以及所形成的輿論形態等展開深度跟蹤分析。深度訪談法主要針對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和媒體工作者展開，深入了解他們對新媒體語境中不同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及相關輿論的觀點、態度、行為方式及實際行動策略等。

（三）提出有學理依據和可操作的對策性方案

圍繞新媒體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和輿論的關系問題展開全方位的實證分析，結合深入的學理研究，就構建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輿情識別、輿論引導應對機制提出對策性方案。

四具體而論，本研究的主要內容大致分為五個板塊：

第一個板塊：對若干重要問題的學理探討。由于所做的是關系研究，關系的雙方分別是重大公共危機事件與新媒體語境中的輿論，因此在研究中必須始終著眼于雙方之間的相互影響，尤其關注后者對前者的影響。而新媒體語境中的輿論，又不只是與新媒體語境有關，也并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往往與諸多社會問題密切相關。雖然側重于從新媒體語境進行探討，但是在研究中不能不把重大公共危機事件放到社會大系統和諸多復雜的現實因素中加以考量。本板塊對若干重要問題進行的學理探討，要為整個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這些重要問題大致包括：一是研究的必要性。在新媒體語境中，地區性的偶發“小事件”，存在著借助于輿論的放大作用而被瞬間引爆、演繹成為另類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現實可能性。新媒體語境往往是圍繞特定事件而生成的醞釀輿論的場所。青年學者王少磊分析說：“社會轉型時期各種矛盾凸顯激化，以‘門’為表征的突發事件集中爆發。這其中，互聯網既是真相披露者，也是情緒煽動者；既有為建構所必須的解構，也有勇猛不能掩飾的粗暴。十幾年來，互聯網不斷頒布新的‘尺度’，強迫傳統媒體調整競合，從而逐漸形成新的傳播語境，宣告新的價值體系。在新語境下，精英與草根的位格關系和互動結構，都發生了顛覆式的變化。”②與總體上說人民民主有所擴大的趨勢相對應，新媒體語境中的輿論格局進一步多元化，這構成了一種常態。而在特定事端或事件發生后，新媒體語境中的輿論往往又會高度凝聚、集中?！拔覀円堰M入傳媒聚光燈和‘大眾麥克風’時代，特別是互聯網的普及使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信息的主體，也都可能成為意見表達的主體。”③由新媒體語境中的輿論觸發重大公共危機事件，是社會輿論場域中的新景觀，同時意味著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將趨于多樣化和高頻化。一位縣委書記在接受采訪時曾說：“沒有網絡之前，一個事件最多幾百人知道，有了網絡之后，卻要面對成千上萬人排山倒海式的議論，上百萬人的口誅筆伐，真的很恐怖。應對不好，將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改變一個地方的發展方向?！雹?/p>

此言頗發人深省?，F實中貧富差距、階層差別、官民矛盾的客觀存在，社會矛盾在某些方面和在局部地區的尖銳化，是某些“小事件”演變為“大事件”的深層次原因。正如喻國明所說“：近期發生的所有網絡大事件，反映出官民關系、警民之間、貧富差異、城鄉差異，以及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社會基本面的矛盾”“，事件沖突的一方強勢，比如富人、有權力的人；另一方是弱勢，比如兒童、女人、農民等”。⑤而新媒體語境中的輿論，則直接觸發并激化了某些地區既有的社會矛盾，調動并凝聚了某類群體性情緒，最終促成了某些“小事件”向“大事件”的轉變。二是對“新媒體語境”概念的探討。對“新媒體語境”概念進行準確的界定，是本研究的邏輯起點之一?！靶旅襟w語境”相對于傳統媒體語境所顯現的特點，反映出兩者之間特質的差異，這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輿論形態的不同。對“公共危機事件”進行準確的界定，是本研究的另一邏輯起點。在界定此概念的過程中，筆者發現：由“小事端”演變成的另類重大公共危機事件與通常意義上的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之間是存在著許多差別的；而輿論在其中發揮作用的情況，更值得深入探究。三是對通常情況下輿論場域的分析。在大多數情況下，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釀成，都不可能與輿論毫無關系。而輿論客觀上形成不同的場域。以輿論主體的差別而論，可區分為官方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以存在形態的差別而論，可區分為現實輿論場和虛擬輿論場。不同的輿論場域，同時共存、交互作用、相互影響，既以各自的方式又以形成合力的方式作用于相關公眾。

第二個板塊：新媒體語境中圍繞特定事件形成輿論的內在演變機理研究。一部分特定事件經新媒體語境的發酵作用和催化效應，遂成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坝袑W者認為，網絡公共事件中輿論演變為行動遵循著下面的邏輯：個人遭遇被網絡曝光———快速發酵———社會情緒開始傳染———社會大眾的共同想象———一般信念形成（粗糙認知）———回歸現實采取行動———公共事件爆發?！雹抟话愣?，這既是新媒體語境中輿論運行的過程，同時也是事件演變發展留下的軌跡。本板塊全方位構建新媒體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輿論演變機理體系，從分析圍繞事件的輿論形成、發展、變異、功能發揮和終結等五個方面的機理入手，系統解析因事件而生成的新媒體語境中輿論的演變路徑、演變動因和“生命周期”。（1）路徑分析。對新媒體語境中與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相關的輿論演變的階段性特征和發生影響的路徑展開系統分析。（2）動因分析。結合經濟、政治、技術、文化、社會心理等多種因素，對新媒體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相關輿論演變的深層動因展開探索分析，體現綜合性和立體性研究的特點。（3）“生命周期”分析。新媒體語境中與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相關的輿論，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起落、消漲呈現出相應的規律性。就此所作的探討，力圖體現對輿論的動態把握和對規律的理性認識。

第三個板塊：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中的輿論觸發因子及解讀模式研究。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具備“重大”、“公共”性質并產生負面影響，不僅與隱匿于其表象背后的輿論“觸發因子”密切相關，更與這些因子的解讀方式及與社會心理層面的契合程度有著明顯相關性。本板塊從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輿論觸發因子及其解讀模式等方面展開深入探究。（1）輿論觸發因子分析。對隱藏于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中、可能引發輿論突變的各項因子，如事件誘因、具體情境和公眾心緒（通過新媒體語境得以體現）等加以探析。（2）輿論觸發因子的解讀模式分析。結合經驗資料，對各種輿論觸發因子的解讀規律和模式特征加以分析，對解讀模式背后的社會、文化等深層次動因進行探索。

第四個板塊：新媒體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和輿論的關系模型研究。在新媒體語境中，輿論對特定事件有著明顯的放大和助推作用，輿論與事件之間“影響因子”的交換始終存在并隨時可能改變各自性質、特點和走向。這就需要一種新型的“關系”模型來解釋事件由小到大演變的內在機理。在新媒體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與輿論之間出現相互解構與建構的新型動態關系。因此，有必要突破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一元化解讀方式，重構新媒體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多元化意義解讀系統。本板塊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對新媒體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與輿論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進行全方位的梳理與透視。（1）事件主體－輿論主體關系分析。事件主體是輿論主體的關注和熱議對象，是輿論風生水起的由頭。事件主體－輿論主體關系分析，將兩類主體結合起來進行考察。核心內容為：對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及新媒體語境中相關輿論場域出現的多樣化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梳理，并就不同主體角色的深層動因展開研究。（2）事件主體－輿論主體策略分析。對不同輿論主體在應對事件和輿論時的策略運用及其實際效果進行評價和分析。（3）事件過程－輿論過程關系分析。從總體上說，在新媒體語境中，事件過程與輿論過程常常體現出相當的一致性。因此有必要對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輿論觸發因子在相關輿論演變中的功能、變異展開動態分析，并對事件和輿論的相互作用力情況進行深入探索。

第五個板塊：新媒體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輿論引導對策研究。有學者分析說：“網絡所引起的輿論關注，突破了地區、行業限制，一呼百萬應。網絡把微人群、微力量聚合起來，爆發出巨大能量，形成強大的網絡輿論場?！雹呔C觀相當一部分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其初起時并非事關公共，也難言重大和危機，而只是不甚起眼的事端。由于新媒體提供的傳播手段和語境條件，此類事端引發了公眾熱議。圍繞事端，輿論經歷了醞釀生成、升溫發展、形成浪潮的過程（虛擬世界中的輿論迅速向現實世界蔓延、擴散），吸引更多人關注事端，通過新媒體新信息，發表主導性意見和附和性意見。虛擬世界中的輿論與現實世界中的輿論相交融、相疊合、相感應，從而將特定事端放大成了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例如，廣東番禺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事件，從最初并不顯眼的業主BBS論壇“轉帖”，到引發全國輿論軒然大波的公共危機事件，持續4個多月的時間。華南板塊數萬業主不斷聚會、散發傳單、“上街散步”或者集體上訪，最終以政府有關部門宣布此項目先停建、“回鍋”討論而告一段落。⑧此類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和新媒體語境中的輿論關系非常緊密。倘若離開新媒體語境中輿論的發酵和催化作用，它們未必會成為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由此可見，新媒體語境中輿論的影響力，使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發生機率和風險陡然增大。這顯然是當前輿論引導工作面臨的一個重大而又現實的問題。在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多樣而高發、政府和媒體對輿論引導不力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況下，政府和媒體亟需基于系統理念，著眼于重大公共危機事件輿情識別、輿論處置和與公眾交流溝通機制的全方位創新，切實提高新媒體語境中輿論的應對和引導能力。有學者指出：過去許多基層領導干部對媒體存在著“不敢說，不會說，不能說”的問題?，F在互聯網傳播時代，除了這三大問題之外，還有許多領導干部對當前網絡傳播的規律理解程度不深，還習慣于“宣傳部把關”，結果導致“小問題引爆大熱點”，最終損害的是黨和政府的形象。⑨這充分說明：提高輿論引導主體，特別是領導干部新媒體語境中輿論應對能力和引導能力迫在眉睫。

本板塊就政府、媒體如何提高新媒體傳播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輿情識別、輿論引導和交流溝通能力進行對策性研究。（1）重大公共危機事件輿情識別指標研究。對新媒體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輿情的預兆、風險度、影響范圍和程度等各項指標展開研究。（2）重大公共危機事件輿論處置模式研究。為不同情境模式下的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輿論引導和處置提供行動方略。（3）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輿情溝通機制研究。為提高政府、媒體與新媒體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輿論主體的溝通效率提供制度化設計的參考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