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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所指的政策溝通是政策執(zhí)行中的政府內(nèi)部溝通，它不同于政策制定中的溝通，也不是政府與政策受眾間的溝通，而是指政策在政府內(nèi)部的溝通與執(zhí)行。在明確這一界定的基礎上，本研究試圖對中國的政策溝通特點做出類型化的描述與解釋，回答中國政策溝通的“是什么”問題，進而通過案例分析和參與式觀察，分析中國現(xiàn)有的政策溝通類型，從而推進本土化政策溝通理論的發(fā)展。

關鍵詞：公共政策溝通；現(xiàn)狀；類型

一、政策溝通概念的提出與界定

1990年，高金等人提出了相對比較成熟的政策執(zhí)行溝通模型，對政府層級性在政策執(zhí)行中的作用進行了詳細研究。該模型建立在以下假定之上：（1）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具有沖突或合作關系，（2）州政府具有自主裁量權，可以解釋聯(lián)邦計劃的內(nèi)容或充分了解地方政府亟需謀求解決的問題，（3）不同時間或不同管轄權下具有不同的執(zhí)行形態(tài)變項。該模型包括三個變量因素（1）因變量：中間層的政策執(zhí)行；（2）自變量包括兩項，第一項為上面的誘因與制約，第二項為中間層和底層的誘因與制約，兩者形成交互依賴關系；（3）中介變量：中間層本身的決策后果與能力。中間層決策者在整個模型中居于至關重要的位置，他們負責接收和評估來自上面、中間和基層的各種信息并作出決策，把中央頒布的政策在其負責的行政區(qū)域里執(zhí)行下去。從這個意義上看，政策溝通就是指各個政府層級領導力相互作用和資源協(xié)調(diào)博弈的過程。這仿佛更像本研究所用的”政策溝通”概念。隨著中國民主進程的加快，溝通這一概念被逐漸應用于政治學科領域，卡爾•多伊奇曾指出:“正是溝通這一傳遞信息并對信息作出反應的能力，才使組織成為可能”。政策過程作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成員，政策執(zhí)行中必須依靠強有力的組織加以推動，組織和溝通這一對概念在政策執(zhí)行中的結合運用就產(chǎn)生了政策溝通領域。錢潔（2004）提出政策溝通是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實施中與政策相關的信息傳播與交流的過程，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公眾與政府及公共部門之間的政策溝通。這一概念在過程論上與上述定義沒有實質(zhì)性區(qū)別，但它進一步發(fā)展了政策溝通概念的外延，（1）政策溝通會帶來民眾參與和雙向互動，這給政策合法性提供了基礎；（2）豐富了政策溝通的信息系統(tǒng)，由此發(fā)展出了政策溝通的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反饋和雙向互動的討論的政策溝通多元格局。劉英茹在《論政策執(zhí)行的溝通與協(xié)調(diào)》一文中定義政策溝通為政策制定組織與其相關人員交流和傳遞政策信息、增進了解、統(tǒng)一認識的活動。這一定義突出溝通在思想統(tǒng)一中的重要性，首次將溝通細分為內(nèi)向溝通、外部溝通、正式溝通、非正式溝通等多種渠道。其中，內(nèi)向溝通即組織層級之間、部門之間、系統(tǒng)內(nèi)部的信息交流與傳遞，有上行溝通、下行溝通、平行溝通等形式。外向溝通是指政策組織與其他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間的信息交流。本文所探討的政策溝通主要是政策在政府組織間的溝通過程，換句話說，我們更聚焦于分析政策在內(nèi)部溝通的特點和模式。

二、政策執(zhí)行中的政策溝通的中國類型化分析

洛伊提出，政策決定了政治。政策不僅僅是政治過程的產(chǎn)出和結果，而是一個自變量。政治溝通是不是等同于政策溝通？答案是否定的。政治溝通作為一種意志的表達具有強制性，下級對上級的回應的彈性小，而廣義的政策溝通則是政府決策的逐級落實，是一個不斷被細化和在規(guī)劃的過程，特別是本研究所指的政策溝通更是政府層級藝術行為的充分展現(xiàn)，不同政策類型在縱向和橫向傳遞之間具有較大的差異性。當然研究政策溝通的類型必須充分考慮政策執(zhí)行中面臨的一些實踐因素和本土特色。本文更傾向于借鑒李俊提出的“政治溝通效度測量模型”來分析不同政策類型的不同的政策溝通模式。其測量模型以“信息'和反饋'溝通理論的兩個核心要素”為維度，對它們分別加以定義。信息是“事件之間模式化了的關系”,反饋則是“一種產(chǎn)生信息輸入反應行為的溝通網(wǎng)絡,它包括這個溝通網(wǎng)絡自身作用于這種新信息的全部結果,它依靠這種輸入的信息來修正其隨后的行為”。所以，進一步他定義“關系”維度表示“信息”，定義“互動”維度表示“反饋”。在關系維度里，主要考量三個變量，（1）信息的保真度，即信息的準確性。它受信息傳送過程中的噪聲、損失和扭曲三種因素的影響。（2）通道的負荷能力,即是否能全部接收上級的信息，比如政策復制。能力的大小通常與信息傳輸渠道的暢通與否、多寡以及信息接收者的素質(zhì)、能力與效率的高低相關。（3）學習能力即溝通系統(tǒng)在接受信息時學習汲取歷史經(jīng)驗的能力，比如政策創(chuàng)新。在互動維度里，主要考量4個變量:1)負荷即回應的信息數(shù)量多還是少。2)時滯度,即反應的時間差。3)增益度,即溝通系統(tǒng)處理信息的變化程度，更好了還是更壞了？4)導向,“政策試點”就是典型的導向型溝通。按照這種邏輯，政治溝通有四種類型，同樣政策溝通也有四種類型。

框架A類的政治溝通：關系維度和互動維度都很高，溝通中失真少、反應快。可以順利地完成政治系統(tǒng)的任務，實現(xiàn)其政治目標。B類的政治溝通：互動維度高而關系維度低。溝通的主客體顯然更側重目標和任務的達成，對信息的把握和重視則相當不夠。溝通網(wǎng)絡不暢、信息效度脆弱。C類的政治溝通：關系維度高而互動維度低。溝通中失真少、反應慢不能將所掌握的信息加以準確使用和及時反饋，因而也不利于任務的達成和目標的實現(xiàn)。D類的政治溝通：關系維度和互動維度都很低。溝通的主客體地位不對等，信息不對稱，溝通主觀意愿不強，不愿實踐和反饋，政治任務自然很難完成。有了這個一個分析框架，本文將借助溝通結構理論，分別選取一個典型案例考察其在不同溝通結構中的溝通情況，這里我將利用自己在政府掛職的優(yōu)勢進行參與式觀察。

我們認為，政策組織內(nèi)部溝通主要可以分為執(zhí)行溝通、傳遞溝通、反饋溝通等幾種類型，上級對下級是執(zhí)行溝通，下級對上級是反饋溝通，平級之間是傳遞溝通。進一步來說，政策組織內(nèi)部溝通方式會因政策類型不同而不同，根據(jù)洛伊的政策類型四分法劃分，分配性政策帶有較強的強制性，在溝通中表現(xiàn)出更多的接受、寫作、互不干涉等特點；規(guī)制性政策帶有一定的約束性，在溝通中常常表現(xiàn)出制裁、處罰、禁止等特點；再分配性政策帶有一些戰(zhàn)略性色彩，在溝通中帶有很強的精英主義；構成性政策是一種政治性政策，在溝通中強調(diào)絕對接受和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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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榮志 單位：南京郵電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