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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境

(一)現實障礙

經濟責任的優先性給國企履行社會責任形成了現實障礙。企業的經濟責任要先于其社會責任(Carroll，1979)，因為沒有經濟責任的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沒有物質基礎。國有企業當然地具有“企業”追求利潤的本質屬性，一方面國有企業要按要求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利潤增長、利稅繳納等經濟責任要求外;同時也存在股東投資回報、技改創新投入、職工待遇改善等基本支出。盡管國企在融資、資質獲取、經營許可等方面具有一般企業所不具有的天然優勢，但因為國有特性，其在具體經濟指標等經濟責任的履行方面往往被加重了砝碼。這就致使在現實中，不少人、特別是少數國企內部的管理人員，經常性地把“企業的經濟責任要先于其社會責任”中的“先于”理解為“高于”或者“大于”，把企業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履行經濟責任上，客觀上無力顧及或主觀上有意回避社會責任的履行。

(二)無形困擾

較高的社會成本支出給國企履行社會責任提出了更高要求。社會成本的客觀存在使得企業必須履行社會責任。企業作為一種生產經營組織，其經濟功能是為社會和市場提供各種有益的產品和服務，但在其實現經濟功能的過程中，它同時要對社會和生態環境產生各種影響。社會為了克服或忍受企業的負面影響，必須支付一定的社會成本，這就要求企業對社會承擔一定的義務和責任。因為企業產生社會成本的事實不以其性質而改變，凡是企業都會存在社會成本?？傮w上國有企業相對占有較高的社會成本。如電信類國企，因獲得國家的特許而占有天然壟斷地位;電力類國企，在項目的移民、征地等問題上得到了政府與社會的更多支持;金融保險等國企，運營的資本直接來自于國家，等等，國有企業在擁有資源占用、資源消耗，取得的政府許可、公眾支持等方面都較其他企業有較多的特殊性，也就是說國企在經營發展過程中占用了較高的社會成本。相對較高的社會成本占用，使得社會就對國企履行的社會責任有了比其他企業更高的期望與要求。事實上，有時這種期望與要求還在公眾中被放大，以致遠遠超過國企的能力，從倫理上給國有企業造成很大的預期壓力，無形中困擾著企業。綜合上述兩點，國有企業因為其權屬的公共性，一方面不得不集中力量履行好經濟責任;另一方面又因較多地占有公共資源等社會成本，被寄予了更多的社會責任期望與要求。這致使國有企業在協調履行好經濟責任與社會責任上顯得無所適從。即是說，在企業的履責能力相對有限的前提下，國有企業本身的意愿(或行為)與社會公眾的意愿總是存在一定的分歧，這種分歧又時時困擾國有企業權衡如何履行經濟責任與社會責任的意愿(或行為)，這就是國有企業的責任困境。

二、突圍

從倫理學視角來看，國有企業應當獲得公正的倫理環境。就國有企業本身的倫理選擇來說，其“既不應當獲得也不應該尋求不公平的對待”。具體地說，若不很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公眾會對企業有意見，并可能將這種意見轉化為對產品服務的好惡偏見，最終影響企業的口碑與經營業績;若不很好地履行經濟責任，企業經營業績受影響，最終企業將無條件也不可能很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國有企業自身，以及社會公眾應該從其權屬的公共性出發，建立協調的倫理秩序來突破前述困境。國有企業具有公共性和市場性兩重屬性，有學者稱這兩重性為公共性和企業性。［13］所謂公共性主要指國有企業所有權的公共性，所謂市場性是指企業的經營自主性和內部效率性(植草益，1992)。在市場經濟體制已經相對完善的時下，盡管各個層面對于企業性質的問題已經關注較少，但我們要研究企業行為，毋庸置疑應當且必須從研究企業的出資人或所有者出發。一般地，企業通常是按照股東(投資人)的出資比例來確定經濟責任與分配經營成果。所有權的公共性從權屬關系上決定了企業必須主動按照公共意志(國家意志、公眾意志)來開展經營管理活動，國有企業的出資人是能代表所有公民普遍意愿與權益的國家機構(在形式上可能是政府及所屬管理部門委托的具體機構或個人)。國有企業在經營管理活動中，維護并實現國家意志、公眾意愿自然就是其邏輯起點。其倫理困境突圍的關鍵，在于以權屬的公共性為總體尺度，協調好企業自身利益與國家、公眾利益之間的關系，處理好企業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

(一)倫理基礎:商業價值

社會上存在一種不太好的認識傾向，認為國有企業是國家的，講奉獻、維穩定、促和諧、保就業、做增量、獻愛心等等都要他們承擔。誠然，企業都應該履行一定的社會責任。但國有企業履行更多社會責任的前置條件是企業自身必須獲得良好的運行發展與經濟收益，否則，談其社會責任就如無源之水。德魯克認為，管理中的倫理和責任對組織(企業)與社會的連續性至關重要，一般倫理原則應適用于所有組織與個人，而不能對企業組織提出特殊的倫理要求，因為企業沒有特殊的地位。他所強調一般的倫理原則(標準)有兩個層面:有時一些企業被不公平地要求滿足高于普通公民的道德標準;而有時企業將不道德操守視為合理，因為這些企業認為他們對股東和雇員有其特殊責任。這就是說，作為具有一般企業特征的國有企業，在其經營管理活動中首先不應當獲得不對等的要求。一般商業倫理有哪些內涵呢?一般商業倫理應是“從大家的認知中抽繹”出來的得多數人認同的觀點、認識———以人為本、平等公正、趨利向善、誠信經營等都是目前普遍為社會所贊譽、被所有企業所認同的一般商業倫理的具體內涵，這也是企業所應遵循的商業價值。于國企來講，其“經濟責任先于社會責任”，應是能被普遍接受的商業價值觀。從這個角度，以一般商業倫理為基本的價值取向是國有企業內在發展對社會的倫理訴求，也是國有企業協調經濟責任與社會責任的倫理基礎，更應該是社會給予國有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倫理空間。

(二)倫理邊界:限度生存

限度生存的發展原則是社會對國有企業協調經濟責任與社會責任沖突的建設性要求。在馬斯洛需求層次中，生存是人類最基礎的需求。將企業視為一個活化的整體，其最基礎的需求仍然也應該是生存，因為企業若不能生存，就無法談及履行好經濟責任與社會責任。正如人的需求沒有止境一樣，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其對規模的擴張、利潤的追求，乃至為形式上社會責任的履行等需求也都在不斷的膨脹。這些需求膨脹帶來了對環境的破壞、對資源的消耗，如不加控制便會造成生態惡化、資源枯竭。事實上，這些行為正在或者不斷地在出現。企業與社會的關系，本質上是人類如何協調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系。當資源極大豐富足夠滿足人的需求時，人與自然關系很容易協調;同樣地，當企業所需的資源足夠企業發展的需要時，企業與自然的關系很容易協調。限度生存的基本精神是節儉，“人類不僅對現在的人們，而且對未來的人們負有某種責任。我們如何通過節儉地使用現有的資源，節儉地進行生產和消費來安排我們子孫后代的生活，是當前道德爭論的核心所在?！毕薅壬嬖瓌t要求國有企業不僅要考慮企業員工的生存發展，也要考慮社區公民當前的生存發展，還要考慮企業的未來、考慮企業員工與社區公民的子孫后代也能生存發展。企業對未來后代的公正要求，集中表現在為未來后代留下能夠生存的資源。限度生存原則對國有企業在實踐上的要求是代際儲存，其具體的實踐操作路徑是國有企業應該樹立代際儲存觀念，并在政府主導下建立代際儲存制度，比如協調好能源開采進度與儲存總量的關系，協調好資源(空氣、水)消耗量與自然輸出總量的關系等等。

(三)倫理秩序:生態協調

生態協調是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協調發展而對企業提出的系統要求，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在要求相統一。國企權屬的公共屬性，從企業內在動因上決定了其既要注重產品服務的生態性，更要關注生產服務系統與社會大系統之間的生態協調。企業的生態協調是項系統工程，至少應包括三個子系統協調，即:自然生態協調、經濟生態協調、人文生態協調。自然生態協調。自然生態主要是指環境生態。傳統的經濟學、管理學研究與實踐往往忽略了人類活動的基礎———自然環境，導致了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的偏向;而傳統的生態學又過分強調保持自然生態的原生狀態，忽視了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及民生改善的現實需求。兩種傳統觀點都忽略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系統需求，將人類所面臨的生態、資源、環境，以及經濟、社會、民生等問題割裂開來，把本應系統化的問題孤立片面化。我們經營企業、發展經濟，不應以降低生存發展的自然環境為代價。實際操作中，政府對企業的建設環境影響及排污等都有相應的管制，但這個管制的前提是允許企業因發展而產生的環境損害行為;而國企因其公共性，在經營過程中就應更多地顧及公共利益，應該做到最大化地減小對生態的損害。經濟生態協調。新興生態經濟學要求人們綜合汲取生態學、經濟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等相關領域的創新理論和實踐經驗，從生態、經濟和人文綜合系統及其新的內在運行模式上，從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生態平衡與經濟平衡、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相互關系上，從人類的根本、長遠利益上來研究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經濟生態協調的主要實現途徑是企業經濟運行從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模式向新型的“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模式轉變。舉個例子:廢污處理已經達標的企業，如果還有降低排放空間，一般情況下，民營企業可能就不愿意出錢來進行技術升級改造降低排放;但對國有企業來講，就應主動進行技改，降低排放，以彌補對社會成本的消耗。經濟生態協調另一途徑是國企要充分將科學技術成果與社會共享。④如在參與混合所有制企業經營中，國企要將一些涉及民生、節約能源、提高效率、降低排放的技術，盡可能地推廣運用。人文生態協調。除了自然生態(環境生態)與經濟生態，還有一種生態形式就是人文生態。人文生態包括法律規制、政企關系、企業與社區及上下游客戶關系等。從企業外部來講，政府部門要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發展社會環境(提供基礎設施、配套保障，不要求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等);從企業自身來講，要維護好與其他企業以及社區的關系，不能因為資質好、項目多在同行中擠壓他人。

(四)倫理歸宿:國家利益

作為支撐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別力量的“國家隊”———國有企業，其與生俱來的特殊使命就是國家利益，這是其權屬特征的公共性決定的。國有企業當然要獲取利潤，因為員工的工資福利、向權屬主體的經濟回報、繳納國家的利稅乃至社會責任的具體表達(如主動增加環保設施投入、提供更多的社會捐贈等)，都需要從利潤中來。對企業來講，通過什么方式或者途徑去履行“國家利益”這一使命?形式上，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宣傳教育、保持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內容上，要把所承擔的特殊使命內化為提升企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這就是說，國有企業必須把以“國家利益至上”的外在要求(政府的規定)與社會期許(公眾的愿望)綜合內化為企業的自覺意識，進而達成相對穩固的價值觀，并促成為企業員工的主動行為和文化環境，最終形成企業的軟實力、競爭力。國有企業將“國家利益至上”的意識內化為企業軟實力、競爭力不僅要表現出自身經營發展的活力，更體現為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及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綜合能力。從現實層面講，內容更重于形式。長虹集團以“產業報國”為企業責任、茅臺集團“為國爭光”的企業精神、十九冶“西部鐵軍”的社會形象，都很好地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企業倫理的具體內涵之中，形成企業特有的軟實力，并不斷促進企業自身競爭力的提升。在國家利益需要的時候，企業的經濟責任就要讓步國家利益這個特殊的社會責任，這是國有企業突圍困境的最終歸宿。需要指出的是，國有企業講國家利益履行特殊使命與其遵循企業的一般商業價值并不矛盾。一般企業理論認為，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系，其內在遵循的是博弈均衡的原則。國有企業追求企業一般商業價值是基于企業的一般屬性，遵循國家利益至上是基于其權屬公共性。這兩個倫理規范互不排他，在諸如回報股東權益等倫理取向上完全一致。因而，國家利益是國有企業倫理困境突圍的至高原則，也可以說是無條件選擇。當國家利益需要的時候，某個具體的國有企業應該無條件地服從并服務于國家利益的需要，因為國家利益就是全體公眾的利益，也即是國有企業出資人的利益。

三、結語

基于權屬的公共性，對我國國有企業在履行經濟責任與社會責任時的倫理困境進行了分析，并從企業倫理學角度探尋了國有企業突破倫理困境的實現路徑:確立以商業價值為倫理基礎;明確以限度生存為倫理邊界;強調以生態協調為倫理秩序;突出以國家利益為倫理歸宿。其中，國有企業遵循商業價值是基于企業的一般屬性，遵循國家利益是基于其公共屬性，二者互不排他、協調統一。

作者：李小平單位：四川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