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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與假設提出

（一）企業社會責任與環境會計的視角

盡管將低碳會計納入企業社會責任與環境會計是不確切的，但它構成了低碳會計理論與實踐的推演基礎。Friedman（1970）最早提出了社會責任與企業業績間關系問題；Roman等（1999）對25年相關文獻分類發現，企業社會表現與財務表現正相關文獻33篇、無影響或無結論14篇、負相關5篇。比如Murray等（2006）發現英國企業披露較多社會環境信息則同期會有高回報（消除規模效應后仍然成立），而Plumlee等（2007）檢驗了企業股價與自愿信息披露的關系，特別是將資本成本和預計未來現金流量作為企業價值組成部分與信息披露質量間關系，得到企業價值與自愿信息披露呈負相關關系的結論。合法性管理理論認為有效的環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企業聲譽建立，環境信息披露會被用作企業管理公共政策壓力的工具。Blacconiere等（1994）認為環境信息市場價值可能在于投資者將環境信息缺乏理解為環境風險，而事前環境信息披露可降低市場的負面反應程度。Freedman等（2004）研究發現政府出臺環境監管措施或上市公司發生環境事故都會引起資本市場相關企業股價的負面反應，而企業事前環境信息披露可以降低這種負面反應程度。Hasseldine等（2005）以英國企業為樣本發現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對環境聲譽建立有較強影響。這方面的研究也得到越來越多國內學者的重視。李正（2005）研究認為短期內承擔社會責任越多則企業價值越低，但長期看則承擔社會責任并不會降低企業價值。湯亞莉等（2006）檢驗了公司規模和公司績效與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正相關的假設。沈洪濤等（2007）研究發現石化塑膠業A股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具有價值相關性，披露數量和質量與股票收益率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劉冬榮等（2008）研究沒有發現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水平與企業價值間的明顯相關性，但規模較大企業選擇更多的社會責任。總的來說，好的社會責任表現至少不導致差財務業績。

（二）低碳會計的視角

IASB和FASB最初是制定排污權交易會計對二氧化碳等排放氣體進行會計規范，比如FASB（2003）EITF03-14《參與總量-交易機制的排污權交易會計基準草案》與IASB（2004）IFRIC3《排污權》。TristramO.West等（2002）、Gray（2002）；AldersgateGroup（2007）；JanBebbington等（2008）；DavidLevy等（2008）；GreggMarland等（2009）對碳排放會計含義及內容、不確定性、報告與鑒證等開展了專門研究，提出以專門碳賬戶處理不確定性和風險。JanekRatnatunga等（2008）認為應包括碳固及鑒證。StewartJones（2008）將碳排放、交易及鑒證等會計問題統稱為碳排放與碳固會計并提出構建思路。國內學者對碳會計進行了探討，比如周一虹（2005）等對排污權交易會計要素的研究；王虎超等（2010）對排污權確認、計量和披露等具體問題的探討；肖序等（2009）對國外碳會計最新發展進行了系統闡述，并構建了低碳經濟企業碳會計體系。國內外相關文獻涉及到碳排放配額會計處理、碳排放風險核算與報告、碳排放不確定性核算與報告、碳排放信息披露及管理等，但較少有企業碳披露與管理的市場反應方面的內容。另外，國內外對碳排放會計研究多以定性為主而量化顯不足，并且定性研究也是視角性創新遠遠大于知識性創新。

（三）研究假設的提出

基于目前尚缺乏充分的碳信息披露參考文獻，而且碳信息也是以社會責任信息重要組成部分的形式而對外披露的，因此可以借鑒國內外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研究來推演碳信息披露的相關研究。國內外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研究表明企業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以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且不會導致差的財務業績。鑒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與企業價值正相關。

研究設計與實證檢驗

（一）上市企業碳信息披露方式和內容

公司社會責任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方式包括定性披露、非財務量化披露與財務量化披露三種Patten（1991）、Niskala等（1995）、Deegan等（1996）Cho等（2007）及Guthrie等（2008）實證研究表明進行三種形式披露的企業均有較大提高，但定性披露明顯比其他兩種形式的企業多，并且行業類型（敏感性和非敏感性）不同、環境表現不同的企業對貨幣性披露和非貨幣性披露的運用存在差異?，F階段碳信息披露就呈現出這種多元化，定量核算與定性描述并存，而且已經有一定數量的企業開始將碳信息納入定期報告，其中又多以社會責任報告作為碳信息披露載體并作為環境責任的重要組成部分。現階段企業碳信息披露內容總體上分為七個方面：（1）國家政策。涉及國家一年中重大減排政策、計劃和目標；企業對政府號召的響應程度。（2減排戰略。減排項目、排污權交易、排放強度、能源成本及減排規劃等內容。（3）溫室氣體減排管理。從事溫室氣體治理、檢測、研究及行政機構和人員情況；企業與低碳生產和低碳工作相關的法規制度制定與執行情況等。（4）年度碳排放總量。企業碳減排方針、年度碳減排目標及成效。（5）低碳設備投資和低碳技術開發情況以及碳減排設施建設和運行情況。（6）溫室氣體種類、數量、濃度和處理、處置情況。（7）減排支出及收入。繳納排污費、政府補貼及減排項目投資等。

（二）碳信息評價指數構建

主要采用內容分析法對樣本公司年報碳信息進行研究，基本做法是將碳信息分為特定類目并計算每類內容出現頻率以描述明顯的內容特征。這也是公司社會責任與環境會計研究最多被采用的方法。結合已有研究、碳信息披露項目（CDP）的做法以及我國上市企業碳信息披露現狀，碳信息披露指標（CarbonDisclosureIndex）具體內容構成如表所示?，F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如果包括上述1項信息則取1，即如果5項都包括則得5分，然后再根據披露內容、數量和質量進行打分，分值范圍從1到5分。兩個分值平均數是最終企業碳信息披露指標。

（三）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現階段碳信息在我國屬于自愿披露內容，通常社會責任表現好的企業會披露更多信息，顯然也更可能披露碳信息，因此可選取上證社會責任指數股為研究對象。上證社會責任指數股由已披露社會責任報告的上證公司治理指數樣本股中每股社會貢獻值前100名的公司股票組成。我們選取第一期即2009年的上證社會責任指數股，研究其2009年和2010年兩年的碳信息披露與企業價值相關性。選取的100家公司中有96家均對碳信息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披露。鑒于金融行業碳減排方式及碳交易方式與制造業等其他行業有本質差異，進一步剔除其中的7家金融企業。這樣，共有89家企業的178個樣本作為研究對象。碳信息披露指標數據為手工整理計算，其他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和WIND數據庫。

（四）模型建立與實證結果分析

目前，我國社會責任表現較好上市公司定期報告中主要是在環境信息里提及碳信息，定量碳信息更是少見，但自愿披露定量碳信息企業會逐漸增多卻是不爭事實。企業碳信息披露對企業價值的影響是企業最為關注的。這里我們將因變量Tobin’Q值作為企業價值的替代變量，碳信息披露指標（CDI）作為解釋變量，來研究碳信息披露指數對企業價值的影響。本文借鑒張淑惠等（2011）研究環境信息披露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在模型中控制了如下控制變量，包括Size代表公司規模，用年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值表示；ROE為公司凈資產收益率；GROW代表企業成長性，用營業收入增長率表示。另外，為了控制固定效應的影響，模型中加入企業性質的啞變量STATE，國有企業記為1，否則為0。從而建立回歸模型：Y=β0+β1X+β2Size+β3ROE+β4STATE+β5GROW+ε其中，Y：企業價值=Tobin’Q=企業總資本市場價值/企業總資本重置成本=（股權市場價值+負債賬面價值）/總資產賬面價值；X：碳排放信息披露指數。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CDI指數的平均數為1.831，說明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內容并不充分。模型參數估計及檢驗結果見表3，該模型的調整R2值為0.405，說明自變量解釋了Tobin’Q方差的40.5%，模型可以接受。另外，所有變量的容差都大于0.1，VIF都小于10，說明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問題。實證結果顯示碳信息披露指數（CDI）與Tobin’Q兩者間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公司規模與Tobin’Q在1%的置信度水平上顯著為負，凈資產收益率（ROE）與Tobin’Q在1%的置信度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企業價值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而顯著降低，隨著凈資產收益率的增長而顯著升高。股權性質與Tobin’Q在5%的置信度水平上顯著為負。營業收入增長率的回歸系數估計值不顯著。

理論上，企業通過實施碳減排能夠得到更多機會降低風險和滿足外部需求，從而提高企業價值。但模型結果顯示現階段我國上市企業碳信息披露與企業價值間沒有顯著的相關性。形成這樣結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1）我國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較少以至于資本市場信息不能充分反映，使用的樣本量只代表很少部分企業，也不足以引起資本市場利益相關者關注；（2）目前碳信息被認為是社會責任中環境信息的組成部分，這樣就導致碳信息的增量信息功能缺失而使資本市場反應不足；（3）碳減排及其信息披露的成本收益現階段的不對稱性較強，短時期內不容易得到資本市場的認同；（4）Tobin’Q作為企業價值的替代變量有比較嚴格的市場有效性要求，這可能導致在我國使用而出現結果偏差。當前要實現資本市場碳信息披露的企業價值反應，其基礎工作是構建規范的碳信息披露體系直至碳信息披露準則。

基本啟示

“十二五”規劃提出我國將逐步建立碳交易市場，真實而完備的碳排放數據是交易先決條件，這就要求企業進行碳核算并對外披露碳信息。政治經濟學會計觀認為應在廣泛的組織和制度環境中看待會計功能，公司社會責任與環境會計（CSEA）的自由觀、共和觀、溝通觀及激進觀等學術流派都一致認同會計的制度安排具有創造社會變革的能力。

實證研究沒有得出《碳信息披露項目（CDP）中國報告2011》所言的“更好的財務表現和良好的氣候變化信息披露與績效之間存在很強的關聯”結果的主因之一是碳信息披露規范缺失。碳排放是全球性環境問題，成熟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會推動統一碳排放會計準則的制定，這也有利于全球總減排成本最優化與國際碳減排合作機制不明朗時期碳減排信用的建立?？深A見的是表外碳信息披露會逐漸發展為相對獨立的信息披露單元，甚至是編制完全獨立的需經第三方鑒證的通用格式“低碳報告”。

但不容忽視的是，中國低碳指數（2010）、中證內地低碳主題指數（2011）、匯豐晉信低碳先鋒基金（2010）等的出現意味著氣候變化項目開始具有了價值增值性。這一方面表明資本市場對碳信息披露的數量與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碳排放會計準則的制定被提上日程，也使得資本市場財務會計實證研究應在如下議題進行開拓，主要包括：（1）我國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意愿、影響因素及對策；（2）氣候變化因素（比如碳貝塔[CarbonBeta]）與企業價值（股票）估值模型改進；（3）我國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效率、清潔技術產品投入與研發的生態增益（eco-premium）研究；以及（4）碳排放交易價格、碳信息披露、低碳概念上市公司股價變動與企業價值的相關性研究（碳生產率計量的市場反應）等。總體上看，企業應著手設計碳減排情境下碳會計體系與碳生產率視角的戰略績效評價體系，以拓展企業在應對氣候變化碳管理、碳信息披露企業價值提升、碳信息披露價值投資等領域的戰略定位，構建碳排放強度企業微觀治理機制與創新低碳商業模式。

作者：王仲兵靳曉超單位：北京工商大學中國創業投資研究中心北京工商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