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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外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例證

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主要原因與中小企業的高風險性與商業銀行貸款政策的慎重防范有關。一方面銀行希望通過放貸得到穩妥的高息，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又因為無法跨過授信的門檻來承擔高息。很多中小企業即使通過了政策性擔保公司的緩釋平臺擠進銀行設置的授信門檻，新增的擔保融資成本又會成為企業巨大的負擔。在這方面，國內外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例證可以使我們得到借鑒。

（一）孟加拉國的格萊珉銀行

1976年孟加拉國經濟學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選擇該國最貧困的一個村，對42位最貧困的婦女開展了每人貸款27美元的小額信貸實驗，并在這樣的實驗基礎上逐步建立起孟加拉國的鄉村銀行“格萊珉銀行”。格萊珉銀行采取的完全是市場商業化運作模式，即通過良好的企業管理、指向非常明確的信貸扶助目標去實現滾動發展。經過34年的發展，該行目前擁有2226個分支機構，吸儲了650萬客戶。由于信貸目標明確，資產質量良好，還款率高達98.89%，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家成功運作的銀行。34年里，格萊珉銀行累計對639萬人實施了貸款，使95%的借款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58%借款人及其家庭成功脫離了貧窮線。穆罕默德•尤努斯也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尤努斯的經營理念是：我可以借你錢，你必須還我錢。他的運營智慧是受一名叫蘇菲亞的村婦為維持生計而從事手工勞動的啟迪。蘇菲亞和這個村許多人一樣，每天編織竹凳出售。但村里能給他們提供購買原材料資金的放貸人，要求必須將編織好的竹凳按指定的價格銷給自己。由于這一不公平的協議和貸款的高利率，蘇菲亞每天工作10個小時卻只能獲得2美分的收入。尤努斯分別借給42名像蘇菲亞這樣編織竹凳的婦女每人27美元，鼓勵她們到市場上去自由銷售。結果每個竹凳在市場上能掙到4美元，尤努斯發放的貸款在每個凳子上也有1美元的收入，蘇菲亞等貸款人的收入提高了20倍。尤努斯的成功之處就是他運作資金時做到了雙贏：窮人不僅依賴他的錢擺脫了貧困，還通過勞動的收益獲得了做人的尊嚴，尤努斯的鄉村銀行也獲得高額的利潤，實現了自我完善的滾動發展。因此，格萊珉銀行模式不僅在很多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得到了推廣，在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挪威等發達國家也得到了普遍推廣。尤努斯銀行的雙贏結果是所有金融業都愿意看到的，其實就是一點：非常明確、具體的業務指向。

（二）印度的小額貸款公司

印度政府堅持用政策改善民間的金融環境，用民間金融征信促進企業誠信，促進社會公信。比如，他們允許民間資本注冊為金融公司或小額貸款機構，并放開利率允許民間資本獲得大量低成本的儲蓄；政府支持國有金融機構自我管理資金，引導國有資金與民間資本進行有效的融通，民間資本可以隨時獲得國有金融機構的融資支持；全面放開國有和民營金融機構的自主經營，政府的監管定位只是在內部業務和管理機制能否公正有效的運作金融資產上，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懲戒。印度的金融機構分“主流”和“其他”兩種類型。“主流”機構以虛擬的形式設在公有金融服務網絡上，啟動的是福利型小額貸款項目。政府對這類福利型小額貸款項目，采用財政補助等非市場機制的手段發放低利率的貼息貸款。此舉扶助了弱勢群體，并幫助他們減輕了還貸負擔。印度“其他”類型的小額貸款項目則全部對市場敞開，金融機構只要獲得國家的審批，不僅可以按市場需求任意吸儲和放貸，資金短缺也可以向國有銀行申請支持，國有銀行是否支持完全由銀行董事會決定。政府只有在國有銀行應該支持卻不予支持的情況下才予以干預。在印度，與國際規范接軌的非政府小額貸款機構和我國類似項目起步的時間大體都在20世紀90年代初。然而，印度非政府小額貸款機構的規模和發展水平遠遠超過了我國。我國有非政府小額貸款機構5000多家，借貸戶超過萬戶的機構不足50家；印度擁有非政府小額貸款公司1400多家，其中70%小額貸款機構的借貸戶都在5萬戶以上。客戶是金融機構生存的命脈，印度非政府小額貸款公司的資產運行質量不言而喻。

（三）我國小額貸款情況

據中國人民銀行2012年7月30日的“2012年上半年小額貸款公司數據統計報告”顯示，上半年全國共有小額貸款公司5267家，從業人員5.84萬人，貸款余額4892.59億元，新增貸款977億元。其中，擁有小額貸款公司最多的是內蒙古自治區436家，發放貸款余額和收回資本最多的是江蘇省，分別為969億元和716億元。縱觀全國小額貸款公司的經營業績，平均每家的貸款余額不足1億元。2012年上半年，我省發放的小額貸款余額為49億元，收回的成本為54億元，平均每家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余額僅為2500萬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近75%。我國小額貸款公司近年來得以迅速發展，究其原因主要是源于豐厚的利潤，而并非市場的定位和產品的優良，是強大的盈利能力吸引的投資者。我國小額信貸公司的自身收益大，但沒有去扎實穩健地通過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來促進自身的發展，也凸顯出了很多隱性疾患：一是資本金嚴重不足。按照《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的規定，小額貸款公司不允許吸儲，小額貸款公司從銀行獲得的貸款也不能超過注冊資本的50%，大多數小額貸款公司只能走增資擴股或信托的道路。事實上，小額貸款公司的增資擴股的擴張性很差，從信托公司取得資金成本一般也在7%左右，資金不足問題是制約小額信貸公司發展的主要問題。二是“傍大款”的短期行為。小額貸款公司設立的初衷是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資金運用的方式應該是“小額、分散”。但是諸多小額貸款公司在經營中卻不自覺染上了“傍大款”的毛病。按照《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的規定，“同一借款人的貸款余額不得超過小額貸款公司資本凈額的5%”，但是事實上眾多小額貸款公司為了趨利，幾乎沒有不超過這個比率的，最高的甚至達到20%以上。小額貸款公司不同于銀行，“小額”“分散”是他們防范風險的重要手段。“傍大款”極易讓小額貸款公司為追求利潤而孤注一擲，人為夭折的小額貸款公司已占到小額貸款公司總數的3%。三是游離在人民銀行的征信系統之外。在目前的情況下，小額貸款公司的風險控制水平最直接的是影響股東。由于小額貸款公司尚未直接接入人民銀行的征信系統，他們還無法快捷地查詢客戶的資料，這是小額貸款公司風險控制水平的最大漏洞。四是國際金融機構的揚鞭介入。按照我國加入WTO的承諾，全面放開國內金融市場已經開始，小額貸款市場也不例外。2007年末，法國美信集團與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和美國國際集團共同投資5500萬元興建了南充美信服務有限責任公司，該公司目前已完成在全國各地的一級網點布局；淡馬錫等國際知名的貸款公司也通過旗下的富登信實商務服務有限公司介入了成都、重慶等地市場，并有針對性地開發國內中小企業需求的小額貸款產品；新鴻基有限公司聯手香港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也開始在深圳、天津、重慶、成都等地設立小額貸款分公司。在這些壓力面前，國內小額貸款公司的發展前景不能不說非常嚴峻。國內小額貸款公司無論在競爭中何去何從，生存的根基是真正進入金融市場，具備進入拆借市場、票據市場的資格，這樣才有可能在服務中小企業融資的道路上占有一席之地。著名的經濟學家茅于軾、湯敏，非常推崇我國山西省呂梁市臨縣湍水頭鎮龍水頭村的融資“富平模式”。“富平模式”是指北京富平職業技能培訓學校以“富平學校”小額貸款公司的身份進入這個貧困村，他們以500元人民幣為額度開始了小額貸款扶貧實驗。據富平小額貸款公司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的一年間，富平小額貸款公司共發放貸款2017筆，總金額達到3105萬元；累計回收517筆，金額595萬元。現仍有貸款1500筆，貸款余額2510萬元，到期還款率達到100%。

二、大慶市中小企業融資可以探索的路徑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2年1—8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1%，增速同比回落4.1個百分點；主營收入利潤率從2011年同期的6.11%下降到5.4%。導致部分企業經營困難的最突出問題有兩個：生產經營成本的增加，普遍上升20%～30%，有的達到50%；企業融資不暢，2012年中小企業500萬元以下貸款增加額占全部增加額將可能降至3.35%左右。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北京如新集團舉辦的“2012NUSKIN大師趨勢論壇”會議上，為處于尷尬境地的中國小額貸款提出了建議：因為法律的不完善，很多小額貸款組織不能吸收存款，這樣阻礙了小額貸款組織的發展壯大，中國需要出臺專門針對小額貸款的法規。“現有的銀行法規是為超級油輪定制的，而小額貸款只是淺水中行使的小船，不需要超級油輪的架構。”這是我們活化中小企業融資路徑應該借鑒的觀念。結合大慶市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實際，建議在以下四個方面進行大膽推進和嘗試創新：

（一）有效推進國家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各項政策的落實

2010年，國務院下發了《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明確提出，將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臺的第一份專門針對民間投資發展、管理和調控方面的綜合性政策文件，對引導和鼓勵民間投資具有非常重要的實踐意義。《意見》還明確規定：民營部門可以作為中小金融機構的發起人。2012年，國務院又出臺了《金融財稅支持小型微型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以下簡稱《措施》），加大了對小型微型企業信貸的政策支持。《措施》明確規定：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小型微型企業貸款的增速不低于全部貸款平均增速，增量高于上年同期水平，重點加大對單戶授信500萬元以下小型微型企業的信貸支持；堅決清理糾正金融服務中的不合理收費；逐步擴大小型微型企業集合票據、集合債券、短期融資券的發行規模，積極穩妥發展私募股權投資和創業投資等融資工具，積極發展小型微型企業貸款保證保險和信用保險；對小型微型企業貸款余額和客戶數量超過一定比例的商業銀行放寬機構準入限制，允許其批量籌建同城支行和專營機構網點；強化小金融機構重點服務小型微型企業、社區、居民和“三農”的市場定位，促進農村新型金融機構組建工作，引導小金融機構增加服務網點，向轄內縣域和鄉鎮地區延伸機構；提高小型微型企業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繼續實行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政策；對金融機構向小型微型企業貸款合同三年內免征印花稅等等。近年來，國家密集出臺了很多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優惠政策。以強化小金融機構重點服務小型微型企業為例：縣域企業幾乎都是小微企業，但是我們的服務政策卻很難落實到鄉鎮甚至村級組織。這種弊端造成的是運營的信息沒有采自一線的小微企業，而是坐等小微企業的危難后果，服務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我國的農村信用社應該是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但是目前的建制大多數設置在了縣一級。

即使我國的所有縣城實現了全覆蓋，全國也就是3000多家銀行；而美國不足3億人口，卻擁有8000多家專門為小企業服務的銀行。對比差距，就是我們輕視服務體系建設，沒有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搭建好拓展的平臺。這種服務體系建設是政府應該做的，也是政府能夠做到的。

（二）用政策支持金融部門為中小企業放貸

銀行對中小企業“惜貸”，一方面是因為銀行嚴格的考核制度：誰出了不良貸款誰要負責任；另一方面是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投資收益率的漠視，銀行的低收益沒有得到政府的照顧。按照銀行收益與風險匹配的理論，貸款給中小企業有高風險，那么就應該有相匹配的高收益，因此銀行在為中小企業發放貸款時就想調高利率，但是國家又規定這部分利率不能上調，同時還希望有下浮的空間，這就大大降低了銀行對中小企業放貸的積極性。

中信銀行信貸管理部總經理孫建林直言：“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一個是要解決銀行的收益問題，另一個是要解決資金的安全問題。”由此可見，要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首先應該解決銀行的貸款收益率問題。比如銀行貸給小企業的正常利率是6%，為了收益他們自主提高上浮利率到9%。這3個點是銀行生存的迫不得已，也是中小企業生存的望而卻步。怎么化解這個矛盾？這3個點應該由政府財政拿錢補貼給銀行，這樣就能解決銀行希望高息，小企業不愿意出高息的矛盾。財政出資補貼給銀行相應利差的好處是：銀行因為高息的收益能提高對中小企業貸款需求的覆蓋面，緩解中小企業的融資難矛盾；銀行相對的高收益，能夠抵扣一定程度上出現的不良風險，保護銀行和中小企業的利益。調動貸款擔保公司為中小企業服務的積極性也應該是這樣：貸款擔保公司對中小企業發放貸款時增加的利率，完全也可以采取這種補貼的辦法予以解決。江浙等很多發達省份，已開始在政策性擔保公司中實行適度允許虧損經營的辦法，即政府根據區域內中小企業融資需要的擔保實際，允許政策性擔保公司適度虧損開展業務，虧損的額度由財政次年補齊資本金。

沒有完成適度虧損指標的擔保公司，被列為為中小企業服務不到位的單位。2011年，浙江省又推出一條新政：給予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下，人數在30人以內的創業型小企業全部免稅；香港特區政府也在2012年2月份推出優化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計劃，香港政府拿出1000億港元，按1.2萬元的上限寬免75%的利得稅。這項政策的實施，使香港12萬納稅人受到惠顧，近9成的中小企業無需再繳納利得稅。用政策支持金融部門對中小企業放貸，是地方政府搞活區域經濟的戰略舉措。

（三）大力推進金融組織的發展和創新

完善與中小企業規模結構和所有制形式相適應的投融資體系，就要推進金融體系的優化發展和多層次創新。我國各地的實踐證明，推進政策性銀行建設，發展社區銀行和中小商業銀行，鼓勵創辦小額貸款公司等準金融機構，是推進金融體系優化發展和多層次創新的現實路徑。銀行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客體，同時也是融資業務的承擔對象。目前我國銀行業的生態布局不合理，銀行的規模也主要集中在大型和中型的形態上，特別缺少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小型銀行和小額貸款機構。眾所周知，大銀行致力解決的是大企業和大項目的貸款需求問題，全國的企業總數超過7000萬，其中95%以上是小微企業，95%的小微企業都有資金需求，這樣繁雜的融資需求大中銀行根本顧及不過來。相反，拋開大企業、大項目的資金需求，專門針對中小企業的兩個95%，設立村鎮銀行、社區銀行和各種小額貸款機構，就能有針對性的解決好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值得一提的是，這樣分工協作是銀行業洗牌的最佳狀態：大中銀行不會去和小企業銀行搶飯碗，因為他們的投資成本會因為企業多，程序繁雜而成為巨額成本，大中銀行不愿意這樣得不償失；相同，小企業銀行也不會跟大銀行去競爭大客戶，因為小企業銀行的資本金和資產規模都很小，如果跟風去追大客戶的話，一旦發生風險，大中銀行能夠承受，而小型銀行就會遭受重大損失。這樣做，小企業銀行風險反而更大、更集中。大力發展村鎮銀行、社區銀行和各種小額貸款機構，國際國內都有范例，國務院關于《金融財稅支持小型微型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中也有明確的政策指向，關鍵是我們有沒有創新的思維和清晰的思路；孟加拉國是個相對落后的國度，但是他們的尤努斯能夠脫穎而出并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就是因為他發現了小額貸款的成長路徑：成本雖高，但是回報也相對很高，高收益才是雙贏的事情。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地區首席金融專家王君說：目前已有充分的論證說明，微型金融服務的客戶群體，其資本回報率在50%～200%之間，最高的甚至達到700%。所以，尤努斯式的格萊珉銀行模式才得以在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尤其是美國、英國、法國、瑞士這樣的發達國家廣泛推廣。

（四）大膽嘗試中小企業集合債券

有資料介紹，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有下列特征：從地區上看，大部分出現不良的中小企業主要集中于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從性質上來看，民營企業的不良多于國營和三資企業；從行業分布上看，加工業、貿易類的不良企業居多。作為融資的主體，北京對外經貿大學特級教授林漢川一語中的：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實質是信用不足，即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不足。“解決信用不足的問題可以實行中小企業信用聯盟，把相同類型的，或者是行業相同的，比如通過中小企業集群聯合起來，由信用資產不足變成信用資產聯盟。”中小企業集合債券實際上是由一個核心機構作為牽頭人，多個中小企業共同發起，以信用資產聯盟為基礎的一種企業債券形式，具有“統一冠名、統一擔保、統一發行、統一清償”四個關鍵特征。我國發行成功的小企業集合債是深圳中小企業集合債；中關村中小企業集合債和大連中小企業集合債。這三只集合債整體上市融資規模在10億元以內，平均每個企業融資額5000萬至1億元，屬于中長期債券，票面利率都在7%以內。發行集合債券的典型要素有三個：牽頭人負責、多層擔保以及整體信用升級。當然，集合債里也有風險管控的問題，包括如何進一步完善相關管理制度的問題，但這些都是破解中小企業融資瓶頸后的技術問題，政府完全可以在整合審批程序前適時加強對篩選環節的監管。中小企業集合債目前還面臨著發行規模與中小企業需求存在的差距、擔保難、成本較高、管理體制制約和市場運作模式不夠完善等方面的問題。

但是它畢竟是解決中小企業因自身征信不足而又能夠獲得資金的低門檻路徑，在國家還沒有設定新的入市門檻之前，值得大慶市中小企業按行業開展集約式嘗試。中小企業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解決就業、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等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過去的三年中，中小企業為了自我的生存，被迫選擇民間借貸的比重已由48.3%上升至67.8%，這是令我們心痛的數字；自2010年以來，央行貨幣政策“從寬松轉為從緊”，先后4次加息、12次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和2次基準利率調整，但是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仍沒有得到明顯緩解，這是令我們必須高度關注的問題；借助國家政策的支持和國內外的先進經驗，活化大慶市中小企業融資新路徑，才可能保持經濟又好又快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李想付雪松單位：大慶市工商銀行大慶市工商業擔保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