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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在陜西省安康市5個區(縣)1292戶農戶的調查數據，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比較分析了生態移民戶和當地農戶家庭收入中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作用特征。結果發現，在搬遷后的經濟恢復過程中，生態移民戶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出現了失靈現象。與當地農戶相比，人力資本中的家庭勞動力平均年齡、勞均受教育程度、家庭中有外出務工經歷人數和最遠足跡等因素不再是影響家庭收入的顯著因素;社會資本中的通訊費用、參加專業合作協會和集體事務參與程度等因素對家庭經濟收入不再具有解釋作用。政府應加強對移民的培訓，提升安置地勞動力市場化程度，幫助移民重構社會網絡，鼓勵移民建立和參加專業合作組織，給予移民和當地農戶平等的待遇。

關鍵詞:

生態移民;經濟恢復;人力資本;社會資本

一、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在寧夏、甘肅、新疆、云南、貴州、內蒙古、廣西、青海、湖北以及陜西等地開展了生態移民工程，以阻止生態脆弱區環境的進一步惡化，緩解人口、資源與環境的矛盾，至今已經安置移民250多萬人［1］，已經成為除了水電工程移民之外的第二大移民群體。通常情況下，與惡劣的生態環境相伴隨的往往是區域性的貧困現象，生態環境的惡化與貧困現象的發生是一種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關系［2］，實施生態移民工程已成為改善生態環境和消除區域性貧困而采取的重要戰略行動。根據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的統計數據，在2050年前，我國西南、西北生態環境脆弱地區將有1000多萬人需要進行生態移民，以解決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與農戶貧困問題，目前已有700萬左右的貧困農民急需移民［3］。在此背景下，相關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開始廣泛關注生態移民現象。搬遷之后，移民家庭就進入了經濟恢復期。使移民的生計通過一種可持續的方式得到改善或者至少恢復到搬遷前的水平是移民搬遷成功的重要標志［4］。如果不能實現這一目標，就會出現移民返遷的現象。由于移民搬遷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工程，在移民家庭經濟恢復過程中，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獲取和運用不同類型的資源是促使移民家庭經濟恢復的重要途徑，但是這些資源不能僅僅注重于自然資本、物質資本和金融資本等有形資源，還需要特別關注移民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等無形資源［5］。目前，學術界對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在生態移民經濟恢復中的作用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多數研究認為，移民所擁有的知識、勞動技能和專項技術水平的不同，決定了人力資本在移民經濟恢復過程中作用發揮的差異［6］。人力資本中的家庭勞動力總數、勞動力平均文化程度、勞動力平均年齡、家庭健康投資、最遠足跡以及戶主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等因素在移民家庭的經濟恢復過程中發揮著顯著的影響作用［7］。培訓在移民更新觀念，樹立市場意識，提升生產技術水平和經營管理能力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有助于增加移民家庭的經濟收入，改善移民的收入結構。總之，移民戶的各項人力資本因素與其家庭勞動收入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8］。已有研究表明，社會資本在移民經濟恢復的過程中也發揮著顯著的影響作用，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彌補移民扶持政策等正式制度不完善的作用［9］，可以有效地幫助移民在安置地獲得生計發展所需要的有形資本，比如自然資源和貸款，同時也可以獲取在安置地生計發展的農業信息等［5］。遭遇環境劇變的情形下，具有較大社會網絡規模、社會網絡成員中強關系所占比重低和社會網絡中嵌入性資源更豐富的家庭經濟恢復速度更快、效果更好［10］，缺乏社會資本的移民家庭，其經濟長時期得不到恢復［11］。綜上所述，相關學者對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這兩種無形資本對生態移民經濟恢復的影響這一問題進行了較多的研究，取得了較好的成果。但是，該領域問題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處:一是缺乏從比較的視角分析在搬遷后環境條件發生急劇變化的條件下，與當地農戶相比，移民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家庭經濟恢復發揮作用的因素和強度存在的差異;二是籠統地對移民整體進行研究，缺乏對不同搬遷階段移民戶分類進行研究;三是在社會資本方面關注較多的是微觀層面的社會資本對移民戶的影響，對宏觀層面的社會資本關注較少。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從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兩個方面，實證分析影響生態移民家庭收入的因素，并將其與當地農戶進行比較，以分析影響因素及其作用程度的差異，進而嘗試回答“生態移民戶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是否發生失靈現象”的問題，以期進一步揭示生態移民家庭經濟恢復的規律性，為各級政府制定和實施有針對性的相關救助和扶持政策提供相應的依據，促進生態移民可持續生計發展。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人力資本對移民收入的影響效應根據舒爾茨(Schultz)表述的觀點，人力資本是由教育、培訓、健康和遷移等多種投資形式所形成的，凝結在人身上的多種能力類型的總稱［12］。各種關于社會結構轉型背景下個體經濟收入決定因素的研究結果表明，隨著知識和信息在產業發展中的作用不斷提升，人力資本在個體收入決定中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在有關農戶收入地位決定的研究中，人力資本是諸多農戶稟賦中經常被強調的一個因素。由于每一個農戶家庭都是由多個勞動成員個體所構成的小型組織，所以不同家庭成員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就內生地決定著農戶家庭的人力資本體系。也就是說，農戶家庭人力資本的總體稟賦水平取決于每個家庭成員個體的人力資本水平，農戶人力資本的不同稟賦水平會對農戶家庭經濟收入形成不同的影響效應。國內外無數的研究都證明:農戶的人力資本水平與其家庭收入具有正相關關系，家庭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農戶的勞均純收入也越高;培訓促使農戶的家庭收入結構得到明顯改善，家庭經營收入也得到較大幅度的增加［12－13］。更有研究發現，造成農戶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人力資本而非物質資本和土地［14］。然而，李培林等在2002年對老工業基地企業職工下崗后的生計調查發現，與文化水平較低的下崗職工相比，很多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下崗人員并不能更容易地找到工作，并且找到工作后也沒有獲得更高的收入，他們把這種現象稱為“人力資本的失靈”［15］。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可能是在經濟社會劇烈變動的轉型期，在市場轉軌和產業結構改造的過程中“知識技能系統”發生了改變，前期積累的人力資本在改變了的“知識技能系統”中不再明顯發揮作用，即發生了“人力資本的斷裂”。趙延東在2000年對武漢企業下崗職工開展的社會調查也表明，企業職工下崗前所積累的人力資本(專業技術等級和職稱)對其下崗后的再就業質量(滿意度、工作收入和職業聲望等)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16］。另外，胡靜等在2009年對南水北調移民的生計狀況進行調查時發現人力資本對收入和貧困改善的解釋失靈，正規教育、培訓和遷移等因素都不再對移民戶的收入和貧困改善發揮顯著作用，在面對搬遷后新的生產生活環境時，原有的生產技能、經驗和見識都出現了程度不同的失靈現象。但隨著對當地生產生活環境的適應，通過培訓等手段可以幫助移民修復中斷的人力資本積累［17］。因此，有如下假說。假說1:在生態搬遷后的經濟恢復期，會出現生態移民戶的人力資本對家庭收入解釋的失靈現象。假說2:搬遷時間較短的農戶，人力資本失靈的情況更嚴重。

2．社會資本對移民收入的影響效應按照社會資本所包含的核心內容，社會資本可定義為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社會網絡及信任規范等，這些要素能夠促進相互合作的達成進而提高社會效率［18］。社會資本從層次上可以劃分為兩個基本層次:微觀層次的社會資本和宏觀層次的社會資本。微觀層次的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個體(家庭或個人)的社會網絡，能夠為某一社會個體帶來收益的、相對穩定的社會關系，集中關注個體通過自我構建的社會網絡和社會關系獲得資源的能力，主要考察家庭的社會網絡和家庭之間的互惠［16］，比較接近于一種“私人物品”。又被稱為“個人社會資本”;宏觀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群體中與社會網絡、信任和規范等與社會組織特征相關的一些要素，能夠有效提升社會群體的集體行動水平和效率，主要考察公共參與、社會信任、社會規范和民間組織等四個方面，比較接近于一種“公共物品”，又被稱為“集體社會資本”［19］。近年來，社會資本在經濟發展尤其在農村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視。許多研究發現:社會資本在農戶貧困減少和收入改善方面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對農戶總收入有直接顯著的回報效應［20－22］。納拉揚(Narayan)和普里切特(Pritchett)1999年研究坦桑尼亞農村地區的村莊社會資本時重點考察了村莊社會規范和社團關系，發現這些要素對農戶家庭收入有顯著的影響，更多的社區合作、更好的社區公共服務和對信任的良好利用是社會資本對農戶收入發揮影響作用的直接渠道［23］。格魯特爾特(Grootaert)的研究表明家庭層面的社會網絡對于減少農戶貧困具有顯著的影響［24］。生態搬遷安置工程導致移民原來基于血緣、地緣、業緣等因素而建立的社會組織和社會關系功能弱化。移民搬遷安置之前，其鄰里和親緣關系的主要特征是情感型，搬遷后這種關系維持的頻度和強度都在下降，使得原有的情感型關系功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移民從中獲得的社會性支持隨之減少。在移民搬遷安置之后，不論是近遷還是遠遷，都面臨著重構生存環境的生計任務，要逐漸熟悉、接受遷入地的社區組織、信任和社區規范，構建在遷入地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網絡，但這一過程對于大多數移民來說是漫長的。搬遷這種劇烈的環境條件改變行為導致移民可以利用的信息傳遞渠道和社會資源急劇減少，限制了其社會交往和獲取信息能力的發揮，減少了其獲得生計發展的機會。總之，搬遷安置后移民社會資本功能受到嚴重弱化，對家庭經濟收入的作用不再顯著［25］。隨著時間的推移，移民在安置地社會活動逐漸增多，特別是與當地農戶之間交往增強，社會資本的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復［26］。因此，有如下假說。假說3:在生態搬遷后的經濟恢復期，生態移民戶的社會資本對家庭收入的解釋會出現失靈現象。假說4:搬遷時間較短的農戶，社會資本失靈的情況更嚴重。

三、數據與方法

1．數據來源本研究所用資料來自西安交通大學農戶生計與環境課題組于2011年11月在陜西省安康市所開展的農戶入戶調查。調查地點分別為安康市漢濱區、紫陽縣、平利縣、寧陜縣和石泉縣。在調查所選擇的5個區(縣)中，除平利縣為省定貧困縣外，其他4個區(縣)均為國家級貧困縣。本次調查以結構化的入戶問卷調查和社區問卷調查為主，同時輔以半結構化的訪談。此次問卷調查抽樣過程如下:第一，根據研究生態保護政策和移民搬遷的需要，結合調查地資料和實地考察，課題組選擇了5個調查區(縣)。第二，結合研究需要選擇那些有移民搬遷集中安置點的鎮，每個區(縣)選擇了3個鄉鎮。第三，在選定的15個調查鄉鎮內，有10個移民集中安置點的行政村全部確定為調查村;同時從15個鄉鎮中隨機選擇了15個無移民的一般行政村，共計25個調查村。第四，在村級層面進行隨機抽樣抽取村小組，在村小組整群抽樣的基礎上，以對涉及的所有村小組內的戶名單為樣本框進行隨機抽樣，形成1500戶的村級工作表。在調查中共發放問卷1570份，回收1410份，回收率為89.8%，其中有效問卷數量為1404份。在1404份有效問卷中，有996份為當地農戶，408份為移民戶。基于本文研究生態移民的需要，剔除了112份工程移民戶，剩余296份生態移民戶。在剔除工程移民戶后的1292個樣本戶的調查對象中，男性占78.56%，女性占21.44%;已婚的占72.20%，未婚的占10.26%，喪偶離異的占17.54%;文盲占20.38%，具有小學文化水平的占42.55%，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占31.36%，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5.71%。在1292個樣本戶中，總人口數為4723人，按照年齡在18－65歲之間計算得勞動力人數為3374人，其中男性勞動力人數為1859人。對于這1292戶而言，家庭平均人口數為3.66人，家庭平均勞動力人數為2.93人，家庭平均男性勞動力人數為1.44人。在2011年有成員外出務工的家庭是739戶，占總戶數的57.19%，沒有成員外出務工的家庭是553戶。農戶調查的內容包括四個部分:農戶家庭基本信息、家庭的資本情況、家庭生計情況和生態補償、扶貧政策與移民搬遷。

2．變量及其說明本文探討的是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在生態移民家庭經濟恢復中的作用特征，以“家庭年經濟收入”為因變量。基于移民戶生產經營的實際，家庭經濟收入由農業收入、林業收入、家庭養殖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和非農經營收入構成。生態移民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是我們重點關注的自變量。人力資本是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以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表示的資本，包括教育、培訓、健康和遷移等。關于人力資本的測量目前已比較成熟，借鑒相關研究成果［27－28］，本研究采用家庭勞動力的“數量、平均年齡、健康狀況、平均受教育程度、擁有的手藝和技術、有外出務工經歷的人數和最遠足跡”來測量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從微觀社會資本和宏觀社會資本兩個層面進行測度，微觀社會資本方面，用“家庭人情費用”來測量家庭之間的互惠，用“急需大筆開支可以求助戶數”和“通訊費用”來測量社會網絡的規模;社會網絡的異質性程度更能體現社會資本的質量［29］，用“親戚中有無村干部及國家公務員”來測量網絡的異質性。宏觀社會資本方面，結合移民搬遷后的實際情況，從“參加專業合作協會”、“集體事務參與程度”和“戶主宗教信仰”三個方面來測量。研究的控制變量主要是搬遷戶的家庭資產特征和所處的社區特征。其中，家庭資產特征主要包括家庭所用的耕地、林地以及生產性資產和交通工具;而社區特征在本次研究中主要通過“到鄉鎮的距離”來測量。

3.分析方法在本研究中，我們探索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在生態移民家庭經濟恢復中的作用特征，擬建立一個以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為自變量，以家庭經濟收入為因變量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由于正態分布或者近似正態分布的變量是回歸分析的必要假設前提，對移民和當地居民的經濟收入分布進行檢驗后，發現因變量的分布呈指數分布狀態，所以必須對因變量進行轉換。分別對移民和當地居民的經濟收入這一變量取自然對數后，結果顯示變量接近正態分布。因此，因變量為移民和當地居民經濟收入的對數。在研究中首先利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別以移民和當地農戶為研究對象，研究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家庭經濟收入的影響，并分析兩者之間作用特征的差異和原因。其次，根據移民經濟恢復規律，搬遷后前3年主要是移民身份的認同和生產適應階段，搬遷3年以后就逐步進入一個經濟恢復的穩定階段［30］，所以我們以3年為界限，將移民戶按照安置時間分為兩種類型:3年及3年以下的移民搬遷戶和3年以上的移民搬遷戶。最后，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別以這兩種類型移民為研究對象，分析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對不同搬遷階段移民的家庭經濟恢復的影響特征。由于人均耕地、林地、生產交通工具擁有狀況所形成的家庭資產特征和居住地到鎮上距離這一社區特征因素均會對移民收入產生重要影響，所以，也將這些因素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分析模型。

四、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在生態移民經濟恢復中的失靈

1．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對當地農戶經濟收入的影響效用在表2“當地農戶”模型4中，我們可以看到家庭勞動力平均年齡、勞均受教育程度、家庭中有外出務工經歷人數、最遠足跡、通訊費用、參加專業合作協會、戶主宗教信仰、集體事務的參與水平、耕地面積、生產交通工具擁有量是顯著影響家庭經濟收入的因素。在人力資本方面，教育對農戶提高經濟收入具有明顯的改善作用，但是家庭受教育的狀況對經濟收入的改善作用是有較大差異的。在研究中，最初用家庭成員整體的受教育程度來分析教育對農戶家庭經濟收入的影響，發現和以往的研究結果不同，家庭成員整體的受教育程度對于農戶家庭經濟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但是家庭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是顯著的。亦即教育對家庭經濟收入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身上，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經濟收入狀況越好。家庭勞動力平均年齡對經濟收入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家庭勞動力平均年齡每增加1歲，家庭經濟收入(對數)就降低0.01個單位。家庭中有外出務工經歷人數和最遠足跡對經濟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家庭中有外出打工經歷人數對增加家庭經濟收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回歸結果顯示，外出打工經歷人數每增加1人，家庭經濟收入(對數)就增加0.49個單位。最遠足跡方面，那些去過縣城以外的家庭收入(對數)的平均值是最遠只到過本縣家庭的0.68倍。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對于當地農戶而言，人力資本對家庭經濟收入存在顯著的影響作用。在社會資本方面，社會資本的7個因素中有4個因素對家庭經濟收入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從回歸的結果來看，參加專業合作協會的家庭收入(對數)是沒有參加專業合作協會的1.10倍;戶主的宗教信仰對農戶家庭的經濟收入也有著顯著的影響作用，戶主信仰宗教的家庭經濟收入(對數)是沒有信仰宗教農戶的0.70倍;與集體事務參與程度低的農戶相比，參與水平一般的農戶是其家庭經濟收入(對數)的0.40倍，參與水平高的農戶是其家庭經濟收入(對數)的0.51倍。除此之外，通訊費用在很大程度上體現著農戶社會關系網絡規模的廣度和信息交流的頻繁程度，該因素對農戶家庭收入也有顯著的影響作用。

2.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對移民家庭經濟恢復作用失靈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發現，移民和當地農戶人力資本的各項因素對家庭收入的影響有很大的不同，具體表現為:家庭勞動力平均年齡、勞均受教育程度和最遠足跡不再是影響家庭收入的顯著因素。在人力資本方面，培訓和家庭中有外出務工經歷人數這兩個因素對移民家庭經濟收入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回歸結果顯示，參加過培訓的農戶家庭經濟收入(對數)是沒有參加過培訓家庭的0.66倍;外出打工經歷人數每增加1人，家庭經濟收入(對數)就增加0.35個單位，但這一因素的影響程度和顯著度均弱于當地農戶。除了這兩個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對移民家庭收入不再有顯著影響作用，某些因素甚至還降低經濟收入的水平，生態移民的人力資本出現了失靈現象，即移民以往的人力資本積累(受教育程度、最遠足跡所形成的經驗和見識)對他們的收入水平不再發揮作用。通過對樣本中當地農戶和生態移民分別進行研究，與胡靜等的研究結果［17］一致，當地農戶的人力資本效用符合傳統人力資本理論的解釋，而移民的人力資本卻產生了失靈現象。移民和當地農戶在同樣的生產經營環境中，人力資本對家庭經濟收入的影響卻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生態移民的人力資本失靈是由于搬遷后離開了世代熟悉的生產方式與環境，處于弱勢地位的移民原來積累的人力資本不能有效幫助其利用安置地陌生環境中的資源和機會，其原來經由教育所習得的知識和社會見識在面對陌生的生產方式和生產條件時不能有效發揮作用，人力資本對家庭經濟收入的貢獻度大大降低。同時，生態移民原有的人力資本積累之所以不能正常發揮作用，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前我國西部貧困山區的勞動力市場發育還不夠完善，其所擁有的知識和經驗沒有機會得到釋放。假說1得以證明。在社會資本方面，僅有戶主宗教信仰對家庭經濟收入產生顯著的影響，戶主有宗教信仰的家庭經濟收入(對數)是戶主沒有宗教信仰農戶的1.43倍。通訊費用、參加專業合作協會和集體事務參與程度對家庭經濟收入不再產生影響作用，社會資本也出現了失靈現象。通訊費用這一代表社會關系網絡廣度的指標失靈說明移民搬遷對其原有積累的微觀社會資本效應產生了約束，原有的社會網絡由于搬遷發生了斷裂，產生了功能性中斷。在宏觀社會資本方面，參加專業合作協會和集體事務參與程度功能失靈說明移民在當地社會的資源分配和發展機會的獲取方面還處于弱勢地位，盡管參加了專業合作協會，有機會參與集體事務，但不能使最終的決策能夠有利于自身的經濟發展。假說3得以證明。在控制變量方面，生產、交通工具得分這一變量對移民家庭經濟收入有著顯著的影響，得分每增加1分，移民家庭經濟收入(對數)就增加0.22個單位，但其影響程度要弱于對當地農戶的影響。到鎮上距離這一變量對移民家庭經濟收入也發揮著顯著的影響作用，距離每增加1公里，移民家庭經濟收入(對數)就增加0.05個單位。這一結果似乎有悖常理，距離鎮中心越近，經濟收入應該越高。但這恰恰說明移民并非距離鎮中心越近就能普遍地增加經濟收入，而是取決于移民獲得可供利用的資源和機會的多少，取決于移民是否有能力來利用增加經濟收入的資源和機會，遠離鎮中心可能有更多的自然資源可供利用。

3．不同搬遷階段移民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失靈搬遷年限在3年及3年以下的移民戶，人力資本中只有家庭中有外出務工經歷人數這一因素對家庭經濟收入的恢復有顯著的影響效用，社會資本中只有戶主宗教信仰這一因素對家庭經濟收入的恢復有顯著的影響效用，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家庭經濟收入的改善存在著嚴重的失靈現象。搬遷3年以上的移民，人力資本中的勞動力數量、培訓和最遠足跡對家庭經濟收入的恢復具有顯著影響作用，說明隨著安置時間的推移，移民的人力資本逐漸找尋到適合的條件而得以釋放效應;社會資本中的參加專業合作協會和集體事務參與程度對移民家庭經濟收入產生顯著影響作用，宏觀社會資本的功能得以發揮，說明隨著對當地生產生活的適應和社會融入，對公共組織和公共事務的參與能夠起到促進經濟恢復的實質性正向效用，但是微觀社會資本的失靈現象仍然沒有得到改善，這也說明搬遷對移民的社會網絡具有較大的破壞性。假說2和假說4得到證明。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主要是基于生態移民經濟恢復探討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的效用變化問題，利用陜西省安康市1292份農村入戶調查數據，實證分析了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對生態移民經濟恢復的作用特征。通過比較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對生態移民和當地農戶經濟收入作用的效應差異發現，總體上，搬遷后移民面對新的環境導致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對經濟收入的改善作用失靈，功能發生中斷。但是隨著移民對當地環境的適應，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中的一些因素對移民家庭經濟恢復的影響效用得以恢復;在社會資本中，宏觀社會資本的效應得以恢復，微觀社會資本的效應仍然沒有得到恢復，移民搬遷對農戶微觀社會資本產生了很大的破壞性。針對本文的分析結果，有如下建議:一是充分發揮培訓在移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面向移民積極開展農業生產技能培訓和非農經營、外出務工等非農技能培訓，通過培訓這一途徑和手段，讓移民獲得適應新的生產生活環境所需的技能，使移民擁有在新的環境中獲取資源和機會的能力，重新激活移民所積累的人力資本，恢復其功能。二是提升移民安置地勞動力的市場化程度，為擁有較好人力資本積累的農戶提供施展的平臺。同時要提升生態移民本身的健康和教育文化水平，為其技能學習和開展經濟活動奠定良好的基礎。三是幫助移民重構社會網絡。政府和當地公共組織要通過多種交流活動，加強移民之間、移民與當地農戶之間的溝通、交流和信任，以幫助移民融入當地社會，重構移民的社會網絡。四是鼓勵移民積極建立和參加各種有利于自身經濟發展的專業合作組織，通過專業合作組織提升其利用資源和機會的能力，獲得更多的經濟發展機會;同時，通過專業合作組織提升移民的可行能力，改變其所處的邊緣社會地位，在遷入地獲取更多的發展機會。五是在移民遷入地給予移民和當地農戶平等的待遇，使其能夠通過參與集體事務這一路徑共享公共設施和資源，在有關集體事務的決策中能夠合理滿足其經濟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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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馮偉林 李樹茁 李聰 單位：西安交通大學 管理學院 長江師范學院 管理學院 西安交通大學 人口與發展研究所 西安交通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