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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會網絡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概念，對于國際留學生而言，同樣是一個頗具研究意義的主題。國際留學生的社會網絡是學習者實現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之間社會互動的接口，是聯結社會和學習者個體的紐帶。以此為切入點為國際留學生跨文化適應、語言學習提供了新的視角，也為東道國對外招生和國家形象的對外傳播提供了新的路徑。

關鍵詞：

社會網絡；互動；國際留學生

一、引言

社會網絡這一概念源自于社會學對社會互動的恰當描述，是指社會個體成員之間因為互動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關系體系，社會學家使用社會網絡這一隱喻表示不同尺度上的各種復雜社會關系，關注人們之間的互動和聯系，因為社會互動影響著人們的社會行為。社會網絡已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概念，它跨越了傳統的學科界限，活躍于人類學、社會學、數學、物理學、經濟學、心理學、流行病學、組織研究等眾多學科和領域，并被廣泛地應用于求職和職業流動、城市化對個體生活的影響、社會認知、傳播、交換、疾病與健康尤其是艾滋病等問題的研究中［1］。

二、國際留學生社會網絡研究的維度

對于國際留學生而言，社會網絡同樣是一個頗具研究意義的概念。社會網絡是學習者實現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之間社會互動的接口，是聯結社會和學習者個體的紐帶［2］。一般而言，國際學生構建的社會網絡分為同胞、其他國家留學生和目的語本族語者三個層次，這三個層次的社會網絡全面反映了留學生在目的語國家人際交往的狀況，同時也與留學生的語言學習、文化理解和學習動機都有著密切的關系（Fraser2002；Isabelli－Garcia2006）。具體而言，一方面，學習者自身有內在交往的需求，交往的過程不僅能夠增強了解、分享認知，通過社會網絡的擴大，形成重要的人脈資源，為學習者提供情感支持和生活幫助，另一方面，有助于留學生建立良好的人際環境、增進學習者持續參與語言學習、提高人際交往積極性的動力。社會網絡這一概念正逐漸成為國際留學生人際交往、心理、語言習得研究的關鍵詞之一，引起社會心理學、教育學、跨文化交際學、二語習得和經濟學等領域研究者的興趣。研究的主題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維度：1）國際留學生社會網絡與跨文化適應；2）社會網絡對目的語環境下二語學習效果的影響；3）國際留學生社會網絡結構發展對經濟個體行為的影響。其中前兩個主題具有同源性，都源自西方國家和教育機構推廣海外留學項目以及對留學海外學習成效的研究，這兩個維度也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1．社會心理學、教育學領域

這一維度的研究發端于西方國家教育機構及其研究者對海外學習（Studyabroad）的相關研究。早在40多年前，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便意識到海外學習是培養具有國際知識、跨文化交流技能以及全球視野人才的重要途徑之一，因此，這一視角下的國際學生社會網絡研究應運而生，從最初Bochner（1977）提出的國際學生朋友類型功能模型至今已有40多年的歷史，主要考察學習者社會網絡與跨文化適應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為國際學生提供更多社會支持，最終為改進國際留學項目設計和管理提供指導。Perkins（2004）倡導為國際學生社會網絡提供支持，并指出“教育機構正式或非正式協作的社會支持網絡有助于形成積極的國際導向社會環境”［3］。Campbell（2013）考察了6名日語學習者赴日之前、在日期間以及回國之后社會網絡發展變化，通過學習者體驗呈現了學習者社會互動和社會關系的復雜性，為第二語言教學和國際留學項目設計提供了啟發。近些年我國研究者也開始嘗試從社會網絡視角探討來華留學生跨文化適應問題，胡哲（2012）；李釗（2012）；劉宏宇，賈卓超（2014）等的研究表明來華留學生的社會網絡對其社會文化適應和心理適應有著積極作用。這一視角下的研究表明，社會網絡是影響國際留學生適應東道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社會心理因素。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目的語環境中的語言學習也是適應目的語文化的過程。而對于國際留學生而言，其社會網絡除了具有一般大學生社會網絡的特性外，還具有“跨文化”的特性。跨文化交際領域的研究者把跨文化適應能力視為跨文化交際能力，即學習者與東道國居民有效交際的能力、建立和保持關系的能力、處理心理壓力的能力。社會網絡可以被作為衡量學習者融入目的語言語社區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標。

2．二語習得領域

二語習得領域的研究者普遍認為在目的語環境是語言學習的最理想環境，學習者有充足的機會與目的語本族語者互動，提高語言能力和交際能力。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學習者參加社會互動的整體情況并不樂觀，國際留學生社會網絡分析為探討制約和促進社會互動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學習者社會網絡與語言接觸、使用和習得效果之間的關系，目前尚未形成統一理論基礎和研究范式。實證研究有Isa－belli－García（2006）、Stewart（2010）、Dewey，Bown＆Eggett（2012）、Dewey，Ring，Gardner＆Belnap（2013）、Dewey，Belnap＆Hillstrom（2013）等。Isabelli－García（2006）最先把社會語言學言語社團研究中的社會網絡這一概念應用于二語習得領域，研究表明社會網絡、學習動機、態度與學習者口語交際能力、口語準確性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Stewart（2010）通過電子日記的方式對美國留學生在西班牙語國家身份和社會網絡關系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學習者能夠在課外參加體育運動等課外活動的過程中擴大社會網絡、建構身份、促進語言學習。Dewey，Bown＆Eggett（2012）通過204名日語學習者自陳報告（self－report）分析了社會網絡發展、語言使用和口語發展之間的關系。Dewey，Belnap＆Hillstrom（2013）考察了30名阿拉伯語學習者在摩洛哥和約旦社會網絡發展與語言使用、語言習得之間的關系。Dewey，Ring，Gardner＆Belnap（2013）考察了71名阿拉伯語學習者赴約旦和埃及語言學習項目中社會網絡的形成及其影響因素，包括學習者所處的地理位置、學習者性格、與目的語本族語者交流的時間長短等。以上研究表明，學習者通過不斷構筑并擴大的社會網絡與目的語社會成員互動是學習者獲得社會語言能力和社會文化能力的重要途徑，同時對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語言使用、語言能力發展均產生重要影響，社會網絡對學習者在目的語國家的語言學習的積極作用已被初步證實。

3．經濟學領域

在經濟學領域，社會網絡研究有助于降低信息成本，增加競爭中成功的可能性（Vishwanath，1991）［4］，因此，經濟學視角下國際學生被視為經濟個體研究者更為關注經濟個體如何選擇建立社會網絡以及社會網絡結構對經濟個體行為的影響。LanDING等（2012）研究表明社會網絡是留學美國的中國學生在攻讀博士學位擇校和被錄取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不僅為美國降低成本招收優質中國籍博士研究生提供了捷徑，同時也為中國高校在國外傳播、為吸引有來華深造意向的美國學生搭建了橋梁。換句話說，社會網絡的積極作用不僅使留學生本人受益，也使與其交往的東道國學生獲得了出國留學咨詢的契機和銜接渠道。

三、理論基礎

1．國際留學生社會網絡模式

1）Bochner（1977）國際學生朋友類型功能模型Bochner（1977）從社會心理學視角基于對30名來自中東國家國際留學生朋友圈的研究提出的國際學生朋友類型功能模型（friendshippatternsofoverseasstudents：afunctionalmod－el），在國際學生跨文化適應問題研究中至今仍頗具影響力，其他研究者也不斷對這一模式進行著驗證和修正（Furnham＆Bochner1982；Furnham＆Alibhai1985）。在Bochner的模式中，國際學生同時身處三個不同層次呈同心圓的人際網絡之中，這三個社會網絡圈依次為單一文化圈（mono－cultural）、雙元文化圈（bi－cultural）和多元文化圈（multi－cultural）。單一文化圈，由本國同胞組成，為學習者提供情感支持，Adelman（1988）也指出由同胞提供的支持系統非常有用，具有相同旅居經歷的人，一方面可以給其他旅居者提供信息，幫助他們應對新的環境，另一方面同胞還可以提供情感幫助，增加其心理安全、自我尊重和歸屬感，減少壓力、焦慮、無助感和疏遠感；雙元文化圈由東道國學生或工作人員組成，是學習者與東道國聯系的紐帶，為學習者提供學業或職業幫助。研究證明，和東道國居民（或者同學）建立聯系有助于留學生的社會心理適應（楊軍紅2009）；多元文化圈由來自其他國家的留學生構成，是學習者娛樂休閑的伙伴。這三種“文化圈”在留學生適應過程和語言學習方面各自發揮著不同作用。2）Coleman（2013）國際留學生社會網絡模式Coleman（2013）基于社會語言學視角對大量海外學習者社會化和友誼的調查報告，提出了學習者社會網絡同心圓模式，用以闡釋學習者在海外建構的社會網絡。Coleman建構的社會網絡同心圓從內到外由分別由同胞、其他國家留學生向目的語本族語者逐層擴展開來。箭頭表示離心率，離心率的大小代表著學習者社會網絡向本族語者擴展的能力。雖然對有的學習者而言，將社會網絡擴展到目的語本族語者這一層面并非普遍、自動或方向一致，但是只要學習者擁有動機、投入時間并付出努力，積極主動的學習者將具有較強的離心率。雖然這一模式將現實過度簡化，忽視了學習者個體差異和環境變化對語言學習的影響（Cole－man2013），但這一模式對社會網絡與學習者語言學習的關系仍然具有較強的解釋性。具體而言，三層社會網絡圈在學習者的語言學習過程中各自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首先，同胞網絡圈：調查表明與同國人交流更傾向于使用母語（例如Dewey2004），對目的語學習幫助不大，如果本國同胞聯系過于密切，甚至產生負面作用，抑制與目的語本族語者交往和語言發展（例如Krywulak1995；Isabelli－García2006）；其次，其他國家留學生網絡圈：與其他國家的學習者交往，由于英語的國際通用語地位，當學習者目的語尚達不到成功交流的水平時，與目的語相比使用英語交流的傾向較大，但是如果雙方使用目的語交流，目的語水平較高的一方將對另一方中介語發展起著一定支架作用，有助于語言學習；目的語本族語者：目的語環境為學習者提供了最佳的語言學習環境，與目的語本族語者的社會互動是語言學習的驅動力（Coleman1997；Allen＆Herron2003），學習者與本族語者互動的時間長短是衡量語言技能發展的標尺（Segalowitz＆Freed2004）。與目的語本族語者交流對提高學習者社會語言能力和社會文化能力最具影響力（Lafford1995；Lapkinetal1995等），互動過程中本族語者新的和正確的語言結構以及對學習者的反饋，都將引起學習者的注意，通過重復、修正促進語言發展（Donato1994）［5］。Bochner（1977）和Coleman（2013）模式中第二層和第三層社會網絡圈的位置正好相反，我們認為其原因在于兩位研究者的研究視角、研究對象和研究興趣差異使然。Bochner（1977）是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出發，研究對象是攻讀碩士或博士的專業留學生，關注社會網絡與學習者跨文化適應的關系；Coleman（2013）從社會語言學角度出發，研究對象是語言留學生，關注社會網絡對語言學習的促進作用。

2．社會網絡的類型

社會網絡根據交流渠道和實踐共同體的性質分別可以分為以下兩組類型：1）根據交流渠道或互動媒介社會網絡可以分為真實生活中面對面行動中建立的社會網絡和借助互聯網在虛擬環境中建立的社會網絡兩類。社會網絡是日常生活中與朋友、同學、同事、家人之間的各種關系網絡。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社會活動無處不在，只需連接網絡，足不出戶便可以參與到不同社會網絡的活動中。虛擬環境中的社會網絡是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擴展互動的時空、方式、符號等，例如來華留學生普遍使用的微信、QQ朋友圈。真實與虛擬社會網絡之間既有交叉重疊也存在些許不同。雖然虛擬環境中的社會網絡并未改變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本質關系，在人際交互中，交互的動機更加多樣化，通過參與網絡互動交流，在建立良好人際環境的同時增強學習動力，但是與真實社會網絡相比，虛擬社會網絡具有跨域時空的特質，方便快捷的互聯網和通訊手段使學習者在虛擬環境中延續了與國內家人、朋友等社會網絡的聯系，緩解了留學生想家之苦和感到孤獨的情緒，但過于陷入國內社會網絡，勢必成為學習者充分融入目的語社會、參與目的語社會網絡互動的障礙（Coleman2010）［6］。2）根據實踐共同體的性質社會網絡是學習者與各種社會活動的關系網絡，學習者作為成員參與各類社團活動和言語社區，形成了不同性質的社會網絡圈，如兼職同事、球隊隊員、興趣小組成員、同住舍友等等，學習者是所有網絡圈的交集即核心。由于不同網絡圈中的成員與學習者親疏程度有別，其中與學習者聯絡緊密的成員共同構成了強聯系圈，也就是內圈，其他關系疏松的成員則退到外圈，形成弱聯系圈。

3．社會網絡評價標準

由于研究目的和視角差異，研究者對社會網絡評價標準也有不同側重。1）Boissevain（1974）社會網絡評價標準包括結構和互動兩個標準結構標準：社會網絡規模（網絡中的總人數）；（衡量個體與網絡成員發生潛在交際的尺度）。互動標準：關系的多重性（角色關系多樣性，涉及個體參與活動的領域）；互動的頻率和期間（體現了個體不同關系交往者的投入）。語言學習需要各類知識的支撐，因為語言是思想的載體，其表達的內容無所不包，涉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盡可能地熟悉那些相關的知識，學習者才能提高對語言的理解能力和表達能力（黃源深2007）。社會網絡的開放性和密度越大也就是網絡結構復雜度越高，學習者接觸的話題面更廣，獲得的各類知識也就越豐富。2）Campbell（2013）為了更加準確地評價學習者的社會網絡，在Boissevain的評價標準上補充了兩條標準：一是互動的語言，二是互動的渠道（媒介）以來華留學生為例，互動的語言有三種：漢語、英語和母語（非英語國家的留學生），互動的媒介有facebook、skype、twitter、QQ、微信等。3）Coleman（2013）離心率如前文所述，Coleman（2013）社會網絡同心圓模型中提出了離心率的概念，用以衡量學習者社會網絡從同胞網向本族語者網擴展的能力。4）胡哲（2012）從規模、中心度、緊密度、異質性以及連接強度等指標對來華留學生社會網絡進行評價胡哲（2012）的評價標準比較全面，基本上涵蓋和融合了前人研究評價標準的各個維度。

4．社會網絡發展的制約因素

學習者社會網絡建構和發展是一個復雜動態系統，受學習者內部因素、語言因素和外部因素等多種因素制約。1）學習者內部因素研究表明，學習者性別和性別認同（Whitworth2006）、性格（Dufon＆Churchill2006）、學習動機和對東道國的態度（attitude）（Isabelli－García2006）都是影響學習者社會網絡建構和擴展的因素。2）語言因素母語文化背景（集體主義或個人主義）與學習者社會網絡之間沒有因果關系，但目的語水平影響強聯系社會網絡的發展（D’Urso1997）。3）外部環境因素學校管理：學校位置、宿舍安排、混合編班、導師制。4）其他因素學習者國別化差異和留學時間長短。與亞洲學習者相比西方國家學習者與目的語本族語者的聯系更緊密。Hofstede（1980）的國家文化四維度模型之一的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對學習者交往模式上表現出的差異仍然具有較強解釋力。四、結語社會網絡分析為深入探討國際留學生跨文化適應、東道國社會融入度和目的語能力發展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觀測途徑，也為降低信息成本，擴大對外招生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而高校國際留學生教學管理部門從留學生的實際需求出發提供更多社會支持成為問題的關鍵。一方面，教學機構和教師為學習者搭建平臺，擴大社會網絡范圍，增加留學生與中國學生群體和中國社會廣泛接觸的機會，鼓勵留學生從單一文化圈進入多元文化圈。具體而言，可采用的方案有：招募中國學生志愿者與留學生混合編班，共同上課；為學習者搭建橋梁；指導學習者交友策略；根據學習者國別和興趣開展豐富多樣的社團活動等。另一方面，提高留學生社會網絡的質量，量是前提而質是關鍵，也就是在互動頻率、時間長度、網絡密度應有所改善，提高互動成效。

參考文獻：

［1］莊孔韶，方靜文．人類學關于社會網絡的研究［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2（5）：46－5

作者：徐虹 單位：廈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