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國外社會結構轉變歷程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王亞靜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中世紀早期封建等級體系下的教士階層

基督教早期神學家丟尼修在《天階序論》中提出了天使三級九等，即天階等級的概念。他認為，將天使分為不同等級是神實施有效統治和建立合理秩序的基礎，所以教會也應以天階等級為模板構建一個等級體制，以此來維系秩序，并且區分人的等級。他將天使等級體系劃分如下：丟尼修對等級概念的闡釋以及對相關神學理論的論述，使他受到后世神學家的關注，他的理論也被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教會學者們不斷致力于將等級體系運用于世俗社會，以建立穩固、有序、合理的社會體系。“大約在1000年時，法國瑯城的主教阿達爾貝倫在給法王的信中說，‘因為上帝家庭的三系認為屬于一體，所以有的人禱告，有的人保衛，其他的人勞動’。扎克•得•維特則更加具體形象地描述:僧侶是眼睛，因為他們看到并給予人們指示安全的道路;貴族是手臂，他們的責任是保護社會、實施正義并保衛國王;平民是人體的下部，他們的責任是支持并負擔政治機體的上層部分。”這一原本指教會內部組織結構的概念，被移植到世俗社會，并且最終框定了中世紀西歐社會的整體結構。世俗社會的等級化成為西歐封建社會基督教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封建體制形成伊始，教士與貴族階層間的緊密聯系是伴隨基督教深刻的封建化過程而形成的。中世紀早期，依據日耳曼人習慣法，教堂私有制盛行。采邑領地的領主可以在領地內修建教堂，并指派其封臣或親屬為主教進行管理。他們幫助建立的教會被認為是他們物質財富的一部分。“查理•馬特把大量的教會土地封建化用以資助他對薩拉森人的戰爭，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教士們日益卷入政府必須借以維持活動的體制。”

查理•馬特之后，王室不斷將大量土地賜封給教會，并給予其各項特權，使教會成長為大領主。“教會的土地占有權和世俗性，跟著時間的進展而給教會帶來了政治權力、優越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的資源以及那管理和控制社會的權力。”教會以其所掌握的社會權力和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受到世俗貴族的青睞。他們往往熱心于重建教會組織，或捐贈大量地產使其得以擴建。“貴族將土地捐贈給教區，他們則獲得神職作為回報。”

教士階層與封建領主間緊密的政治、經濟聯系，使教士深深地卷入了封建體系之中。“德意志大批資料表明，在封建時代，教會中最重要的職位，照例幾乎完全由貴族出身的人充任。只在中世紀后期，這項獨占性才開始被打破。”貴族往往擁有絕大多數的重要教職，高級神職人員往往接受大量的土地分封，以領主的身份成為封建統治階層的成員，或者受到世俗貴族的大量捐贈，二者形成政治聯盟。這一時期，教士的構成以貴族為主，“基督教在本質上發生了空前深刻的變化，它已成為軍事貴族的宗教，隨著這些軍事貴族成為基督徒，他們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必然也融入了基督教”。

中世紀早期，基督教實現了完全不同于羅馬時代的與日耳曼社會的融合，它進入封建體制的深層，用等級制框定西歐中世紀的整體社會結構時，也將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建筑于封建體制之上。僧侶階層置身封建關系中，獲得與世俗貴族同樣的社會權力和地位的同時，也承擔維護社會秩序和統治的義務。“基督教日益增長的一種重要職能，就是通過象征和禮儀使已經取得的實際權力合法化或規范化。”

僧侶階層對于等級制、社會權力理論的闡述，也是教士對自身合法性的定位過程。直至新興社會階層興起，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趨向日漸明晰，教士的自我定位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12世紀以后西歐社會結構的新特點

12世紀的西歐社會內部涌現出了新的經濟力量。為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增加其收益，領主階層試圖通過各種強制措施彌補勞動力的變化所帶來的損失。“地租制的迅速發展，是12世紀的一個特點。”新興的經營方式促進了莊園制度的解體。新興雇傭關系劇烈沖擊著以土地為主要載體的人身依附關系。自由勞動的興起成為農村社會結構變革的重要表現，有效地提高了生產效率。農民與領主建立租佃關系，更大程度地主動控制和安排土地經營，并保有大量的勞動產品。

同時，處女地的開墾使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不再拘囿于固定的土地上，而是具有流動性。“‘客籍民’自從12世紀初以后愈來愈多地出現了，他們……是尋找新土地耕種的移民。”農民階層得益于租稅的固定化，在物價上漲和生活費用提高的背景下，農民的收益得到了有效保護。依附關系減弱，伴隨雇傭勞動的出現而逐漸形成新的社會關系，農民的個體性日益增強，他們需要更大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富裕農民興起，他們得以逐漸積累財富，成為社會中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城市的興起代表著一種新的生產財富方式在封建體系內部日益活躍起來，商業和手工業成為脫離封建體系下的土地關系而獨立的行業。城市對于封建依附關系的排斥和對居民自由的維護，吸引了大量的莊園工匠和依附農民。他們進入城市，可以同其他的市民獲得同樣的法律地位。城市的市政管理以及商業經濟活動中，市民更大程度地享有人身自由，城市自治共同體的建立是西歐社會結構變化中最為顯著的環節。經濟活動的個體性在城市表現得最為明顯，工商業者獨立控制商業、手工業的經營，城市法律明確保護市民應享有的財產權利。市民對個體性經營和發展的要求開始與宗教法權相沖突，改變已有的宗教倫理已成為迫切需求。財富的增長和社會地位的提高使市民階層日益要求沖破封建體制的束縛，他們全面參與社會生活，成為新興王權的支持力量，在社會經濟、政治體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結構變動的特點之一是，經濟活動的個體性增強。新的經濟力量及經營方式日益要求有更大程度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人的個體性在經濟活動中更加凸顯。經濟活動的個體性在宗教領域的反映是信仰的個體性化，它以廣泛迎合平民信徒的通俗布道宣講和維護了基督的福音，使持不同觀點的人對傳統價值觀提出了質疑和挑戰，這種反映信仰個體性化的教會吸引了眾多的聽眾。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人將自身的社會經濟、政治要求融入對教義的理解當中。12世紀活躍的社會宗教運動則是這一過程的開端。

卡特里教派和韋爾多教派的發展與壯大都造就了大規模群眾性運動。教會主張清貧與大眾布道，不同社會階層的觀念反映在布道士的宣講內容中，布道士通過對社會現實的敏銳觀察，將對教義的闡釋引向新的發展方向。“教會為社會各階層制定了倫理行為規范，在12世紀末教會為適應社會需要而進行的布道特別以騎士、十字軍士兵、商人、家庭主婦和農民作為對象，是對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信仰的個體性化發展為教士階層的結構變化奠定了基礎。

社會結構變化中的教士階層

十三四世紀，大量富裕農民、城市手工業者進入教士階層。神職人員的構成開始由大量來自等級體系的下層信徒補充，這是社會經濟發展同社會結構變化的結果。一方面，富裕的下層信徒逐漸有能力承受充當神職人員所需的財產要求;另一方面，教會組織面臨社會結構的變化，試圖尋求新的社會支持。這一時期，神職人員的充任日益表現出與下層信徒的緊密聯系，貴族出身不再成為衡量選任教士資格的首要標準。富裕的下層信徒開始參與對修建寺院的資助，他們將加入教士行列視為進入上等階層的途徑，也是參與教士等級社會權力的途徑。同時，教士內部職務及薪俸的變化使教士更加廣泛地與社會各階層建立聯系，并使教士與世俗人之間的界限趨于模糊。

中世紀后期，教士群體的構成包括鄉紳、貴族、市民和農村人口，但各部分的確切比例尚不能確定。貴族對神職的獨占性已被打破，下層信徒可以憑借一定資產進入教會機構任職。“大部分教士來源于中等家庭，鄉村中的約曼和富裕農民，城鎮中富有的手工業者。擔任圣職的人需要繳納昂貴的費用，并且每年要有最低限額的財產公示，只有富裕者才能承受。擔任圣職的候選人需要保證經濟獨立和財產安全，并公示最低財產數額，大約是每年40先令。1387—1543年間大約14%的約克自由手工業者獲得神職。”

新出現的宗教派別開始吸收平民進入教會組織，“法蘭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從平民中補充神職人員。托缽僧在城市內建立了他們的寺院……他們使用方言布道，隨便在什么有人集聚的地方，在城市廣場上，在市場和市集上，甚至在鄉間十字路口都可以”。這一時期，教士社會身份發生變化的同時，教會內部職業結構也出現了新的特點，神職人員的流動性增大，表現出與世俗社會更加緊密的聯系。“1291—1535年間，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教區大部分教士無法獲得固定薪俸，因而不得不依靠臨時性收入。”

非薪俸神職逐漸增多，產生的結果之一是，牧師可以兼任其他教會機構中的臨時性神職，并接受短期俸祿。臨時性雇傭教士的增多刺激了已呈現新特點的教士職業結構的變更。兼職需要得到教皇特許，從約翰二十二世于1317年詔書起，無執照和任意的兼職將受到制止。

盡管如此，兼職現象仍然持續不斷。教區體系內，神職人員的需求量增大，教會機構以臨時性任職的形式招募教士。他們往往有更多的行動自由，那些希望進入大學研習，或者去朝圣的教士們被允許離開，在他們離任期間，教區則雇傭其他人來補充。教士可以通過兼任多處職務獲得更多收益。“紅衣主教奧尼鮑爾都•蓋塔尼(1350年)身兼數職，包括諾丁漢和白金漢郡的總執事，同時領取科林漢和費特沃斯(分別位于林肯和奇切斯特教區)的薪俸，一并任職于梅德斯通(肯特郡)和格林斯蒂德(蘇塞克斯郡)的教會機構，全部薪俸合為785馬克(折合為523英鎊，3先令，8便士)。”

在教區體系之外同樣存在著短期雇傭神職人員的情況，“材料表明。1350年之后，私人教職的雇傭現象大量增加，教區記錄顯示私人小教堂和禮拜堂同時普遍建立。”這些私人禮拜堂的建立者不僅包括貴族，也包括富有平民，很多城市行會等團體雇傭兼職神父兼任禮拜堂的職位。這些兼職神職人員的薪俸以世俗人的捐助為基礎，這在一定程度上使世俗人對任職教士的影響和控制增強。教士職位的流動性表明了教士階層已突破等級體系的隔絕性，與通俗布道的盛行相伴隨，教士受雇于世俗團體，反映出教士與社會各階層普遍的個體性聯系增強。教會內部職業結構的變化不僅表現在教士職業的流動性、受雇于私人機構等方面，同時，在教會機構中任職的世俗人數量也不斷增加。“從14世紀起，教會律師的職位由已婚世俗人擔任變得越來越普遍。”

他們并未取得神職，生活狀態上完全為世俗人，尼古拉將其列入教會職員的行列，他們服務于教會，領取報酬，教會工作已成為他們世俗工作的一部分。這一群體的出現，也是新興知識階層興起的結果。

神學不再占據知識教育的壟斷地位，世俗的教育內容被廣泛接受。教會與新興知識階層的合作也成為教會階層社會構成變化的一個表現，教士與世俗人間嚴格的界限已趨于模糊，世俗人可以不獲取神職而任職于教會機構。教會逐漸打破對教士嚴格的身份限制，以吸納廣泛的社會各階層的人員服務于教會。這是教會對社會結構變化的現實所作出的反應。基督教在西歐封建時代的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了極大的可塑性，教士對社會的敏銳觀察起到了先導作用。新階層的興起，及其對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全面參與，使教會無法繼續以森嚴的等級制社會體系和傳統的社會權力結構來確定自身的合法性，而是突破等級的界限，用普遍迎合民眾的宗教形式來贏得廣泛的支持。基督教成為中世紀西歐社會調整秩序的有力杠桿。作為社會中一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實體，教會通過自身的變革極大程度地促進了新力量在經濟、政治及思想領域的迅速發展，由此，中世紀西歐社會新興階層的影響才可能迅速蔓延至社會各個領域，社會宗教意識的新變化則成為其中一支重要的推動力量。

教士階層構成的演變與社會宗教意識的變化

教士階層的構成變化伴隨宗教思想表現出新的特點。中世紀早期，伴隨封建制度的確立而形成的宗教法權和宗教思想禁錮著人的個體性。十三四世紀社會經濟活動的個體性發展促使信仰的個體性要求日益強烈。不同社會階層在與代表封建等級社會體系的宗教法權對抗過程中，將自身對舊有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質疑與新的社會要求訴諸對教義的重新闡釋中。社會宗教運動并非是單純的教派分歧，而是反映了變化著的社會結構中新興力量的社會訴求。進入教士群體的新興階層成為新的社會宗教意識發展和傳播的有效力量，他們不斷完善對教義的闡釋，通過布道和大學的講授傳播給民眾，并得到強烈的反響。宗教意識的新變化來自于社會結構的變革，反之又將對重新框定社會結構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古典哲學的復興和自然科學的建立使人對自身有了科學的認識，這一認識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更加凸顯。新的思想趨勢與傳統信仰和教義間的矛盾是促使傳統宗教思想發生變化的動力，進入教士群體的新興階層，則是新思想發展和傳播的重要載體。12世紀的教會學校聚集了眾多研究神學和法律等領域的教士學者和修道士，大批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人進入他們組建的一些學術團體進行研習，例如著名的波隆那大學，“從一開始便成為偉大的法律研究的國際中心……那些在意大利城市的政府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律師和政府官員都到這里來接受教育”。

對宗教問題的討論激起了人們學習和研究的興趣，在激烈的學術辯論中，社會宗教運動發展起來，人們日益質疑宗教法權對社會活動的限制，主張重新思考人與上帝的關系，由外在的效仿基督的生活方式，轉變為尋找內在的上帝。阿伯拉爾將神學信仰與哲學的理性原則結合起來，為基督教思想的發展指明了新的方向。13世紀，大阿爾伯特對亞里士多德思想的全面介紹，為基督教理論的新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托馬斯•阿奎那成長于意大利貴族家庭，求學過程中加入了多米尼克修會。13世紀的多米尼克修會教士由大量平民補充，修會的的托缽僧們“致力于調和亞里士多德和基督，托馬斯•阿奎那及其同伴在完成這項工作上，做到了一切能夠做到的事”。阿奎那將理性植入信仰之中，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吸納了亞里士多德哲學中的諸多倫理元素，協調了宗教與哲學、理性與信仰的關系，并延伸出關于整合教會與國家的關系、框定政體形式、論述對法的基本觀點的一套理論體系。亞里士多德區分了人的精神存在與物質存在，由此，后世學者區分了精神與世俗，從而逐漸形成了更深刻的自我認識。14世紀杰出的大眾布道士陶勒出身于斯特拉斯堡一個富裕市民家庭，大阿爾伯特和艾克哈特的理論對其影響頗深。陶勒主張，人要認識存在于人本身中的上帝，就要充分地認識自我。他認為，人要效仿基督的貧窮，即應該按照上帝的精神生活。

他將貧窮解釋為精神的貧窮，這區別于與之相分離的物質貧窮。這一觀點否定放棄財產的必要性，迎合了市民階層的需求，使享受物質生活成為與個人救贖不相違背的原則而被廣泛接受。“在宗教觀念上，把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區分開，是人的自我認識不可少的一個過程，沒有這個過程，人文主義思想就很難被社會大眾所接受;沒有這個過程，自然科學和宗教就不可能在社會中共存;沒有這個過程，西歐社會制度的轉型就會受到極大的阻礙。”

教會學者對教義的新闡釋克服了傳統解釋對新興社會階層的束縛，并將宗教理論與社會現實結合起來。理性與宗教信仰的結合是經院哲學體系的重要環節，通過對理性的強調加深了人的自我認識。這是社會經濟活動個體性形成的結果，是對自我的深入理解，是民眾重新思考社會經濟、政治秩序的前提。進入教士群體的新興階層不斷發展和完善新的社會思想，逐漸形成成熟的理論體系并試圖重新框定西歐社會結構，最終于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中引起了社會的劇烈變革。

綜上所述，十三四世紀教士階層社會構成的變化是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教士已不再是構成單一的群體，“12世紀的大部分變化都適合于特權階層的口味，而13世紀則表現出更明顯的把信者視為一個整體的意識”。教會的發展日益與社會各階層建立廣泛聯系，而不是拘囿于嚴格的等級限制和與貴族的緊密聯系，宗教信仰逐漸反映人的社會生活和社會要求。教士階層構成的變化是第三等級興起的客觀結果，以教士群體的新成員為主要載體，新的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開始被教會所接納。新興階層以宗教的形式表達其社會要求，并被主流意識形態所接受。教義理論作為中世紀西歐社會的精神指導力量，其變更和完善對社會結構的重組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基督教作為中世紀西歐社會的塑造者之一，再次成為塑造社會結構的引領者。對新興社會階層的接受使教會開始以另一種方式關注世俗社會。面對社會結構的新變化，教會通過組織的變化及教義理論的更新，重新進行社會定位，并以新的形式繼續充當社會精神領袖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