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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鵬蔡永潔單位：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合肥工業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

公共生活

公共生活系指社會生活中那些具有“公共性”的部分，現代意義上的公共生活是國家誕生后才出現的，公共性反映了人們利益之間的“不可分割性”。換言之，公共生活就是客觀(有時也可以是主觀自覺的)上以“通過大家”(手段)并“為了大家”(目的)的一種生活樣態和生活領域。

1980年代城市廣場上的社會生活

1980年代，政府執政中心轉向經濟建設，過分集中的中央權力開始下放到地方；經濟體制調整，使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松動，為中國經濟帶來了活力。主流文化在否定“兩個凡是”和展開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實現了思想路線上的撥亂反正，并帶動了1980年代精英文化的崛起。

1)社會日常生活的概況

精英文化積極倡導人的主體性，個體價值的確認是這個時代的主線，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從禁欲主義轉變到現實主義，大膽追求現實的幸福與感性的快樂。當人的價值受到理性啟蒙之后被喚醒時，人們開始自覺地探索幸福生活的標準，中國人第一次有了近百年來真正屬于自己的、可以選擇、可以追求的日常生活。在日益寬松的政治環境和逐漸豐裕的物質生活中，大多數市民開始在日常生活中體驗生命的多姿多彩。

2)城市廣場上的日常生活

1980年代，隨著社會階層分異現象趨于深化，人們活動和交往的范圍也越來越大，超越了家庭、親屬、街坊鄰居和同事的范圍而擴展到整個社會。城市廣場開始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人們日常活動和交往的場所(圖1)。1980年代，中國的城市廣場上的日常生活行為大致可以分為兩類：日常休閑活動和日常消費活動。

相對于改革開放前，1980年代的人們開始注重生活的質量，日常生活中的休閑方式有了較大的增加，城市廣場開闊的空間也為一些新的休閑方式提供了合適的場所。除了傳統的散步、閑逛、納涼等之外，健身、娛樂等新型休閑方式也開始出現在城市廣場上。剛剛沖破了思想禁錮的人們對一切新事物都充滿了好奇，他們急不可待嘗試各種新生活的滋味，追求時尚是1980年代普遍的社會心理。隨著計劃經濟的松動，城市廣場對經濟活動吸引力的不斷增強。1980年代中期，城市廣場的商業和市場價值開始得到重視。為了進一步搞活經濟，方便人民群眾。1980年代，五一廣場逐漸成為長沙當時的商業中心；1985年6月20日，南昌市東湖區開設廣場夜市，隨行就市、當面議價。到了1980年代末期，城市廣場的經濟活動更加活躍，開始出現了展銷活動，廣告活動等。對于1980年代的人們來說，他們終于可以在工作之余，放下思想上的負擔，來到廣場這個城市的開放空間，感受空氣中彌漫的自由氣息。即使30年后的今天，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當時的那種樸實無華的生活，奇裝異服的時尚青年、孩子們在草坪上的追逐打鬧、集體練功的眾生、以及此起彼伏的叫賣聲等，相對于今天浮華的社會環境，那時的城市廣場顯得更真實、自然。

1990年代城市廣場上的社會生活

1990年代，我國的意識形態徹底擺脫了“左傾”思想的干擾，政治改革措施始終圍繞著經濟建設；市場經濟框架基本建立，經濟快速增長，1980年代生活物資短缺現象基本緩解，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大眾文化的興起成為當時中國文化領域的一大景觀，它打破了精英文化唯我獨尊的格局，文化成為人人都可以參與和分享的運動。

1城市廣場上日常生活的變革

1990年代，新的住宅小區改善了人們的居住環境，然而，陌生的鄰居取代了以往熟悉的街坊，封閉的單元式居住模式阻斷了人們之間的交往。與此同時，城市廣場迎來了史無前例的大發展，良好的廣場環境開始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隨著人們閑暇時間增加，人們在廣場上停留的時間大大增加。物質環境的改善讓人們愿意停留下來，引發進一步的活動，日漸完善的設施為人們的活動提供了支撐，從而使得廣場日常生活內容更加豐富：健身、交往、娛樂、休息活動等。人們在輕松的活動中，調節日趨緊張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景觀環境良好的城市廣場在1990逐漸成為城市形象的標志，政府部門也開始加強了對城市廣場的維護和管理，1980年代城市廣場上的商販、地攤和夜市被紛紛禁止，日常消費活動逐漸退出了城市廣場。

2文化生活的興起

1)社會文化生活的概況改革開放后，國民教育受到重視，我國開始強調并加大對教育的投入，社會的平均文化素質普遍提高。經過了1980年代的文化啟蒙，當大眾文化打破了精英文化獨霸天下的格局之后，文化突破過去特定的“文化圈層”進入了尋常百姓的生活。1990年代，文化生活逐漸成為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消費的支出逐年增長。

2)城市廣場上的文化生活隨著社會文化生活的日益豐富，具有開放性和公共性的城市廣場自然成為人們文化生活的重要場所(圖2)。1990年代初期，人們根據不同的愛好和需求，自發開展文化活動，他們從各自的興趣、愛好、需求出發，組成松散群體，表現出大眾文化的特點。隨著人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斷提高，廣場文化活動內容開始從簡單的娛樂躍進到涉獵科、教、文、衛、體等范圍。上海徐家匯五點一線的文化廣場，由戲曲、藝術、健康、體育、科技5個特色的廣場與一條“行街”組成，以多種文化藝術的形式，喜聞樂見的文化娛樂活動，引導著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

從上海的外灘音樂會，到北京的夏日文化廣場活動、重慶的“壩壩”故事會等，城市廣場的文化生活內容日漸豐富，廣場已成為城市文化的重要載體。馬爾庫塞(Marcuse)認為：“人的解放的根本標志和現實途徑，便是以藝術—文化為手段，對心理—本能壓抑的消除。”1990年代的廣場文化生活為公眾提供了平等共享文化資源的機會，市民由此獲得一種心靈的慰藉和精神上的享受，消解了社會轉型期給人們帶來的心理失衡，以及幾近封閉式生存環境給人們帶來的陌生感和孤寂。同時，廣場上的文化生活折射出一個城市的文化底蘊，展現了一個城市社會進步的時代特征。

21世紀初城市廣場上的社會生活

進入21世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形成了四位一體的現代化建設的格局，反映了中國當前社會政治發展的狀態和水平。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世紀之初的10年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中國進入了科學發展的階段，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成為了社會進步的最高目標。大眾媒介先進的傳播技術和形式，突破了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的壁壘，促進了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融合，凸顯了文化的公共性，構建了中國當代和諧共生的公共文化。

1城市廣場日常生活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里，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在享受科技帶來便利的同時卻發現人與人之間溫情正在消失，城市生活中的生存壓力導致了絕大多數人的亞健康狀態，人類的自然本性，正遭受著技術進步帶來的壓抑。21世紀初，人與人之間交往依然是城市廣場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體育健身活動成為城市廣場上日常生活的主流形式，他們在廣場的時間和空間上占據了絕對主導的地位。

新時期廣場日常生活的另一個變化就是日常經濟活動的回歸。曾經在1990年代被“驅逐”的個體商販又悄然出現在廣場的周邊，他們大多經營與廣場上行為活動相關的內容，很好地支持著廣場的各種活動。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許多城市的地下空間進入了有序開發的階段，越來越多的城市廣場的地下空間被重新綜合開發利用，或作為城市地下軌道交通的樞紐，或作為重要的消費場所。如成都的天府廣場、武漢魯巷廣場、合肥勝利廣場等采用了專業的開發模式、專業的商業運行方式，盡管是地下空間，但整個商業的規模、服務的內容都遠遠超過1980年代的廣場夜市。

2城市廣場文化生活的轉變

當代大眾傳媒的開放性、實時性和廣泛性，消解了文化傳播中的等級和差異，文化廣泛地滲透到人們的生活當中，當藝術和文化脫去了自身的神秘面紗，大眾便能夠去直接發現、感受現實生活的美，并通過審美的方式來滿足自己，提升自己的生活品味。“讓文化走進社區，貼近百姓，融入生活”，“社區文化應該是為過日子服務的那樣一種文化，或者說就是過日子的文化。”

這種指向日常生活的文化建設理念，也是我國當前基層文化建設中出現的一個令人矚目的動向。文化重心的下移，大眾作為文化主體的提升，將在新的層次上實現整個社會的文化與生活的一體化，創造出普通大眾新的審美生活和文化人生。文化活動由節慶化、儀式化向日常化、生活化轉換，是21世紀初城市廣場文化生活的一個重要的轉變。

3公共生活蓬勃興起

1)社會公共生活的概況2000多年的封建統治形成了一個以血緣倫理與宗法為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3)造就了“臣民”而非“公民”。在新中國成立后較長的一段時期內，強大的國家行政力量在社會生活各領域居于支配地位，形成國家與社會、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同構狀態。因此，無論是歷史傳統還是近代社會，中國民眾都不曾實際經歷過“公共生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眾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文化與價值觀轉型，同時也是生存方式或生存模式的重塑，其核心是“公民文化”及其價值觀，也就是希爾斯(Shils)所論及的“公民性”或林毓生先生所主張的“公共性格”或“公共精神”。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社會逐漸與政治國家分離而產生公民社會，并培育了契約精神，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開始分化。經過30年的建設，中國的市場經濟日臻完善，公民社會孕育了公共生活所需的公共精神，契約精神為公共生活提供運行機制，公共領域為公共生活提供了豐富的內容。21世紀，中國民眾面前出現了一個寬廣的“公共生活空間”。

2)城市廣場上的公共生活盧梭(Rousseau)曾經這樣理解公共生活，“正如宗教中的天國生活與塵世生活要協調起來，需要教堂生活這一介體一樣，基于私人利益而形成的市民社會的物質生活，要與基于普遍利益而形成的國家領域中的政治生活協調起來，也需要一個介體，這個介體生活形態就是公共生活。”

教堂是天國和塵世之間溝通的橋梁，城市公共空間自然成為政治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聯系的場所，它為公共生活創造了物質條件。

1990年代，中國城市廣場的大規模建設，為公共生活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圖3)。2001年7月13日晚，在北京中華世紀壇和天安門廣場，各界群眾共慶申奧成功；2004年6月27日，為支持建設綠色家園，創建國家環保模范城市，合肥人民廣場舉行萬人簽名活動；2008年5月21日晚8點，呼和浩特市民在新華廣場為汶川地震中受難的同胞獻上祝福和祈禱。2011年7月25日晚8點，溫州市民在世紀廣場，為7.23高鐵事故中遇難和受傷的乘客默哀。公共生活已經成為21世紀城市廣場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當代城市廣場為這種社會生活背后的公共精神提供了彰顯的環境與棲身之所。

結語

環境具有意義，物質要素和行為活動共同構成了環境的意義，行為活動往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21]。同樣的空間，由于不同的行為活動，所展現出的環境意義可能迥然不同，世界各地的游客以及他們的行為活動，使得中世紀建成的圣馬可廣場成為當代大眾旅游的象征。行為心理學家馬斯洛(Maslow)認為，人類的需求是分等級的，首先是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然后向更高的層次發展，高層次需求的滿足不會影響低層次需求的存在。社會整體需求層次的結構，同社會發展狀況緊密相關。如果說日常生活、文化生活是關系到個體生命的二重指向，那么公共生活就是關系到社會群體的另一個向度，它屬于人類社會生活中高層次的需求。因此，它只有當人們的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得到滿足，在社會環境成熟后，才會出現在城市的公共空間中，當然，它的出現也不會抹殺或者壓抑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國當代社會的轉型帶動了城市廣場的演變，伴隨著物質環境的變化，城市廣場的社會活動不斷催生著新的內容(圖4)。萬人集會的政治生活已逐漸從廣場退去，在過去的30年，中國城市廣場正從時期政治性空間向當代的人性場所轉變。進入21世紀，中國當代城市廣場形成了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公共生活多元共存的局面。這個來自歐洲城市文明的元素，在中國的土壤上盡管它與西方的傳統還有著明顯的差別，但它促進公共生活繁榮、促進社會融合的價值正逐漸得以體現，在它的環境意義中，人性的光輝正在閃耀。